一方水土一方人，聚焦藏族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梅卓无疑是独特的存在。她的小说全部取材于青海省藏族聚居地区深厚的民族地域文化及其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视、反思与坚实守望。一方面，悠久灿烂的藏文化始终是梅卓进入文学想象的桥梁，滋养着她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她的藏地故事也反哺着民族社会的文化情态，提升外界对雪域高原的精神认知。她以追溯与回顾的姿态不断地书写着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秉承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的真诚揭示与理性反思。系列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及《神授•魔岭记》就是她对民族文化真诚守望的具体体现。这三部长篇反映出梅卓个人历史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对藏文化未来出路的积极探寻，也因之表现出她的藏地历史书写逐步走向深化与转向。
一、藏族历史书写深化与转向的具体内涵
文学与历史在叙事的层面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可看作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和阐释。“那些以客观为准则的史学家们，在著述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主观的取舍和想象，被文本化表述出来的'历史'，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光芒。”①而文学作品往往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捕捉历史事件及过程中的真实细节，并能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进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填充与修补、批判与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开始重新将目光转移到历史叙事中来，有关藏族历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正是她深描地域民族历史的代表之作。从中我们发现，作者对藏族部族历史的理解不断深入，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一）题材内容的变化：由部落兴衰到民族史诗
《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皆取自梅卓熟悉的伊扎题材，二者同是书写藏民族内部部落历史变迁、兴衰遭际的代表作。之后的《神授•魔岭记》则变为格萨尔史诗题材重构，反映出梅卓本人创作视域的转移。在内容上颇有连贯性的《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依托深厚的民族文化，讲述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多年中，青海藏族部落间的斗争和更迭及其在反动政权压迫下的遭遇与反抗。“从最初的沉沦麻木到逐渐觉醒、从自相残杀到最终团结一致、为保卫家园而战的艰难历程，展现了藏族部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②，其间穿插有部落间权力欲望斗争的残酷现实、几代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细致勾勒出历史文化情态、民族心理结构的变迁历程。作者能够牢牢把握住藏民族历史命运的玄机，透视部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隐秘规律，使地域性、民族性与历史性成为这两部作品鲜亮的底色。所不同的是梅卓对地方历史书写的态度差异。《太阳部落》重在对青海藏族部落历史记忆的重述与反思，客观正视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子。《月亮营地》试图借用性别话语讲述部族历史，有意突显藏族女性在历史变革中的启蒙、唤醒作用，将女性话语编织进民族话语之中，女性与部落英雄豪杰共同推动民族主体的复兴与部落历史的重建。
梅卓始终沉浸于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性守护，不断打捞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提炼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逐渐将思索的焦点转向在藏族人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格萨尔史诗。为搜集写作素材，她深入青海果洛采访格萨尔神授艺人，并翻阅大量史料典籍。历经十年沉潜，梅卓终于在2019年携《神授•魔岭记》回归文坛。2020年，《神授•魔岭记》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是梅卓第二次走上骏马奖的领奖台③。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希望《神授•魔岭记》为青少年的阅读增添一扇了解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窗口，鼓励追求勇敢、善良、诚实等优秀品格，启发思考古老史诗对当下及未来的现实意义④由此，梅卓已完成由部落历史的回望性书写到藏民族共同记忆的格萨尔史诗“故事新编”的转向。她的可贵之处表现为对藏民族传统文化、现实人生、精神信仰的持久关注，在大力弘扬民族史诗正能量的同时积极联系当下的社会生态，治愈病态冷漠的心灵。
在藏民族的记忆清单中，格萨尔史诗享有“民族传记”的神圣地位。⑤藏族谚语说：“每个格萨尔说唱艺人心中都有一个格萨尔。”格萨尔史诗因其厚重绵长，有利于多种意义的生成，常被作为“民俗文化事象和民族民间文化精神的象征而赋予了诸多新的内涵”⑥，成为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基地。阿来的《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的《神授》、梅卓的《神授•魔岭记》皆可视作格萨尔史诗在当代的另类传承与延续。“作为中国当代藏族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梅卓在小说中传递了藏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体现出别样的文化延续感。
这种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转写'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下尤其富有意义⑦《神授•魔岭记》是梅卓重构格萨尔史诗（魔岭大战）、承续藏民族共同记忆的力作。作品中13岁藏族少年阿旺罗罗在“末法时代”历经无数磨难，遵循神谕指引，并在大师们的协助下打败亚尔康魔国国王路赞，最终成功戴上仲夏艺人帽，成为新一代神授圆光艺人。小说借史诗原型中的英雄人物格萨尔为创作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再创造，给予发生在现实当下的故事以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权，充分调动历史与现实对话的积极性，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和双关隐喻内涵。作者巧妙地将主人公阿旺罗罗的成长历练置于史诗传承之中，赋予其延续藏民族集体记忆的重任。小说伊始就将他推进一个“责任”里，“那就是要让格萨尔的英雄事迹世世代代传唱下去”⑧。依照草原上的风俗，男孩13岁就算成年，要自己拿主意，不再事事依赖父母，要学习煨桑祭祀神灵的仪式，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当遭遇红铜角野牛的疯狂进攻时，仲夏艺人嘎玛威色为保护格萨尔事业不受破坏和中断,将圆光镜塞到阿旺罗罗手上，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此产生，随即开启了少年前往阿尼玛卿、成长为神授艺人的奇幻之旅。少年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总是伴随着多重考验与锻炼，而“考验我们的总是我们不情愿的事情。但只有经得住考验，才能看到无量的光明”⑨。当阿旺罗罗知晓魔岭大战的导火索，想要借助习得的入镜法进入历史,阻止魔王抢妃，制止战争时，闸宝大师的一番教诲使少年明白了历史的真谛，那就是“历史不能改变，也没法改变，人们了解历史的目的，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向前”⑩。这表明梅卓对历史的理解与认知一直处于不断的更新与深化之中，故其写作由部落历史的讲述转向民族史诗的个性化重述。《神授•魔岭记》“不仅是艺术地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而是通过宏大的叙事，全面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情感立场，它不仅教化民众，而且强化他们内部的联系一一共同的先祖意识、归属感和历史连续感”⑪。因此，梅卓的“史诗'转型'写作，意味着突破传统又延续传统，为格萨尔史诗的作家叙事提供了新的样本，是蕴含传承的重铸与新生”⑫，是地域民族历史书写的典范。
（二）人物成长的变奏：个体爱欲到人神合一
“成长”是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因其“在路上”的状态最能体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将个体的生死爱欲、生命原始的爆发力融于部落民族历史的变迁之中，书写藏族部落的跌宕起伏，描摹部落英雄人物的成长。《神授•魔岭记》调用藏民族共有的史诗记忆与文化认同进行个性重述，在格萨尔史诗框架中灌注新内容，将少年“在路上”与格萨尔王魔岭大战的故事并行叙述，使二者达到精神世界的同构，最终完成人神合一的“成长”变奏。
男女间的爱欲纠葛是推动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情节发展的主要内驱力，正是人物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关系串联起整个小说的发生、发展。梅卓“用情欲的大网笼罩她的叙述，使所有的人物都陷溺在可怜的爱欲中不能自拔”⑬。《太阳部落》里的情感锁链有：索白与耶喜、桑丹卓玛、万马措，完德扎西与耶喜、措毛，桑丹卓玛与嘉措、洛桑达吉、索白，洛桑达吉与豕金、桑丹卓玛，雪玛与夏仲益西、才扎,阿莽与香萨，阿琼与嘎嘎。《月亮营地》里的情爱羁绊是阿•吉与甲桑、桑科，阿•格旺与尼罗、娜波，茜达与麦尔贡、云丹嘉措。当部落中的男性沉湎于个人恩怨、私情小爱，无法担当起民族重任时，女性就从幕后走向台前，起到唤醒颓废混沌、麻木不仁的男性的重要作用，让“沉睡的雄狮”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释放出灵魂深处的生命潜能，从而在藏民族历史的洪流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梅卓用大量的男女情爱填补了民族历史中女性的缺席，还原了女性的历史处境。”⑭她们虽身处边缘地带，仍旧不忘用自己的力量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的共同点在于将男女情爱与民族大义并置，赋予文本热气腾腾的生命质感。而男性的成长需在女性情感机制的调用与鼓励下方获觉醒，最终完成重振部族的使命。这是“生死爱欲与民族历史的相互阐释、相互升华”，小说通过“浪漫的爱情幻想推动民族寓言，把生命的激情欲望融入抵抗霸权的政治批判，从而使文化反抗的沉重主题变得充满人性的活力与弹性”⑮。
在《神授•魔岭记》中，梅卓将主人公阿旺罗罗的成长寄托在藏民族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守护之中。关于少年的成长叙事与格萨尔王的除魔之旅相依相伴、互为映射，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镜像关系。阿旺罗罗成长道路上每一次的精进都与格萨尔王强大的精神指引紧密相连。格萨尔王是正义的化身，是藏民族精神的人格化体现。他斩妖除魔、镇压强梁、救济弱小、善事利他、慈悲为怀；他是引渡众生的上师、降伏敌人的英雄、保佑百姓的君王；他是“无所依靠者的保护人，迷路人的向导，汪洋渡海人的船舶，过河人的桥，遇险者的庇护殿堂，黑暗中人的明灯，流浪者的收容所，以及所有求助者随侍在侧的仆人”⑯。格萨尔王身上的优秀品质在13岁少年身上得到良好的体现与呼应。阿旺罗罗拥有许多善良美好的品性，如为使老奶奶达成心愿，独自一人在寒冷的夜晚寻找白唇鹿，并拿到所需要的鹿茸；在阿尼玛卿碰到饥肠辘辘的转山信徒，主动将兰顿大师给他的珍贵香气⑰与班玛曲珍、德央梅朵、布群昂加分享；在格萨尔赛马称王地看见被冰雹冻住的金座时，因担心瘦弱的布群昂加耐不住冰冷的侵袭冻坏身体，自告奋勇用自己的体温去焙化冰冻的金座。这一系列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间接使得金座融化。这种一心渴望求得格萨尔故事的执着精神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能量，正如闸宝大师所言：“这种能量能传达信息，感动能够帮助你的人，你才有运气获得兰顿大师的香气，而这香气不但帮助了布群昂加，也帮助你有机缘接触格萨尔的金座，同时，冰雹看上去是障碍,但却帮助你看到了铜镜里的景象。”⑱与其说是格萨尔选择了他，不如说是他对格萨尔浓厚的爱让他能够不惧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使命。阿旺罗罗原本有机会请阿达拉姆王妃关闭魔戒开关并躲开与魔王的正面冲突，然而他放弃了。想到百姓即将遭到魔王的伤害，阿旺罗罗毅然决然地选择与魔王正面迎战，不幸的是，在与魔王的打斗中，阿旺罗罗的眼睛受到魔王腰间毒蛇喷射出的毒液的侵袭而失明。为救保护神扎拉，阿旺罗罗需要亲手为其修一座白塔为扎拉聚魂，这件事必须由他独自完成，每一块石头都要经过他的手和祈祷。前三次他都失败了，第四次他终于克服心浮气躁、只求形式的缺点，努力将自己平和的气息传达给每一块石头，念诵吉祥的话语和六字箴言，总算救回了扎拉。阿旺罗罗是真善美人格的化身，他有责任心、同情弱小、诚实善良、能够舍己为人，且拥有少年的聪慧与无畏的勇气，不怕困难、敢于承担、执着坚持，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热爱格萨尔史诗传承事业的赤子之心。正如小说的题记所言“若无人类神灵佑助谁？若无神助怎能成人事？若要随心两者需相依”，梅卓选择这句藏族谚语来作为故事的题记,必是意有所指。无论是神的世界，还是魔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人的世界。⑲人类历史是人与神共同创作造的，人神关系决定了人类的发展进程和幸福指数。小说具有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有意在人、神、魔之间建构起新的对话，展现人性的多重面向。
（三）叙事策略的深化：神秘魔幻质素的延续与体系化
作为地球的第三极，西藏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民族地域特色，构成了此地许多令人无法解释的神秘意象，这种特有的神秘则成为西藏作家们笔下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魔幻”（magic）一词源自西方，有魔术的、神奇的、突变的、不可思议的和出乎意料的等意义。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文坛上曾激荡起强烈的反响，这可视作对小说这一文类形式的探索，对中国当代小说诗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⑳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当未经合理消化与吸收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书写遭到广泛滥用时，西藏便成为“他者”眼中“想象性的存在”。因讲述方式的怪诞，大众总是带着猎奇心理阅读西藏，这导致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妖魔化与符号化。谈起西藏，大多数人脑中首先想到的都是神神鬼鬼的符咒禁忌、荒诞离奇的“藏地密码”。为有效遏制过于神魔化的西藏，之后的藏族作家如央珍、阿来、次仁罗布等以客观、理性的视角，让藏地故事“祛魅”，还原“真实西藏”的本质状态。由此，来自西方理论界的“魔幻”之风被重新审视，作家们反复咀嚼探究，努力将其内化为一种艺术手段，并渐渐生长出与藏地奇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风俗禁忌相糅合的“藏式魔幻现实主义”。梅卓的小说正是这样的存在物，其作品的神秘与魔幻质素完美地熔铸于地方性知识中，即和部落历史、异域情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间习俗、伦理道德、民族文化心理相关联，是一种天然的“在地化”写作。以她的长篇小说为例，《太阳部落》中的神秘、魔幻要素较为分散，如：象征千户城堡权力的太阳石戒指，隐秘山洞里岩壁上会说话的“母亲的眼睛”，露珠形的蓝色玛瑙，索白打猎时捡到的多长一根小指的女婴安，这些小细节属于烘托环境、渲染气氛的部分。
《月亮部落》里这种神魔因子不断增多、增强，有时成为推进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尼罗死后灵魂附身在一头白尾耗牛上，且不断地游走在情人与儿女之间，通过灵魂对话传达尘世未了的羁绊与牵挂；背在乔身上的妹妹的骨骸时常发出嚓嚓响声；原本属于甲桑的白银戒指却意外出现在被其误杀的妹妹阿•玛姜身上，以及部族所有人遭遇“魇”㉑。这些神秘、魔幻、怪诞的事件勾连起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成为部落故事推进必不可少的环节，并带有鲜明的宿命轮回隐喻，惩戒教化意味变浓。
《神授•魔岭记》继续延展神魔属性，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作者试图“借鉴并突破藏族传统文学'万物有灵''人神同构'的想象空间和单线叙事模式，将民族神性思维方法和历史传奇叙事或圆形叙事模式与现代寓言、散点透视、意识流、内心独白、回忆闪念、梦境书写、联想、幻象、隐喻、象征等等现代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结合，构成新的魔幻现实或非虚构传奇以及多重奏结构形态，营造出神秘莫测，如真似幻，变化多端的文学艺术境界，传达出鲜活而灵动的艺术美感”㉒。小说精心设置三个板块，分别是阿旺罗罗“在路上”的成长故事，格萨尔大王救妃降魔的故事，北国魔王路赞不断阻碍、破坏史诗传承事业的故事，这三条线索有主有辅、相互交织、共同推进。作者使用“大事件”套“小事件”的手法，显示出她在叙事结构上的超高技艺。小说打破梦境、虚幻和现实之间的壁垒，建构出全新的史诗空间。这里有凡人、英雄、神灵、飞禽走兽的种种遭遇，作者巧妙地将人生悲喜剧编入并行时空中同声演绎，拓展出博大而复杂的史诗容量。作品题材宏大、情节曲折、场面多变，人物形象生动，堪称东方的《魔戒》、中国的《哈利•波特》㉓。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族史诗题材的约束，《神授•魔岭记》自带奇幻特质，阿旺罗罗随时可以穿越回神话传说的过去，并与格萨尔王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小说打破了动物与人类的界限，宝马通识人性，雄鹿懂得奉献，金雕知道救人，乌鸦擅长言辞；小说还有意破除现实与虚幻的阻隔，盗猎者的杀戮、登山者的遇难都与修行者的居所、国王的花园相衔接，犹如一幅色彩明丽、内容丰富的画卷。细究其神魔系统，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神力法器系列——森伦箭、松耳石奶桶、姜喝贝嘎魔杖、圆光镜、九股如意能断神剑、阿达拉姆魔戒、白海螺、护身符；神山圣水系列一一阿尼玛卿神山、措琼诺日依则圣湖、药佛泉；神奇动物系列一一红铜角野牛、白唇鹿、乌鸦、战马、龙畜、金雕；通灵人物系列——保护神扎拉、兰顿大师、闸宝大师、康珠玛（空行女）、闭关女、班玛江达（瑜伽士）。小说中还有诸多魔幻离奇的情节，诸如保护神扎拉将三样法器变小，通过耳道顺利放入阿旺罗罗的脑袋里；兰顿大师用指甲划开阿旺罗罗的肚皮，把“英雄诞生的三个故事”装到阿旺罗罗的肚子里；阿旺罗罗饥饿难耐时，靠着吸食兰顿大师山洞里的香气维持生命；等等。正如评论家所言:“这部长篇小说在没有背离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审美价值的前提下，着力凸现某种带有鲜明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浪漫气质，尤其是将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被弱化和忽视的神异传统，在新的文学条件下进行了富有远见和创意的文学书写，丰富了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风神意态㉔。
（四）历史与当下：“末法时代"的现实隐喻与生态民族文化
格萨尔史诗是一部流动的活态史诗，这种活态本身就是对我们固有认知现实世界的成功消解。史诗的魅力在于超越人的想象，连接过去和当下，继而又指向并不明确的将来。梅卓运用格萨尔史诗中的魔岭大战为读者讲述遥远的藏族传说，绝不仅是为了保存藏民族的历史记忆那般简单，更大程度上，其中寄寓着作者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思考，尤其是对“末法时代”人性之恶的深沉担忧。在整个藏民族价值体系和神灵信仰中，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它们和人类共同享有平等的地位。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使现代人的内心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日趋紧张。为了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可以毫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其征服欲已达到爆棚的程度。面对自然界，人类总是抱有挑战的心理，盲目以自我为中心，表现为一种受工具理性和科学至上观念影响的居高临下态度，缺乏应有的平和与谦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普遍对自然界中的万物有一种敬畏心理，他们始终坚信“万物有灵”，其日常生活总与图腾崇拜、祭祀典礼、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他们天然地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迟早会激怒众神，引发人类社会的动乱与灾难。《神授•魔岭记》所述的“末法时代”，神灵已经远离我们，世道不能令人满意，到处是抱怨与哀叹，如：“山川失衡，水旱不调、五谷不熟，六道轮回、浮云聚散，正法难遇、邪师横行，众生心性尽染、不备资粮，那时法度衰微、魔王再来……五浊恶世佛法衰败之时，整个世间都处于非常黑暗迷乱的状态，天灾人祸、妖魔横行。”㉕这种原始氏族的神话思维带有隐晦劝解人类收敛贪欲、修习道德以免堕入魔道的警示功能。文中还将人心的“恶之花”比作中了“魔障”，连带自然界也遭受“惩罚”，那时“雪山消融，圣水枯竭，两岸失去滋养，动物失去家园，人类强烈的欲望蒙蔽了智慧，贪婪、嗔恨、痴惑、傲慢，导致各种冲突，扰乱了宇宙秩序，破坏了自然法则，人们失去上天的护佑，使得魔鬼出世成为可能，妖魔鬼怪全都伺机而动”㉖。又如：“那里的人们各怀异心、奸诈阴险，他们用心邪恶、睚眦必报，在利益和权力的巅峰任性地挥舞着冷酷无情的利刃，随心所欲刺向无助的子民。”㉗这段对魔界中人的描述不正是现实社会人性阴暗面的如实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黑暗时代，都是那些良知泯灭、魔性张扬、理性丧失、人欲泛滥的时期”㉘。科学技术促使人类社会取得日新月异的突破与进展，使人类具有超越自然的强大能力，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滥用、无度索取造成自然界难以愈合的伤痛。“目前的世界依然存在很多矛盾与争端，伤害众生的恐怖活动越来越多，有的地区甚至处在战争的边缘。”㉙
“藏族史诗《格萨尔》体现了重要的生态伦理思想，里面多次提到山神崇拜，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展示了古代藏族丰富的山林生态文化，对神山的畏惧与膜拜心理有效地保护了藏区的山林生态，对神湖的崇拜逐渐演变成为古代藏族维持水生态平衡的自觉行为。”㉚
“依照莫斯科维奇的观念将面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当作一种生态主义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一时期民族作家的写作称之为'生态民族文化写作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抛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又看到了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道德滑坡、人际隔阂等负面因素，这迫使他们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在民族民间生活中寻找一种抵制的途径。”㉛
梅卓的《神授•魔岭记》正是借助格萨尔史诗传达出的生态环保理念与作家个性化叙事相融合后产生的“新文本”，进而形成正向的价值引导，以此来回应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文本时常流露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绿色环保理念。小说格外强调藏族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给予和施舍，而是互相作用、互相成就。比如，对修行者与神山之关系的言说：“阿尼玛卿神山给修行者加持力，同时呢，得道的大德们的修行也会给神山加持力，神山获得的加持力越多，它能赐予修行者的加持力就越多，形成一个能量的循环㉜阿尼玛卿山在史诗中是雄狮大王格萨尔的寄魂山。在藏人的传统信仰中，灵魂可以轮回转世，格萨尔大王把灵魂寄存在阿尼玛卿山，表明神山的恒久存在。他每次出征之前都要去祭祀山神，阿尼玛卿作为战神也保佑着格萨尔，让他的灵魂永久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史诗中的这种“寄魂”明确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山水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崇敬与爱戴之情，山川、湖泊都被人为赋予神的属性，具有神的灵魂与意志；人类若是任意砍伐树木、污染水源、滥杀动物，就会惹怒神灵、失去庇佑。小说中随处可见此类担忧与不满，具体可归结为三点。（1）为金钱利益破坏草原生态，无情猎杀藏羚羊。“山里的虫草都挖光了，外乡人一大批一大批地来，带着小铲子，拉家带口，就像乌云一般。山坡上的草皮都翻了个遍，虫草也不长了，蘑菇也不长了。如今虫草价格高，人们都愿意做这个生意。……今年气候干燥，一滴雨水都没下，草质不好，牛羊都掉了膘……”㉝猎人利用藏羚羊群爱走老路的特点，等在它们取水的路上捕获它们。“那些魔鬼只要藏羚羊的皮，剥了皮就把尸体扔下”㉞，别的动物喝了下过药的水又会中毒死亡。（2）暴躁易怒，不尊重生命；为获取财富，人与人关系紧张，造成流血冲突。丹德尼玛的儿子在城里朗玛歌舞厅唱歌时，为争谁的歌唱得好听，把人家肚子戳了个洞。“因为虫草的事，我们村里和外乡人起了冲突，打了起来，阿爸的腿给打折了，骨头都露出来，血流了很多……”㉟此外，诸如耗牛被挖虫草的外乡人偷走这样的盗窃事件亦时有发生。作者痛斥“当代社会中物欲横流、锚铢必较、丧失信仰”㊱的丑恶现象。（3）盲目自大，缺少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登山队员在攀登阿尼玛卿雪山时遭遇雪崩、命悬一线，获救后仍表露出“要征服大自然”“神山也要征服”㊲的愿望，其妄自尊大的任性本质显露无遗。面对藏民族传统信仰的逐渐下滑、价值体系的日益崩塌，作家有意选取格萨尔神圣事业，以“召唤”出掩藏于民族心灵深处的共同信念，一齐抵抗现代性中物欲横流、丧失诚信的弊病。梅卓欲通过魔幻本身具备的劝慰、震慑作用使人们有所收敛、一心向善，显示出她敢于痛斥当下不正之风、正面回应社会性议题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二、藏族历史书写深化与转向的必然性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日益走向成熟。梅卓的长篇是其中的佼佼者，作品显示出作家族裔身份的自觉与地域民族意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使梅卓在藏族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细究梅卓的藏族历史书写，我们发现《太阳部落》（1995）、《月亮营地》（1997）、《神授•魔岭记》（2019）这三部小说呈现出反思一重建一弘扬的态度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作家的这种情感态度的转变呢？
第一，自觉的民族意识及对藏族历史文化的真诚守望，促使梅卓的历史书写走向深化与转变。“梅卓的整个创作热情都汇聚于她对藏族历史的追溯和现实精神世界的探讨中，不需介绍，她书写的人物都是藏族同胞，不需明言，她小说的背景都是藏族的文化和历史。”㊳《太阳部落》揭示出部族间的内斗与仇杀是造成部落力量瓦解、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小说结尾阿琼拿着象征部落希望的太阳石戒指去衮哇塘找嘉措的行为，表明作者对民族未来出路的持续追问。《月亮营地》反映私仇恩怨对本民族生命力的腐蚀与侵害，突出藏族女性弥合部落历史积怨的特殊作用，各部落唯有团结一致，才有可能完成复兴的重任。“作为热衷于本民族历史叙述的作家，梅卓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她的创作带有浓烈的地域色彩，更重要的是她以寻找民族文化记忆的根来切入藏文化、建构藏地形象，并以女性及边缘立场进行民族历史反思，即民族历史的浪漫化女性书写。”㊴作者力图超越历史现象的浅显表层，深入民族心理内部，重建藏民族主体的精神气质。新作《神授•魔岭记》是作者怀着对民族历史文化强烈的自豪感，有意借助藏文化之魂——格萨尔史诗解决当下社会人性问题的诚意之作。经过多年的摸索，梅卓“不再满足于对地域文化的抒写甚至批判，而是有意识地回归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挖掘民族传统的神话传说、民俗事项及其背后的深层无意识，从而呈现为民族文化写作。……有意识挖掘民族文化、展示民族文化、凸显民族传统的当代价值”㊵。
第二，格萨尔史诗本身具备无与伦比的魅力与当代价值。作为藏民族早期历史的见证、承载民族共同记忆的容器，“《格萨尔》史诗包含了雪域民族本土文化的基本内核,凝聚着无数的民间智慧……是这方水土养育出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历史、宗教和自然等等的集大成，是一部雪域文化的百科全书”㊶。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格萨尔的故事不断被复述与演绎，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中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史诗的言说是“以'溯时间之流而上'的方式来为民族立传”㊷，它于时空交织中呈现历史经纬的血脉相依、民族精神的典型气韵，是“民间诗歌的汇集，是集体记忆、母语表达、本土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是诗的节奏与歌的旋律的结合”㊸。它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源自藏民族祖先所共有的遗传因子及本民族内部极高的文化心理认同，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逐渐聚集，使格萨尔史诗获得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格萨尔史诗承袭的是另一种来自民间的历史叙述。在一代代民间艺人永不间断的口头传唱中，格萨尔的故事情节愈加精彩连贯，人物形象愈加立体。这是祖祖辈辈的记忆传承，它记录着部落族群原初的发生发展、迁徙演变，承载着藏民族的精神变革历程，留存着藏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惯性、文化认同等重要印迹。史诗中保留了大量的藏族民间风俗、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可以说是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晶。它能让我们超越狭隘的文化视野，去了解未知的世界。梅卓在获奖自述中也表达过对格萨尔史诗的倾慕之情，她说：
我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关注《格萨尔》说唱艺人，在长期深入牧场草原、探寻艺人生活的过程中，常常为他们口若悬河的说唱所折服，他们才华横溢、阅历丰富，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民间诗人。他们是《格萨尔王传》之所以成为唯一“活态”史诗的重要保证。如何以文学的形式为这样的艺人服务，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热情地讴歌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探索与描述他们的成长道路，是我一直耗费心力去思考的问题。㊹
由此，如何讲好史诗故事就成为作者不断思索、努力追逐的艺术目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优秀作家的创作自律与责任担当。
第三，作者自身对民族历史理解的深入和艺术技巧的提升。梅卓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藏民族历史命运的“玄机”，对部族间互相倾轧的历史，她的态度是客观审慎的；对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播，她是充满自信的；她始终坚信藏族文化会继续存在并走向世界。在有关史诗的历史记忆中，梅卓融入了很多人类的整体价值、精神信仰，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追溯来寻找当代文化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这可看作梅卓历史观念的当下延伸。正是基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不间断的思索与体认，其作品透露出严峻幽邃的历史感。她试图开拓个人的写作视域，由青海藏族部落历史变迁的回望性书写转向对体现藏民族共同记忆的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这是其创作日趋成熟的标志，反映出她在题材选取上的广阔宏大与思想内容上的深厚驳杂。与此前的两部作品相比，《神授•魔岭记》的写作难度和思想含量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而作者却能把思想和艺术从深层完整地“化开”，这种“融为一体”的艺术表达是很考验其实力的。
毫无疑问，梅卓对藏族历史书写的深化与转向是成功的，可供后来者借鉴。梅卓出色地将藏族民间文学和神话资源引入文本创作，在重述藏民族史诗的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艺术表达路径，拓展了藏民族历史阐释与书写的可能向度。她那出神入化的魔幻手段，使其能自由翱翔于现实世界之外，并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文学奇幻家园，给读者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此外，梅卓对现实议题的关注，又使其超越了女性叙事与特定民族叙事的狭窄天地，呈现出更为宽广的文学视域和人文立场。
小 结
由上可知，梅卓以自觉的民族意识、深沉厚重的历史情怀、诗性典雅的艺术风格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述青海藏族部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心理，为当代文坛筑就了一道绝美独特的风景线。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是她深描地域民族历史的代表之作，充分展现了她对藏族传统文化、精神信仰、现实人生的持久关注与真诚守望。从中我们发现，她的历史观念是不断更新的，创作视域是日渐开阔的，思想内涵是愈加厚重的，这些都造成其藏族历史书写的深化与转向。在题材选择上，她由部落历史的执着讲述转向民族史诗的个性化重述，对人物“成长”主题的处理也更加得心应手。《太阳部落》与《月亮营地》的共性在于将个体的生死爱欲、情感纠葛与民族部落大义并置熔铸于历史起伏变迁之中，揭示藏民族历史的“隐痛”与“痼疾”；让女性走到舞台中央，继而唤醒男性英雄人物的“成长”。《神授•魔岭记》则充分调用藏民族所共有的史诗记忆与文化认同进行重新讲述，在格萨尔史诗框架之中灌注新的内容，将少年的“在路上”与格萨尔王在魔岭大战中的故事并行叙述，使二者达到精神世界的同构，最终完成人神合一的“成长”变奏。在叙事策略上，作者也是勇于挑战魔幻创作实验，大胆尝试全新的叙事手法。不同于猎奇式的“藏地密码”，梅卓小说中的神魔、奇幻质素完美地融合进地方性知识，并得到很好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新近出版的《神授•魔岭记》，可谓自成一体的魔幻系统，使读者对藏族的神、佛体系有了较为细致、完整的认识。面对本民族传统信仰的遗失、价值体系的崩坏，作者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自觉选取格萨尔史诗传承的神圣事业来调动掩藏在藏民族心灵深处的共有信念，一同抵抗物欲横流、诚信丧失、道德衰退的现代性危机。她试图借助魔幻叙事的神秘感、仪式感教人们真诚信服。作者意在通过生态民族化写作烛照当下生活的诸多议题，起到警示与教化世人的作用，进而发掘出人性良善的种子，为藏族文学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对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使梅卓在藏族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具有特别的位置，深究其书写转型的必然性，有利于我们了解作家文学道路的生成途径。首先，自觉的民族意识及对藏族历史文化的真诚守望，加速了梅卓藏族历史书写的深化与转向；其次，格萨尔史诗本身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魅力与当代价值吸引了梅卓的创作视线；最后，作者自身对民族历史理解的深入和艺术技巧的提升，赋予了她超越固有女性性别叙事和特定民族叙事的狭窄天地的能力，使她在重述藏民族史诗时具备过硬的实力，最终助她在文学创作上找到真正的自我，逐渐摸索出一条通向成功的坦途。
注释：
1.唐卉：《希腊神话历史探晴：神、英雄与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页
2.胡芳：《〈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梅卓小说之民族文化寻根》，《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3.1997年《太阳部落》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4.梅卓：《梅卓获奖感言“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之于我》，《青海湖》2020年第10期.
5.汪荣：《史诗的重构与返乡的书写——论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
6.丹珍草：《女性叙事•个人话语•集体记忆——以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7.卓玛：《骏马的品相——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印象》，《青海湖》2020年第10期.
8.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9.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0.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
11.朝戈金、冯文开：《史诗认同功能论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12.丹珍草：《女性叙事•个人话语•集体记忆——以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3.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4.蔺一佳：《20世纪末中国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化寻根的话语表述——以藏族女作家为例》，《西藏文学》2016年第6期.
15.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6.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页.
17.一种修行者修炼成的香气，闻了以后就不觉得饿了.
18.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7-98页.
19.丹珍草：《从口头传说到小说文本——小说〈格萨尔王〉的个性化“重述”》，《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0.郑靖茹：《“西藏新小说"的兴起与终结》，《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21.指部落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缺乏团结之际，某天清晨，人们对望着彼此熟悉的面孔，却怎么也叫不出对方的名字，甚至连其绰号都忘记.
22.贾剑秋：《现代视域中的文化冲突与多民族书写——论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两个维度》，《民族学刊》2016年第1期。
23.见《神授•魔岭记》腰封推荐语.
24.作家、评论家马钧语，见《〈神授•魔岭记〉：一部藏族精神文化的认证和授权之作》，《青海日报》2019年12月27日。
25.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226页.
26.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7页.
27.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2页.
28.丹珍草：《从口头传说到小说文本——小说〈格萨尔王〉的个性化“重述"》，《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9.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页.
30.曾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地方性知识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31.傅钱余：《地域•民族•野性——探寻现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百年轨迹》，《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32.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页.
33.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34.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页.
35.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36.吴世奇：《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地方性知识探究——以藏族作家梅卓为例》，《西藏研究》2019年第1期
37.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3页.
38.贺仲明、李伟：《民族身分的自觉与地域诗性的探寻——梅卓小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39.沈茂华：《论梅卓小说的藏文化书写》，《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
40.傅钱余：《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小说文化表述的三次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1.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8页.
4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截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43.丹珍草：《女性叙事•个人话语•集体记忆——以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44.梅卓：《梅卓获奖感言“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之于我》，《青海湖》2020年第10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党文静，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