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叙事中的现代性烛照、文明调适与家园重构
——次仁罗布小说论
马豪杰
在当代西藏文学谱系中，次仁罗布是近年来西藏小说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家，在他的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创作中，魔幻已化为日常。作家通过叙事技法的多重组合凸显鲜明的日常叙事风格，对西藏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细微刻写显示出丰赡的雪域地方性知识，在地方性知识的艺术刻绘中呈现出藏民族的生存样态和精神面相。在西藏当代文学中言说现代性维度使其必然氤氲启蒙的质素，这在本质上是五四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继承和发展。次仁罗布以启蒙现代性烛照藏地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并对生发其间的雪域文化与工业文化、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传统信仰与商业运作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做出积极调适。同时，作家也深切体悟到族群在传统文化、信仰体系、心灵家园、伦理关系等方面的危机，在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努力践行对母族文化的文人担当和历史使命，通过文学创作对深陷现代性困境的精神家园进行了探索性的重构。本文以次仁罗布的中短篇小说为考察中心，力图阐发其小说中的上述特质及重要意义。
一、现代性烛照下的苦难生活
贯串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主题融渗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启蒙，以达到对受苦民众的“救亡”之功利目的。宏观来说，当“救亡”成为整个中华民族首要任务时，“启蒙”的色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鲜明。次仁罗布竭力刻写西藏人民的现实生活，尤其是日常的苦难生活，并融渗启蒙现代性烛照的艺术诉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①因此“苦难”的内涵并不仅指死亡带给人们的痛苦，而是人类的一种包含痛苦、受伤在内的生存状态。当这种状态指向人们的心灵空间和精神世界时，无疑难以挣脱。以这样的苦难观去审视次仁罗布小说中的众生，可以发现他们的苦难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死亡苦难。死亡是人类难以避免的苦难母题，在某种意义上人类难以消除死者带给生者的无尽痛苦，这种痛苦将影响生者的生存样貌和精神状态。《放生羊》中年扎老汉的老伴去世使他萎靡不振，颓废堕落，甚至以酒精来麻醉自己，信仰的救赎并不能抹杀年扎老汉苦难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底色。显然，作家的重心并不在于苦难的呈现和神性维度的张扬，年扎老汉由宗教救赎的方式而生发于心的爱才是文本的奥义所在，更为可贵的是，这种爱在左邻右舍的身上得到接续与传递。诚如弗洛姆所言：“爱是一种产生爱的能力。”②《杀手》中作家以卡车司机“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自己潜为“隐含的作者”③，以便更好地为叙述服务，因为“隐含作者的感情和判断正是伟大作品构成的材料”④。作家这种独具匠心的叙事设置使小说的情节发生突转：当康巴汉子看到仇人玛扎时，他泪流满面，十余年的复仇化入虚无。作家通过叙述者“我”的梦境完成了康巴汉子复仇的人生课题。康巴汉子父亲的死亡促使康巴汉子走上长达十余年的复仇征途，这必将成为其“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死亡苦难带给生者的痛苦经历并不能因宗教的救赎而被否定。小说以启蒙现代性的视角启示：复仇至关重要，但在复仇的征途上历史和罪人的虔诚悔改中重建的“人与人之间宽恕”的人际关系（即如何面对新的生活），才是之于生者而言的生命终极哲学。
第二，历史苦难。历史苦难往往体现为各种权力的角逐带给芸芸众生的苦难，投射在人民心中便形成一种伤痛感。次仁罗布的很多文本把政治之难设置在一个宏阔的历史 背景中予以表现，譬如《德剁》《奔丧》。但将历史苦难写得最深刻的文本是《炭笔描》，小说以“我”的视角素描了平措老人艰辛悲苦的人生画卷，以西藏农奴时期、解放时期、平叛时期、民主改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宏大历史语境为背景，颇似长篇 《祭语风中》，由此使短篇具有长篇的丰赡之义。首先，小说在粗线条的勾勒中成功塑造了一位饱经苦难的老者形象，并深刻揭示了造成平措老人悲苦命运的历史根源，而得到新生后的他犹如一塑雕像永远矗立在雪域大地。其次，作家深度思考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几十年的风云历史，并表达出对西藏农奴制的强烈批判和解放后牧民当家作主的热烈颂赞。再次，小说体现了贫苦牧民的命运际遇与政治形态的辩证关系。农奴制下牧民群众是生活的奴隶，他们一贫如洗，奴隶主以心狠手辣的手段榨取他们的所有血汗。新中国的牧民群众成为生活的主人，不仅拥有田地和牲畜，更拥有自由和民主。最后，文本中的叙述者“我”既是历史苦难的见证者，更是牧民群众心灵的深深伤痛的真切体验者。这种痛在“我”的身上得到升华：难以启齿的身世使“我”有意识强迫自己不再回到那个载着痛苦记忆的故乡，这造成了母亲去世时作为儿子的“我”没有在场的深深遗憾、 愧疚，也带来平措老人去世时难以拂去的无尽惭愧、悲伤、自责。需要强调的是，此类小说并不是作家在创作中积极建构宏大叙事的结果，作家是在日常叙事中借助宏阔历史背景使藏牧民的日常和思想得到全面、完整的呈现。
第三，爱情苦难。爱情是人类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此充满憧憬和向往，可是人们在追求爱情的路途中却往往陷入孤独、寂寞、烦恼、忧伤。《焚》是次仁罗布为数不多的以现代性反思为视角的日常生活题材作品，文本中社会的进步按说应使物质极为丰富的人们的爱情愈加甜美，然而文本中维色的爱情和婚姻却使她陷入难以喘息的压抑状态中，最后她只能无奈离婚，由此走上了以酒浇灌自己的悲剧之路，难以排解的内心痛苦和孤独使她和诸如安东、多先生之类的男人发生并无感情的身体关系，在痛苦中愈走愈远，以此来消耗自己可贵的生命。小说的精妙在于引发读者深刻的发问：如此痛苦的生命状态，到底是谁之过？《情归何处》是次仁罗布作品少见的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报社职员扎西在一次车祸中失去性能力，尽管在艰难中努力奋斗，尽管离婚后又与次白、周洁等女孩有过亲密的接触和良好的感情发展，但最终难以走进幸福的殿堂。残缺的身体、遗憾的人生，在理性的大海上难以找到爱情驻足的温馨港湾，于是扎西在人性善恶美丑的边界徘徊、彷徨，沉重的灵魂更显孤独、悲苦、无助。扎西的拯救之途是写作，他以此超越苦难的生活，让灵魂与精神得以飞扬。
第四，残缺苦难。身体的残缺本已使人物承受着沉重的生理苦难，然而生活中的冷眼、歧视、嘲弄更使人物要忍受莫大的心理苦难，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苦难往往把人物逼到生与死的边界。布斯曾说：“当小说家试图对读者实现他发展中的思想的可能性时，他也就发现了自己的叙述技巧。”⑤笔者曾指出：
文学史中塑造此类悲剧人物的作家和作品俯拾即是，仅就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而言，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韩少功的《爸爸爸》、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罂粟之家》、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迟子健的《雾月牛栏》、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秦腔》，等等。在具体的文本中此类人物以傻子、残疾人、疯子形象呈现。可见，此类人物是作家为了宣达某种深度理念而采取的叙述策略的产物。这些残缺者大多承载着作家关于社会历史、民族文化、人生抑或人性的思考。⑥
正如巴赫金所言小说家需要某种重要的形式体裁上的面具，它要能决定小说家观察生活的立场，也要能决定小说家把这生活公之于众的立场。”⑦在次仁罗布的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物，譬如《八廓街》中的赤裸疯女人、《绿度母》中的巴桑、《尘网》中的瘸子郑堆，其中赤裸疯女人桑多妮妮不仅揭示了残缺形象的主题意义——残缺者自身的苦难，延及他者的苦难，而且也微妙地呈现出将魔幻内化为日常的显著艺术转向。次仁罗布曾说他“在行文上更加注重叙事策略，不断探索小说叙事的多样性”⑧，从中 我们不难管窥次仁罗布作为一名有担当的小说家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执着追求及其中蕴含 的丰富哲思。巴桑是被爱情逼上了绝望之境，但他的残疾强化了这种绝望中的痛苦。瘸 子郑堆的一生揭示了苦难之于人生的绵延与无尽，但他充满苦难的魂魄向世人昭示：世上最美的莫过于真爱。
在此需强调指出的是，现代性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它指引身处苦难中的民众在物质层面得到新生，在更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中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由此实现精神与心灵向真善美的靠拢；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新语境下又有新的困难，即现代性之难。由于三百多年工业革命的强劲发展，人类社会的每一片家园都受到工业革命的侵袭，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浸淫在现代性语境中，形成人类精神与灵魂的时代困惑。雪域高原作为地球的一方净土，象征着生态的和谐与精神的高地，然而，在21世纪以来现代性裹挟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这片精神的净土也受到影响，生存其中的人们经受了心灵的震荡和精神的苦难。次仁罗布在创作中深度关切深陷其间的底层民众。《泥淖》讲述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代牧民姑娘难以跻身城市而又无力回乡的減尬处境以及灵魂无处安放的痛苦与焦虑。她们厌弃农村的安静与荒芜，追寻城市的繁华与喧闹。可悲的是，她们在卑贱的职业和艰难的生活处境中迷失自我，在无尽的诱惑中陷入难以自拔的城市泥淖之中，在痛苦和焦虑中耗尽宝贵的生命，她们的灵魂支离破碎。她们难以抹除对亲 人和故乡的思念，但由此激起的良善和慈悲难以扭转她们的生活轨迹。《长满虫草的心》 叙述技法独特：以“我”的魂灵的视角叙述故事。当具有现代性印记的金钱俘虏了包括爸爸和媳妇在内的所有人时，“我”的魂灵不再轻盈，再也找不到可以停留的地方。作家在反映现代化进程中高原牧民被金钱侵蚀的现实时，也在另一层面对雪域高原传统价值伦理体系的土崩瓦解表达深深的无奈、无助与惋惜。
此外，《雨季》《兽医罗布》等小说还体现出因生产力不发达而加剧的自然性灾难。质言之，次仁罗布在日常叙事中书写的苦难生活经由现代性的烛照，给出正反两面的启示：现代性使藏民对生命、命运、死亡、爱情、政治、宗教、信仰等有了新的认知，使他们获益，现代性本身同时又是民众的苦难之所在，他们在现代性的追逐中迷失自我。上述诸种苦难无疑也是人类和世界的重要议题，“作品中所显示的世间苦就由一般性的 世俗苦难进入到了生命的超验苦难。”⑨。由此，小说超越了地域、民族、国界而具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诚如次仁罗布自己所言“我们不要去刻意写藏族人， 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写，这样我们写出来的人物就超越了种族，超越了阶级，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是任何种族都能接受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人性也是相通的。”⑩
二、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调适
金岳霖认为“自然不仅是认知的对象，更是信仰的对象，是人们情感方面的依托”⑪，他从而提出了“朴素的、英雄的、圣人的”⑫三种不同的人生观。“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在人类日常生活上即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的和谐，呈现为一种愉悦的生命存在形式。现代化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但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诸维度上的关系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曾尖锐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⑬海德格尔也指出：“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 还不是由某些技术引出的那些对人类不利的后果，比如原子弹、核武器；真正的危险在于现代技术在人与自然及世界的关系上‘砍进深深一刀’，从而对人、对自然的自身性存在都造成了扭曲与伤害。”⑭可见，科技的进步不仅使人与自然诸维度上的和谐关系遭到冲击、挑战、破坏，而且呈现出生命物质化、物质生命化的发展趋势。
面对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人类不能阉割反思的能力，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中才有可能更好地调适人与自然的“元问题”⑮。这种反思的历史使命并不仅由如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承担，还理应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命题。在中国学者中，鲁枢元的认识典型而深刻，他说：“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最大危机，也正是因为在‘人与自然’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盲目性和片面性；从生态运动的意义上看，人类有史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正在于对自然采取了对立的乃至敌视的态度。”⑯他在审视和反思这种不良态度导致的危害时，进一步强调：“在工业社会凶猛发展的300年里，人的精神的沦丧与地球生态的濒危是同时降临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和社会管理问题，而与现代人类的生存理念、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问题。”⑰从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考量次仁罗布的小说世界，作家在创作中对人与自然“元问题”的艺术思考及对其间诸种关系的调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文生态受到冲击的艺术反思。倘若对前文中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做进一步的阐释便可发现，科技进步使人类在物质生命化、生命物质化的道路上愈陷愈深，其最显著的表征是智能时代的来临和人类精神的真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原本的人文生态不仅遇到种种挑战，而且几近瓦解，人们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难以建立一套导引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新人文生态体系，于是人类的生活陷入迷失的困境，被科技异化。《阿米日嘎》以“我”见证了西藏人文生态受到现代性冲击的精神状况和心理之相，生动刻画了贡布、嘎玛多吉等人在现代性浸染下的贪婪、猜疑。如果说《阿米日嘎》拉开了次仁罗布书写西藏人文生态受到的现代性冲击的序幕，那么《神授》则是把这种冲击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书写推向极致，是作家对西藏民众人文生态的现代性境遇的理性反思。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异质标示了作家调适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探索，正如有学者所论: “这似乎象征了两代人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中各自的信仰与选择：年长一代遭逢变化的阵痛，痛感神灵已死,年轻一代则怀着信念，旧日的神灵可能会以另外的形貌再次降临。关于心灵、情感、精神的探索，也许不是某种单一的理念可以涵盖，这个结尾显示了开放性、多元性、可选择的种种可能，也正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多元现代性话语中的未来。”⑱《叹息灵魂》则通过“我”的心灵转变昭示出对人生与死亡的彻悟：不要因现实的利益让灵魂坠入腐化与罪恶的深渊。
第二，现代化发展投射在自然上的人类忧患。现代性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方式冲击了人类的人文生态，而且在全球化的助推下以更加猛烈的姿态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和谐。然而可悲的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形成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工具主义使本已失范的价值、思想、信仰体系不仅得不到修治与矫正，反而催促人们以一种更加疯狂的姿态向大自然母体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物质利益。《曲郭山上的雪》描写了曲郭山上的雪消融得所剩无几的事实，这种消融印证了藏民族本土文化中先民关于末日 的神秘预言。因此，当村民变得慌乱时，德高望重的贡觉老爷却显得异常冷静。他的这种姿态昭示了在思想深处对自然与人类辩证关系的思考。在贡觉老爷的身上寄托着作家对现代化发展的忧患意识，也倾注着作家对本民族在现代性境遇中的人文观照。作家在贡觉老爷的身上成功实现了 “第二自我”⑲，由此也成功实现了在创作中对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调适。
第三，人与物的通性合一。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生态文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佐证。人指认万物有灵，即对大自然的万物赋予人性，将自然万物视作富有人类思想和感情的生命体，认为它们理应得到人类的尊重。按照佛教的讲法就是，有生命的万物都有成佛的潜能，例如《放生羊》中年扎老汉认为放生羊有人性，视放生羊为救赎苦难灵魂的现实媒介，因此，念经、祈祷等诸多佛事不但驱散了老人对死亡的恐惧，而且让老人在虔诚的救赎道路上深感生的可爱与可贵。于是老人在人生的黄昏，在一种无限的平静中顺利完成了自救与救人的双重使命。文本中人与物的通性合一显示了作家对母族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关系的调适，进而体现出对建构人类情感共同体的艺术诉求。这种调适的价值追求指向现代性，即作家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审视和考量人与物的生态关系及人性的突变。诚如作家自己所言：“作品回到现实，我们反思当今这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金钱、名利、地位像病毒一样吞噬着人们内心深处最纯真的善良和博爱，生活意义的迷失和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使人感到心灵空虚，精神苦闷，导致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逐渐消失。”⑳《沙棘林》中的毛驴和《传说在延续》中的老牛都被赋予人性，在游牧文明的生活场域中，它们与主人同呼吸共命运，以灵性陪伴和帮助主人度过最为艰难的岁月。次仁罗布在创作中对此类形象的塑造及对人与物的通性合一的追求，既是雪域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时对在人与自然“元问题”上和谐文化质素的彰显与宣扬，也是在现代文明迈进雪域圣地时对人与自然扭曲关系的有力矫正。
次仁罗布崭露头角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及创作丰收的21世纪初期是西藏现代化进程速度加快，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碰撞更为频繁的时期，藏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 体系、思想伦理、传统信仰等受到更大的冲击。鉴于这样的现实语境，次仁罗布立足藏地，关注藏民族生活与文化的当代境遇，通过自己的文学世界做出对雪域文明与现代文明矛盾冲突的积极调适，这种难能可贵的探索在自然生命的维度上表达出天人合一的艺术诉求，在主旨意蕴的丰富性上则显示出对母族精神家园进行艺术重构的思想旨归。
三、精神家园的艺术重构
次仁罗布的小说在存在的维度上呈现出藏民族历史上的日常苦难，当这种日常苦难 上升为生命苦难时，在现代性烛照下的现实关怀显示出对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积极调适，由此隐喻对母族精神家园重构的价值愿景。由于整个藏民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灵魂的救赎在文学的层面上凸显出对神性维度的建构，换言之，就是借助宗教信仰来拯救陷入人生困境的个体，使其灵魂和精神得到解脱，以此疗愈种种苦难性伤痛。在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缺失的神性维度时，谭桂林在《百年文学与宗教》中曾对“与神的对话” 的实质做了这样的概说：“与神的对话绝对不应只是宗教徒的专利，恰恰相反它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重复的生命活动形式，是我们每一种语言的文学在价值体系建构中的绝对维度。”㉑笔者曾言：
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力求实现人类文明形态在多元统一与多样共存下的良性互动发展不仅仅是可能的，还应该和可能成为建构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新维度。因其始源意义上的同体共生性，文学与宗教的深层次联系不言自明。尽管此后二者分途发展，但相互之间的借重与影响仍清晰可见。宗教借重于文学之审美特性，使其宣教活动具象、感性和通俗，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文学受宗教形而上内涵之融渗，则具有了追问灵魂的深邃和究极本来的境界，因而提升了品位和力度。㉒
可见，文学的神性维度至关重要，从哲学角度而言，文学与宗教的同体共生使我们难以对两者做出绝对的分割。因此，作为研究者，当我们观照和审视少数民族作家具有神性特质的文学时，应谨防陷入神性救赎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应对其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和哲学性的判断：具有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对神性维度的建构只是灵魂救赎的一种方式，其本质是对母族精神家园的重构，其目的是超越族裔走向人类，超越宗教走向日常，即为整个人类的灵魂安放和心灵安宁提供积极有效的艺术经验。诚如加缪所言，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够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以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批评视野去阐释次仁罗布的小说，可以发现其在母族精神家园的重构上体现出不同的与神对话的叙事策略。
第一，感知罪恶后的追寻对话。人物因自身和他者的罪恶而陷入更加痛苦的人生境遇，从而在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与神对话的迫切心愿，在与神对话的心态上体现出强烈的虔诚心，以此来达到救赎灵魂之目的。《放生羊》中的年扎老汉充满魔幻色彩的梦境，既是老伴（他者）的罪恶的呈示，更是年扎与神对话的契机。作家通过与神的对话昭示了文本的人类意义：年扎老汉身上的善良、怜悯是人类的共性，他展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揭示出我们每一个人向善、向美、向真的生活途径。他在自救与救人的双重使命中把人类的基本精神推向极致。从小说的丰富内涵中，我们不难发觉作家在创作中通过神性维度的建构来追寻人类意义的美学诉求，这正反映了作家对母族精神家园重构的可贵探求及其达到的深度与高度。《界》中查斯在日则寺旁雕刻六字真言的余生，呈现了他感知罪恶后追寻对话的生命底色。《绿度母》中巴桑目睹了家族没落带给人的沉重罪恶感，其自杀未果，走向了尼姑庵，以宗教信仰来救赎多难的灵魂，在救赎中她顿悟：尘世的一切苦难罪恶皆源于内心的欲望。至此，小说也完成了探寻人之苦难罪恶的根源及自我救赎之途的基本哲学任务。
第二，寺庙僧人的执着对话。僧人是践行信仰最为虔诚的群体，当他们的信仰受到外来的侵犯时，他们表现出一种执着捍卫信仰的人生姿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和诠释“信仰就是一切”的人生命题，从而在与神对话的神性维度上体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执着精神。小说《德剁》以“我”的视角叙述了色拉寺的德刹们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与摄政达扎的生死搏斗。对德剁，《藏汉大辞典》中是这样界定的：“浪荡僧，旧时寺庙中极少数年轻僧人，其主要任务是为僧众行茶。他们懒散好斗，装束和行为不全遵守戒律。某些大寺庙中有此类僧人的专门组织。”㉓小说通过刻画德剁形象，反映僧人在捍卫信仰时的执着。然而抛开文本特定的历史语境，观照当下现实时，我们便对文本的意蕴得出新的理性认知：基于人性良善的和谐人际关系既是捍卫信仰的有力法宝，也是融入现代社会而与携载异质文明的他人交流对话的不二法门。
第三，反抗现代性中的迷狂对话。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因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宗教文化渗透下具有神秘性特征。然而，现代化的利爪在百年的历史时间内已伸向每一片土地，作为一方净土的西藏也难以避免。现代化投射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表征是到处充斥着的譬如汽车、大楼、酒吧、咖啡厅、舞厅、手机等元素。这种日常生活的转型必将引起思想体系和信仰系统的动荡。小说《神授》在这个意义上耐人寻味，无论是叙事技法还是价值追求，该文都是次仁罗布的上乘之作。小说既叙写了 “我”（亚尔杰）在草原传唱格萨尔的辉煌，也书写了“我”逃离拉萨工作室的痛苦。究其实，“我”的逃离是对现代性的无力反抗，苦难灵魂的救赎之途无疑便是重返那片使 “我”得到神授的草原。重归草原大地之时即是灵魂得以安放之时。小说第三章以哥哥及被草原牧民视为疯子的多谷之子作为叙述主体，他们与亚尔杰在玛尼堆旁进行迷狂对话，最终，在一声狼嚎中完成了神授的接续与传递。《传说在延续》中活佛仁朗在山洞中修炼，完成与神的迷狂对话。此类小说中与神的迷狂对话之于疯狂追求现代生活的牧 民而言是一种反讽，他们在疯狂中迷失自我，即便是物质生活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信仰体系和精神家园却很难找到新的支撑与依靠。文本由此实现对母族精神家园的重构：现代性的追求要有精神信仰的导引才不会迷失方向；与神对话要适应时代之需，才能更好地对民众的具体生活产生救赎之效。
黑格尔曾说：“艺术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到了它的最高职责。”㉔宗白华也说过，文艺的左邻是哲学，右邻是宗教；哲学向往的是真， 宗教向往的是善。㉕次仁罗布的小说既尽了最高职责，也是真善美的结晶，因而是高尚的。他不仅通过与神对话的方式实现了宗教的救赎，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对神性维度的突破与超越中完成了对母族精神家园的重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建构与价值诉求中彰显出博大胸怀。
四、结语
次仁罗布的创作在“世界因素”㉖的融渗基础上对叙事技艺做多重组合，其所呈现的文学景观竭力探求成为伟大作品的可能性与途径，显示出超越民族、面向人类的创作视野和文学理念，纾解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境遇带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情感压抑和焦虑。刘大先不仅提出了“文学的共和”的理想，也积极实践“千灯互照、美美与共”的实现方法。在全球化风靡世界的现实语境中，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各民族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存一个独在的他者，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构者。因此，囿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下的自说自话将难以适应现实，唯有在共同体的融入中显示独特与多元，才会彰显意义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次仁罗布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作家的存在之于中国文学，输入了异质而鲜活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在本质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多样性，由此才有望真正实现“文学的共和”。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仲梅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0页。
②〔美〕弗洛姆：《爱的艺术》，孙依依译，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③〔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④〔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⑤〔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
⑥权绘锦、马豪杰：《西北回民民族精神与伦理景观的个性化表达——马金莲小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⑦《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1998年版，第357页。
⑧陈进、张照涵、胡艳丽：《苦难与救赎：藏族文学的精神溯源——访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先生》，《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⑨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⑩陈进、张照涵、胡艳丽：《苦难与救赎：藏族文学的精神溯源——访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先生》，《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⑪金岳霖：《道、自然与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页。
⑫金岳霖：《道、自然与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7页。
⑬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8—79页。
⑭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⑮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⑯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⑰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68页。
⑱刘大先：《千灯互照》，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
⑲〔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⑳陈进、张照涵、胡艳丽：《苦难与救赎：藏族文学的精神溯源——访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先生》，《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㉑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㉒马豪杰：《与神对话：建构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新维度——读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5期。
㉓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页。
㉔转引自杨继国主编：《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民间文学卷》，阳光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㉕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㉖卓玛：《中外比较视阈下的当代西藏文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4辑
马豪杰，回族，文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