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文学共同体书系”基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希望借助选本的重新辨识和命名予以经典化，汇聚独特性的细语和众声，在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视野中，呈现多样与共生的多民族文学版图的辽阔和丰饶。
【关键词】文学共同体 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 跨文化漫游者
“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第一辑）收入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彝族五个民族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和诗人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达娃、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吉狄马加、次仁罗布、万玛才旦的经典作品。这九位小说家、诗人不仅是各自民族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最为杰出、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可忽视。基于当下中国文学生态场域的特质和属性，这些作家应该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之“多”之丰富性的论述框架中进行考察、识别和命名。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内蕴着独特自足的民族性，包括与之相对应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在此前提下，需要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及其他民族文学是否已被充分认知与理解？怎样才能更为深入、准确地辨识文学的民族性？
1.不同文化空间漫游者的文学版图
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是由不同民族的写作者共同完成的。全球化时代流动不居的世界，写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不同文化空间的漫游者，而不同文化空间的漫游带来的是不同文化的接入、折叠、对话和融合，流动中的接入、折叠、对话和融合也是不断地选择和再造。缘此，从中国多民族作家的书写中能捕捉到流动世界的丰富光影。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天上没有铁丝网》的六篇小说都是他21世纪的新作，这次由蒙古族的哈森直接从蒙古语翻译过来。哈森有着诗人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2020年刚刚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翻译奖。阿云嘎的小说时间往往选择在传统和现代交接的临界时刻。缘此，现代化进程的犹疑、困惑和前行成为阿云嘎重要的文学母题。也因为此，深刻的文化忧思是阿云嘎小说的底色和内核。一定意义上，阿云嘎不仅是扎根本民族文化的思想者和代言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遗产的继承者，他的写作接续的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对传统和现代关系这个文化命题的思考。阿云嘎的小说写良善近乎卑微的牧民出走，找寻失落家园；神枪手纡郁难释，与狼群惺惺相惜；庞然如怪物的汽车左冲右撞，打破了牧民古老稳固的日常生活；不受规训的女子，剽悍中却自有坚守；嫁入衰微侯门的年轻生命，选择为爱与自由湮灭；而陌生男子行骗的另一重面孔，竟以敬慕与暧昧之名。阿云嘎从本民族历史、风习和日常生活中勘探和挖掘游牧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力量，他的小说受工业文明侵蚀而流变为游牧文化消逝的挽歌，可以作为民族寓言观之。
蒙古族作家莫·哈斯巴根的《有狼有歌的故乡》的三部中短篇小说亦由哈森翻译。和阿云嘎写流逝和怅惋的文化挽歌不同，莫·哈斯巴根写历史之变下的恒常，这些“常”存在于亲人同胞和生灵万物：无论是《有狼有歌的故乡》中坚守沙漠深处的老汉一家，还是《黑龙贵沙漠深处》朴拙却大智的宝日呼，抑或《再教育》中机敏慧黠的陶力木大队队长，他们纯粹执守着不变的初心，始终保有爱与包容。莫·哈斯巴根小说可资辨识的不仅仅是蒙古草原风俗史意义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更重要的是蒙古族自有来处的草原文化精神遗存以及独具的美学观念灌注其间。
《珍珠玛瑙》包括阿拉提·阿斯木两部各具风韵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珍珠玛瑙》和《马力克奶茶》。前一篇，以“金子不是正道的秤砣，人心才是大地恒久的天平”为恒常伦理正名，写新婚不久的父亲意外身亡，儿子们在金子和人心面前犹疑不决；后者，饱经赞誉、备受拥戴的前市长过世不久，家人却收到来自陌生女人的银行卡与地契，顿时谜点丛生，小说以“一个男人看不见的嘴脸，才是他真正的敌人”为写作原点，将马力克的斑斓一生重浮水面，铺展在世人眼前。因由双语写作所带来的语言“互看”对文学提升的可能性，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语言尤为突出，其汉语写作呈现出维吾尔语思维下的词法和句法特点，选词、词形变化、语序等与汉语表达有所不同，如小说中化抽象为具体的比喻句非常多，谓宾倒置、排比句比比皆是等。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属于现实主义一脉，却有寓言、故事、神话的影子，动植物同人类一样有感应、可言语，故营造出神奇幻化的色彩，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全球化时代，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取舍，使之既保有民族特色，又不被卷入一体化和同质化的浪潮中。这方面，阿拉提·阿斯木提供了一个有启示的范例。
哈萨克族是一个崇尚自然的游牧民族。20世纪中期以前，哈萨克族更多地生活在牧区、山区，他们迁徙、转场，逐水草而居。之后，他们的生活悄然改变，许多牧民定居下来。在定居的过程中，改变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还是重建生活的理由和精神的根基。《我的苏莱曼不见了》收入哈萨克族小说家艾克拜尔·米吉提中短篇小说15篇。作为当代哈萨克族的代表作家，从他的小说景观可见群峰莽野、晴天艳阳和牛羊自如，仿若“塞外江南”；其题材内容有草原的男子汉勇可短剑斗黑熊的果敢，亦有和姑娘探听泉水秘密的柔肠。有柯尔博戛乐师，在四角帐幕演奏他的绝响；有翻飞的蓝鸽，映照着青年的梦与希望；有远逝的雪山，绵延着对故乡的眷恋。在《瘸腿野马》《蓝鸽，蓝鸽》《红牛犊》《巡山》《我的苏莱曼不见了》等篇目中，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语言出乎天地万物，哈萨克民族诗意的生活、草原圣洁的生灵以及瑰丽与热腾的土地亦浑然无间。《一个村庄的家》是另一位哈萨克族著名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北塔山位于中蒙边境，是叶尔克西的故乡，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叶尔克西在牧场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此后在城市里求学、工作，然而这段童年的经历最难以忘怀。她写村庄里平凡的一家人，写大风里的油菜花，写与父亲打草时发现的岩壁上的马，写村里的新娘……作家刘亮程说：“这个少小离开毡房牧场的哈萨克牧羊女，在外面世界转了一大圈又终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北塔山牧场。她回得那么彻底，完全忘掉了城市，忘掉了她的汉文化熏陶，甚至忘掉了时光，一下就回归到了生活的最根本处。”叶尔克西的小说，一个个家庭，一则则故事，反映着在新兴事物与思潮的冲击下，人们对所谓现代性的观察、认识和困惑，以及文化转型时刻，游牧民族的渴望与希冀、失落与彷徨。借此，她也完成了对生命、繁衍、爱情、死亡等主题独特而深刻的探讨。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村庄的家”就是哈萨克族无数个平凡的日日夜夜，沉淀了生活的质感，传递着信仰的光亮。叶尔克西的哈汉双语背景，使她能够以独特的跨文化优势，在两种生活、两种文化之间自如地穿行和漫游。不仅如此，她的作品使人们看到了习见的戈壁大漠或者新疆风俗之外的“新疆”。无疑，她的文学使得“新疆”的面目得以丰富。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开阔一点，新疆多样化的文学生态，作为整体的新疆文学，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最为斑斓多姿的。
《迟到的挽歌》是当代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文集，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多首长诗和包括演讲、致辞、序言、评论、对谈等在内的多篇随笔以及数十幅插画。在诗歌中，吉狄马加的诗既有对父亲的挽歌、对民族的赞歌，也有对自我存在的剖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散文中，吉狄马加谈论民族的认同、诗歌的意义和文学的力量。奇异线条描绘的插画，充满了彝族风情，是吉狄马加“彝人歌者”身份的艺术扩张。诗、文、画，自我、民族、世界，自我又不限于自我，民族又不限于民族，放眼现实世界又不限于现实世界。作为一个被多语种译介的诗人，吉狄马加真正具有和世界对话的可能。
2.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却发明着属于自己的审美
“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一共收入三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次仁罗布和万玛才旦。对读他们的小说，我们恰恰能看到作为《谜样的黄昏》是西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集。扎西达娃是“文学史”的作家，他的几篇民族性突出的小说被编织进中国当代文学史，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神异和瑰丽的部分。他生于西藏，西藏也是他读书、工作、生活的地方。扎西达娃小说是文学的藏区民族志。广袤荒凉的世界屋脊、藏南的山川河流、屋顶飘拂的彩色经幡、康巴人的流浪帐篷、甜茶馆里闲坐唠嗑的青年人、捏捏指头讲价钱的老妇人……“我们藏族人世世代代就这样坐着生活，坐着聊天，坐着做生意，坐着念经，坐着晒太阳，坐着喝酒，坐着做手工活，喇嘛坐着就地圆寂。”扎西达娃小说的一幅幅日常小景，源自他对故乡的理解，源自血液和信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遥远的高原古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现代物质生活开始影响着西藏青年，并且不自觉地改变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哲学、道德观念。”于是，扎西达娃将目光投注于城市中下层形形色色的青年人，有民警、流浪汉、护士、学生、闲人、售货员，他们有的振奋，有的沉思，有的观望，有的心灰意懒，有的迷恋时兴的牛仔裤和迪斯科……他们脱离了旧的轨道，又一时找不到生活中应有的位置。扎西达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认证，可能遮蔽他作为藏族普通人当代命运书写者的丰富性和贴地性。尽管如此，扎西达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最具冲击力的意义肯定仍然是以1985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的发表为标志的多向度空间和超现实叙事。这些小说，故事、情节、人物不再重要，作者以魔幻现实主义来探寻本民族的生存历史和文化心理，成为从边境进入文学中心的典范。
次仁罗布的《强盗酒馆》是他2009—2018年间发表的八个短篇小说，皆为首次结集。《红尘慈悲》中有着观音般眼眸的藏族姑娘阿姆，终生怀揣着不为人知的热望；战争中遗留的亡魂，夜夜与“故地重游”的雕塑作者相会于《曲米辛果》的路边房间；《兽医罗布》的两个老婆结伴到拉萨甘丹寺祈祷他早日投胎，相亲如姐妹；《奔丧》中，藏族母亲与汉族父亲因缘际会结合，又因相异的地域认同而分离，酿成绵延后代的悲剧；金色的草坡上，漫山遍野跪伏着“长满虫草的心”……很容易从次仁罗布的族裔身份想象他小说的世界观和文学资源，这一点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对于他这个“个别”作家，当我们谈论族裔身份和文学关系时，要细节到民族中的哪一部分影响到他的文学，如何影响到的？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次仁罗布是一个“实践性”的个案。
万玛才旦的《气球》的十个短篇小说，在发表时间上位于首尾的是《诱惑》（1995年）与《气球》（2017年），时间跨越20余年。万玛才旦曾说过：“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这其中既有像《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传统的藏族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亦有如《塔洛》《气球》这样因外部环境的变化牵动了平静的藏区生活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气球》和《塔洛》两篇已经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两部影片都曾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此外，《塔洛》获金马奖最佳剧本改编奖、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气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获得最受传媒关注导演奖、编剧奖，在海南国际电影节捧得金椰奖。《嘛呢石，静静地敲》里死去的刻石老人、《乌金的牙齿》中转世的活佛乌金、《寻找智美更登》中一直蒙面的少女、《塔洛》里放羊的塔洛……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活着的人。风景风情风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当然和人之间有着彼此塑造的“影响”，但当下文学艺术中涉及藏区时，对风景风情风俗过于夸张夸饰的强调，事实上已经妨碍到文学艺术可能抵达的人性省思和艺术探索的深刻和高度。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一定意义上是藏区普通人的史诗。万玛才旦在采访中曾坦言，文学对于其后来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从当下传播的角度，电影可能比小说更强大。万玛才旦的电影也有藏区的天空、河山、寺庙，但这些没有仅仅成为“景观”，在《老狗》《静静的嘛呢石》甚至最早的《草原》中，他的风景是心理的。其电影的风景恰恰对应着藏族人民内心的沉默，无法言说，像《老狗》和《静静的嘛呢石》中的老人，《塔洛》中小辫子塔洛的“沉默”，有一种动人的力量。还有，万玛才旦的电影，特别是《老狗》《寻找智美更登》《塔洛》中的小镇都是正在建造中的。我留意了一下，这些电影不但有酒吧、KTV、派出所、照相馆、发廊等空间，而且“工地”也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场景，还有拖拉机、摩托车不停驶过的尘土飞扬、积满污水的街道……这些风景和“空间”是万玛才旦“藏地”的重要结构元素。他更关心人间日常和行进变化的藏区，即便是“神”，也是和人相关的，比如，《静静的嘛呢石》里的寺庙和小活佛。
期待有人认真研究共同族裔作家写作的差异性，比如，同样涉及神灵犹在的世界，次仁罗布和同为藏族小说家的扎西达娃、阿来以及万玛才旦等完全不同，他的小说将民族宗教的“神性”转换成了人的“精神性”，“神性”和“精神性”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精神性”更多指向的是日常生活的宗教感，所以次仁罗布的小说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灌注在人的生命里，而不只是“神性”的在。
3.多样与共生的辽阔和丰饶的“文学共同体”
民族性并非抽象的标签。读这些作家的小说和诗歌，民族性最直接的感受和表白是自然风物、风景、风俗和风情，是日常生活，更是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审美精神，等等。这些不同民族的作家和诗人，从辽阔中国的某一个地点出发——这个地点即我们常常说的“故乡”，往往也是他们写作前行的不断回望之处。他们的小说几乎都有肉身离乡和精神返乡的结构图式，而且无一例外他们自己都是文化的越境者。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无一例外地置身于20世纪中期至今的变革时代。因而，变与常，流逝与永在，惊惧、犹疑的心理惊颤以及深广的忧思也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母题。也因此，他们的写作是同时代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也是更长历史时段文学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从五四新文学发端到今天，这些小说家和诗人敏感的心灵回响着不同民族的秘密声音。所谓“文学共同体”，正是在保有民族性的前提下经由充分对话的丰饶和丰富的众声喧哗，这种丰饶和丰富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丰饶和丰富。当然，这不妨碍我们识别出这些作家文本的时代性、世界性或者人类性的部分。但笔者以为“共同性”不是简单求同进而取消差异性的理由，从追求文学生态多样性的角度，需要充分尊重并达成众声喧哗汇流的不同声部和声音的多民族文学“共同体”。
不管文学史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如何强调写作的客观性，文学史必然被赋予编撰者自身独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这当然会关乎多民族文学的论述。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时常暴露出这样的局限：相关作家只有以汉语进行写作，或是他们的母语作品被不断翻译成汉语文本，他们才具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框架范畴的可能性。事实上，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等民族都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字和久远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至今依然表现出语言和文学的双向建构。当然，要求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者都能够掌握各民族语言是不切实际的。且像巴赫提亚、哈森、苏永成、哈达奇·刚、金莲兰、龙仁青等拥有丰富双语经验的译者、研究者原本可以加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鲜少被当代中国文学史编撰所吸纳。这随之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使用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及其他各自本民族母语进行写作，同时又没有被译介为汉语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当中？
需要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进行双语写作的作家在数量上并不少，如蒙古族的阿云嘎、藏族的万玛才旦、维吾尔族的阿拉提·阿斯木都有双语写作的实践。双语作家通常存在着两类写作：一类写作的影响可能生发于民族内部；另一类写作由于“汉语”的中介作用，从而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传播。由此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向多民族文学的阐发，实质上是对于相应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论述。而文学史编撰与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着相类似的处境。假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难以覆盖到整个国家疆域中除汉语以外使用其他民族母语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是不完整的。
20世纪80年代所谓“文学黄金时代”，是很多人在言及中国当代文学时的“热点”：为何需要重返80年代？80年代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富有启发性的意义要素？但即使是在80年代这样一个“文学黄金时代”，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及其他多民族的文学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与识别。也许这一时期得到关注与部分展开的只有藏族文学，如扎西达娃的小说在80年代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对于现实的想象，从扎西达娃80年代小说创作所展现出的能力来看，他具有进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的可能。而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80年代也给国内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这也影响到当时“寻根文学”思潮的生发。而作为对照，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又有多少写作者能如80年代的扎西达娃、乌热尔图去扭转当下文学对于现实的想象和文学的地理版图？时常被人忽视而理应值得期待的是，国内越来越多的双语写作者从母语写作转向汉语写作，成为语言“他乡”的文学创作者。长期受限于单一汉语写作环境的汉语作家，往往易产生语言的惰性，而语言或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越境旅行”却有可能促成写作者的体验、审视和反思。
当我们把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达娃、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吉狄马加、次仁罗布、万玛才旦等放在一起，显然可以看到他们怎样以各自民族的经验和语言、文化资源和审美经验作为起点，怎样将他们的文学“细语”融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众声”。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化景观（这其中当然包含文学景观）的真正魅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植根于它和而不同、多样共生的厚重的丰富性，植根于它和而不同、多样共生的厚重标志，是国家值得骄傲的文化宝藏。与此同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在继承与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具有的民族身份在文学层面展现出了对于相应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归属。因此，他们的写作能够更加深入具体地反映该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景象，为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写作提供一种重要范式。
“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应该意识到，作为具有独特精神创造、文化表达、审美呈现的多民族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审美经验和广阔的阐释空间。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各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模式、文化理念发生改变，社会流动性骤然变强，传统的民族特色及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正在悄然流失，原本牢固的民族乡情纽带出现松动。相对应地，则是多个民族的语言濒危、民族民俗仪式失传或畸变、民族精神价值扭曲等，各民族中的优秀文化传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各民族共同存在的文化焦虑。“文学共同体书系”追求民族性价值的深度，这些多民族作家打破了外在形貌层面的民族特征，进一步勘探了自我民族的精神意绪、性格心理、情感态度、思维结构。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也体现了该民族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引导下的特有属性。从这个意义而言，多民族文学希望可以探求具有深度的民族性价值，深入了解民族复杂的心理活动，把握揭示民族独特的心理定式。
我们常能听到一句流传甚广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假如民族性被偏执狭隘的地方主义取代，那么，越是民族的，则将离世界越远，而走向“文学共同体”，则是走向对话、丰富和辽阔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
[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由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6期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著有《散文说》《何平文学评论选》《无名者的生活》等。2017年开始主持《花城》的“花城关注”栏目，提出“文学策展”概念，以每期一个话题的形式推介文学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