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当代作家文学，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或国家叙事，还是当下更加丰富而多元的语境下的新时代文学创作，其审美维度的选择都有其源自创作主体的内在必然性，以及与作家的成长地和文学发生地一一青藏高原息息相关的隐秘秩序，其中蕴含着地理纬度、历史维度、文化精神维度以及个体的生命过程。这种隐秘秩序既是一种源于文化积淀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一种审美路径选择。相对于汉文化的实践理性和伦理色彩而言，藏文化的底色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哲理性和诗性。如藏族作家生息的青藏高原富有罕见的地理个性与瑰丽的审美想象，这种地理个性深刻地影响着藏族人的感觉、意绪、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表达方式，藏族文学因而渗透着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然情怀以及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
梅卓从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文体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化随笔等，或叙事，或写意，或隐喻，斑斓多彩，积累和创作了大量具有藏民族审美意蕴和生命意识的作品，呈现出叙事话语的审美化书写，以及对本土文化时空边界的延展性把握和选择，其开放包容的文学实践，充满了隐喻和张力，那些古老和美好的东西、被遮蔽的本然有了现代性的还原。梅卓始终从藏文化视角展开抒情性叙事，注重故事情感层面的追忆缅怀。她说：“我出生并生长在高原。群山之中，最美的莫过于万里长云蓝天，青翠苍茫草原，红墙金顶的寺院群落，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这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平和，时时刻刻警示并安慰着我，这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土地。” “我的文学创作源于游走并感动于游走的地方。”①
夏天来临之前，寺群静谧。
静谧的远山。静谧的白桦林。静谧的款款而来的雨。
静谧的，还有那一起一落的朝拜。②
正是基于青藏高原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禀赋，以抒情性悲悯情怀为底色的梅卓的文学创作焕发出独异的藏地色彩。梅卓的文学创作，为新时代语境下的西部文学、藏族当代文学史写作以及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提供了与各民族文学作品迥然相异的文化审美语境。
一、叙事话语的审美化书写
审美性话语是文学史著述和文学主体论中重要的美学评价标准。文本的叙事话语实际上表达了作者隐秘的精神世界的秩序和作家的现实生活，并构建了阅读者隐秘的精神生活，从而使其回归现实的大地。梅卓叙事话语的审美化书写始终以情感性、审美性、抒情性甚至悲悯情怀作为核心语义。她很注重小说最基本的创作元素——故事、情节、情感和细节。她的三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都是基于藏文化的叙事，其想象力和表达方式蕴含了藏文化的精神气质和思维特质。作为创作素材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禁忌习俗、民间信仰等，使她的文学表述始终与草原、雪域家乡有着亲切的链接和神秘的共情点，充满对族裔文化的反思与热爱。其行文并非有意识强化女性视角，却凸显了藏族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抒情性”和“悲悯的情怀”这两个特征。
她的长篇小说题材往往具有神秘性和传奇色彩，同时又具有恢宏大气的特质，既充满飞扬恣肆的想象力，又显示着细腻动人的叙事能力，而富有诗意的文字灵动、简洁、 明快，张力饱满又温馨柔婉：
伊扎部落坐落在黄河上游谷地之中，酋长是一位老千户。千户为爵位，名称世袭而来。
伊扎部落下属有四个小部落：亚塞仓、松仁仓、亚浪仓和恰姜仓。伊扎部落东临严家庄，西临沃赛部落。③
阿•格旺带领众人创建了这座像月亮一般美丽的营地，在这里，他辉煌过；他拥有所有的权利；他是这营地的无冕之王，直到他入赘营地最富有的阿家，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上阿的姓氏。在他的夫人去世后，他新娶了漂亮的年轻寡妇娜波，一夜之间，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老得再也不能目睹穿插口剑的仪式了。④
柔情似水，他们紧紧拥抱。眼睛看着对方，那蒙胧的睫毛下的阴影，迟迟不肯映照出渺茫的未来，而此时，上天使他们成为出色的一对，施爱与被爱，被爱与施爱，她紧随他的引导，努力地抗拒着分离的到来。
他们漂浮于幸福之上，你就是那黑暗中的光芒，你就是那破云驱雾的光芒……她知道他正在帮助她，他们正在互相弥补，在弥补生命的苍白，在补充生存的色彩 ⑤
文学是情感的产物。人们对文学的阅读，是寻找心灵的慰藉，接受情感的感动，从情出发，从心出发。情爱时的缠绵语言，句式丰富，波澜跌宕，比喻、重叠、对比、排比，长短相间，音流婉转，圣洁而悲壮，单纯而率真。这里的爱是理解与救赎，抒情浪漫而又哀婉悲凉。这是一种内视角与外视角的组合，是传统美与现代美的融合，作品的美学风格与众不同，具有鲜明的创作主体的个人特色。
山是活的，风吹过来，山就开始奔跑；水也是活的，风吹过来，水也开始奔跑；山水之间的白唇鹿在奔跑，大树也活了⑥
白海螺的音质呈现出纯粹的美，那是久远的声音，仿佛很久以来就铭刻在 心灵当中，那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大海的回响。多少个清晨醒来，听到远方的天 籁之音，与白海螺的声音相叠相印，成为生命里的一部分，这重要的一部分， 从父辈接来，再传给子孙。⑦
梅卓的文字弥漫着浓郁的本土自然生态美学的文学感知，诗意地表达着本土气息一一自然的、人文的、感觉的、意绪的，有藏族传统生态信仰的文学特质与文化新质，既是地方与民族的视域，又是“全观”的美学话语，都存在着相似的历史逻辑和密切的精神联系。
无论是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还是短篇小说《转世》《出家人》《珊瑚在岁月里奔跑》，以及小说集《麝香之爱》《人在高处》和诗歌散文随笔 《纪念智者阿克顿巴》《听唐古拉艺人唱格萨尔》《藏地芬芳》《魔咒》《梅卓散文诗选》《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她的文字多依赖于视觉、听觉、嗅觉、意绪等感知，感应着世间万物的“抒情性”。
“抒情性”以诗立心，使她的个人话语充满灵性和浪漫，感应尘世，意蕴幽深。《神授•魔岭记》第三、第七、第八章中，作者把现实生活中格萨尔圆光艺人的“圆光镜” 想象并解读为“日镜” “月镜”，“日镜与月镜应该天然一体……日月合璧，才是一面完美的圆光镜”⑧。日镜“是狮虎龙马四种动物围绕着镜钮飞奔，云纹和水纹相间其中” “只有阿尼玛卿山神的九股如意能断神剑才能破坏它”“月镜是历辈空行母们修行的法器，世代相传，沾染着许多女性上师的灵气，是一面洁白如月、照面如雪的宝镜”“只有卓玛本宗赏赐月镜后，日月镜合二为一，才能成就格萨尔大王的英雄事业。”⑨女性不仅具有个体身份，女性的主体精神、生命的价值，都被蕴含在玄妙而有寓意的象征中。
梅卓的叙事话语中有一个藏族文学史中最古老的母题，即“悲悯情怀”。悲，指慈悲，对人间的苦难感同身受；悯，指同情，对苦难中的人们不轻视而且心怀怜悯。悲悯，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和人性之善。藏族传统诗学领域中，悲悯情怀的隐喻一直对表达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藏族古典寓言小说《莲苑歌舞》: 美丽的莲花苑里，清风吹拂，莲花摇曳，群蜂翩舞，金蜂和玉蜂在花丛中愉快地飞来飞去。金蜂在空中飞舞，玉蜂在花蕊中饮甘浆……突然乌云压顶，雷声滚滚，莲花闭合,玉蜂被裹在花蕊中，金蜂想尽办法营救，最终却眼看着玉蜂死在花蕊之中。金蜂感悟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万念俱灰。小说中的“莲苑”是美丽浮华的尘世的象征，充满绚烂、繁华与欲望，暗示生命难以抗拒的诱惑，但美丽繁华的莲苑里却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灾难、陷阱和无常。作品通过金蜂和玉蜂的遭遇说明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面对自然，生命是脆弱的和微不足道的。小说凸显的是现实生存的悲剧意义，隐喻了生命的苦难和对生存的悲悯之情——人生无常，红尘繁华，转瞬即逝。其他如《黄莺的故事》《青颈鸟传奇》中关于灵魂与救赎的故事，情节虽然单一，但对于人生无常的悲悯之情，却写得荡气回肠。悲悯就是哲人以大智大慧来怜悯同情苦海中的世人，是相互体恤的温情，是呼唤友爱并尊重生命，是低调而又温柔的谅解。
《太阳部落》中，阿莽爱上香萨，而香萨却误解了他，阿莽大失所望，骑上白马，从崖上一跃而下，香萨随后进入深山修行。雪玛美丽多情，却在山野里被才扎少爷强暴，她的情人夏仲益西因此出家为僧，不再理会红尘情事。雪玛在绝望中疯狂，她一遇到僧侣就展示媚态，高唱情歌，把每位僧侣都当作她从前的情人。名叫安的小姑娘每过 一段时间就要独自进山，三天三夜后，又会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地回到亚塞仓千户城堡。索白为中邪的养女修筑城堡祈求山神护佑，却遇到高唱情歌的雪玛。歌会上，阿琼与一青年交换了戒指，双双走上山岗，那里是情人的栖息地。阿琼没有想到，献给她第一首情歌的青年竟是自己部落的仇家……
在《神授•魔岭记》“女神的荟供日”“守塔者”“千年鹿城”“水边的功德”“龙畜之乳”“心圆光”等叙事章节中，华贵庄严的女神凌空闪耀着光芒，所到之处熠熠生辉。那些或明澈，或庄严，或神秘，或悲悯的文字，蕴含了作家特有的温婉与感性。魔岭大战的原叙事中，魔王路赞趁格萨尔王闭关修行之机，掳走王妃梅萨绷姬，抢走良马牛羊。为了搭救王妃梅萨绷姬，天姑贡曼婕姆旨意格萨尔王独自一人去北方降魔。小说家舍弃了原著《格萨尔王传•降妖伏魔部》中“大王欲去救梅萨，珠姆暗进健忘酒”⑩的情节，而凸显了依依不舍、情意绵绵的女性情感。⑪作者的“悲悯情怀”对作品内在意蕴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一一“解难救苦白度母，引我珠姆唱首歌，我似小鸟依树梢，树倒恐被鸥子抓，大王狠心抛下我，珠姆悲苦向谁诉?”格萨尔道：“形影不离珠姆妃，从来善解君王意，我今与你生别离，心头犹如百针刺，我是降魔猛雷霆，要想推脱不可能,前身业缘已注定，早去降魔早还家……”⑫
英气俊俏的阿达拉姆形象，在小说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模样不像人间女子, 倒像天仙下凡……”⑬阿达拉姆与众女子不同，第一次见到格萨尔的阿达拉姆唱道：
智悲自在大恩赐，
雄狮王您声望高，
好像雷鸣传四方，
我像南方孔雀鸟，
喜欢闻听苍龙吟，
白岭贤胜格萨尔，
我一见你已倾心，
请别伤害姑娘我
......
我虽不幸生为魔，
遇上好人心中喜，
热切向你来求情，
允许我做终生侣。⑭
抒情性、悲悯性使梅卓文本的叙事话语充满灵性和浪漫。小说中森姜珠姆的绝世美丽与善妒惆怅，梅萨绷姬的心思缜密与宽容贤良，阿尼卓嘎的聪慧纤巧，21位度母的慈悲温暖，康珠玛祖母的精明能干，阿旺母亲柔韧的性情，都充满悲悯性，悲悯并不仅仅只对个人，也是对自身，对世间，对万物普遍的情感关怀。同时，有悲悯意识的心灵又是痛苦的，隐忍克制的灵魂和在苦难中保持坚韧的生命力，是纯净慈悲的花朵。这些气质卓然的藏族女性形象以她们生命的渺小与伟大、脆弱与坚韧而有了更深广的意蕴。《太阳部落》中的桑丹卓玛、阿多、万玛措、椰西，短篇小说《转世》中的洛洛，《月亮营地》中的阿•吉、茜达、豕金……她们身上既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又呈现出独特的个性意志，艰苦卓绝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她们的坚韧、柔情和人性深处最原始的善良。你很难从一位真正的草原牧女身上看到娇嗔、庸倦、造作的神态。她们沉静、善良、隐忍、宽容……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以及精神信仰的滋养，使她们有一种对生的坚定信念和对死的从容心态，苦难的生命总会在她们身上焕发出悲悯而充满神性的光彩。
悲悯情怀成为梅卓“新女性写作”存在的又一个理由。有学者认为，文学正是因为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才成其为文学。
二、本土文化的时空边界
“边界”在这里的特定含义是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碰撞、互动的地带。身处不同文化的边界，反而能借鉴多种传统，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传统，而是具有了双重乃至多重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世界上的任何文学都具有一种历史的、民族的和本土文化的专属性，同时也具有人类共同性。无论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还是藏族当代文学，使用好本土文化资源，才是立足之本，才会成为世界文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过于强调单一 民族性，会陷入封闭主义，但脱离具体，又会陷入抽象的普泛化。选择文化的时空边界，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寻求各民族文学在诗学品格上的类似性，跨文化边界的选择尤显重要。
梅卓对本土文化时空的边界选择，既有无可逃脱的“命定”，又有跨越边界带来的丰富与多元。的确，迄今为止，人类已有的写作都与之前的叙事有关联。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认为，没有人可以在历史与传统之外，单靠个人的才能来写作, 他所有的作品都建立在与之前文本的某种关系中。所有后来者的写作都要立足于一个庞大的源远流长的写作谱系，崭新的创造和新锐的思索之苗也总是从老的传统之树中长出。我们从来也不相信，一个无所依傍的写作者可以创作出思想清新、艺术精湛并且流传久远的杰出作品。
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曾经被普遍质疑，但有识之士依然提出了 “重构宏大叙事”的主张。梅卓一直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她的文学创作也几乎都与本土时空的民族文化有着潜在的紧密联系。本土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同时也提醒作家不要陷入所谓“民族性”，而是在边界感受现代文化，关注现代性。《太阳部落》（《太阳石》）是梅卓的长篇处女作。二十多年前，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机缘巧合，在我目前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参加了梅卓《太阳部落》、央珍《无性别的神》作品研讨会，难以忘怀的是两天两夜读完《太阳部落》后的激动和同室舍友的相互传阅。部落时代的民族历史，曲折的情爱故事，权力所维护的谎言，无常的隐痛，悲悯的情怀，睿智的气度，深深地打动了我。小说全知式的叙事方式，极其克制又十分抒放的笔调，以及从容、大气的叙事，意味深长的表达，颇显功力。一种严峻幽邃的历史感，将作家和自己民族、家族的历史紧密联系。小说素材的原叙事，直接来源于梅卓父母祖辈的故乡——青海东北部高原的伊扎部落。梅卓多次随母亲回老家探访体验，从她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有檀香母语、帐圈土舍、原野牧场、漫天飞舞的经幡、说 唱格萨尔的艺人……作为这片土地的女儿，她意识到，她要用文字去表现这片生养过她的草原，去讲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从藏族文学史看，古老的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是藏族文学千百年来不断传承繁衍的种子与营养，而且一直以来都以某种不变的隐性结构绵延存续着，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意象存在着，这种本原的意识，能够赋予创作者看似魔幻、神奇的笔调，描摹出现实的丰富性。这是一种能够在文化与创作者之间引起共情的美学形式和文学想象方式。书写人神共居、神性与人性共融的部落文化，这已不仅仅属于文学创 作，同时还属于文化守护，就像《太阳部落》中美丽的雪玛轻轻唱起的那首古老歌谣：
你就是那朵鲜花呵
我是绕你而飞的蜜蜂
可是我要走哩
摘下你时我就摘
摘不下我绕你飞三圈
好比我已摘到了手
雪玛唱的是拉伊情歌，藏人把这种歌叫作山歌，绝不允许在家中乱唱，更 不允许当着长辈的面唱……可是雪玛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脚下迈动着羞涩的 步子，舌头传扬着甜蜜的节奏，她在唱拉伊情歌，唱得毫无顾忌，唱得田野茫茫，唱得四壁萧然
扎西洛哲夺门而逃。⑮
《太阳部落》《月亮营地》中的部落文化语境贯穿全书：草原纷争、恩怨情仇，勇敢剽悍的游牧文化气质，伊扎部落与沃赛部落之间绵延不休的争斗，活佛转世，寻找灵童，天葬台、风马旗、寺院仪式等民俗仪轨的描述，阿•格旺家灵魂转世的白尾耗牛故事。短篇小说《转世》中，曲桑和洛洛的前世今生，两条线索生死轮回，无论如何相爱，投胎转世，宿命的结局却永远无法改变……
《月亮营地》的开篇，展示出部落文化的豪迈阔大：
达日神山屹立在北方，山巅终年白雪皑皑，山下的松树和杨树已经绿了，
雄鹰在群山之间自由地飞翔。达措神湖紧紧依傍在神山东侧，湖面已经冰消雪溶，碧蓝深沉的湖水清波荡漾，仿佛是镶嵌在大草原上的一颗碧玉宝珠。
达日神山的山神是一位身披银铠银甲、手执银剑银旗的战神，也是青藏高
原著名的十二位护法神之一。达日神山前矗立着信徒们奉献的经幡旗帜和石刻 经文。每当轮回到十二生肖中的马年，远远近近的牧人就会骑上马儿、带着家 人纷纷赶来，参加十二年才有一次的祭山盛会。因为这一年，是达日神山的本 命生辰年。
愿望总能实现的。只要有了这一年的衷心祈福和祭祀。⑯
无论是被动的还是有意识的，要么是绵延、重复，要么是模仿、幻形，都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梅卓在省文联分管格萨尔工作，长期的田野调查、下乡采风，她总会将自己事先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代入创作中去，使写作得以承载某种传统经验的内容，融入一 个传统谱系中去，引发读者的认同感或异质感，或许还产生更为广泛的意义。
在梅卓的各类创作中，古老的格萨尔史诗文化元素无处不在。“听唐古拉艺人唱格萨尔”，梅卓笔下，格萨尔形象正气满满、霸气豪横、气韵生动：
好！以暴制暴的格萨尔，白色善业的太阳不出来，黑色罪孽的迷雾不能 消。凭你天神的预言，率你正义的兵师，去面对魔王的挑衅。
好！以暴制暴的格萨尔，去征服侵略者的力量，去体现众部落的恢宏。没 有沉醉于降生时的缤纷花雨，吉祥仙乐，而是奋勇而起，维护真实的美丽家园。
好！以暴制暴的格萨尔，消灭恶道的蛊惑，建立理想的岭国，人民安居乐业，草原锦绣斑斓，再没有受虐遭酷的朗萨，也没有终生为奴的强巴。
好！以暴制暴的格萨尔，自古领袖皆英雄，从来君王多豪杰，牵动你的枣
红马，喊醒你的听众，你这天神之子，再一次抖擞你的长啸罢！
——《听唐古拉艺人唱格萨尔》⑰
现代神话小说《神授•魔岭记》，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重构了格萨尔史诗作为民族传统史诗的另类叙事，也是梅卓向自己喜爱的格萨尔史诗文化、部落文化的致敬。格萨尔史诗是藏族民间诗歌的汇集，是集体记忆、母语表达、本土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是具有原型意味的宏大叙事。史诗存在的意义在于史诗叙事在当代不断延续，进入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梅卓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诗意的笔触，表述了她熟悉的、感受深刻的、心怀已久的古老神话，以及她身边那些“嗓子里住着百灵鸟”，能不断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平凡而又神奇的故事。梅卓自己也如同草原上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敬畏之心，以书面文本的形式重新解读格萨尔史诗，追问民族精神的内蕴。
格萨尔故事是长在神授艺人舌苔上的“梦叙事”，而文学叙事本质上也是一种“梦叙事”，彼此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神话思维和史诗叙事并非只产生于人类的初始时期。梅卓赋予从古代走来的英雄史诗“梦叙事”以新的审美价值，她塑造的那些史诗文学形象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和个体记忆的梦中景象……这些文学审美意象与西方维吉尔的 “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被称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人史诗）非常相似。维吉尔的文人创作以《荷马史诗》为范本，讲述了特洛伊城被攻陷之后，埃涅阿斯率众来到意大利，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故事。维吉尔的文本，无论结构、情节、人物、 题材都出自特洛伊战争，前半部六卷几乎都是模仿《奥德赛》，后半部六卷模仿《伊利亚特》。整体文本与《荷马史诗》相仿，但有着精致的拉丁语、严谨的逻辑修辞，如对狄多和图尔努斯之死，写得哀婉、朦胧、细腻、典雅，句子偏长，复合句较多，已经完全没有口头文学的语言特点。《埃涅阿斯纪》已然在诗歌、格律、人物、结构等方面获 得文学定型，不仅成为欧洲“文人史诗”的开端，而且成为后世书面文学的典范之作。
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同样是从作家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出发，在感性的修辞、语词体系和诗性的神话思维中，体现了文人作家独立的文化姿态和个人话语方式，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有异曲同工之处。梅卓心之所向、神之所往地表述了现代神话版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和精神。小说描述了 13岁的阿旺罗罗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和虔敬的信仰，歌颂普遍的仁爱，歌颂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雪域众生敬畏的自然。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无限忧郁的情绪一一藏族宗教文化中悲悯的情怀也是作家个性中的隐秘底色。
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意义永远处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承传之链中，任何一个阐释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都必须从已有的传统进入解释，而不能天马行空，也建不成空中楼阁，这是历史的实践性决定的。除了拥有一种前理解结构外，还必须先拥有足 够的文化资源，包括祖辈前人的历史文本。所以说，任何当代文本的生成都是对历史资 源的承传、选择、判断和再创作的结果，都建立在与之前人祖辈所创造的文本与语言的 对话关系中。我们之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之属于我们：
诵经声是多么美妙的声音啊！他在诵经声中长大，天天习惯了听到各种各 样的经文，有赞颂佛祖释迦牟尼的，有赞颂各位护法本尊的，有赞颂山神湖神 的，更多的是赞颂莲花生大师的。
诵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在诵经声中睡去，也在诵经声中醒来。⑱
清冽的空气中充满神圣的气息，桑烟飘向天际，仿佛一缕缕带向虚空中的 问候，神灵由此能够感知人类谦逊的问候，因而愉悦欢喜，保佑人们祛病消灾、吉祥安康，并且获得牲畜兴旺的赐予。⑲
民族史诗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以神话思维、诗性思维将原有的神话资源构建为现代新神话。在当代，西方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家们从未停止过他们的新神话叙事，我们熟悉的《哈利-波特》《指环王》《变形记》《荒原》《尤利西斯》……皆被称为秉承了神话思维的“后上古神话”。这种把原始神话叙事与现代小说叙事紧密相连的叙事方式， 突破了神话叙事的单一形态，将其演变为当代文学世界千姿百态的符号系统。在梅卓笔下，格萨尔史诗终于又一次从束之高阁回到现实生活，重构神话成为必然。文学是在写 一个感觉中的世界，感觉是一切文学写作的基础，而好的文学创作，必然是作者先产生感受，然后再将其凝固、组织，最终形成小说的世界。神话小说虽然与史诗、传说、历史存在差异，但现代小说的创作与口头文学的传承方式一脉相承，小说家的讲述与神话传说一样充满了想象、夸张、神奇以及思想和信仰。
三、重构包容的“文学性”意义
梅卓的作品，有一种把“历史化”和“社会史视野”视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图式和方法，她更倾向于把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看作互动的关系性写作，始终在用更宏大的文学想象力和包容性去穿越历史与现实、古代和现代。她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转世》《出家人》《纪念智者阿克顿巴》《听唐古拉艺人唱格萨尔》《魔咒》等作品，都是在总体性地面对历史与现代，试图揭示隐形世界背后的现实内在逻辑，重构包容的“文学性”意义。
除了话语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文学性与语言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宏观的、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文学性”维度，会重新激发文学的内在活力。这里所说“文学性”并非20世纪80年代所强调的“纯文学”理念，而是基于审美的具有开放性和关系性的写作，目的在于重构文学创作领域审美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梅卓散文诗选》的许多篇章，如《绽开十万瓣叶的白旃檀》《红颜•顿悟》《仲夏 时去看玛尼石》《沧桑之念的扎陵湖》《路边的精灵，雪妖•林妖•水妖》《和将去修行的小尼对话》《纪念智者阿克顿巴》《听唐古拉艺人唱格萨尔》《仓央嘉措：我的王》《松 赞干布：吐蕃王塑像》《圣者之歌：米拉日巴》《羌姆：晴空下的鹿舞》《无字的诗篇: 酥油花灯节》《朗萨雯波的心》《那一夜淡蓝的草原》……自然的、人文的，都是有关本 土文化记忆的抒情篇章，但由于女性的叙事视角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和柔婉，梅卓 的一些看上去有些小女人、私人化或隐私化的诗作透出某些宋词的意味。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十四种节气和酒》：
迂回 垂下眼睑寒冷的黄金
风中摇摆的自由的手在微醺的拉萨
一直到傍晚
一直到桑烟重新升起
小寒:是谁让酒红睡上我的面颊大寒:真言
立春:伤心酒店
雨水:可与幸运神相酬酢惊蛰:干净的酒水.
春分:午后晒台
清明:甜酒夜
谷雨:和美好历史干杯
立夏:酒鬼
小满:神仙不落地
芒种:正午之前的酩酊烈酒夏至:酒商的女儿
小暑:微醺
大暑:兄弟们高卧
立秋:饮酒方式
处暑:醉太平
白露:酒醒何处.
秋分:醉生梦死不知觉
寒露:酹
霜降:清酌
立冬:立冬日与酒
小雪:英雄之觞
大雪:开始时，酒只是一种感觉
冬至:最后的醍醐
——《二十四种节气和酒》⑳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种节气和酒，细腻的感知中，能品味到类似李清照词意的别样与清新，以及刚柔并济的惬意与美好：“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梅卓的诗作，不仅仅关注身体，关注女性，或者关注一己哀愁，更是女性对自我生命体验、情感想象和理想之爱的追寻。这种融合了自然情感的文化叙事成为她诗歌的精神内蕴，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使 她的创作显得厚重而富有生命力。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获奖理由是她十分擅长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观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正是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熟悉和表达使她的叙事具有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别具一格的魅力，让她的作品跨越文化边界，自成一派。梅卓《神授•魔岭记》中的阿旺罗罗形象，原型意味非常浓厚。阿旺罗罗是由格萨尔形象“繁殖”出来的人物，与史诗中的格萨尔形象有着非常相似的属性，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史诗人物、古代的神灵自由穿行于现代小说里，诚可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现实不仅是多元的，也是多维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多元且多维的。这种在现实维度和精神维度自由穿行的能力，正是文学的力量。
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认为，一部经典作品的不同之处，也许仅仅是我们从一部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但在一种文化延续性之中有它自己的位置的作品那里所感到的某种共鸣。可以说，一部好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谱系图中的位置。有评论者认为：
这些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以自我和他者合和的双重文化身份，在汉藏文化的交叉边缘地带，建构着民族文化的另一种话语叙事形态。他们笔下的民族文化不再是为迎合客体视角的审美习惯而制造出肤浅的民族符号来满足陌生化期待，他们的叙述与表达，使话语霸权下被遮蔽甚至被歪曲化的“自我”得到了还原和真实显现的机会。来去自由，穿梭于两种文化中间的自由之身，也使他们获得了比母语作家更多的话语权，赢得了更多进入文化市场的份额。㉑
21世纪以来，世界文化思潮出现了合作、对话与融合的趋势，这也是重新解读梅卓的写作和阐释梅卓意义的新路径与可能性所在。梅卓站在本土文化时空的边界，以其叙事话语的审美化书写，重构包容的“文学性”意义。她的作品在民族生活审美、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以及英雄人物的神圣化等方面，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抒情性特点。其行文恣肆，具有强大的力量感，情感如潮水般涌来，热烈而开阔，又充满温柔的诱惑，人物形象情感真实，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神灵的敬畏。虚实相生的叙事方法也使作品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韵致。
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新女性写作”概念，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认为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强调写作批评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这或许是解读梅卓作品的又一视角。
藏族当代作家文学批评对文本的阐释分析，对作品的鉴赏和捕捉，以及对作品纵深处的人性的挖掘与表达，还远远不够，创作与批评还缺少共同的想象空间。借着对梅卓作品的审美性鉴赏，我们正勉力掘进，力图守护文学世界中闪烁光芒的精神长廊，彰显多元的、阔大的民族艺术气象。将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兼顾审美性和文学性的维度，或许可以多多少少打破以现代性理念为支撑的一元化历史图景，从而认知20世纪本土文化实践中审美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注释：
①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②梅卓：《梅卓散文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③梅卓：《太阳石》，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④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⑤梅卓：《太阳石》，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⑥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7页。
⑦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⑧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8页。
⑨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107页、第247-248页、第268页。
⑩《格萨尔王传•降妖伏魔部》，王沂暖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⑪王妃森姜珠姆的绝世美颜在格萨尔史诗不同版本、不同章节、不同艺人口中，都有大量传颂，如珠姆 娇艳的光芒使太阳也略显黯淡，皎洁的月亮比起她的娇柔动人略显冷暗，出水莲花也被她的楚楚动人夺去芬芳，死 神见了她也怜香惜玉唯命是从她“前进一步能值骏马一百匹，好像天仙舞疏赘，虽有百匹骏马也难换.后退一 步能值紫骡一百匹，好像飞天下云天，浓密黑发能值锦牛一百头，根根发辫是珍珠宝石串，虽有百头锦牛也难换. 一笑能值百头羊，舌上自现'阿'字形，虽有百只绵羊也难换……"
⑫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页。
⑬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页。
⑭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4-215页。
⑮梅卓：《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⑯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⑰梅卓：《梅卓散文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⑱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3页。
⑲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⑳梅卓：《梅卓散文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67页。
㉑德吉草：《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藏族母语写作及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丹珍草（杨霞），女，藏族，文学博士，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化部民间文化研究评审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藏族文学和格萨尔史诗学研究。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论》《文本·田野·文化：多重视阈下的藏族文学研究》《藏族当代作家双语创作研究》《差异空间的叙事》《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承实践及其文化表征》等学术专著5部、译著1部。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成果奖”。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