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灾难记忆折射出的是他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灾难时期的某种公共价值观念。与传说和谣谚等口头文学不同，借助于文字，作家的思考超出了灾难记忆本身，追求更为宏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
阿来的《云中记》延续着《尘埃落定》的血脉，以文学的语言、民族志的追求来描摹一种行将消失文化的价值和尊严。不同于《尘埃落定》，《云中记》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提出了新的思考，正如同“尘埃”与“云中”的意象所带来不同的联想一样。两部作品中，前者是历史进程带来的地覆天翻，后者则直接与地震短兵相接。
灾害民俗学的研究表明，民众对灾难记忆的处置有三个阶段：一是“故事”或“传说”等口头传承形式的广泛流传；二是保存灾害记忆的“纪念物”；三是供奉灾难遇害者的“慰灵祭祀”、参加纪念救灾英雄的“纪念仪式”等。通过这些仪式的处置，民众可以逐渐消化灾难带来的巨大创伤。《云中记》讲述汶川地震五周年时，幸存者之一乡村祭师阿巴从政府安置的移民村回到已经沦为废墟的家乡云中村，为那些受难者进行祭奠，并以自己为牺牲献祭的故事。故事的讲述属于处理创伤的第一步，普通民众一般会采用口述或私人记录方式，阿来将其转化为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文学文本，但其本质上还是一种与灾难有关的叙述，从中可见经历了灾难的作者的体验与心态，这些叙述也发挥着慰藉心灵的作用。
文字形式的表达让记忆有了物质性装置，并将对今后的生活发生影响。在这里，小说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纪念碑，成为记忆之物，成为一种可以被保存的纪念之物，发挥记忆之场的功用，用来在之后的时空中重构记忆，从而完成处置灾难记忆的第二步。第三步，通过《云中记》的阅读、推广、研讨等活动，阿来以一己之力将纪念活动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
灾难记忆是一种创伤性记忆，灾难带来的恐惧和焦虑以及巨大的痛苦与悲伤情绪令灾难记忆具有了选择性记忆的特点，“历史记忆并非是以一种绝对客观与真实的面貌展示于今天的人们，它本身还包含了人在创造历史记忆时的主观构建，诸如想象、观念、动机等主观元素”（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民众口头流传的歌谣、谚语等都是这些主观意识和形态的一种表现，作家书写历史记忆的作品同样也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选择性记忆的呈现。
《云中记》中阿来的选择性记忆体现在以集体欢腾的形式将渺小脆弱的个人融入某种庞然大物之中，以获取安慰。当人们面对灾难、不幸以及茫然无知的不确定时，人们往往希求得到神灵的安抚与拯救，求神拜佛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云中记》用很大篇幅描写云中村的守护神——山神阿吾塔毗。阿吾塔毗原本居住在西藏原始苯教（Bonismo）的发源地。一千多年前，为了将自己部落中多如星星的子民播撒到广阔大地，他带领着族人向东进发，历经战争、流放，最终阿吾塔毗的灵魂化为村后终年积雪的山峰，成为信仰苯教的云中村人的守护神。
既然选择以得到山神庇佑来缓解痛苦，那么，山神信仰与祭祀仪式指向的代表性人物就非祭司莫属了。于是祭司阿巴英勇地走上了抚慰亡灵和灾民精神的道路。他让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亡魂得到祭祀，并以自己的生命献祭。在这趟走向不朽的神圣旅程中，阿巴为村民寻回了灵魂的依靠，重建了自我群体团结的希望。
灾难记忆是感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感情的背后可以看出不同人群的价值选择。阿来的这份灾难记忆折射出的是他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灾难时期的某种公共价值观念。与传说和谣谚等口头文学不同，借助于文字，作家的思考超出了灾难记忆本身，追求更为宏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这在《云中记》里体现为对现代性的反思。
阿巴的安魂和阿来对安魂之旅的书写可以在实用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举动不过是为了活人能过去心里的一个坎，让这件巨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不要再对现有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没错，阿来也承认自己写完《云中记》后，心中的痛得到了平复。但谁能安魂？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安魂？阿来从人道主义出发，找到了歌颂生命与死亡的方式，并从灾民的主位出发，由内部进入，又与世界相连。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科学的同步发展，相反，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系统支配着，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齿轮和螺丝钉。“历史的加速度造成了历史与记忆的分裂”（尹红《灾难记忆研究述评：基于民俗学的视角》）。阿来回顾历史，重建记忆，意图给超速行驶的列车点一下刹车。正如李婧婧在《〈云中记〉：返魅的书写与有为的文学》中所说：“在现代科学的烛照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与神灵的崇拜，也由此失却了敬畏之心。然而，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是一段共生的历史，去魅与返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向度。《云中记》正是一次返魅的书写。”通读《云中记》，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灾难、时代、历史和文化的独立见解。这见解是坚定的，又是平和的。
云中村古老遗存的文明形式得到礼敬后，其基因要如何在现代传承，也是作者思考的问题。作者着重塑造了仁钦这个两种文明结合后的形象。如果母亲这一方是指他在云中村以及舅舅这里习得的信仰感，那么父亲显然象征了现代文明。仁钦对各种现代文明都抱着开放的态度，但母亲还是他永远的怀恋。失去一条腿的央金姑娘，曾经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欺骗阿巴，后来在古歌的激励下才重拾力量。作者不否认应该顺应时代生活的变迁，追求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他依然认为绝不能放弃内心的纯净信仰，就像云中村民分别时互相道别的程式用语：“愿你的道路笔直。”传统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融入作家的思想意识，他将这些立体化为阿巴的形象，予以塑造与关怀，带给我们冲击与洗礼。
原刊于《检察日报》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月光下的银匠》《蘑菇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大地的语言》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