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降边嘉措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经历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解放军小战士成长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的文学创作蕴涵着对藏民族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和根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道路的深刻感知，将藏民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展现藏民族在中华民族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源于对党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和高度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降边嘉措的作品始终充满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始终弘扬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呈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本文意图从降边嘉措影响较大的小说、传记文学及报告文学出发，去探究其文学创作的主题和艺术特征，并展现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中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降边嘉措；创作主题；艺术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

        降边嘉措是著名的藏族作家。他经历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解放军小战士成长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方面有着丰硕的收获。在文学创作上，降边嘉措有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合著），长篇传记文学《班禅大师》《雪山名将谭冠三》《李觉传》《藏族老红军天宝》《最后一个女土司》《格萨尔王传》（合著），长篇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等。其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和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分别获第一届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发表第十一届“骏马奖”获奖感言时，78岁高龄的降边嘉措表示“我会把这次获奖，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在文学创作的长征途中，继续走下去。”¹ 从上世纪60年代初登文坛 ²，到耄耋之年，神圣的文学之火焰一直燃烧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创作者心中。源于个人独特的成长之路，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党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和高度坚定的国家意识，降边嘉措的作品始终充满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始终弘扬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呈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本文意图从降边嘉措影响较大的小说、传记文学及报告文学出发，去探究他创作的主题和艺术特征，从而展现其创作的独特贡献。

一、书沧桑巨变之史  颂中华共同体之魂

        作为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降边嘉措的文学创作蕴涵着对藏民族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和根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道路的深刻感知，将藏民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展现藏民族在中华民族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创作大多关涉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民族和历史的维度展现雪域高原的现代化之途,并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中华民族文学整体格局之中，以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

        回顾降边嘉措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在小说、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方面用力最多，影响最大，这些作品虽然创作年代不一，体裁各异，但对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是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与降边嘉措独特的成长之路有关，他曾在访谈中谈到：“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人生会打下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³降边嘉措1938年出生于四川甘孜州巴塘县的一个贫困的藏族家庭，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进军途中经过巴塘，不满12岁的降边嘉措便响应号召，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经历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这一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写的就是这段经历。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是写不出《格桑梅朵》这样的作品。”⁴降边嘉措从个体的生命体验中感受到西藏和平解放给广大藏区带来的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切身的感受直接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因此，降边嘉措的创作首先从个体的经历出发，抒写藏民族在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的自我抉择和归属。《格桑梅朵》这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既是作家个体成长记忆的文学书写，也是对藏民族革命历史的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起始阶段，书写‘革命历史’是其必然选择。这一方面与现代文学始终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承担一定的宣传职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小说的‘补史’传统有关。”⁵就从内容与主题的层面看，降边嘉措的大多数作品聚焦于藏民族的重大历史发展时刻，从民族和历史的维度展现雪域高原的现代化之途，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对藏族社会重大革命历史事迹的观照、留存与重构。谢有顺在《小说是活着的历史》一文中这样阐释：“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⁶在其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报告文学《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及系列传记文学中，降边嘉措都将关注的视点落到历史的一些重大节点上，特别是对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丰富了历史的书写，为我们全方面掌握西藏的革命历程和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除革命历史题材外，他与吴伟合作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为题材，描述了藏族近代史上抗击英国侵略者，保家卫国的英勇斗争，呈现了西藏社会由保守封闭走向现代的进程。如卷首语所言:“《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原了西藏历史光辉而屈辱的真实一页，这本书问世二十多年，依然不失其历史价值，即使从文学描写的来说，也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爱国热情。对于我们沉思过去、反观当下都有一定的意义”⁷。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⁸在创作内核上，降边嘉措显然意图通过其文字书写，表达其对藏民族历史发展的认识与理解，蕴涵着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掌握和根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道路的深刻感知，这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涵。

        其次，降边嘉措追溯和回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苦卓绝之路，展现藏民族在中华民族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极大的热情颂扬和赞美党和国家领导人，弘扬老西藏精神。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全面而真实地描绘了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卓绝的历程，歌颂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一方面，作品对红军的长征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和展现，指出共产党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作品呈现了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中做出的积极贡献，描绘他们在红军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积极支援和帮助红军走过雪山草地。降边嘉措认为长征的胜利，是民族团结的胜利，也是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胜利，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其传记文学《雪山名将谭冠三》《李觉传》等作品中，降边嘉措书写了在西藏和平解放及建设西藏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将领谭冠三、李觉等的人生历程，展现他们在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中的重要作用，以主旋律的格调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艰难历程，并凝炼出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气质，弘扬了老一代革命家身上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在降边嘉措的创作中，他还怀着钦佩之情，对藏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英雄和积极追求进步的人物给以丰沛的描写与颂扬，这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第三个主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在雪域高原上保家卫土的斗争，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下西藏僧俗在江孜保卫战中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勇之举，展现了藏族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作品着力塑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形象，并串联起洛丹、旺秋、格来、仁赛、诺布、阿巴登魁、拉登代本、哲林代本等英雄人物，热情讴歌了藏族人民抵抗外辱的牺牲精神和反帝爱国的崇高品德。《班禅大师》书写了伟大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曲折光辉的人生历程，展现了他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富强、民族繁荣，而奋斗不息、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最后一个女土司》讲述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与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的曲折爱情，颂扬了他们积极追求进步，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德钦旺姆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是康巴藏区最后一个女土司，曾经担任苏维埃博巴政府副主席，为支援红军过雪山草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九世班禅卫队长的益西多吉，英俊潇洒，好学上进，积极追求进步。两位有强烈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年轻人一见倾心，为了能够终成眷属，他们经历了各方面的考验，牵动了各方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西康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降边嘉措将人物放置于矛盾冲突中去展现，在曲折的情节中展现了他们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做的努力。《藏族老红军天宝传》书写了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第一批藏族党员天宝的成长经历。他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等重大历史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和平解放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还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重要领导。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降边嘉措通过对天宝革命经历的描写，反映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艰难征程。

        此外，作为一名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天然地对本民族文化满怀挚爱之情，他的创作还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整理、书写与弘扬，这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第四个主题。《格萨尔》是目前世界上最长且唯一的活史诗，经过民间说唱艺人千百年的锤炼，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降边嘉措是格萨尔研究专家，他与吴伟合作的传记文学《格萨尔王全传》一方面是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编纂本，另一方面可谓是一部在整理民间文学资源基础上再创作的英雄史诗，在弘扬藏族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史诗《格萨尔》不仅篇幅巨大,而且各藏族地区的蕴藏量不平衡,异本较多,有的资料已译成汉文,有的只有藏文本;有的是书面记录,有的还是录音带。要将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文字的资料加以汇集,然后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地进行整理,编写成本,其工作量之巨大可想而知。他们参阅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掌握的所有汉、藏两种文学的资料以及尚未成书的民间艺人的说唱本,以讲故事的形式,再现了这部史诗的大部分精华。这样的工作,虽然在国际上有长篇史诗成书的民族中,有过成功的范例,但在我国却是首创。”⁹《格萨尔王全传》对已有文本和说唱本进行了融会贯通，强化了史诗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有着学术的严谨性。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作家，降边嘉措在编纂整理史诗时，他还注意到其文学性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情节的营造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家以生动的细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了格萨尔王及其生母梅朵娜泽、王妃珠牡、对立人物晁通等人物形象，使得史诗中的形象更为饱满、生动,是对浩瀚的民间文学的整理和再创造，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充实。

        在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降边嘉措笔耕不辍，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文学的热爱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天地。他以鲜明的现代意识审视民族发展的历程，有意识地将藏民族前进洪流中所蕴藏的深厚内涵升华为文化精神上的“洪钟大吕”，展现了高原之子的精神探求，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二、以现实主义手法为径  状人绘景展乾坤

        降边嘉措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充实了当代藏族文坛，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首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鲜明风格。降边嘉措曾在《感谢生活》一文中回忆往昔坦言道，伴随自己童年生活的只有屈辱与贫穷：“在苦难中生，苦水里泡，苦水里长”¹⁰，解放军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由衷地感恩这一切，这种炽烈的情感贯穿了降边嘉措的一生。在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中，他产生了这样的思索：“毛主席说：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知道天下所有的麻雀。佛说，从一滴水，可以看大千世界。那么，从我苦难的童年，人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解放前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土司头人制度下，藏族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旧西藏不是什么‘佛光普照的人间天堂’、‘政教昌盛的幸福乐土’，而是充满血雨腥风、沉沉黑暗的罪恶深渊。”¹¹从这样一种朴素深刻的认识出发，降边嘉措自然力图在其作品中真实呈现雪域大地的今昔变化和深刻变革。在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内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等对降边嘉措的影响很深，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整体风貌，形成了其文艺思想的重要精神资源。其长篇小说《格桑梅朵》以规模宏大的叙述和客观真实的生活描写成为具有“史诗性”的红色经典之作。在论及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长篇小说时，有论者道：“就艺术动机而言，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揭示西藏人民近代以来追求进步、谋求发展，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建立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通过创作来表达他们对民族历史发展的认识与理解，以求通过文学创作来‘记录’历史片段，让后人了解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就精神内质和艺术风貌而言，他们都包蕴着积极乐观的历史进化论倾向和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历史的进步不容怀疑，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诞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这是他们作品中包蕴的最根本的历史观;力求客观如实地反映历史进程，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他们内在化了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多部长篇小说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气质。”¹²其实，在降边嘉措的创作中，不管是他的小说《格桑梅朵》，还是他的纪实文学《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及系列传记文学都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气质，他通过深厚的生活积累，以真挚的情感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展现了藏民族在中华民族一体化中的进程，对“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进行了形象化的文学传达。

        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塑造了系列典型人物，丰富了藏族文学的人物画廊，并通过对一些进步人物的描写展现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降边嘉措的创作很多涉及历史题材的书写，力图呈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和精神特征。历史题材的描写不仅要揭示历史事件本相，还需要呈现立体可感的生活图景，由此建构真实的人物和灵魂，最终实现历史叙事的审美途径建构。在历史叙事中要做到忠于历史本相，难度并不大，但要建构人物“真实”的灵魂，并非易事。降边嘉措将立体可感的生活叙事落实到了个体日常生命的细节之中，并以宏大深刻的超越精神相映衬，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学的人物画廊。在其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中，作者以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整部作品的叙事图景，围绕江孜之战展现了各色人物的利益冲突和性格特征，将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领袖人物达赖喇嘛放置于矛盾冲突中去描写，展现其丰富的性格特征，同时，通过对洛丹、克珠旺秋、拉丁代本、曲妮等人物的描写，呈现了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外辱的英雄人物的群像。在小说《格桑梅朵》中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奴、为非作歹的三大领主、救苦救难的解放军三类形象的代表。边巴、娜真、尼玛次仁、小次登、仁青大伯等农奴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通过他们的觉醒和反抗展现了藏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幸福生活所进行的斗争；穷达活佛、土匪噶朵、农奴主益西、宗本旺扎等为代表的反动分子的性格各异，通过对他们暴戾、野蛮和虚伪的描写，展现了反动腐朽势力的必将没落；另外，作品对郭志刚、李刚所领导的进藏部队官兵的描写，展现了解放军对藏族人民的关怀和帮助，以及他们为西藏和平解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其传记文学如《班禅大师》《雪山名将谭冠三》《李觉传》《藏族老红军天宝传》《最后一个女土司》等作品中，降边嘉措刻画了十世班禅大师、谭冠三、李觉、天宝、孔萨益多、德钦旺姆等典型人物，展现了他们在藏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勇事迹，以及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积极贡献。

        第三，鲜明而浓郁的藏民族文化内蕴，这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为一名藏族作家，降边嘉措作品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无论是其小说《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是其传记文学《最后一个女土司》《藏族老红军天宝传》，抑或是史诗编纂本《格萨尔王全传》等著作，降边嘉措都着力呈现藏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貌，显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时代的政治风貌，同时也为更好地了解特定时期藏族社会的风俗人情文化风貌做了示范。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首先表现在降边嘉措自如地展现藏民族的本色生活上。在日常饮食、穿着打扮、思维习惯等方面，藏民族和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对这样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最能体现内在生活的本质，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吃糌粑、喝酥油茶、穿氆氇、煨桑祭神等生活细节的描写，婚丧嫁娶等习俗的描写，都呈现出独特的藏民族文化意蕴。其次是大量藏族民歌、传说的运用恰到好处，如在《格桑梅朵》“当金珠玛米”一章中，引述了在西藏第一个提倡修桥的人唐东杰博的传说故事，从而从侧面来映衬解放军为藏族同胞在大渡河上修桥的感人事迹。三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俗语和谚语的使用，如“豺狼和羔羊不能做朋友，乌鸦和孔雀不能在一起”¹³，“羊毛虽细，搓成绳子就能捆住狮子”¹⁴， “野兽的花纹在外头，人的计谋在里头”¹⁵，“黄鸭在湖里飞翔，既要看到上面，也要看到下面；麋鹿在山上吃草，既要看到左边，也要看到右边”¹⁶。这些谚语既呈现了日常生活中朴素的哲理，同时为行文增添了趣味活泼之感。再如“盗贼喜欢牦牛，喇嘛喜欢女人”，“嘴里念着‘麻尼’，眼睛捕捉马鸡” ¹⁷，这些有趣的谐语十分形象地讽刺了当时一些喇嘛的无耻之态。另外，在地域风光的描绘上呈现出独特的藏地风情。在《格桑梅朵》中《扎青渡口》一章中，写狮头山是扎青宗的“神山”，当地的群众对神山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不到山上去打猎，不动山上的土。对寺庙、宗政府及宗本府邸的描写也很细致，通过低矮的平房衬托出宗政府高大建筑的富丽奢靡。《翻越措拉山》一章中，写措拉雪山之高和不同寻常：“它的主峰如同一把银色的利剑，直插苍穹，当地群众有一个说法：人们骑马持枪从山顶走过，枪上的牛角架能够碰到蓝天。”¹⁸《神鹰飞到孔雀坪》一章中，描写“神湖”的浩淼苍茫:“碧水连天，周围银塔似冰封雪岭，被映衬得晶莹剔透，天上的白云也显得格外轻柔洁白。雪山和白云的倒影投在湛蓝的湖水中，就像神话中的‘龙宫’。”¹⁹作者将藏民族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自然地貌等融入作品之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气息。

        第四，文学创作的学者风范，这是降边嘉措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降边嘉措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往往博考文献，实地调研，挖掘尘封的历史，一些史实因当事人的逝世，更显得弥足珍贵。刘伯承将军曾指出：“进军西藏，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作者虽然在其小说《格桑梅朵》展现了这段历程，但为了服从故事的发展，只着重写了一个小分队的活动，为了全面地呈现这段历史风貌，在创作《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时，“作者怀着对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深厚的感情和崇高敬意，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学习中央文件，查阅历史文献，拜访有关人士，重走进藏道路，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历时10多年，深入研究，刻苦写作，严肃认真，孜孜不倦，数易其稿，精益求精，从最高统帅部到基层连队，从国际到国内，从北京到拉萨，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族到藏族，从解放军指战员到农牧民群众，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一悲壮而又辉煌的历程，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老西藏精神’。”²⁰他在作品资料的搜集上扎实而全面，以学者的审慎和探求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进程。在《最后一个女土司》中，作品建立在大量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展现了康巴地区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风云，从侧面真实还原了“甘孜事变”发生的历史现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同时因蕴涵在文本中的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思考，从而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此外，降边嘉措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研究的专家，其《格萨尔王全传》对传唱久远的史诗《格萨尔》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提炼，被认为目前最完整的《格萨尔》整理本。这部作品因为语言的晓畅生动，故事情节的曲折，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等方面的因素，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同时，因为作者将学术研究成果贯注于文学创作之中，有丰厚严谨的学术性作为依托，从而使得这部作品又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降边嘉措的创作鲜明地展现了一代藏族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的思路历程，葆含着他的赤子之心和执着坚守。首先是他的作品中蕴涵着对党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共产党改变了他的生活，使得藏族人民走上幸福之路，从个体和民族的情感出发，降边嘉措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其次，源于高度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他始终坚守的一个信条是: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其文学创作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之中；此外，降边嘉措的创作始终满怀对藏民族的挚爱之情，自觉地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降边嘉措内涵丰厚的文学创作展现了高原之子对祖国和民族的拳拳热爱，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从中可以照见一个丰富、澄澈的灵魂。他的创作不仅是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宝库中也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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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笔者对降边嘉措的访谈（《时光涛浪中的歌者——降边嘉措访谈录》，《西藏文学》2020年第1期），在谈到其小说《格桑梅朵》时，降边嘉措提到“1954年至1955年，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期间萌生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1960年才正式动笔写作。”因此，笔者将降边嘉措初登文坛的时间从1960年算起。

3.徐琴，降边嘉措.时光涛浪中的歌者——降边嘉措访谈录[J]，西藏文学,2020(1).

4.徐琴，降边嘉措.时光涛浪中的歌者——降边嘉措访谈录[J]，西藏文学,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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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降边嘉措.感谢生活——我和我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

11.降边嘉措.感谢生活——我和我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

12.胡沛萍,于宏.论20世纪80年代西藏长篇小说创作[J]，西藏研究,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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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故事梗概)[N].文艺报，2016-9-2.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藏族文学研究。先后在《当代作家评论》《西藏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降边嘉措，藏族，1938年生于四川甘孜巴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作家，翻译家，格萨尔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