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的兴起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评论者将一批带有文化寻根特征的作家视为“寻根派”，包括阿城、郑万隆、李杭育、韩少功等，“在各个领域里鼎力鼓吹和张扬'寻根'意识的，出人意料地竟然都是最先锋最新派的人士，其中秘密就在于这些新派人物对西方现代主义打量一番之后，不期然都得出了一个结论：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①。虽然“寻根热”很快便走向落潮，但正如评论家所说，“‘寻根文学’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学现象”②。“寻根热”后，“新历史小说”将创作目光转向更为深远的历史，以民间和个人的视角对历史进行解构或重塑。“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与“新历史小说”对民族历史的重新阐释实际上都与“现代性”息息相关，本质上包含着如何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下看待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的问题。面对现代文明下藏民族传统精神的失落，梅卓从本民族的历史、宗教中寻求民族文化之根，重铸民族精神，明显受到“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她并不是追赶潮流的先锋派，而是以一种自然、沉着的心态，将民族、历史和现代文明与女性经验相融合，由民族文化反思到民族精神重建，并进一步上升到对现代文明和普遍人性的探索，以宗教神性的复苏对现代文明下人性异化、生态失衡、物质主义等诸多问题做出相应思考。
1.现代性视域中的藏民族生存写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部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和现代化进入西部视野，现代文明以其强大的力量冲击着西北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梅卓的一系列以当代藏族青年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将目光投向现代都市文明与藏族传统文化在新一代藏族青年身上产生的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价值困惑，以女性和少数民族的双重身份书写了当代藏族青年的精神迷茫和信仰危机。
（1）女性视阈与当代藏民族的精神困境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同时期女作家，“个人化”“私人化”“身体写作”“欲望书写”等标签在梅卓小说中并没有得到显著表现，两性二元对立和激烈的对父权制的反抗几乎未出现在她的性别视野中。但作为现代女性，在以都市藏族青年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梅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女性立场，以女性视角书写着当代藏族青年的精神迷惘和价值困惑。《麝香之爱》和《人在高处》中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以当下现实生活为题材，书写当代藏族生活的变迁，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年轻一代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
这些作品中相当一部分以女性视角展开叙述，塑造了一系列独特的都市藏族女性形象，刻画了她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坚韧、宽厚的精神特质。《麝香》中的吉美对爱情的执着十年如一日，得知坚贞的爱情在对方眼中不过是成年人的游戏后，备受打击的吉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中同时穿插了灵人第一次自杀后，必须自尽七次才能转生的故事，佛教的轮回转世衬托出吉美爱情的惨烈、决绝。《在那东山顶上》和《秘密花蔓》中从事唐卡绘画的华果和卓玛，被丈夫卷走了唐卡画，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佳姆萨朵黛》《欢愉》和《蛋白质女孩和渥伦斯基》等则描写了现代藏族女性在都市中的生活景象，展现了她们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精神成长之痛。在以女性作为叙事视点时，梅卓往往将藏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观念碰撞和价值冲突融入其中，呈现出女性与民族的双重叙事视角。长期以来，在现当代文学中，女性话语与民族话语往往不是互相冲突，就是前者消融在后者之内。但在梅卓的小说中，民族意识的增强往往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与她作为藏族的自觉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民族观念息息相关。这种对民族主体和文化身份的自觉，集中体现在对藏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上。《魔咒》中的达娃卓玛对来自康巴的康嘎一见钟情，在短暂的爱情和金钱享受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陷入绝境的达娃卓玛心中充满了对康嘎的恨，甚至在神佛面前下诅咒。但达娃卓玛最终消除了内心的仇恨，将康嘎带给她的痛苦当作丰富人生阅历、获得精神成长的经历。她虔诚地跪在阿尼玉拉神殿，祈求神灵保佑曾与她一起跪拜过的康嘎。在达娃卓玛身上，女性的成长与信仰的皈依具有统一性，藏传佛教“慈悲”“轮回”“修行”等宗教信念以超越性的力量，将她从绝望和精神苦痛中救赎出来，让她能够以慈悲、平静、达观的心态去面对现代生活中的欲望和挑战。
现代性对宗教文化的“祛魅”，让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少数民族不得不面临精神上的困境，梅卓对都市的书写往往侧重于现代化带给年轻一代的精神迷失。《佳姆萨朵黛》中，佳姆萨朵黛曾欣赏“瘦弱”的病态美，画家古古瓦迷恋古典美和虚假的草原幻象。《幸福就是珍宝海》和《出家人》中，朱帕和曲桑在都市生活中忧郁而孤独。《秘密花蔓》中的丈夫洛桑搬到城市后染上了酗酒、赌博的毛病，最后还骗走了妻子的巨幅唐卡。《唐卡》中多杰本在金钱的诱惑下倒卖文物，将珍贵的唐卡秘密卖出。《珊瑚在岁月里奔跑》中的伊扎部落后人茜若，将父辈们视若珍宝的遗物——珊瑚，卖给了当年灭亡部落的马海买的后人，换取出国留学资助。
现代文明导致了人的精神空虚和人性异化，从草原上走出来的藏族新一代年轻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家可归。《出家人》中洛洛和曲桑宿命般的爱情轮回具有民族文化上的某种象征意义，转世后的曲桑追求的不仅仅是爱情，同时也是精神的归宿。“她承认自己曾是流浪儿，在精神的荒原上徒步独行。她曾遇到过许多百感交集的事情，但却一直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③无论是《麝香》《出家人》《珊瑚在岁月里奔跑》里的爱情悲剧，还是《唐卡》《幸福就是珍宝海》等中主人公面对现实的无奈，精神上的荒原感为梅卓的小说笼罩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如何在现代性的阴影下寻求本民族的精神皈依，则是作者对当代藏民族精神困境的进一步思考。
（2）民族精神追寻与信仰的超越力量
梅卓对现代化进程下藏族青年精神困境的揭示，是20世纪90年代至世纪之交当代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随着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急剧分化，旧的社会形态全面瓦解，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人的精神失衡，生态破坏、欲望膨胀、人性异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人文生态的恶化使‘诗意的生存’永远成了梦境，佛教再一次成为精神救赎的救命稻草，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寻找的精神家园”④。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作家将目光转向神秘的藏地。安多藏族的贵族后裔梅卓面对当下藏族青年精神迷失的生存现状，借助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超越性力量，来追求民族精神的复兴与坚守，对抗唯理性的现代性带来的价值失落和精神困境，从而透出一种澄悟与悲悯的精神气质。
《魔咒》中的达娃卓玛在宗教的慈悲、顿悟中得到了超越仇恨和磨难的力量，获得了精神的宁静。《佳姆萨朵黛》中的佳姆萨朵黛、古古瓦通过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回归摆脱了现代文明的病态审美和心理。佳姆萨朵黛一度经历了精神上的迷茫和流浪，她曾在昔日恋人桑波的身上看到了一种迥异于现代文明的风采，但见到桑波的父亲后，才发现他的“风采实在是一种承袭，一种后天雕琢过的东西，而他父亲的风采却是与生俱来的”，“桑波只承袭了那种风采的皮毛而不是内核”。⑤在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描述中，作者暗示了佳姆萨朵黛对本民族传统精神的寻找。最终，她在象征着民族传统的阿迦身上找到了精神归宿，“远方的朵日神山豁然映入我们的眼帘，那终年不化的雪峰送来凉爽的气息，我一下子就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⑥。虽然现代文明改变了年轻一代藏族青年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部分地导致了他们的精神迷失，但民族传统精神仍然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唐卡》中在博物馆从事古唐卡收集和研究的桑杰才让，坚决拒绝多本杰私自倒卖珍贵古唐卡的劝说，面对金钱、爱情、前途的诱惑，本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做人的道德底线，并未在现代社会中迷失自我。
《佛子》中的才让在县城接受现代教育后，逐渐对故乡雅朗村的宗教活动产生了质疑，拒绝缴纳必须布施给寺院的钱，也不愿跪拜佛祖。直到在和羊毛商贩交易中被欺骗，唯一的弟弟仁青又因为偷吃献给佛祖的酥油意外身亡后，陷入精神绝境的才让才决定和阿依一起去转海，以赎罪孽。在漫长的转海过程中，才让从第一次跪下去做丈量的笨拙、僵硬，到逐渐连贯、轻松，“那铁皮不再发出响声，而是亲昵柔和地接近再滑过草地，膝和额更是和谐地触动草地，听到一声轻微而结实的‘咚’时，才让单薄的身体里便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和激情”⑦。祖孙俩一路历经艰难，见识了城市里的光怪陆离，拜见了路上遇到的一座又一座寺院，最终到达终点措温宝，并且非常幸运地见到了神迹。经历了转海的才让，回到家乡后遇到远离家乡的汉子，从他痛苦远行的人生经历中顿悟，坚定地走进寺院，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似乎要表明，只有宗教的超越性力量才能救赎现代人的精神苦痛。
然而，《佛子》的结局却出人意料。能够赐予人们圣液的才让，为寺院带来了名声、财富。在寺院再一次准备大兴土木、振兴佛业时，他却拿着财物消失了，据说在外乡办了一所学校。可见，作为藏族贵族后裔和现代知识女性，梅卓在无意中流露出了对宗教的复杂、矛盾心态，“一方面被放置在知识阶层普遍崇尚的科学背景下，当成与科学对立的迷信；但另一方面则被放置在知识阶层普遍鄙视的物质背景中，当作超出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⑧。但是，梅卓面对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时隐含的女性知识分子视角，随着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发掘和寻找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增强的民族视角。将个人和女性话语融入民族主体，这是由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作为“边缘的边缘”的位置决定的。
总体而言，虽然梅卓在以藏族青年一代的现代生活为书写对象的叙事中不乏价值困惑，但对藏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超越性力量的发掘，赋予了都市藏族人以独特的精神面貌，传达了一种澄静、达观、悲悯的人生观，在现代文明普遍的欲望迷失中坚守着精神上的高贵、自在和超越。
2.民族寻根与文化反思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政治背景、社会思潮、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⑨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热的出现，激励着一批具有“现代”“先锋”视野的作家转向本土文化资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关于印第安文化的阐扬，对中国年轻作家是有启发的。那些作家都不是西方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而是‘土著’，但在表现他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民族审美方式时，又分明是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这种富有现代感，同时又融汇了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文艺创作，无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们提供了现成的经验。”⑩在“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作家将目光转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对本民族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致力于发掘民族传统中积极的一面，试图以此来从文化上应对“现代性危机”。梅卓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可谓藏族女作家在“民族寻根”方面的代表作，以女性视角书写了安多地区的历史变迁和精神隐痛，呈现出不同于本民族男性作家——如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历史书写和民族想象。
（1）历史、女性与民族想象
面对现代文明下人的精神信仰的失落和民族精神的丧失，梅卓将现代人重返精神家园的希望寄托于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对故土伊扎的情感让她渴望与本民族的历史建立联系，渴望在民族想象中实现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主体性的确认。她在《走马安多》中写道：“伊扎是我的故土，我的父母亲都出生在那里，因此我对伊扎有着特殊的感情……20年后，我又踏上了这条漫漫长路，仿佛是去追寻那片留在记忆深处的温馨和难以忘怀的远古的爱。”⑪“我发现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无法改变我的血缘和情感。我想，这可能仅是一个现代人的故乡情结所致。”⑫这种对故土的深情，同时也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眷恋。梅卓将文学创作目光投向安多地区的历史变迁，在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寻找民族之根、文化之根，以女性细腻、丰富的情感去追寻故土曾经沉痛的历史，饱含深情地塑造了一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复杂而又丰富的藏族人物形象。
在叙事形式上，《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通过女性视角与民族视角的双重运用，以众多人物的情爱故事为线索，再现了传统藏民族部落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衰落过程，展现了梅卓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民族想象和民族反思。“梅卓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反思藏族历史、呼唤民族复兴的大叙事长篇小说中，生死爱欲往往成为结构故事、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的原动力、想象源。”⑬《太阳部落》在一幕幕爱情悲剧中演绎了两个相依相仇的部落——伊扎和沃赛，在利益、权力、仇恨的倾轧下，最终为县府和严总兵利用而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小说开始，野心勃勃的索白趁着老千户临终之际占有了象征着部落权力的太阳石戒指，贿赂省府官员，当上伊扎千户。面对县府和严总兵的横行霸道、欺瞒逼迫，精明强悍的索白意识到了风雨欲来的民族危机，“县府、省府里的军政要员中没有一个是藏人，因为语言不通，文字不通，所以无法使人理解自己的民族，更无法受人尊敬，你的文字神秘莫测，你的文化不可为外人道，你的习俗与思维简单而又复杂，你善良的心灵被取笑和利用，你的一切，被推入山凹，即将埋没”⑭。在危机感的驱动下，索白建立了伊扎第一座汉文学校。然而，索白和部落里大多数人一样，沉溺于情欲纠葛、利益斗争和部落倾轧，先是利用严总兵击败了宿敌沃赛头人，后在情爱的驱动下，答应严总兵出动精锐队伍消灭沃赛部落，致使两个部落的草场、土地、牛羊全都落入县府和严总兵之手。经历部落灭顶之灾的年轻一代，沃赛部落新的头人嘎嘎和桑丹卓玛的女儿阿琼，这一对勇敢相爱的恋人拿着神秘的太阳石戒指，去寻找伊扎老千户的儿子——部落最后的希望。
在叙述民族的这段历史隐痛时，梅卓并没有从宏大历史视角展开，而是以女性细腻的情感去触摸鲜活的人物，在古老的草原上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精明强悍的索白一生钟情于桑丹卓玛，爱而不得，最终在桑丹卓玛的请求下甘愿陷入严总兵的圈套；桑丹卓玛一生纠葛于丈夫嘉措、情人洛桑达吉和索白之间，与洛桑达吉相爱而不得相守；桑丹卓玛的女儿香萨和千户儿子阿莽相爱却因误会酿成悲剧；尕金和母亲两代女人因得不到丈夫的爱而心理扭曲；被父亲虐待的雪玛和尕金的儿子夏仲益西相爱，却因尕金的嫌贫爱富和千户少爷才扎的强暴陷入精神错乱……以人物的情爱纠葛来串联历史进程，不仅体现了梅卓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民族想象方式，同时也让这部小说的历史书写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与小说中神秘的宗教氛围、奇特的藏文化风俗一道，构成了《太阳部落》独特的叙事风格。
相对于《太阳部落》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倾斜，在稍后的《月亮营地》中，梅卓以更加自觉的民族立场对藏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月亮营地》所涵盖的历史时间大致与《太阳部落》相当，在马家军团的统治下，月亮营地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外部面临着马家军团的压迫和欺凌，内部各部落人心涣散、相互倾轧。危机当前，营地的领袖人物阿•格旺自私、贪婪，一味守着财富、地位和权力，部落最勇敢的勇士甲桑沉溺于个人恩怨中，年轻人们浑浑噩噩，愚昧、麻木，一味酗酒斗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漠不关心。在经历了章代部落落入马家军团、集体失忆等悲剧后，最先觉醒的云丹嘉措和阿•吉呼吁章代和营地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外敌。甲桑失手杀死妹妹后意气消沉，自我放逐在营地之外刻玛尼石，阿•吉告诉他章代•乔是他的儿子后，甲桑清醒过来，在云丹嘉措的配合下，救出了被囚禁的乔。随着两个部落的联合，人们惊奇地发现自己恢复了记忆，“犹如神秘的魔法突然被解除，所有的人都彼此忘情地喊起来。那丢失了很久的、温馨的、包含父母和喇嘛们深情祝福的名字，瞬间回到了兄弟和朋友们的唇边”⑮。甲桑从沉浸于个人恩怨到汇入集体的醒悟，象征着三个部落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为了乔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更愿意自己是战士，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生存的权利，才能保护乔的生命，才能使自己那脆弱、失色而单一的生命，最终汇入整个群体生命的流程，才能彰显生命本质的顽强和伟大”⑯。最终，觉醒的三个部落——章代、营地和宁洛的人们，放弃个人恩怨和部落争斗，联合起来共同赶走了入侵的马家军团。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女性和民族双重视角的运用使得梅卓的作品在表达民族立场、情感和身份认同之时，并未丧失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而是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断强化女性的力量，使得民族话语与女性话语保持着某种平衡。当然，也有论者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认为女性话语在梅卓的小说中逐渐为民族话语所遮蔽，《太阳部落》中女性视角下的历史反思路径，对历史中女性的悲剧性生存境遇进行了一定的揭示，而在《月亮营地》中，女性的性别意识进一步融入民族意识，被整合入民族整体当中。事实上，以西方女性主义来阐释梅卓小说中的独特女性话语，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理论化的弊端，而不能切中作为少数民族女作家独特的性别观呈现。
梅卓以女性天然的性别感知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藏族女性形象，在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的追寻中，深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书写着她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内心隐痛。一是坚忍、达观的传统女性。如《月亮营地》中的尼罗和女儿茜达，《太阳部落》里的桑丹卓玛、管家完德扎西的妻子措毛和女儿卓弥、《秘密花蔓》中的卓玛、《神授•魔岭记》中抚养阿旺罗罗长大的阿妈达娃玉珍等，她们虽然具有勤劳善良、牺牲奉献的传统女性特征，但个性鲜明，坚忍中带着达观，以超越的精神力量来面对艰难生活和无常命运。梅卓通过书写她们对爱情的敢于追求和决绝、对命运的坚忍和达观，发掘了她们身上蕴藏的独特的女性精神力量。二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太阳部落》中的尕金是一个复杂的女性人物，她在母亲阿多被抛弃的命运中深刻领悟到，只有金银珠宝才能给她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在欲望落空后，她和她的母亲一样举起皮鞭，“朝立在廓柱上的一块白色羊毛毡抽打下去”⑰。尕金是一个欲望强烈、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但这种觉醒并非建立在批判男权社会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人”“女人”真切拥有的生理、心理欲望，这一点与女性主义写作大相径庭。三是具有民族觉醒意识的女性形象。《太阳部落》中的阿琼、沃赛夫人和《月亮营地》中的阿•吉，面对部落争斗，“凭借女性的力量实施对男权统治社会的渗透与救赎”⑱。在她们身上，女性意识并未随着民族话语消失，而是互为表里，融为一体。除上面几类女性外，梅卓小说中还塑造了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其他女作家作品中比较罕见。这类女性形象往往远离世俗，带有宗教神秘色彩，如《佳姆萨朵黛》中的息尔、《太阳部落》中女活佛的转世安、《月亮营地》中神秘古怪的女药人、《神授•魔岭记》中的空行女康珠玛和闭关修行的阿妮卓嘎。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往往体现出“女巫”和“度母”的双重特征或者其中之一，反映了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族独特的女性观，“佛教在男权思想的影响下一方面蔑视女性，同时又在女性伟大的创造本质的驱使下崇尚女性”⑲。作为女性作家，梅卓基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体验，在塑造这类独特的女性形象时，更倾向于发掘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女性身上慈悲的一面，赋予她们“度母”的博爱、救赎能力，从中传递出宗教的超越性力量。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提出“民族寓言”：“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⑳虽然詹姆逊的这一论述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误读，但就少数民族及其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叙述中所处的边缘位置而言，他们的文学作品确实带有“民族寓言”的特征。“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梅卓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集体性体验和对民族主体、文化身份的确认，可以被当作藏族民族寓言来阅读。”㉑相较于《太阳部落》以人物情爱故事来串联情节的个人、女性视角，《月亮营地》的情节设置带有明显的象征性，甲桑觉醒的过程，部落集体记忆的失而复得，意味着藏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主体性身份的重新发掘与建构。虽然《月亮营地》也涉及众多人物的情爱故事，体现出女性作家独特的性别视角，但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的女性叙事视角逐渐隐匿，以自觉的民族身份和立场呼吁着藏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复苏。
（2）文化反思与神性建构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启蒙精神、理想主义的落潮，物质化、欲望化社会的到来，导致了文学在精神层面的形而下，“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新写实”“私人化”等文学潮流对小说的开拓主要在叙事技巧层面，并且呈现出欲望化、世俗化、个人化的特征，精神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失落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时代标志。“我们从这一阶段的小说中感受到的，主要是世俗性、情欲性、物质性，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神圣性、超越性以及空灵、飞升的境界，而后者又往往与宗教情怀相关。”㉒面对文学精神性的消解，21世纪的文学开始朝着本土和传统回归，试图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重建文学的精神家园。梅卓通过对藏民族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在进行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想象构建的同时，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反思上升到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思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和《神授•魔岭记》层层递进，展现了从民族文化反思到民族文化认同，再到现代文明神性建构的深刻思考，选择以藏传佛教的精神超越性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
在《太阳部落》《月亮营地》以及中篇小说《珊瑚在岁月里奔跑》等作品中，梅卓以藏族贵族后裔和现代知识女性的双重身份，重返20世纪民国初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以深切的故土情结切入藏民族的历史隐痛，在追溯藏族传统部落由兴盛到内外忧患，最终走向衰落的过程中，痛切地认识到藏在民族内部的负面因素。《太阳部落》中一次次的内部消耗给两个部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最后，部落被严总兵各个击破，走向衰亡的边缘。梅卓在民族想象的族裔身份认同中，对本民族文化中的历史惰性进行了批判和反省，深刻地认识到藏民族传统部落走向衰落的内在因素。《月亮营地》中，作者以更为自觉的民族身份，在批判和自省的基础上，呼唤民族精神的复兴。在经历了集体失忆的恐慌后，月亮营地、章代部落和宁洛部落在一批率先意识到危机的年轻人的带领下，将侵略者赶出了自己的土地。“不，不晚，好在我们三个部落已经全部联合起来，我们大家成为了一体，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现在敌人已经逃跑，我们的马队气势强盛，正可以乘胜追击，永远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土地！”㉓在民族历史的文化寻根中，梅卓揭示了造成民族危机的内在消极因素，在深刻的文化反思中呼吁民族精神文化的重建。
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则由民族历史文化反思转向当下的宗教文化传承与复苏，以神授艺人的成长史为线索，追述了藏族的民族史诗格萨尔。这部小说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和大量魔幻情节，以民族史诗的当下传承来唤起民族共同记忆，以宗教信仰的神性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当代问题，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性以及人与自然的独特思考。马克斯•韦伯认为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宗教精神进行了“祛魅”。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现代性危机在各方面开始显现，如何在当下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成为2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的关注焦点。在这一思考中，传统儒家文化、民间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资源纷纷进入文学创作视野。梅卓将目光投向宗教，与阿来、扎西达娃等藏族作家相比，她笔下的宗教人物往往被赋予“神秘”“神性”的色彩，具有非一般的精神和智慧，如《太阳部落》中的丹麻、《月亮营地》中的女药人，他们是最早察觉到部落危机的“先知”。在散文集《走马安多》《藏地芬芳》等作品集中，梅卓多次写到藏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求法的寺院和朝佛的尼姑》中的尼姑和她的外甥女不远千里朝圣，《朝圣者之旅》中来自那曲的一家人以给佛祖上金为最大追求，《蛇月法会与改加寺的尼姑们》中改加寺的尼姑在酷刑般的“曲热”法会中证明修行的成果，《阿坝的方向》中的老年妇女每天到苯教寺院虔诚转经。这种对宗教神性力量的坚信，一方面源自青藏高原上极度严苛的生存环境，人只有在宗教精神的超越力量下才能战胜现实的苦难，尤其是女性，在承受着同样严苛的生存条件的同时，还要面对宗教、文化、社会习俗等给她们的心灵和身体造成的属于女性的痛苦；但更深层的一方面则源自作者对宗教、文化以及现代性的思考，将宗教的超越性力量作为应对民族历史惰性和现实困境的有效资源，在神性的建构下寻找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神授•魔岭记》突出体现了现代人精神的神性建构。这部作品以13岁的阿旺罗罗历经考验终于成为格萨尔史诗神授艺人为主要线索，在格萨尔史诗传说的重述中，唤起民族共同记忆，以宗教的神性、精神超越性来审视现代文明中的种种弊端，如宗教赋予自然万物以神性，以对抗现代化对自然的掠夺。在藏民族虔诚的宗教信仰中，白唇鹿、神山、灵泉灵湖……万物都具有生命和神性，而在现代金钱至上的观念下，人丧失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肆意猎杀动物，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自然神性的消失。现代文明的弊端尤其体现在人的宗教神性的消失上。在城里闯了祸的丹底，对闸宝大师和神山缺乏敬畏，不相信宗教的拯救力量，直到在莲师荟供日的狮王法舞大会上中了11枪后奇迹生还，才相信闸宝大师给的护身符的力量，但他由此连累妹妹丧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写道：“自然的神性诚然是宗教的、并且是一切宗教以及基督教的基础，但是人的神性则是宗教的最终目的。”㉔《神授•魔岭记》中，作者以大量的神迹和魔幻色彩来重新构建宗教的神性力量，以解救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小说中多次强调当下是“末法时代”，只有格萨尔史诗的神圣力量才能拯救当下时代的道德沦丧、精神沦落、信仰缺失、物质至上等问题。
梅卓由民族文化寻根走向宗教神性建构，正是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认识。面对全球化与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危机，人们将目光转向原始社会，试图在原始文化中寻找应对策略。“现代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文明病是不能靠传统医学方式治疗的，所以他们才诉求原始的仪式，诉诸美洲印第安人的‘巫医之轮’，期望在当代世俗生活的喧嚣之外倾听到来自荒远绝域的原始的‘声音’。”㉕梅卓在民族文化认同和宗教神性建构中发掘藏民族宗教文化独特、丰富、积极的一面，以宗教的精神超越力量为现代人的精神建构提供了别一种可能性。
3.民族、地域与魔幻叙事
作为藏族作家，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中，梅卓有意通过发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以其鲜明的民族文化与地域色彩丰富着当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通过对藏文化各种元素的拆解与重组，有意无意间强化着藏文化的色彩与魅力，形成特征明显、结构稳定的民族文化记忆，折射出作为藏族后裔的梅卓内心与情感上的亲近”，呈现了青海的藏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㉖同时，藏民族奇特的文化景观、藏传佛教的神秘体验以及青藏高原神秘的地域特征，为她的小说提供了坚实的本土魔幻叙事资源，使她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和魔幻色彩。
（1）民族宗教与地域文化景观
相对汉文化和中原文化圈而言，藏文化被看作一种"边缘文化”，往往代表着神秘、圣洁，正如部分藏族作家所意识到的那样，许多人，包括一些本民族的人也在积极迎合外界对藏族的想象，以一种猎奇的、脱离历史与现实的方式将藏族的宗教文化审美化，甚至是娱乐化、商业化。这种建立在“少数文化”“脱离了历史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的物质结构”㉗上的民族文化呈现，“在赞颂少数话语的积极成就和潜在力量的情况下，强调这种真实的、仍然进行着的对'少数者'的破坏，是至关重要的。霸权者的怜悯往往伴随着对有趣的差异的关注——但仅仅是审美化了的娱乐方式的差异。‘少数文化’的各种形式，与它们赖以产生的基础分离开来，就变得令人愉悦了”。㉘而在梅卓的小说中，民族文化始终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是人们真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承载着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经验性想象的同时，作为一种“痛苦的表达和升华”，融入藏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隐痛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当中。宗教信仰是藏族文化中最鲜明的特征，虔诚的宗教观念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在每个藏族人的心灵中，他们笃信世间万物有灵，信奉神山、圣湖、灵泉，认为动物、植物与人一样具有灵魂，相信轮回、转世等观念。梅卓的小说在民族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中，对藏族的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宗教观念等进行了大量的描述，于日常生活叙事中展现出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大型仪式活动场面宏大、全民参与，如《太阳部落》中的六月祈福和《月亮营地》中祭祀达日神山，小型仪式如每日的煨桑、闭关、转山、转湖。这些宗教仪式的描写，一方面展现了独特的藏族宗教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则通过宗教仪式深入藏民族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月亮营地》中是达日神山的祭祀仪式，小说一开篇就呈现出全民参与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展现了仪式背后藏族人的文化心理。男人们是祭山的参与者，以勇敢好斗为荣，妇女们则在宗教文化中受到歧视，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宗教仪式之外，但他们对待仪式的态度是一致的，慎重、虔诚，对神山充满敬畏和感恩。《太阳部落》中，每当部落有重要事件发生，如战争、春耕，都要举行大型宗教仪式。藏历四月，是一年之始，为了祈求佛祖保佑一年的生产活动顺利进行，伊扎的宁玛派喇嘛们举行集体坐经，坐经的最后一天，在驱除恶鬼之后，要举行大型的跳神活动。人们欢喜雀跃，集体参与带有娱乐性质的宗教仪式中，衷心地相信神会保佑他们。藏历六月十五日，则是人们背经转山神的日子，索白决定在这一天修建峨堡，祭祀阿妈君日神山，祈求山神为他的女儿驱鬼祛邪。藏族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神授•魔岭记》中，“牧人家庭中男主人每天一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煨起桑烟祭祀众多的神灵，桑料里混合着柏枝和青稞、炒面、酥油，点燃后桑烟的香气很快就会弥漫在草原的上空，接着爷爷向四方吹起白海螺，这支海螺由祖辈传下来，亘古以来招引着众多神灵：早餐备好，请众神降临”㉙。宗教仪式不仅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而且成为人们超越苦难的一种救赎方式。《太阳部落》中，完德扎西在妻子死后，因愧疚而决定闭斋坐经，以赎罪孽；桑丹卓玛在命运不可捉摸的苦痛中，一遍遍在炕洞的白灰上描绘图案，以期得到神灵的指示；香萨在经历了恋人阿莽之死，目睹母亲与情人幽会之后，决定到玛冬玛的山洞里修行。有些虔诚的信徒，则不远千里、不畏艰辛去转山、转湖，如《神授•魔岭记》中转山的班玛曲珍、德央梅朵，《佛子》里转湖的阿依和才让。宗教对他们而言，既是超越现实苦难的精神力量，更是出自心灵的虔诚信仰，宗教信仰是融进藏民族血液里的集体潜意识，是他们对待自然、生命、命运的一种生存方式，构成了他们神秘、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以及虔诚、慈悲、达观、坚忍、重精神轻物质的民族心理特征。
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藏族的民间文化与宗教文化密不可分、互相交融，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对煨桑、叩拜、诵经、风马、经幡、风马旗等习以为常。梅卓凭借着民族的经验性体验，将藏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融入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展现了多姿多彩、神秘莫测的藏族宗教文化。如《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里写到的天葬仪式，老千户夫妇和管家去世后，天葬师为他们主持天葬仪式：
这是伊扎最大的一次天葬仪式，暗红色的袈裟铺满了整座山岗。那是一个金色的黎明，部落里成百上千的人都伏在山岗下，他们把低下去的头抬起来，他们看见成群结队的鹰鹫迎面而来，那些黑色的、褐色的和灰色的鹰鹫，不发出一声鸣叫，它们静静地盘旋而下，那巨大的翅膀扇起伊扎土地上的浮草与尘土，迷乱了人们的惊恐的眼睛。
人们哀唱平安。在浮草与尘土中，人们哀唱着平安。
天葬师伸出左臂，这只手臂紧靠着心脏，他伸出左臂，仿佛伸出了他的心脏，他用一种敬畏的声音呼唤起来。
成群的鹰鹫之后，那昏暗的天边，出现了一只硕大的黑影。
鹰王轻轻地落到天葬师伸出的左臂上。
天葬师喁喁低语。
他请求它把这三个苦难的男人女人交还上天。他请求它，使这三人的肉体寂灭，以便他们的灵魂得以飞升。㉚
在藏传佛教生死观的影响下，藏人相信万物有灵，人的灵魂是比肉体更重要的存在，他们相信轮回、转世，看重人死后的灵魂安宁。《月亮营地》中尼罗去世后，由于心有执念，灵魂不能飞升，在天葬台上将灵魂附身在阿•格旺家的牛身上。部落里的一些民间习俗则带有全民娱乐的性质。如《太阳部落》中的赛马会，《神授•魔岭记》中的神授艺人演唱格萨尔史诗、狮王法舞盛典等大型民间宗教文化活动，人们成群结队来到现场，在虔诚的宗教活动中得到精神的慰藉。
同时，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息息相关。梅卓在小说中将自然景观的呈现与独特的宗教、地域文化融为一体，自然万物都被赋予灵性，如雪山、湖泊、树木、动物等，都与人一样拥有灵魂，甚至在藏民族的观念里，神山、圣湖都是神灵在人间的化身，有自己的本命生辰，人们虔诚地信奉山神、湖神，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祈求神灵的庇佑。《神授•魔岭记》中的阿尼玛卿神山，是雄狮大王格萨尔魂魄寄存之地，圣湖措琼诺日依则周边的昂唯雪山里，住着三百六十位男女龙神，巨大的柏树是万尊度母的宫殿。对雪山、湖泊和大自然万物的崇拜，既反映了青藏高原上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同时也反映了高原地理环境的奇特多变，尤其是气候的变幻莫测，人类在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往往会将其神圣化，产生崇拜心理。寺院、柏桑、冰乃树、麝香、庄廓、帐篷、牧场、哈达、玛尼石堆、雪豹、狼群……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意象，自然地融入具有藏民族特性的人物形象身上，共同体现了青藏高原上安多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洁白的雪山和湛蓝的湖泊的映衬下，那儿有大片的草场和帐篷、庄廓，袅袅不绝的柏桑香气，高高飘扬的五色经幡旗，生活在这片神秘美丽而又高寒严酷的地域里的藏民族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月亮营地》中，甲桑在与雪豹和狼群的对峙中显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猛的身手，然而，具有灵性的雪豹在同伴被杀之后，并没有攻击人，而是将同伴被剁开的尸骨一块块拖走。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冰乃树，“每个叶片上都镶着一圈金色毛边，在昏暗中，这种金色闪耀着神秘莫测的光环，它使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相信某种吉兆正在向自己靠近”㉛。神秘的冰乃树不仅会在傍晚散发出独特的香味，而且据说用它的树脂可以制造某种迷香，让绝情的情人重新回到身边。随处可见的玛尼石堆、刻在悬崖峭壁上的佛像，则体现了藏民族在严苛的生存环境下形成的重灵魂、重来生的宗教文化心理。同时，对雪山的崇拜，对信仰的虔诚，形成了藏民族崇尚“洁白”“神圣”“高贵”“清净”的心理特征，“藏民族对自身生存的被白雪素裹着的高原环境情有独钟，关爱太深，以至于形成崇尚白色的心理范式和文化秉性”㉜。梅卓并没有在小说中去刻意展现安多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宗教文化、民间习俗，而是在对个性鲜明、复杂多面的众多历史与现实人物的塑造中，自然地将其融入生活常态，真实地呈现他们在地域、宗教、民俗、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存状态，在对藏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全面展现、反思中，彰显出独特的地域色彩与民族精神。
（2）宗教神秘主义与魔幻叙事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启蒙与科学的旗帜下，一切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事物，如原始文化、宗教信仰、民间鬼神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了抑制。“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㉝在理性的指引下，启蒙对前现代世界的神秘力量进行“祛魅”。然而，在“对世界的祛魅”过程中，现代性危机让人们逐渐对理性产生怀疑，转而从种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事物中寻找新的人类精神家园。如果说唯理性的现代性主要关涉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那么，神秘主义则作为一种超越性体验，关涉人内在的灵魂问题。尤其是宗教，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其他一些更为原始的宗教，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其核心始终是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问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不乏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对神秘主义的青睐，如许地山对宗教的冥想体验，沈从文对人的神性建构。但是，神秘主义，包括宗教神秘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一股潮流，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在“寻根文学”潮中。
可以说，到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神秘主义才真正具备了思潮的形态与能量，这不仅是因为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涉足的作家也越来越广泛。而且是因为90年代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已经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念作基础。这种世界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对自然之力的敬畏。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它是人的无所不知神话的自我摧毁，是人对宇宙无穷奥秘的谦卑的沉默，也是人与大地之联系的重新修复；从文学的意义看，它是对建立在传统认识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的超越，是对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传统历史构架的消解，也是文学自身摆脱浅薄与透明的人生乐观主义的一种努力。㉞
与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等将目光转向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民间鬼神文化相比，少数民族作家更多地在作品中表现出宗教神秘主义，如阿来、扎西达娃之于藏传佛教，张承志之于伊斯兰教。梅卓作为一名自觉以民族身份和民族立场进行民族寻根和文化反思的藏族作家，其作品中也具有显著的宗教神秘主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化魔幻叙事。
在小说集《麝香之爱》中，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藏传佛教大多只是背景性的存在，如《麝香》中自尽后必须七次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才能转世的灵人，《佛子》中才让在圣湖边的奇遇。这些情节虽然具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并不影响小说整体的现实主义基调。到《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中，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进一步加强，呈现出魔幻叙事的特征。《太阳部落》中索白在两次发起对沃赛的进攻前，分别请阿卡奂和他的师父作法，以得到神的助力，战争中的沃赛头人，从不期而遇的陨星上看到了他的命运，随后被索白的箭镞射中。对世间无所留恋的香萨在玛冬玛神秘的山洞里“看”到了常人无法看到的情景：
她看见他还在上升，上升到离地面半尺多高的时候，他忽然从洞中那方小小的窗口中飞了出去，在香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又像飞去那样飞了回来......他悬在空中，凝视着她的脸，仿佛凝视到了她的内心。㉟
在宗教的神秘体验中，香萨的灵魂获得了解脱。《月亮营地》中，生与死、人与自然的界限进一步混淆，从天葬台上狂奔而去的尼罗附身在阿•格旺家牛的身上，她的灵魂迟迟不肯轮回转世。甲桑在失手杀死妹妹阿•玛姜后，在营地外的玛尼石堆刻玛尼石赎罪，七天后，在牦牛的指引下见到了灵魂仍滞留在人间的阿•玛姜，兄妹俩做了最后告别。女药人的存在则打破了理性与非理性、自然与超自然的界限，她似乎不是活在真实的生活中，不仅能和生物沟通，能和另一个世界沟通，可以预知人的命运，而且能够做出让人一心一意只爱一个人的迷香。
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打破生与死、现实与幻觉、人与物、自然与超自然的界限。叶舒宪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打破理性与非理性、幻觉与现实、生前与死后、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物的种种界线的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重新进入巫术或法术思维的境界之中”㊱。而在梅卓的小说中，打破这些界线的是藏传佛教的超验性、神秘性体验。
《神授•魔岭记》中，现实世界与神灵世界被彻底打破。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阿旺罗罗的行动和叙述，打破过去与当下、神魔与人类、自然与超自然、现实与幻觉、生与死、人与物的界限，将格萨尔史诗传说、神话故事与现实中大量的宗教神秘现象融合在同一个时空中。阿旺罗罗是被神选中的神授艺人的传人，十年前，受到寄生在红铜角野牛身上的魔王的袭击，在众人的保护下被封闭了记忆和密脉。十年后，神授艺人传唱格萨尔史诗时，再次遭遇红铜角野牛的袭击，神授艺人嘎玛威色身受重伤，将可以探知过去与未来的圆光镜托付给阿旺罗罗，阿旺罗罗背负使命，前往阿尼玛卿神山寻找闸宝大师。在众人的指引下，阿旺罗罗历经艰险，经受各种考验，终于成长为真正的神授艺人。小说的另一条叙述线索，则是阿旺罗罗在一步步领会格萨尔史诗的过程中，以自己的视角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魔岭大战的全过程，讲述了格萨尔王从降生岭国到一步步打败魔国路赞魔王，带领岭国百姓过上自由幸福生活的史诗故事。在双重叙述视角下，过去与当下共存、神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交织。《太阳部落》《月亮营地》中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魔幻元素进一步成为支撑整个文本的叙事方式。阿旺罗罗的守护神扎拉，通灵性的白唇鹿、金雕，魔王寄生的红铜角野牛，以及“有一百三十个乳头，非龙女无人能挤奶，非松耳石桶不能承受”㊲的龙蓄乳牛，柏树上的万尊度母宫殿，手掌里的白海螺凸痕，魔王的宿主拉达巴桑……这部小说带有显著的魔幻色彩，很难以简单的“神秘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奇幻小说”或“宗教小说”来归类。
重要的不是如何定义和分类，而是小说通过两条叙述线索所展现出来的对现代性与人性的思考。阿旺罗罗成为神授艺人与格萨尔王史诗形成了互文，过去的史诗时代与当下故事发生的时代——21世纪初发生了关系，将两个时代连接在一起的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属于过去的格萨尔时代是一个尚未得到启蒙的时代，受到神启蒙、庇佑的“人国”（岭国）与尚未得到启蒙的“魔国”共存，神之子的化身格萨尔王来到人间，带领岭国百姓拯救魔国于黑暗邪恶之中。而在当下，虽然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魔王卷土重来，“末法时代”到来，妖魔横行，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对动植物和大自然肆意掠夺，人性在物质主义影响下重新变得贪婪、自私、欲念丛生，人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人”与“魔”共存。阿旺罗罗成为神授艺人，追溯格萨尔史诗，不仅是藏民族共同记忆的复苏，同时也是人的神性的复苏。宗教神秘主义文化在这里具有深刻的现实文化寓意。梅卓对宗教神秘主义文化的表现主要是一种审美对象和审美手段，但她对民族史诗和宗教文化的魔幻叙事是建立在对现代文明和人性的思考之上的，在“魔幻”的不合理之中寄寓着合目的的文化思想内核，那就是为科学和理性支配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一种宗教的诗性和精神创造力，面对现代文明下的人性异化，以宗教的神性来为人性的重新建构提供一种精神资源。
在西北女作家乃至整个西部文学和当代文学中，梅卓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女作家，由于藏文化相对汉文化所处的边缘性位置，梅卓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往往将性别话语融合进民族话语，女性意识的流露与民族意识的张扬具有同步性而非对抗性，扩展了当代女性文学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安多地区的历史与当下书写，梅卓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经历了变迁，尤其在《神授•魔岭记》中，宗教文化进一步内化为人的心灵需求，作为一种神性精神资源，对唯理性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拨。女性视角的加入，则使其对民族历史与现代文明的观察、审视既异于本民族男性作家，也不同于其他汉民族女作家，在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边缘中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本土性经验和现代性反思视角。
注释：
①李洁非：《评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上海文学》1989年第1期。
②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
③梅卓：《麝香之爱》，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④丁帆主编：《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页。
⑤梅卓：《麝香之爱》，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第31页。
⑥梅卓：《麝香之爱》，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⑦ 梅卓：《麝香之爱》，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⑧葛兆光：《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⑨周引莉：《寻根文学的发展与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⑩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⑪ 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⑫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⑬ 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⑭梅卓：《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25页。
⑮ 梅卓：《月亮营地》，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⑯梅卓：《月亮营地》，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235页 。
⑰梅卓：《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48页。
⑱贾剑秋：《新世纪西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述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 社2016年版，第175页。
⑲王宝琴：《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⑳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 评》，张京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㉑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㉒ 贺绍俊：《从宗教情怀看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㉓梅卓：《月亮营地》，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㉔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页。
㉕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㉖黄晓娟：《民族文化记忆的女性书写——论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小说》，《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
㉗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㉘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360页。
㉙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㉚梅卓：《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6页。
㉛梅卓：《月亮营地》，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㉜ 何峰主编：《藏族生态文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㉝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40页。
㉞谭桂林：《从脱魅到迷魅——20世纪中国神秘主义文学思潮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4期。
㉟梅卓：《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26页。
㊱叶舒宪：《论20世纪文学与人类学的同构与互动——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王杰主编，《东方丛 刊》（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㊲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8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刘茸茸，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鲁迅与左翼文学、当代文学。在《小说评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上海鲁迅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诗歌小说散见《文谈》《陕西诗歌》等刊物。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