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回归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话题，特别是在以“民族性”“地域性”为主要辨识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对地域性的彰显有机融合，创作出既富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事实上，“地域性”作为现实主义的主要元素之一，长期以来已经在众多的地域文学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如果要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选择一个 “地域性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个案，甘肃甘南的部分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无疑是比较适切的样本之一。
甘南位于甘肃西南部，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有内地通往藏区的“门户”之称，区域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六十多万人，有藏汉回等多个民族，主体民族是藏族。区域内农村与牧区并存，农耕、游牧与城镇等多种生活方式交融。它的“地域”面积的广大，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多姿多彩，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都使它具备了饱满的文学地理学元素，充沛的地域文化活力和宏阔、纵深的文学叙事空间。无论从区域空间体量和自然地理特质，还是从地域文化的容量来看，类似甘南这样大小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解剖、言说“地域性”的比较理想的标本。
一、地域性的多种样态与文学表述的无限可能性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地域性”做一些文学实践层面的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现实主义”的各种层面和样态，所谓“地域性”也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参照指标，在文学创作中它往往表现为各种分散的地域元素，其中有些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地理、自然、历史、传统以及物态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则是变动不居的，比如人的观念、习性、日常的精神生活甚至包括民俗等，而后者更为广大，更为丰富多彩。“地域性”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嬗变，尤其在当代，它更成为一个流变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空间的迁徙、文化背景的变化密切关联。
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有自己的文化资源，地域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地域性”。事实上，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地域文化的使命，接受关于“地域性”的种种规约，创作了大量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作品，并由此构成一个“地域文学”的符号集群景观。但是也有不少诗人、作家却不喜欢读者或评论家给自己贴上地域性的标签，对“地域性”有个人化的理解。还有一种情形是，我们在一些诗人、作家的作品里读不到我们所期待的关于地域性想象的东西，他们的写作基本不指涉他所在地域的显而易见的自然和人文符号，我们用现成的关于“地域性”的阐释模式去解读其作品的努力也会变得无效。这后两种情形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地域性”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方式及其形态。
应该看到，“地域性”写作并没有什么可以套用的写作模式，除了那些固态的地域文化，对于活态的地域性，不同的写作者应该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地域性”就是他（她）在当地发现并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笔下，地域性可能呈现为形态各异的各种现象、各种事物、各种形象。
一般地，“地域性”在文学作品中通常呈现为三种主要的样态：大众熟悉的地域文化符号的各种个人化审美形式；对地域性的独到“发现”：即在大众熟悉的地域文化符号之中所发现的陌生化的东西，呈现为一种新的美学元素或特色的审美经验；由地域性的一般生活事项以及内在经验转化而生成的、可以升华为与“人类”普遍经验相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三种样态的写作分别称之为地域性的再现、再造、超越。当然，文学中也不乏从文本到地域的反向指涉的特殊例子，在此暂不列入我们的话题之内。
事实上，不断自我突破几乎是所有地域性写作的诗人、作家的共同追求。而只有不断实现对地域性的超越，自我突破才有可能，也才可以实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境界。无疑，也只有先是地域的，才能是世界的。
二、甘南藏族作家地域性写作的实践与探索
新世纪以来，在地域性书写方面，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领域，甘南的部分藏族作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例如小说家道吉坚赞对于地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探索，完玛央金的散文对于地域经验的审美提纯，诗人牧风对于“青藏高原”的人格化赋形及其歌咏，扎西才让在诗歌和小说中对于地域的重构与再造，王小忠在小说和散文中对于地域文化变迁的观察与剖析，诗人刚杰•索木东的流动地域性抒情，作家严英秀都市书写中故乡观念的投射等等，都拓宽和深化了甘南文学的地域性表现空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此值得做一些梳理。
（一）诗歌：对地域神韵与气象的捕捉
甘南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资源给予甘南诗歌一片在雪域高原上安静、自足生长的沃土，形成了一个地方性写作的诗歌现象。如果对新世纪以来的甘南诗歌进行一个粗线条的考察，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在甘南诗歌中存在一些“同质”却“不同型”的东西。 “同质”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诗人们共有的一种体验方式，一种从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之中培育而成的共同的体验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本土化的诗歌经验，或诗歌经验的本土化现象。而“不同型”是指他们的抒情风格又是多元化的，在诗歌的呈现方式上，不同的诗人根据个体经验的切身性而形成了他自己所特有的诗歌语汇，并形成了不同诗人各自迥异的艺术个性。
藏族诗人扎西才让是甘南第三代诗人中公认的领军诗人，他近年来的诗集《大夏河畔》（作家出版社2016年出版）、《桑多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等既是深植于本土文化的地域性诗歌文本，又对地域元素进行了个性化的重构与再造。例如扎西才让笔下的“大夏河”在他的许多诗中还有另一个名字“桑多河”。“大夏河”是甘南大地上的一条真实的河流， 但“桑多河”，并不特指哪一条具体的河流，它在甘南大地上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所以，在他的两部诗集诗集中，“河”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或物象，而是一个承载着一段当地人历史与生活的时空意象，或者只是一个人类存在的背景意象。更多的，它是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因为河水的滔滔不绝，与时间的绵延性有某种惊人的一致，因此“在岁月的长河里”就成了这方土地上人类存在的最好的背景。因此诗集中的《在大夏河源头》《隔世的等候》诗篇里，“大夏河”直接就成了“历史”“岁月”意象的转喻。 而“河水”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也成为个体独特的生命意识的一种镜像：“我想面对大夏河上弥漫的黑夜/诉说我的陈年往事”（《墨鱼》）。
频频出现在诗集中的“桑多山”、“桑多镇”的意象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和意义。“桑多山”也可以指代指甘南大地上的任何一座山。一方面，山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山又是一种精神象征，山对应着高原民族的性格、禀赋，成为高原精神的象征。在有些诗篇中，“山”被神格化——这与藏民族的神山崇拜观念不无关系。或者被人格化——人性化的山寄托着人的情思，例如“晚风里的桑多山/已经像只熟睡中的疲倦的豹子”（《晚风里的桑多山》）；“哦，美妇人雪山，此生此世/你我灵肉相依，有着万千欢爱/哦，守夜人雪山，这么美丽/回到我们的梦里，是一片瓦蓝记忆。”（《酒后雪山》）。
尽管诗集中有不少直接以“桑多镇”为题的诗篇，但扎西才让并无意于讲述这个叫“桑多”的藏地小镇的“镇史”。在他笔下，桑多镇既是一个悬置在历史中仅供想象的飞地，也是一块被生生死死、欢乐和忧伤所纠缠的热土。在许多诗篇中，桑多这一方土地上的人，血液里流淌着远古人类充沛的生命能量和旺盛的情欲，他们元气充沛，野性十足，携带着浓郁的荷尔蒙气息，他们的身上似乎寄寓着扎西才让对于理想“人类”和理想生活的理念。“桑多”地域意义的独特性，使它成为扎西才让诗歌中营造出来的一个独特的时空。它也与扎西才让在其小说中构建出来的“桑多镇”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因此，扎西才让的诗歌可以看作是地域诗人在本土文化内部突破与超越“地域性”局限的一个成功个例。
藏族诗人牧风的散文诗多角度地表现了对生息繁衍于甘南草原上的群落与个体、历史与现实的体悟与思考，以及对于青藏高原自然气象的心灵感应。在他笔下，甘南的地域性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精神特质。
牧风的许多散文诗中，都在演绎着一个“自我完成”、“自我升华”的主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诗中，往往都有一个“放眼”视角，之后是一个视野被“打开”的过程，而后，又是返观自我，思绪内收的过程，这似乎形成了他的抒情诗中的视角转换模式。诗中各种不同的视角又往往与他诗中的抒情主体是视角相融合的，因此，他诗中的自我往往是往从一个“眺望”或者“沉思”状态起步，走向另一个更远处的 “大我”的。例如《九月之菊》（原刊于《民族文学》2016年第2期）从“眨动眼眸 九月的草原与我的视线最近”放眼，诗人的视野迅即被打开：“金盏之菊把辉煌的梦在秋天打开”，而后在对金菊“深刻潜藏在草原的激情”和“金黄的生命震颤”的感悟中，诗人的自我抵达一种生命本真的欢悦。牧风诗中的这个“大我”，与其说是诗人抒情主体的升华，不如说是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形象和精神境界。
牧风笔下几乎所有的草原、雪域意象都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多重象征意蕴，使他所营造的意境都具有超拔、向上的精神指向，这种指向有时是一种家国情怀，有时是一种民族心理图式，有时则是个人的人生理想。例如《九月之菊》中的“金菊”、《河曲马》（原刊于《北方文学》2018年第3期）中的“河曲马”、 《玛曲，生命的亮光》（原刊于《民族文学》2016年第2期）中的“黄河”等，都超越了他们的自然属性，在诗人的主观精神中内化为某种文化符号或精神象征。《鹰》（原刊于《民族文学》2016年第2期）中起句“满目错叠的铁影” 就使鹰的形象已经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接着在与鹰的“目光”的对视中，发现“一种孤独飞翔的思想”，因而这只鹰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鹰，而是一只完成了某种蜕变的“神鹰”。
散文诗可以用最少的篇幅和文字，容纳最丰富的叙事要素，呈现最宏大的题材和想象。牧风的散文诗中，不仅给我们描绘了青藏高原苍凉、壮美的风光，而且也给我们呈现了它那种辽阔、神秘、寂静、忧伤的氛围。而在关于甘南故土的许多抒情篇章中，牧风用散文诗汪洋恣肆的想象与追问，代替了对历史传说、对乡村爱情往事的具体叙事，但在抒情文字背后，全是对未曾诉诸文字的传说、往事的想象与沉迷。他的散文诗在抒情与叙事之间自由游走中，既保持了 “形”的延展和宽松，又有“意”的挥洒、“神”的凝聚，使诗的意境始终与青藏高原的高远、辽阔、凝重、神秘气象相呼应。
与许多甘南本土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出生、成长在甘南的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是在远离甘南的省会城市里歌咏甘南的。在他的诗集《故乡是甘南》（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出版）中的一系列以“故乡是甘南”为主题的诗歌中，“甘南”因为被诗人的情感与想象无限拉长了的空间距离，而变成了一种具体而恒定的乡愁的代名词。对他而言，“甘南”不仅是一个乡愁意象，而且成了一个精神坐标，它包涵着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等诸多方面的丰富意蕴。甚至，这一精神意象也给了刚杰•索木东另外一个审视自己置身其中的城市文化的独特视角。这样，“甘南”就成了一个双向、双重的精神坐标，一方面它是诗人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它又成了诗人抵御城市消费文化之雾霾的屏障。所以，诗人的抒情主体总是在“返回故乡”与“返观城市”之间不停地跋涉、移位，他甚至不惜用“游牧在一座城市”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这种错位的乡愁。从“生活在甘南”到“走出甘南”到“回到甘南”，是一个漫长的心灵之旅，其中生发出诗人对生活、对人生的无限感触。因此，刚杰•索木东的诗歌通过地域性的流动，有效拓展了“甘南”这一地域意象的时空边际，极大地拉伸、延展了其文化意义。
此外，藏族诗人花盛笔下的村庄迁徙题材与游子跋涉的主题，诺布朗杰等90后诗人诗中的精神原乡想象与乡愁疼痛体验等，也都表现了当代地域性的流动性、离散性特质。
（二）小说：地域空间的再造与时代变迁的观察
在新世纪的文学背景下，甘南当代藏族汉语小说以本土立场，以藏汉双文化视野，以特有的民族生活内容，特有的现场切入视角，特有的文化思考、忧患意识、国家想象与阐释，而在地域性写作方面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从题材取向来看，甘南的小说作家各有各的关注点，有的关注精神信仰的层面，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和乡村人的精神生活的变异；有的关注草原上原生态生活，关注农牧结合地带的社会变迁。有的则侧重于从文化碰撞与对话中去表现民族文化的交融。这些倾向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位作家的创作中。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甘南出现了一批富有才华的小说作家，藏族青年作家道吉坚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尽管他的主要作品都创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他的小说理念是超前的。他准确地传达了世纪之交那种充满活力，激情、理想、天真混杂在一起的时代氛围。他的文学理念与技巧，显然受到了当代文学中一些先锋作家以及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但是他把所借鉴的文学资源，全部都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资源结合起来了，都转化为了本土的写作资源。因此，他是用新的手法、新的视角描写甘南的最早、最重要的的先锋作家之一。
道吉坚赞的短篇小说集《小镇轶事》（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就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文本。这些小说写作之际，正是文坛上“西部文学”的概念风起云涌的时期，所以作者也有意识地要突出小说中的那种“西部氛围”。无疑，黄河上游的草原，是最具有西部气质的地域。小说把甘南玛曲放到“西部”的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中去审视，使得这篇小说就有了超越草原、超越藏地的意义。
创作于1991年的中篇小说《金顶的象牙塔》（收入《小镇轶事》，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24—168页）是道吉坚赞的代表作，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家近距离观察、体验时代的产物。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藏地小镇的日常生活剖面，可以看作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小镇当代生活的风俗画卷。
八十年代，社会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但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之快，之迅猛，却是令人措手不及的，草原上的这个小镇正是如此。作者对裹挟着小城快速变化的“现代化”的态度是困惑的，也是矛盾的：“时代确实变了，有时变得令人不可捉摸”“我的生机勃勃，却隐呈病态的小城”。小说侧重表现的是人的变化，大杂院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时代和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作者经常处在惊讶、困惑、失望之中，却能够以发展的心态看问题，对一切变化都持宽容、乐观的态度。他对小镇的态度，是既亲切、又陌生，既爱又恨，既迷恋、又蔑视。
作者在叙事中有意识地克制了同时代作家面对现代化这个主题时常见的焦虑心态和忧患意识，尽可能保留了一份乐观和从容。这份自信一方面来自于他笔下遥远的巴廓尔草原。小说中对巴廓尔草原与小城生活的描写是平行交替穿插的，喧闹的小城与宁静的巴廓尔草原处处形成了对照。这是草原与城市的对比，也是现代化与传统的对比，是淳朴人性与人欲横流的对比。当然，巴廓尔草原不过是一个诗化意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作者真正秉持的，则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是源自本民族深厚、博大文化的一种自信力。
这份文化自信在书写中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张力叙事和叙事的活力，从小说语言中洋溢出来的那份源自藏文化的幽默、机智、圆润，犹如醇厚浓香的酥油奶茶，散发着语言的魔力。道吉坚赞的许多小说中，写出了藏族人乐观、幽默的一面。他们随遇而安，心地单纯，好奇心强，喜欢捉弄别人，开别人的玩笑，也常常成为别人捉弄的对象。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许是困苦、贫瘠的，精神生活也许是单调的，但他们的乐观天性是一种调和剂，给生活带来亮色和暖色。这也许来自他们独特的生命观和生活观。作为一个本土作家，道吉坚赞却常常跳出本土视角打量一切，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他却总是跳出藏人视角看问题。他的视角，有时是内部透视的，有时是外来者的审视的，有时是审美的，有时是批判的，这样就使他获得了广阔的话语空间，充分的叙事自由度，和驾驭题材时游刃有余的从容。也使他的小说层次厚重，意味深长。这是道吉坚赞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对本民族双向观察，双向书写的一个特征，给许多藏族汉语作家以有益的启示。
如果说扎西才让在诗歌里营造的 “桑多世界” 偏于抒情性质，那么他的小说中的桑多则是对诗歌中未能打开的叙事空间的一个拓展，是对诗歌中高度凝练的文化思考的一种延续。诗歌指向精神信仰，是一个关于心灵的审美维度；小说关注物质现实，构成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维度。这两个维度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他的桑多世界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小说尤其关注了被诗歌所超越、所遮蔽的现实，对以“桑多世界”为具体时空的藏地生活进行了一种深描式的现实主义书写。
无论在诗歌、随笔还是小说中，扎西才让总有讲不完的“桑多镇”故事。在扎西才让的描述中，“桑多”虽然在甘南藏地，其区域规模小于或相当于一个县，或者就是一个小镇。但它似乎又不对应某个特定的具体乡镇。似乎它是存在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一个虚拟镇子，带有某种藏地乌托邦气息。扎西才让笔下的“桑多人”也像从古老的藏寨中走出来的人群一样，大多时候他们沉浸在那种原始的生命意识、恍恍惚惚的历史感、和氤氲的神性氛围中，也与现实中的现代人群拉开了距离。
作为桑多镇的文化参照物的，是扎西才让笔下多次出现的另一个地名——杨庄。在扎西才让的短篇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作家出版社，2019年出版）中，出现了“杨庄”“桑多镇”两个地名。他笔下的“杨庄”是一个仅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与“桑多镇”相距并不遥远。这个村庄藏、汉杂居，半农半牧，以农为主。事实上，“杨庄”的原型是扎西才让童年、少年的故乡，他更多的生活经验来自“杨庄”“杨庄”故事也涉及到藏地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
而“桑多镇”则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古镇。在关于“桑多镇”的描述中，扎西才让多次提到它的古老，桑多镇的历史是由神话和传说构成的。这样的历史，使得“桑多镇”里有许多神灵的故事，让桑多人崇拜祖先、相信轮回和爱情，桑多镇里也有高僧、美女、艺术家、失败的酒鬼等形形色色的奇人与源源不断的秘闻。这个“桑多镇”既古老又现代，百年前的风俗习惯与当代最新潮的生活方式奇特地共存在这个嘈杂的小镇上。与“杨庄”相比较而言，“桑多镇”的藏文化特征更为明显。
小说中的 “杨庄”与“桑多镇”，构成一种文化上的差异格局，它们互为“异地”和“远方”。对“杨庄”人来说，五十公里以外的“桑多镇”就是远方，是一个陌生、神秘的地方。扎西才让以“杨庄” 来想象“桑多镇”， 又通过“桑多镇”来观察“杨庄”，乡村与城镇之间文化差异的细微之处纤毫毕现。
在扎西才让的文学创作中，“桑多镇”是一个被再造出来的独特的地域文化意象，这个小小的地方，是藏族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一个微缩景观，是一个小小的“异域”。但是扎西才让又不局限于“桑多”，“桑多”既是他所精心营造的一个文学空间，又不过是他观察世界的一个立足点、一个背景而已。
将藏族王小忠定义为一个地域性作家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首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甘南本土作家，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散文、小说中，王小忠的抒情、叙事空间基本上都是以甘南为坐标的，甘南风物、甘南文化、甘南的人和事是他写不尽的题材资源。另一方面，王小忠有一种地域性的自觉，即他较早地摆脱了地域性的思考局限和言说定势，而进入对甘南生活的沉潜体验、独到观察和冷峻思考，从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观察视角、叙事层面和表述方式，在散文和小说中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叙事路径。
王小忠的大部分小说所表现的是游牧生活、农耕生活向现代城镇生活转型的题材，所处理的是转型过程中生成的涉及价值观、伦理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盘根错节的各种观念冲突与行为纠结。在他的小说中，故事是最重要的叙事元素，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他的绝大多数叙事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即村里人或当地人，有时是是弱者，或儿童，有时是一个既参与叙事行动之中又置身事外的边缘人身份，如同学、朋友，知情者。有些则是叙事者隐身的第三人称叙述。这样的叙述人，使得小说的视角一般都是限制视角，无论思想力度、情感深度、价值判断标准都受到人物身份的限制。这样的叙事视角，是一种本土立场、地域视角，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生活的原生态，既混沌未明，也使小说的叙事有其自身的情境逻辑，包括乖张、偏狭。这样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其追求的真实性、乡土性、地方性。
王小忠的小说在叙事上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例如一个牧民受到某种诱惑，来到城市，结果上当受骗，遭遇挫折和损失的故事（《金手指》原载2017.2《湖南文学》）（《五只羊》原载2019.2《芳草》），（《夜如铅》原载2019.7《广州文艺》）；或者是一个老手工艺人，晚景凄凉，但更凄凉的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手艺继承人，围绕着“找徒弟”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羊皮围裙》，原载2015.7《红豆》“红豆头条”）；或者是一个汉族男人来到藏族村寨，或一个藏族女人来到一个汉族家庭，所发生的文化融合的问题（《铁匠的马》（原载2017.6《芳草》，《谁厉害》（原载2021.1《红豆》“红豆头条”）……而小说中的故事冲突也有一定的模式性，即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家庭中的亲情冲突，人际间的友情冲突等等。因此，王小忠小说中的人物也构成了某些类型系列：那些靠其诚信、韧性、忠厚，在付出经济损失之后，经过努力赢回人品，回归故乡与信仰的牧民（《五只羊》，《凶手》（原载2019.11《青年作家》）；那些身怀某种传统手工艺的老人，如银匠、铁匠、木匠、皮匠等；那些被社会改变了品德的人，如小银匠、杨才荣、班玛次力、刘启林等混混儿、浪荡子；还有那些善良而弱小的人，如银匠的女儿等一些草原上的女性。
但他的小说中的冲突很少表现为人与人的直接冲突，或人性善恶的激烈冲突，而往往只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冲突中各方都有损失，却没有真正的赢家。冲突的意义在于：“冲突”是时代进步或人性成熟的一种必然代价。
其中，作家王小忠的同情都在他笔下的那些弱者的一面：善良的老人、儿童、妇女；那些进城谋求发展但屡屡上当受骗、一再失败，流落在“城市”里无处歇脚、饱受歧视与压抑的牧民；那些观念上因过于怀旧而抱残守缺、不接受新生事物，守着传统工艺和古老的职业道德不放，最终成为失败者，被时代淘汰的老手工艺人……但作者的重点不在于同情，而在于要写出他们身上的美德，写出属于传统的那些美好的人性品质，写出对于传统信仰、伦理、美德等价值体系的消失的惋惜。
王小忠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叙事资源，有着一个作家良好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艺术探索意识，他自觉地用一种直面生活、关注问题的态度，用一种老老实实的方法写作，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性写作方向。
身兼作家、学者双重身份的严英秀近年在来相继出版的《纸飞机（中译出版社2016年出版）、《严英秀的小说》（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出版）、《芳菲歇》（作家出版社2016年出版）等中短篇小说集中一直在持续着性别文化主题的书写。她始终在避免突出她的女性作家、西部作家、藏族作家这些外在的身份标签，也拒绝那种简单的身份化归类与界定。但是从她的小说里可以看出地域文化资源的存在。她的现实关注层面、叙事经验、审美风格等无不与她的地域、性属、族属有关。她用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对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了高度的整合，民族和地域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她从中找到了牢固的写作支撑点，使她在面对汹涌的现代性，面对无根的城市后现代欲望叙事浪潮时，能持守一种本土立场、本土伦理价值观，并能保持一种坚定性和明晰性。
严英秀出生、生长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的一个藏族家庭，潜移默化地带有一种汉、藏混和的文化气质。地域文化对严英秀创作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女性观念上，虽然她大部分小说的叙事主体往往是一位女性，但这个“女性”概念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的、生活化的，是母亲、女儿、妻子、姐妹、朋友、同事、学生、教师等等身份，她要把这个“女性”放在具体的社会伦理环境中去界定，放在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和秩序中去认同。在各种社会角色下，她从亲情、爱情、友情关系中、从日常生活中体贴入微地书写了她们的美好。
其次，在男性观念上，我们注意到在严英秀的多部小说中作为次要人物出现的那些小城男人，虽然他们往往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但他们身上总是体现出一种简单而坚定的品质，这种品质是知识男性身上罕见的。他们的人性饱满，价值观明晰，道德感强，洋溢着生命活力，敢爱敢恨、重情重义，勇于自我牺牲，是一种在当代近乎失落了的、带有古风的男性美德，与城市里的男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在两性情感叙事中，严英秀既是一个有明确的方向感、界限感的作家，又是一个在传统观念支配下写作的作家，她的小说叙事似乎还恪守着某种古老的身体耻感与严格的道德洁感，而这也曾是传统文化尤其是西部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英秀全部的写作中，我们看到她对两性伦理、夫妻伦理、朋友伦理、亲友伦理等文化传统中稳定、牢固的东西所进行的一种近乎悲壮的维护。
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地域性在一个远离地域空间的作家的文化写作中作为根性因子的顽强存在，体现了作家身后的地域文化对她所关注的性别文化的某种修补。
（三）散文：地域日常生活诗意的审美提纯
从自然地理、民俗风情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有某一种文体可以最充分的体现地域性的话，这种文体无疑就是散文。作为甘南第二代诗歌中代表性的诗人之一的著名藏族女诗人完玛央金，散文写作是她文学世界的另一方天地。她的近作散文集《洮河岸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20年出版）以诗人的故乡——甘南州卓尼、临潭县沿洮河一带的农牧区为地域空间，以追忆的方式，再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的生活往事片段，用文字留住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最后一脉诗意和温情。收入其中的散文组章《昨天的太阳当头照》（原刊于《民族文学》2015年第1期，入选《2015年度散文选》）中，通过乡村生活空间的六个典型剖面，表现了一个农家生活的全部内容。她用文字再造了一个逝去的时代，呈现了以往的生活场景，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洮河两岸人家的“清明上河图”。她笔下这些江南移民的后代，这些农耕世家，他们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坚韧而柔和，他们的生活细节织成一张绵密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之网。散文组章《无尽丧事》（收入散文集《洮河岸上》）中的叙事是靠一股浓郁的感情和绵长的思绪带动着，随性、自然地伸展开来。围绕“丧事”这个话题，作家用用“通透”的生死视角，通过几个看似信手拈来的生活场景，用随意、自然的笔触，在寥寥五千多字中，写尽了人生的况味。小说通过大量的乡村“丧事”的细节，给我们细描了一幅藏地农区丧葬仪式的风俗画面，传递出大量地域民间文化的信息，具有文学人类学民俗志的价值。
但是作者对乡村的变迁也流露了一种惋惜和伤感的情怀：“伸向村外的土路多年后被柏油覆盖，一个个院落也消失在森林般竖起的高楼之下……脚踏水泥地仰头看天，还是昨天的太阳，昨天的云彩。”其实，改变的只是乡村的自然景观，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昨天的太阳依然照耀着今天的村庄。没有随着过去的生活方式一道逝去的，是人性中保留着的许多美好的东西，那是弥足珍贵的传统，是乡土文化精神的根基。
完玛央金的散文具有精到的观察、细腻的情思、轻灵的表述，在诗与散文的结合点上找到了最佳的言说方式，笔触之间流溢着浓郁的生活意趣、浓郁的泥土味和烟火气息、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每部作品都仿佛是一件浑然天成、不事雕琢的艺术品。这使得她的散文从地域文化的根基深处传递出特定人群的日常生活审美之神韵。
其次，甘南散文还在非虚构写作方面进行着大胆的探索，在这方面，藏族作家王小忠不仅找到了方向，而且还走得比较远。近年来他的《静静守望太阳神》（海天出版社2015年出版）、《黄河源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洮河源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等文集的陆续出版，应当被看作是甘南散文在一个新的方向上的有力突破。借助于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论，王小忠找到了一条深入现实的有效路径，介入了关于牧业、草原，关于牧民，关于城镇化、关于社会底层等广泛的现实问题，从而还原了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学想象所遮蔽的甘南生活，在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交汇处呈现了一个真实的甘南。
总之，甘南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让甘南诗人、作家感觉到文学之根的存在，让他们没有把自己当做全球现代化图景中的孤儿。反而，藉由地域文化在滋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他们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精神向度与文学表述空间。
三、地域性的超越与升华：对甘南文学的一种展望
言说甘南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角度，仅从空间站位来说，至少有横向与纵向的四个角度：甘南内部的“本土立场”，甘南外部的“他者视野”，中国文学的高度，世界文学的广度。如果从“本土立场”出发，我们当然需要甘南文学贴近甘南，呈现原汁原味的甘南风情、自然风貌，反映甘南人民广阔的生活场景。从外部的“他者视野”来看，读者当然也期待在甘南文学作品中看到甘南符号的密集铺陈。这两个横向角度当然就突出了甘南的“本土”意义，并会产生社会各方所期待的某种文化宣传效应。而从“中国”与“世界”两个纵向的角度来看，甘南文学则需要把原生态的文学意象符号提纯为形而上的文化元素，从中提取出一些人类普遍的经验和本质意义。而要想使文学中的“甘南元素”具有“中国性”或“世界性”，它更需要的是地域元素的纯度和高度，而不只是密度和广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甘南文学自身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需要不断突破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小说中本土性经验的现代转换问题，以及在后工业时代和全球化图景下诗歌意象与语言的更新与再造的问题。从经验的转换到语言的突破，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找到一条适当的路径。而对甘南作家来说，这种路径的选择，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从追求地域性表达，到超越浅表化的地域性书写，再转向真正深入到地域文化内部的有深度、有难度的写作，在解析和超越中去创造性地完成对“地域性”的重构。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和实践的过程。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2期（责任编辑：徐海玉）
安少龙，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散见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飞天》《阿来研究》等报刊，著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域文本实践:新世纪甘南作家多元创作论》（民族出版社2020年），《甘南乡土文学导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曾获第二、三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现任教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