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正式出版，它上架于各大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类别是散文，但这本散文略有不同的地方暗含在它的副标题——“成都物候记”之中，它更像是一本成都的花的记录手册，按照冬、春、夏、秋花朵次第开放的顺序介绍了21种植物，有我们所熟识的丁香、櫻花等，也有就在我们身旁，我们却说不出名字或被我们忽略的含笑、女贞等。书的每一节都散发着阵阵幽香，各不相同，忽淡忽浓地撩动着心弦。阿来并不做刻意的渲染，而是一点点地记录，让花儿一朵朵地定格在照片中，然后再娓娓道来，带着清新的气息和一丝淡淡的伤感。阿来对于花朵的观察和拍摄并不是始于2012年。一直关注他博客的人会发现，从2009年开始，阿来就经常在博客中写一些有关花朵的小文章；但如果把范围扩大，追溯阿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动物感兴趣并深入自然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历程，这可能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也可能是老天赐予他的大地之子的基因决定的。自然意象不仅集中于他创作的精美的散文中，也带着各自延伸的根须深植在诗歌和小说的泥土之中。
一、自然的复魅：散文中的“理想国”
农村的城市化、城市的飞速发展、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使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高楼耸立的街道让人头上的天空越来越小，来回穿梭、为了生计奔波的人们已经无暇放眼周遭，人们一面向往着西藏的蓝天净土，梦想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一面又因现实的逼仄而不得不向世俗低头，行走在朝九晚五的乏味模式中，偶尔偷闲，就会跨越几千公里，飞到被过分渲染、包装的旅游景点，打着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名义，其实不过是在潜意识里填补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钢筋混凝土架构起来的生活遮蔽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发现美的能力似乎因为久年的搁置而有了退化。其实人们并不一定要大费周章地去寻找所谓的自然，不一定要走进森林，远到无人烟的地方去发现自然，自然可以就在我们的身边，随处的花草都是自然的微缩景观，关键是我们如何安放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是否放缓了急匆匆的脚步，是否放松了神经，去发现一座城市的美好。
阿来在成都生活了十多年，他常常听到人说热爱成都，但理由都集中在生活享受层面，因此他问自己：热爱一座城市，除开了物质层面的理由，是否有更高层次的呢？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是不是也应该算作理由之一，或者它就是那个更高层次的理由呢？他满怀诗意地询问：“哦，看见了大自然最华美亮光的人们，为什么又对这启示性的惊人的美丽垂下了眼帘。这就是先哲所说的‘不能深入其内’，还是因为生存的疲惫从自然怀抱中滑脱出来了？是什么把我们变成身在自然之中，却又对自然感到漠然与困倦的存在。”在缺乏感知美的大环境下，阿来要用文字描绘出一座城市的草木花朵，用镜头捕捉它们生命的瞬间，用心记录下它们生命的整个历程，从另一个层面来发掘一座城市的美，并深化这种美，他希望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不仅仅是喜爱生活上的享受，更追求精神上的盛宴。如果我们用心去品读阿来的这些文字，就会在不经意间把这些美与享受也种进自己的心田。
“当阳光驱散薄雾，下楼就望见那团红云更加浓重，步步走近，那红艳并不消散。”红梅在阿来眼前幻化为红云，红得艳丽却不俗气。如果红中间杂着些许白，那便有了另一番趣味—树树怒放的红海棠间，却相间着一丛丛白海棠。红海棠树形高大，花开热烈；白海棠只是低矮浑圆的一丛，捧出一朵朵娴静清雅的白色花。这种热烈与安静的相互映衬，比那一律红色的高昂更意韵丰满。低调的白却比那高调的红更惹眼。”动中有静，更显得这静的纯粹和沉着。白海棠如此，玉兰则更显高贵：“两层六只厚厚的肉质花瓣，是象牙般的，玉石般的莹润的白。欲要放出光来，却又收敛了，于是，那厚厚的花瓣就像是含着光，又像是随时要放出光，却又偏偏不放。就这样叫人瞩目，叫人沉静。”
进入了植物世界的阿来不同于写小说的阿来，他不会吝啬任何好听的词语来记录植物的美妙。一路的寻找、观察、记录、研究不仅让这些美丽的花一朵朵地开放在纸面上，更让阵阵幽香飘过，使身心得以放松。“太阳把空气和脚下的土壤晒得暖烘烘的，我坐下来，很安心地和这些花草泥土待在一起，嗅到了被花香掩住的更绵长持久的草味与泥土味。……如果说花香叫人兴奋，青草与泥土的味道却叫人安心。”兴奋的时候想象着玉兰花神从牡丹园的篱笆后走出，像普通的人类一样混在美女群中游览灯会，伸手去抚摸紫薇的树干，看着它敏感的模样，安心的时候看着豌豆花如同小鸟一样恣意而随心地飞翔。我想这应该就是“阿来的如花世界”吧。他的寻花之旅，他的文字，让一座城市变得艳丽而充满生机，沉着而美丽，雅静而灵动，自然因而在这座城市复魅，抖掉了久积的灰尘，褪去了被人遗忘的沮丧而努力绽放。
葡萄牙的一位汉学家把“文化”这个词拆解为“文字”（文）和“花”（化）。他认为，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文明才能永久流传，“化”是转化和传递，而“花”是一种生命形式的转化，蜜蜂传递花粉之后变成种子和果实，再化为新的生命。初看这个解释的时候，还觉得很是新奇和惊异，但是细读阿来的物候记之后才发现阿来早已用文字做了同样的说明，把一个城市的文化写进了各种各样的花里。虽然他会刻意地避开现实，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顺着自己的意识跨过历史与现实的藩篱，自然的境况总是难免要勾起他对生命、存在的思考。
看着花开满树，他说这是“生命的欢乐”阳光下的繁花明亮灿烂，他称赞是“生命的华彩”，随着水波起伏的落花，他相信是“生命深长的咏叹”。
但是，枯萎的残花又会使他黯然，慨叹生命的结局终是“寂静无声而没有光华闪耀这就是阿来，是离开混凝土的构架的更自然的阿来，是除祛物质的外衣的更内在的阿来。他会在微醺时“侧耳倾听”花的香气，也会在镜头定格的一瞬，因花朵生命的短暂，因它们的美丽只能用虚幻光影的形式留存而怅然若失,看着雪白娇美的梨花却开在了最为虬曲苍老的枝干上，欣喜之余不免伤感,城市中栽种的结有果实的植物竟然成为脆弱人性的考验。事实的对比总会让真相显得过于残酷，又让人不得不反思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人们常说，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作依凭。城市最大的记忆承载体当然是一个城市的建筑。成都与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一样，要靠老的街道与建筑来负载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味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一个城市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一代人相伴，却比人的生存更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阿来更愿意记录这座城市中的本土植物，这些植物不仅装饰了城市的美丽，也是城市的特别记忆，为城市增加了历史感，它们更是从几百上千年前到现在与城市不离不弃，生死相伴。河水的流转、草木的荣枯，都是生命的循环，每一次轮回都是城市的发展与变化的见证，也象征着城市中一代又一代人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梅花在，锦城西在，青羊宫在，浣花溪也在，只是梅花再不会“香不断”了；草堂还在，杜甫早已不在，今人只能装扮成古人的样子在戏台上吟诗作对借以緬怀，而玉兰却依然开放在草堂的门前。
阿来曾经说，自己无法明确地表达散文该是什么。“诗是我文学的开始。而当诗歌因为体裁本身的问题，开始限制自己作更自由更充分表达的时候，我便渐渐转向了小说。而且，在这两个方面，我都有着相当的自信，但是说到散文，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但是，阿来还是写了一些介于小说和诗歌之间、充满了丰富情感的散文佳作。不同于他诗歌中自然的壮阔和情感的勃发，这些关于山川、河流、草木还有花朵的感性文字，这些阿来不知道该如何分类的温情小文，看似闲来之笔，是在小说创作之余为放松一下心情而探出头呼吸的新鲜空气，实则其中蕴含了更多作者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尊重和热爱，以及在历史与现实间不经意的穿梭和忧思。阿来在城市的自然中找到了美的新衣，也为这座城市找到了历史的坐标和精神的归宿。阿来试图用文字给城市中的草木搭建一个理想的王国，一个可以与人和谐并长久共存的理想空间。这样的理想不只是存在于阿来的散文中，无论是在他的诗歌还是小说中，我们都一样可以感觉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
二、自由·想象·浪漫：诗歌与自然的契约
黑格尔在谈到某些抒情诗的特色时说：“诗人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违反清醒的按部就班的知解力，趁着沉醉状态的灵感在高空飞转，仿佛被一种力量控制住，不由自主地被它的一股热风卷着走。”这样的状态很适合形容创作诗歌的阿来，那不同于写小说和散文的阿来。小说中的阿来更低沉稳重，似一位老者看尽世间百态，话人情冷暖，散文中的阿来像一个少年，轻健的脚步追着蝴蝶蜜蜂奔跑，爱花惜花，捧着厚厚的字典，内心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有的时候也像一位学者，对地质、历史、民俗等有精细而深入的研究，寻着“大地的阶梯”一路行走，诗歌中的阿来更像是一个青壮年，满腔急于抒发的热血撒向巍峨的群山和无际的大草原，那样的壮阔、豪迈、荡气回肠，纵使苦闷的愁绪偶尔萦绕，但呐喊的回响也会将之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阿来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他说：“这些诗永远都是我深感骄傲的开始，而且，我向自己保证，这个开始将永远继续，直到我生命的尾声。”
阿来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那个时候恰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诗人“归来”，70年代末朦胧诗“崛起”，历史的记忆、个体的伤痕和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追问和对未来的信念……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诗行间。一方是与时代意识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老一代诗人，一方是时刻警醒着要与时代意识保持着距离的新一代诗人，这样两种风格的诗潮在同一时期出现必然会引起很多论争。阿来在这样的时期进入了诗坛，却避开了各种喧嚣而独辟出一条寂静的道路。如今回看，当初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迈出他文学的第一步，似乎就决定了他未来的文学创作在整体上以什么样的状态发展。诗歌也好，小说也罢，阿来的写作都有意避免被归入任何流派，被主流评论纳入某一类命名。“回想我开始分行抒发的时候，正是中国诗坛上山头林立、主张与理论比情感更加泛滥的时期。但是，我想，如果要让文学从此便与我一生相伴的话，我不能走这种速成的道路。于是，我避开了这种意气风发的喧嚣与冲撞，走向了群山，走向了草原。开始了在阿坝故乡广阔大地上的漫游，用双脚，也用内心。”阿来的这番话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整个诗坛的沸腾反倒让他格外清醒，在开始之前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城市中的诗人们还在为如何“寻找光明”而争论不休，他却把自己放逐于大自然，“站在岷山之巅”，高喊“我乃群山与自己的歌者”（《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如果说《草木的理想国》中城市的绿化是自然的微缩景观，那么完整的自然景观则存在于他的诗歌中，那里有四季的风霜雨雪和朝夕交替的日月星辰，有高峻的雪山和从山顶上撒下的“金光”（《金光》），有忧伤而蔚蓝的“海子”（《抚摸蔚蓝面庞》），“幽深的草原”和“来自最沉静的生命中心的草”（《歌唱自己的草原》和《草》），在旷野中聆听羊绵软的叫声（《声音》），因昂首而立的红马而注目（《一匹红马》），看着悠闲的水鸟在湖边散步，（《一些水鸟》），宁静又孤独的天鹅从水面飞过（《天鹅》），一转身就与“疾速奔跑的野牛”擦肩而过（《永远流浪》），夜幕降临之时又可能会迎上狼凶狠的目光（《狼》）……阿来仿佛想要把整个阿坝的草原和森林都写进自己诗歌中，“贪婪地”想要拥抱高山，拥抱自然中一草一木和每一个生灵。诗歌中的阿来是那般“放任”，任凭自己的想象在草原上驰骋，放纵身躯和心灵在群山中遨游。哪里有美丽的景致，哪里就有赞美的歌声；哪里有神的启示，哪里就有虔诚的信奉者。阿来如同奴仆一般臣服在自然之神的脚下，等待神的召唤，又如主人一般巡游在自己的山河中，叩问这苍茫大地究竟谁主沉浮。阿来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
从阿来的诗歌中不难看出，阿来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大自然，他丝毫不会隐藏和吝惜他浪漫的语言和情怀。“爱人，你的形象/时间的形象，空间的形象逐渐呈现/水的腰肢，水的胸/水的颈项，水的腹/都是忧伤蔚蓝海子的形象”（《抚摸蔚蓝面庞》），蔚蓝的湖水像婀娜多姿的爱人一般，叫人怎么能不想去抚摸一下她那美丽的面庞呢!“一匹红马走上了浑圆山岗/成为大地和天空之间一个鲜明的接点/在人神分野的界限/轰然一声，阳光把鬃毛点燃”（《一匹红马》），很难想象那会是一匹怎样俊美的红马，一团火焰般立在高高的山巅，神圣而庄重。“小路边鲜艳的花朵/春天招摇的新娘/……/夜半醒来/……/新娘们卸下了花香的衣裳/时间的流苏露水淅沥而下/花朵光洁而沁凉/芬芳的钟声响彻心房”（《夜歌》），静溢的夜晚，涤去了白天的喧嚣和铅华，新娘临窗而卧，伴着路边花朵如水般温润悠扬的歌声入梦，甜蜜而满足。“患风化症的岩石破碎的时候/柏树的躯干中滚出金色的泪滴/柏树知道/千年后这些泪滴是纯净的琥珀/柏树老了/只在自身残存的清香中寻找幻觉”（《俄比拉尕的柏树》），纵使是悲伤也要像英雄般屹立在天地之间，即使终究要老去，也要美丽而优雅地化作晶莹的泪滴。浪漫歌者是阿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他是高昂地唱着赞美的颂辞，还是把忧伤混进他那雄厚的嗓音，浪漫的音符都未曾停止过跳跃，除了因为诗歌本身就是浪漫的语言之外，也因为写诗是阿来把自己融进自然的方式，是他与万物沟通最温柔的姿态。
这也是他与大自然签订的永久、完美的契约。他希望自然界可以永远保持他记忆中的美丽和纯净。阿来在自然中获得了比诗意更美的东西。尽管审美是一种主观的精神体验，但是森林、河流、雪山、岩石、峡谷、野花等却在自然意义上给予了阿来客观的必然性，是比任何人造艺术都更加永恒的审美阐释，这一切都是可以用于创作的永久精神资源，是大自然最好的赠予。但是再美的东西在人类的肆意破坏下都会失去往日的光泽，无数次内心与现实间的往返，让阿来难以对大地母亲的累累伤痕视而不见。在《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的第七节中，村庄是“一个玉米、苹果、梨子的村庄/泉眼中涌出珍珠般滋润沉默的村庄/这些都和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一模一样”，而到了第八节，过去村庄的样子只能在梦中出现，村庄已经变成了“被干旱与旋风折磨的村子”，“这个村子在滚滚的砾石中间/像一只流尽了汁液的鸦片花苞/森林已经毁灭，鹿群已经灭绝/这个村子不是我出生的村子/而村民们善歌却和我出生的村子一模一样/歌声、歌声/歌声被风撕扯仿佛村口禁猎的布告一样”。这两节出现了明显的反差，第七节中的村庄温暖、纯朴，散发着甜美滋润的气息，仿佛桃花源般，而第八节画风突转，“干旱”“旋风”两个词语直白地暴露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村子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歌声也不同于过去如天籁般清澈嘹亮，而是“被风撕扯”。在《信札》中阿来借梭磨河的口吻控诉了同样的罪状，梭磨河在信中告诉阿来森林被彻底摧毁后，“山坡像一张死兽身上的腐皮”，而曾经为卡车装载木头的老人“祖孙三代被泥石流埋葬”。阿来看着这一切又怎能不忧伤？不论他如何用文字留住那过去的美好，都抵不住真实世界的摧残，人类看似在破坏生态，其实是为自己挖掘坟墓，大自然失去自我调控能力的后果就是毁灭一切众生，人类也必须要面对从地球上消亡的最终惩罚。阿来的矛盾在于他是那般留恋过去的原生态，却总是被现实无情地打击，痛恨着现在人们对自然施予的种种“暴行”，他的统一在于不论周遭的现实是如何的风云翻卷，他都从未停下寻找的脚步，一边等待着自然的自我恢复，一边为寻找人类的忏悔、神的谕示、生命的意义而不断努力。
或许，阿来也曾困惑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是一株什么植物的种子/在以什么为根的季节中飘落何处”（《河风吹开寂寞的大门》），他在过去和现实之间犹疑徘徊，寻找不到“幸与不幸的明确界限）他跑到“神谕的山岩”面前，去寻找“宁静和启悟”，寻求“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辉煌箴言”，祈求苍天可以赐予他“最精美的语言”（《群山，或者关于自己的颂辞》）。他的祈求和寻找似乎很快就得到了上天的垂怜，一个“犹如经历新生”的阿来，一个“帝王”“巫师”一般的阿来漫游在若尔盖大草原上，他是那样的坚定而自信，他的双腿结实有力，他的身体足够强壮，他说：“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是大地之子的真正回归，是一种承担起人类发展的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和自我超越。“我像一个喇嘛/走下寺庙前的石阶/只感到背后的建筑，石块上压着石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阿来选择在庙堂之外用自己的力量背起这些沉重的石块，悲伤、孤寂、沉重却带着雄壮之气，因为他背起的是历史的沧桑、大地的创伤和故土乡民的蒙昧，在堆满沙砾的道路上奋力前进，纵使痛苦，也要为之高歌。
三、灵光的消逝：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生态反思
本雅明在《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一书中这样定义过“灵光”：“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异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他用“灵光”来形容摄影的价值，认为摄影的艺术性就在于所形成的影像捕捉到了景物在“此时此地”的真实性和独特性，而机械的复制打破了这种此在的感知形式，变成了无限制的重复，灵光被不断的复制消耗殆尽，摄影在悲哀和惋惜中失去了本身的艺术性。如果单纯地从本雅明的这本著作中理解，灵光就是被限定在了摄影的领域里，但是不论摄影技术能如何真实地显像，影像中的灵光终要比实物的灵光黯淡许多。不论是摄影还是摄像，它们最初被发明的目的都是记录，把自然的景象用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但是，如果自然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工仿造的假象，未来的人们只能从无数照片和冗长影像中了解过去世界的样貌，那么无论当时拍摄的人有多么好的专业技术和艺术修养，灵光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它已经跟随真实的物种一起消逝。
阿来也喜欢摄影，多年来他一直行走在路上，用手里的相机捕捉着自然中灵光显现的许多个瞬间。从他博客中那一百多张相片和他自己的叙述可以猜测出摄影是阿来记录美的一种方式，他的镜头呈现的是一个简单纯净的世界，没有人类，没有城市，没有修饰，没有喧嚣，没有浮尘，有的是开阔的天空、傲岸的山峰、清澈的河流、安静的小花……如同本雅明所说“时空的奇异纠缠”，不论你在何方，自然的灵光都“犹如近在眼前”，呼吸着那山那水和那花朵的灵气。他拍摄的照片除去本雅明所强调的艺术性之外，还有不应该忽视的对自然和故土的热爱，他把所有美好的想象和希望都投射到光和影的交错上，而把丑恶和忧愁留在了自己的笔端。在他的文字里，森林被大面积砍伐，泥石流裹着腐败的植物肆虐村庄，污浊的河流里横倒着砍伐后被遗弃的树木，野兽们家园尽毁，四处逃窜，还要面临被捕杀的厄运，历史的遗殇被记忆撕开，人性善与恶的转换也被暴露在敏感细腻的心理渲染中。
（一）“蘑菇”“桦树”“森林”：植物意象的生态解读
植物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比人类要长久，因为植物的存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才可以进一步存在和发展。植物不仅可以吸收大气中的污染物质，降低粉尘，调节气候，减少噪音，而且对水域和土壤有净化作用以外，还能保持水土。对于地球而言，森林具有支撑生命的意义,对于人类而言，森林就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森林如同大海和天空一样是一种世界原型，代表着自然的各种力量，承载着时间和永恒。自古流传的很多经典文化、传奇故事都与森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而阿来所生长的嘉绒藏族聚居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更是赋予了森林以文化象征和历史传承的意义。森林意象在阿来的作品中除了审美意义以外，还具有许多其他的象征意义，在虚实叙事之间，森林隐藏着关于地域、文化、历史、宗教的深刻反思。
散文《大地的阶梯》中，阿来看着本应绿草丛生的山坡却长满了巨大的仙人掌，他这样记述着：“在汉藏交界的地区，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攀升的群山渐渐峭拔的地方，总会有这样一个荒凉的、大自然遭到深重蹂躏的地带。由北向南，嘉陵江流域是这样，岷江流域是这样，想不到大渡河流域的情形还要惨烈可怕。……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都是森林满坡，和风细雨，但在长达上千年的战火和人类的刀斧之后，美丽的自然变出了一副浄狞的面孔。这段话虽然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描述，却真实地记录了四川的藏族聚居区森林的现状。曾经，那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流淌着清澈甘甜的泉水，是野兽和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桦树、柏树、冷杉、云杉、铁杉、落叶松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次第生长了成百上千年，从前的人们从森林中索取，只是为了满足生活的简单需求，虽然满山都是树木，但是砍伐柴薪都在固定的一小片林子，并且按照树种和顺序轮流砍伐，给树木足够的时间再次生长。在人们还相信神仙和英雄的年代，森林是各种神话传奇故事的发祥地，是神仙和精灵在人间的常驻地。曾经的森林保护着人们的日子风调雨顺，散布在森林周围村庄似乎很少遭遇类似干旱、洪涝这样异常的天气，温润的气候总是能让庄稼茁壮成长。只有在这样的森林里，才会生长出那样大而漂亮的蘑菇圈，森林滋养了那么多丰富的物种，才会在自然灾害时帮助整个村庄的人度过饥饿难耐的日子（《蘑菇圈》）。森林不需要任何外援，在自己的循环系统里可以持续而长久地存活着，并且默默地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基本的供给。在千百年的历史里，不论是风霜雪雨，还是烈日炎炎，它都可以不断地自我修复，并顽强地向上、向外延展自己的生命，它从来不需要前现代化、现代化或者是后现代化，它也从来未曾经历过机械化，没有这样的变化它也一样生长得很好，但是人们要发展、要改变，就要把这些都强加给森林，森林成为人们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最廉价的成本，对它的消耗却是最昂贵的代价。
阿来说，那一片片消失的树林，使山坡显得破碎而荒凉，那是群山巨大的伤痕。这道难以愈合的伤痕也深深地烙在了阿来的内心深处，它就像阿来故事里的一根刺，村庄在改变，故事和主人公也在变换，它却一直梗在要害部位，每一次撕裂得血肉模糊的场面都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历史的蹂躏下自然和人类都承受了怎样的伤痛。在《空山》中，它是《随风飘散》里村后南坡用于开荒种地的树林，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白桦林，是为盖一座万岁宫而贡献出的最好的红桦树。在一个孩子的听觉里，参天大树倒下的声音就像“人在痛苦时呻吟一样的撕裂声”，而在村民的印象中，砍伐树林除了是增加的繁重劳动，就是“我们对桦林开斧的那一天，恩波家头一个孩子就不行了《荒芜》中，伐木场的建立只是让更多的树木有规模、有组织地被砍伐，电锯肆虐过的山坡仅残存一片荒芜，是暴雨过后凶猛的洪水和泥石流，是被冲毁的房屋和被淹没的土地和庄稼，“仿佛一些浄狞巨兽留下的众多残肢”，“肥沃绵软的森林黑土消失了，留在地里是累累的砾石”和整个村庄必须要面对集体挨饿的困境。小说中阿来需要顾及情节的发展，只在几个人物的视角之间片段地穿插着森林和村庄的命运，而在散文中阿来不仅完整地述说了森林消失的过程并且不做丝毫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痛惜之情。
《大地的阶梯》的第二章第三节直接以“一片消失的桦林”为题，阿来在文中回忆着童年时的“天堂”——卡尔古村那片美丽的桦林，那里的每一棵桦树都充满甘甜的汁液，用小刀轻轻一划就溢出,那里曾经有一条放羊的小路，也是狩猎人的道路，顺着小路向山中深入就可以在茂密的树木之间找到最甜的一眼泉水。但是，在阿来的少年时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片桦林中的粗大的红桦和白桦就先后被伐倒，然后截成一大段一大段，顺着山坡滚下来，巨大的冲撞力压倒了沿路的小树和森林中的低矮植被，雨水冲下来的泥土和沙石填塞住了那口最甜的泉眼。那片古老的桦林就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被砍伐一空。阿来为那些消逝的白桦和红桦感到惋惜：“卡尔古村岂止是失去了四季交替时的美丽，失去了春天树林中的花草与蘑菇，失去了临终的动物。”但是，更让人痛心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森林与金钱数量等同，出于个人利益的卡尔古村人再次举起刀斧砍向了森林中剩下的部分——“多少代人延续下来的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也随之从人们的内心中消失了”。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里一部分人开始寻找各种经商的渠道，遍地是宝的山野树林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木材、野菜和野山菌、雪域高原上虫草成为商机，也被当地农民看成发家致富的捷径。农民们放弃了立命之本的土地和庄稼，年轻的机村人忙于去搜寻散落在山里的“金币”，“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不知道哪一天，山外走来一些人，四处走走看看，林子里什么东西就又可以卖钱了。过去，机村人是不认识这些东西的。外面的人来了，他们也就认识了林子里的宝贝，还用这些东西赚到了钱。先是药材：赤芍、秦艽、百合、灵芝和大黄，然后是各种蘑菇：羊肚菌、鹅蛋菌、鸡油菌、青杠、牛肝和松茸。居然，草一样生长的野菜也开始值钱了。”在《荒芜》的最后，孩子们告诉驼子支书，如今不再是靠着地里粮食生存的时代了，是否能赚钱、如何能赚更多的钱才是现如今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把土地视为生命的驼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人们要让成熟的粮食烂在土地里，任土地荒废下去。驼子的逝去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一个为金钱迷狂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在短篇小说《蘑菇》和中篇小说《蘑菇圈》中，阿来分别从两代人的角度讲述了同一个“蘑菇”的故事，自从这种蘑菇有了“松茸”之名，它的价钱就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翻了千百倍。“毫无预兆，蘑菇值大钱的时代，人们为蘑菇疯狂的时代就到来了。”每年一到采蘑菇的季节，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倾巢出动，去山上寻找松茸，对金钱的贪婪让他们等不及蘑菇的自然生长，蘑菇在还未钻出土层的时候就被人们用锄头、钉耙翻上地面，只留下大大小小的土坑，再不会有蘑菇从那个地方生长出来。遭遇同样命运的不只是松茸，在消费社会的需求刺激下，在高额利润的催生下，各种野菜和中草药的价钱也在成倍增长。这些山珍的价钱一涨再涨，原因除了商人的炒作以外，逐年减产是否也在其中？物以稀为贵，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的发展，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被彻底破坏之后，它们都成为稀有物种，金钱已经不能再衡量它们的价值了。人们忘记了在早年的饥荒中是森林里的这些蘑菇和野菜延续了他们的生命。拜金主义让人们都失去了危机意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历史重演，他们手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是否可以如当年的蘑菇和野菜那般充饥？
树木不是一天长成的，生态的恶化也并不单是人们过度采摘野菜和蘑菇就能轻易导致的，真正让森林遭受重创的是构成森林的那些树木的毁坏，那些根须早已深深扎入泥土中吸收天地精华的树木，它们的生命就是森林的生命。机村的那片森林遭遇了开荒种地、伐木场之后，又被人们贪婪的发财欲望席卷。《轻雷》中，阿来把故事的重点放在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疯狂行为上，拉加泽里的辍学和蹲守，更求兄弟的强横和罔顾人命，刀子脸、铁手……无一不是为了钱财二字，整个机村都陷入了倒卖木材的疯狂。从轻雷检查站每过一车木材，就意味着如同“斑秃”的山坡又会有一片“瘢痕”。中篇小说《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虽然是在讲述三代人、两个村庄的复仇故事，但是在一出荒诞的闹剧中却生动地呈现出当时森林被人类砍伐的“惨状”：
不久，他就听到了什么东西撞击木头的声音。啄木鸟，他想，啄木鸟。不久，他就听出那笃笃声不是鸟喙而是斧子。阿古拉拉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老头子提着枪在林中奔跑起来。
那情景简直把他惊呆了，在乡政府坐下来后，他还气喘不已。
‘一条小岔沟里，外面看不到，里面全部光了。那些人就在那里盗伐木头！现在我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买几万元的卡车，天天在饭馆里喝酒吃肉了！’”
到了《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中，能用来换钱的大树已经寥寥无几了，男人们只能拿着锯子和斧头满山地寻找。想让这种疯狂行为停下来的唯一办法似乎就只有彻底摧毁森林。若干年后，望着那光秃秃的山脊，有谁会想到曾经那里有大片的树林，有各种珍稀的树种呢？屹立了无数世纪的森林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被人类横扫一空，粗壮的大树抗住了地壳的变迁、自然的风雨，却在几分钟之内就被电锯“肢解”成整齐的几段。如果森林真的有生命、有灵魂，它是否会为之哭泣、愤怒和恐惧呢？在人们还相信森林里住着神灵的日子里，人们在森林里收获了勇气和智慧，向神灵虔诚地祈祷着，希望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失去了森林，他们内心的诉求、对生活的希冀又该在何处安放？
虽然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段时间却是最亟待我们反思回望的。我们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无限制地向森林索取，是否曾想过该如何归还？我们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但社会的发展是否必然基于森林的损毁呢？市场经济作用下，森林的价值开始让人困惑，它究竟是自然历史的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还是商品经济的价值？在自然已经开始反击的情况下，人类想要长久稳定地发展，是否应该重新衡量森林的价值呢？在《蘑菇圈》的结尾，阿妈斯炯的蘑菇圈清晰地显示在那小小的电子屏幕上，GPS定位仪、追踪器、摄像机、勘测仪……阿妈斯炯的精心保护还是阻挡不了科技的涉入，她的伤心也无法改变丹雅想用科技培育出松茸的想法。科学技术主导的世界里，人们总是想要用科学解释一切，用技术改造、创造一切，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科技至上的时代里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它真的需要技术去“改善”它的生活吗？
轻雷这个地方的废弃，代表了砍伐森林的疯狂年代正式地告一段落。人们在一次次遭遇自然灾害之后，似乎开始意识到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环境继续恶化，所以才有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在《空山》接近尾声的部分，十二年后的拉加泽里再不是当年那个懵懂而莽撞的青年，他从当年的盗木者变成了种树公司的老板，达瑟说拉加泽里是在赎罪，或许这就是阿来的愿望。他用重构历史的方式向人类世界发出质问，让人们通过他的文字从心底里认识到自己曾经的“罪行”，他希望未来的每一个人都会是拉加泽里。保护环境、重建森林不是简单的口号、强制的政策，它需要人人都形成环保的意识并做出相应的行动，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等待和陪伴大自然的恢复，可能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那个时候再从高空中瞭望，这座山将不会再是一座“空山”。
（二）“熊”“狐”“猴子”：动物意象的伦理指向
在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中，有一小段关于桑吉内心的描写：
“现在，整株虫草都起到他手上了。
他把它捧在手心里，细细地看，看那卧着的虫体头端生出一棵褐色的
草芽。
这是一个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
这是一株可以换钱的虫草。一株虫草可以换到三十块钱。
……现在的桑吉的确有点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
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
桑吉只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他在小小的心里，已经开始把生命与金钱做比较了：究竟是该选择无价的生命还是选择有价的金钱？或许在一个小孩单纯的世界里，这个问题过于复杂，那么对于成人呢？每年参加“虫草大战”的那些所谓的大人们，以及那些倒卖虫草的商人们、消费主义刺激下的购买者们，他们可曾想过这个问题？虫草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它的虫体部分就那样安静地藏在地下，面对没有任何意识的物种，我们尚且要思考生命的问题，那么面对那些活泼的、充满灵性的动物呢？在人类把猎枪瞄准野生动物的那一刻，在野生动物鲜血喷溅出来的时候，是否曾有那么一瞬间，人们脑海中闪现过生命的概念，意识到它们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难道人类因为有先进的武器就可以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吗？
按照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由类人猿进化而来，而与猿、人与猴同属灵长目动物，猿、猴可以说是人类的近亲。在很多民族的传说中，猴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它的起源要远早于人类。汉族有很多关于猴子的神话故事，其中有一则故事讲人类是由女娲和伏羲用泥巴捏成的猴子变的，这些泥猴被太上老君放在阴阳八卦炉中炼，过程中弄断了尾巴就炼成了人形。彝族创世史诗《门米间扎节》中记载，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以外，九分是大海，一分是陆地，在茂密的树林里，一群群猴子住在树上，在树上生长，以树叶当衣服，以果子当食物，猴子经历了长时间的生存实践，一点点开始分辨酸甜苦辣的味道，学会了击石取火，把水烧开，把果子烧熟，一天学一样，猴子就变成了人。羌族关于猴的神话故事大致有两类，一是猴祖创世故事，另一类是猴与女性始祖婚配缔造人类的故事。现代藏族和羌族都起源于古羌族，藏族也流传着许多关于猴祖的神话，在《玛尼全集》《西藏王统纪》《贤者喜宴》等藏族史料中，都有关于猕猴变为人类祖先的记载。传说在很久以前，在雅砻江地区住着一只猕猴，它与岩罗刹女结为夫妻，生下了六只小猴，它们在森林中独立生活三年后，猴子增加到了五百只，这些猴子开始以大地里的谷物为食，尾巴慢慢缩短至消失，开始会说话和直立行走，最终成为人类。这个传说在藏族广为流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如猴变人、猴育人、猴生人等。在藏族千百年来流传的故事中，猴与人类一直具有密切的关。
在藏民生活的大部分地区，猴作为祖先得到崇拜，严禁捕杀，但是这一禁忌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而改变，人的道德防线终究还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决堤。在《达瑟与达戈》中，阿来写道：“这些家伙，它们和我们是同一个祖先啊！关于我们族群起源的传说中说，人与猴子是同一个母亲。因为父亲不同，我们才从树上下到了地上。但是，要是明天猴子再下山来，就会发现，远房的表亲们要对它们弄刀动枪了。”前—天，猴群们还是扶老携幼地下山，欢腾着聚集在五彩斑斓的树冠上，呼朋引伴地从一棵树荡向另一棵树，追逐着，嬉闹着，用灵活修长的手臂拾捡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后一天，人类向它们举起了猎枪，随着声声枪响，猴子一批批倒下，人们打破了与猴子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也打破了遵守千年的狩猎规则。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狩猎规则与禁忌轻易地就被破坏，果腹不再是猎人们狩猎的目的，古老的狩猎文化在一念之间变成了血腥的屠杀。
又是一枪。
又是一枪。
又是一枪！
每一响从容的枪声过后，就有一只皮毛漂亮的公猴重重地从树上摔落下来。达戈成了猴群退回森林的鬼门关！猴群疯狂地穿越他一个人的狙击线。……喇嘛江村贡布喊道：“天哪，如果他不是妖魔下界，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猎手，他就该住手了。”
阿来在前两枪用了句号，而到第三枪时用了叹号，似乎震惊于一个猎人怎么能开出那么多枪，完全超出了他应该有的底线，在江村贡布的喊声中，猎人的意义就随风飘散了。
真正的猎人会把猎物看成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猎人与猎物的对峙，是一场平等的生死较量，猎人了解丛林的法则，了解动物，尊重生命，默守着猎人的传统规则：不猎幼小的和雌性的动物，不在动物孕育时期进行狩猎，只取所需，群不猎尽。但是，达戈为了达成爱人的心愿，放弃了猎人的规则，大肆猎杀猴子。不过，“十六只公猴”这个细节恰巧暴露了达戈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还没有失去猎人最后的底线。或许是阿来舍不得让如此出色的猎人彻底跌入人性泯灭的深渊。即使是时间背景转换为当代，人们早已经历过太多人性的罪恶，但是在《狩猎》中，阿来依然让三个年轻的猎人保留了基本猎人的道义，救治了幼獐，也没有对母獐进行任何伤害。在阿来的意识深处，真正的猎人都带有着浓重的英雄色彩，他们与自己的猎物维持着神秘而奇妙的关系，一生中至少会有一场与猎物精彩绝伦的对决，了结他们这一世灵魂缠绕的宿命。
《红狐》中，瘫在床上三年的金生奇迹般地突然重新站起来了，或许是因为“成了精”的狐狸施展的法术，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要以一个猎人的方式有尊严地结束生命。穷途末路的猎人和仅存的狐狸在同病相怜中收下了彼此的性命，金生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嘴里发出的是狐狸般哀哀的叫声。《达瑟与达戈》中，格桑旺堆的熊知道自己日子不久了，在冬眠的季节来找格桑旺堆了结。人与熊展开的那场勇猛精彩的决斗让村子里的人终生难忘。在过去的对战中，格桑旺堆曾经开枪打中过他的老伙计（熊）使它变成了瘸子，虽然最后达戈代替了格桑旺堆撞进了熊的怀抱，但是达戈与熊同归于尽以后，格桑旺堆也突然变成了瘸子，猎人与猎物的宿命以另外一种方式轮回。
小说的叙事难免会渲染一些传奇神话的色彩。阿来总是能抓住动物最具灵性的点，着重笔墨描写它们与人在精神上的心有灵犀。除了格桑旺堆与熊、金生与狐狸，还有多吉与驴、马车夫与马、猎鹿人与鹿等，动物所表现出的情感一点都不少于人类，甚至在神话色彩的渲染中还要多于人类。阿来有意把动物放置在与人类平等，有的时候甚至高于人的地位上，猎人与猎物之间英雄相惜的精神，饲养者与动物相互依存的感情，在阿来的故事中像佳话一样流传。但社会在变革，现代性的风吹过之后，人们被金钱和利益填满了头脑，有着灵性的动物被失去了灵性的人类疯狂地捕杀，传统的猎人精神比所剩下的稀有动物还要稀少。难道人类将自己定义为高级动物，其“高级”之处，就是可以凌驾于其他任何动物的生命之上，就是可以成为没有任何悲悯之心的冷酷的杀手吗？
不论讲得多么绘声绘色的故事，都没有现实来得真切，故事的内核包裹的是作家的良知，而现实往往比任何故事都要残酷。对动物的非法捕杀不是个别国家和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从19世纪开始，对野生动物的无节制捕杀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野生动物的皮、毛、肉、脂、器官等及由其制成的产品和工艺品，成为动物被人类猎杀的直接原因，高额利润的引诱下，人类疯狂的举动已经让许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众所周知，犀牛角、象牙和其他动物的毛皮一直都是非洲大陆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但几百年来的捕杀和盗猎让非洲南部草原上的大象和犀牛面临危机。海獭皮在欧美皮毛市场上一直是热销的商品，海獭自然也成为猎杀的重点。19世纪初期，海獭皮毛的价值就要比灰熊皮的高6倍，比野牛、河狸和猞猁的皮高20倍，海獭皮毛价值的升高一方面刺激了消费的欲望，导致过度利用，而另一方面猎捕者们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则更加大量地捕杀海獭。到了20世纪初，海獭在其分布区中几乎灭绝，仅幸存于十来个互不相连的小岛上。在亚洲，野生动物也同样难逃这样被无情猎杀的命运。“任何一种动物，不论曾经拥有多么庞大的种群，一旦被人发现其利用价值，就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价格一上升，有价值的动物就变得越来越少，人们也就更加贪婪的追杀这种动物。”纵使各个国家相继颁布了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却仍然有许多人愿意为金钱铤而走险。时至今日，尽管我们以为人类对动物保护的意识已经有大幅度提高，却还是有盗猎者为了盗取象牙而将大象的半个头残忍地砍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
阿来小说中有这样一小段情节：冬天里，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森林和小小的机村，一些小动物们因饥饿而到村子的附近搜寻食物，无所事事的孩子们就在雪地里追捕松鸡玩耍，玩够了，就把松鸡的脖子拧断看着松鸡在自己的手里挣扎着死去，这时，达瑟紧抓着刚刚扭断松鸡脖子的“我”连续逼问：“你是想吃他的肉吗？……你是想把它们的羽毛织成衣裳？……你杀死它们就只为了好玩？”“我”不过是一个孩童，却在无意识中激动地观赏并享受着掌控动物生命的快感。达瑟的疑问，也不过是在儿童的简单的世界里对人性的小小叩问，而在现实里，有些新闻则揭示了一部分人的无情与贪婪——“珍贵的鸟自己饲养或出售，不值钱的直接摔死吃肉”。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其背后是利益的刺激。中央电视台的一系列公益广告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句经典的广告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恰好是抵制杀戮和买卖野生动物的有力呼喊。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存在着价值的怪圈，人们追赶潮流的时候都是从众，而对所追捧之物却是以稀为贵，越是稀少，就越想得到它，很大一部分人考虑的从来就不是该如何保护濒危物种，而是在心里盘算着如何用它赢取更多的虚荣和换取更高的利润。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让人类理直气壮地站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高台上，仿佛人类具有上帝的神性，可以决定其他动物的生死。尼采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喊出了：“上帝死了！”但“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就是上帝了吗？人类的后代真的就会“生活在比至今一切历史都要高尚的历史中”吗？人类忘记了，如果动物灭绝了，人类也将难以存活，又何谈后代呢？
深信物种进化论的人类忘记了，我们自身也是动物，我们执迷于“高级”的血统，失去了敬畏和悲悯之心，亲手斩断了通往神性的道路。《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的一半是动物性的，另一半是神性的，神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下扯，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种痛苦的撕扯中挣扎的过程，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写照。”在尼采的眼中，现代人就是一群动物，“你们走过了从虫到人的道路，但你们的内心中有许多还是虫。从前你们是猿猴，就是现在，你们比任何猿猴还更加是猿猴。”人类正面临艰巨的考验，我们是要继续现在的贪婪和自大，往非人的源头倒退，还是彻底反思，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呢？我们应该回归人类爱与善的本性，认真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揩掉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水可以清洗我们自身”，又该如何改变人的“易朽性”？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4辑
孙萍萍，女，大连大学人文学部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