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将目光凝聚于藏地时，太多时候对它充满了神秘浪漫的想象：风光旖旎的雪域高原、金光闪闪的寺院、转动的经筒、飘扬的经幡、磕着长头朝圣的人们、六字真言、神秘的高僧、奇异的天葬、智慧忠勇的藏美、飘香的酥油茶、热情的哈达、藏族姑娘天籁般的歌声……藏地成为一个脱离了世俗世界的终极之地，一个心灵得到救赎，恩享天国荣耀的乌托邦。这是理想主义者对藏地想象中的漫游，以天真的“异域情调"抚慰着现代人疲惫的身心。而当代社会对于藏地的言说积极地迎合着这样的异域情调，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藏地真正的面目。这种言说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旅游业，一个是当代文学。
从当代文学来看，大量描写藏地的作品将藏地奇观化和神秘化。在叙述策略上，大致可看到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类是在诗意化的笔调中呈现藏地的美好，从自然和人文方面将藏地作为升华精神的纯净脱俗之地。藏地，已然成为一种显然的奇异化、诗意化、原生态的文化景观，成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主要参照系。这些作品在突出诗意化的藏地的同时，明显地大量地遮蔽了藏地的真正的生活。它们呈现的藏地是一个非真实的藏地，从而凸显出写作者理性精神的缺失。马丽华是意识到了这点的，她曾说：“诗化和美意构筑的感性世界,也使它的真实性多少被打了折扣——在中国，异文化进入者的边疆作品不约而同的困难所在。”其实不仅是异文化者的藏地作品，就算是藏族作家，或者出于过分强烈的民族认同情感，或者有意迎合人们对于藏地的诗意想象，在其作品中有意美化藏地也是屡见不鲜。另一类文学作品是关于藏地的悬疑和传奇故事。这些作品以“悬疑化"的小说模式，将藏地神秘的神话传说与人间的恩怨情仇混合在一起，在旖旎奇崛的藏地自然景观中进行现代悬疑探险，藏地由此成为一个神秘的传奇和魔幻之地。这些作品更加脱离了藏地的真实，这里的藏地不过是为模式化、大众化和商业化的文学增添魅惑的外衣。所以，有论者针对上述关于藏地的文学现象，指出当代汉族作家书写西藏存在着“奇观化的依赖、诗意化的洁癖、原生态崇拜、悬疑化模式四大问题”，“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些特定的群体中，西藏已成为了某种前锋受到强烈的关注，但是西藏是无言的，言说的只是我们自己”。
在这样的藏地文学书写的大背景下，考察阿来的文学作品，会发现阿来作品对藏地的言说凸现出独特而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阿来的作品营造了生动鲜明的文学世界，给人以精神世界的滋养激荡、文学回味无穷的美和人文关怀，这是阿来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阿来的作品完成了对川藏地方文化进行形象阐释和书写的任务，就像是一部部厚实而精彩的民族志，让我们不仅了解到川藏地域的历史文化风俗流变，也了解到川藏地方民族的生存状况，及其地域民族文化的内在特性。而且，在更宽广和深刻的意义上，阿来的作品引导人们超越地域和民族思索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和人类性的命题。这是阿来作品的文化价值。本文主要从民族志的视角来探析阿来作品的文化价值。
一、民族志小说与藏地的祛魅
历史上，嘉绒一直生存在汉藏文化的夹缝中，在20世纪50年代才被政府识别指定为藏族。不过，在藏族看来，“嘉绒”是被汉化的另一个族群，是一个独立的族群。而在汉族看来，“嘉绒”确实是藏族。所以，很长时间，“嘉绒”是一个被忽略的、面目不清的存在。阿来首先在《尘埃落定》中将嘉绒藏族的生活图景推到了人们面前：藏族土司娶了汉族女子做土司太太，土司女儿嫁到了英国，行走在嘉绒大地的西方传教士，来自圣城拉萨的喇嘛在嘉绒传播新教被割了舌头，土司之间互相争斗，土司向汉人政府寻求权力，国民党特派员给嘉绒带来了罂粟、照相机和边境贸易……这些间接地呈现了嘉绒藏区这个藏文化地理中心之外的“接壤地带”“过渡地带”具有的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文化特征。小说更以鲜活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嘉绒藏族的生活图景：贪婪的土司家族享受奢华的生活，下面是等级分明的头人、自由人、奴隶等臣民；奴隶们在腐朽而走向没落的土司制度下艰难地生存，但大部分奴隶却对主子满怀忠心；土司之间、土司和头人之间都在争权夺利；僧侣、喇嘛依附土司的世俗权力，他们并无高深的佛法，亦缺乏气节；奇异的行刑人有独特的气质；寻仇者遵循着世仇必复的复仇规则……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最初是令人吃惊的，它描写的嘉绒藏区并非一方净土，并非神秘浪漫之地。和此前许多文学作品对藏地浪漫化的附魅相比，《尘埃落定》是对藏地的一次明显的祛魅，是藏地文学书写的一个新的方向，它生动而鲜活地描绘出这片尘世的尘埃飞扬的大地。这是个虚构的故事，却仿佛一种“深描”式的民族志。而它确实是阿来在熟稔嘉绒地域的地理、物候、风俗等知识的基础上，并在査阅大量关于土司制度的历史文献和具有人类学田野调査意义的考察中取材和构思的，小说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真实。它对嘉绒藏族地域生活图景和文化特征的生动呈现，对认识逝去的嘉绒土司的生活有民族志般的认识意义。《尘埃落定》也是一个揭示历史、权力和人性的寓言。它通过对具有特殊性的具象的土司生活的描写来达致关于普遍性的抽象的思考和认识。从翁波意西被割掉的舌头我们看到在权力的压迫下历史书写的困境与难言，认识了权力对历史的制约。从行刑人身上我们了解到刑罚的意义并非制裁犯罪的措施，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从麦其家族的灭亡窥见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理解了人性中的贪欲是毁灭人类的渊薮。可以说，《尘埃落定》有民族志文本“既以展示群体或者族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目的，也试图通过不同文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归纳出一般性的规则和普遍意义的理论”的文本特性。《尘埃落定》面世后好评如潮，它也奠定了阿来写作的基本路向：以具有民族志性质的严肃文学创作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藏地，在思考一个地域族群、一个民族的基本问题的同时，也超越具体的民族思考人类性的命题。
《空山》讲述了川藏边地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落自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变迁。小说确实鲜明地展露了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表现了批判现代性这个常见的主题。如果小说停留在这个批判的层面，本身也就成了一部平庸之作。但是，《空山》不是这样的单向度作品，它在对机村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表述中呈现了藏地丰富多维的表情。机村人善良宽容又残暴自私。他们能够容纳和接济来历不明的桑丹和格拉这对母子，又对他们母子任意施暴。私生子格拉一直被漠视、蔑视，机村的孩子毫无歉疚地诬陷格拉，逼死了格拉。小说展示现代化进程中藏文化的破坏和遗失，如和尚还俗、迫害巫师、砍伐森林、炸毁神湖，同时又写机村人面对公路、汽车、水电站等现代设施的兴奋、惊喜和惶惑，这个过程中机村人的无知和贪婪也得到无情的展示，比如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盗窃灭火指挥部的各种东西，等等。这样，《空山》呈现出一个被现代性割裂了传统，失去淳朴的生活和文化，而本身也并不脱俗的藏地。本来，《空山》从题目到叙述的方式都最容易写成对民族文化逝去的一曲弥漫着哀伤诗意和怀旧格调的挽歌，但小说却以善恶交杂、美丑交集、清新幽暗掺和在一起的表述，避免了这种陈词滥调的单向度书写，从而呈现了当代藏地生活的真切性，因此也凸显了在藏地书写者中，阿来的文化身份赋予他创作的独特性。阿来是一位有藏族血统、长期生活在嘉绒这片文化交叉地带的少数民族作家，是藏地的本文化持有者，又是一位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理性知识分子，这样的文化身份使他能在小说创作中，在“主位”与“客位”意识相融合的基础上自观和反观民族文化生活，真实地告诉人们地域民族文化进行着复杂的裂变。《空山》也体现了阿来一贯“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的创作旨意。他说：“我要写的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的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国农耕的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和中国很多很多的农耕的村庄一模一样。”确实，机村在半个世纪中的经历，比如，修公路、发电站，砍伐森林，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对村庄日常生活和人们思想的改造，在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村庄都一样地进行，产生差不多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后果一民族文化的摧毁和道德防线的失守。只不过，机村作为一个藏族的村庄，传统的断裂有其独特性的表现而已。
藏地在人们的眼中总是披着神秘的面纱，这与这片大地上充满了神话与民间传说紧密相关。如何理解和对待民族神话，关系到能否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柢去认识这个民族。因为民族神话作为民族集体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也往往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阿来的《格萨尔王》取材于同名藏族著名史诗。小说对其进行重述，是阿来力图以神话为门径，使西藏的“现代”与“神话历史”进行对话，进入藏民族的历史和内心，来“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的一部作品。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小说的形式比较完整地普及了《格萨尔王》史诗中的故事，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史诗也了解了藏族的民族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比如，格萨尔王身上加持的神力全部来源于佛家一路，格萨尔与精通巫术的叔叔晁通之间的矛盾冲突，折射出藏族历史上“崇佛诽苯”的宗教思想斗争和佛教文化的民族认同。二是小说以格萨尔王形象为载体,凝结了藏族的民族精神。在小说中，格萨尔王是慈爱的化身，更是伟大的战神。格萨尔王作为神子的时候，看到人间悲苦混乱的情形而激发了内心的慈悲之海，于是，他自愿下界，为众生降妖除魔，让众生永享安康。格萨尔王在人间的一生不辞劳苦，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为岭国的人们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疆土，最后完成使命，神子归天。关于战争的描写和格萨尔战神的形象，典型地体现了藏族信仰的佛法的慈悲、伟大的王的慈爱，以及部落战争时代的人们的英雄崇拜意识，也间接地揭示了藏族原始的部族意识。这种部族意识就是保护本部族人畜财产和为本部族掠夺牛羊财宝，因为格萨尔王的每次降妖除魔，都与此相关联。而从《格萨尔王》体现的英雄崇拜与部族意识，我们可以抵达藏族原始先民的心灵思想深处，窥见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一些因子.阿来在许多时候似乎流露了对这种民族性的思考，比如，《尘埃落定》指出土司们的争斗“得到权力也不过是能得到更多的银子，女人，更宽广的土地和更众多的仆从”。《瞻对》则指岀土司们“以原始部落而接受佛教文化，并助其传播，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从此陈陈相因”，后来“无非就是争夺地盘，结果却是内争外斗之下，民生凋敝，人口萎缩，土司家族自身也日渐衰弱”。而《格萨尔王》流露出的部族意识也间接地揭示了强悍的康巴文化的源头。三是小说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格萨尔的性格和事迹，为古老神话赋予现代理性认识的新内涵，使得小说不仅是对藏族民族集体文化的记忆，也达到了探讨人性这个人类性的命题的高度。小说结尾写格萨尔王厌倦了征战而结束自己的使命归天，史诗说唱人晋美勇敢地唱出这个结局，从而结束格萨尔的故事也结束自己作为仲肯的身份与神通。这样的结局悲观地指出：只要有人的存在，人的欲望便永不满足，神也无能为力。此外，小说对晋美在演唱史诗过程中的境遇和命运的描写，也呈现了当代藏族民间文化在现代性的压迫中尴尬的生存状态。基于以上三方面的认识，阿来的《格萨尔王》是一部在神话和现实的交织中探秘民族文化的密码的民族志小说。
《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的叙事线索基本是线性的，是阿来对嘉绒藏地的时间性的表达。它们是小说，但还可以以民族志书写这个范畴讨论它，原因是它们在虚构之中却可见经验、体验之真实。阿来的小说表现出一位熟稔藏族文化和藏地生活、对民族文化有深刻的思考、并有世界性或人类性视野的作家，在创作中真诚真切的情感态度及其作品饱满的精神力量。它们对于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也许是不完整的主观的见证，但这个见证却可能传达了一种可能的真实，并成为人们正确的认知。由此在充满魅惑的当代藏地文学创作格局中，阿来的小说具有民族志般的严肃、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它们对藏地的言说，超出了单纯的文学价值的判断，在其“文学”的形式和意味之下，具有表述川藏地域本土经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对藏地特别是康巴地域文化表述的民族志的功能。诚如人类学家指出的：“除了田野工作中被研究者的口头叙述之外，来自于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量当代小说和文学作品，也正成为民族志与文学批评综合分析的对象(例如Fischer,1984)。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提供了任何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土著经验表达，而且也像我们自己社会中类似的文学作品那样，构成了本土评论的自传体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对于本土的经验表述十分重要。”在这层意义上，阿来的作品成为一种关于藏地真实而有效的言说，可以同时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自传体民族志”。阿来的小说避免了单向度的或者表面化、符号化的藏地书写，它们深入到地域和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深层，对一个地域民族在漫长的传统中所形成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精神进行有理有据的表述和回应，形成了文学化的民族志所具有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可以将它们看作民族志小说。
二、非虚构作品与民族志诗学
在写出了《尘埃落定》《空山》和《格萨尔王》这些向历史与传说回溯的小说之后，虽然它们对藏地的祛魅和真实呈现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但在阿来自己看来，它们对于藏地的真实的表述还是缺乏力量。他说：“回到现实中去，回到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常常的感觉是好像用不着写小说了。写小说干吗？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勇气，这个社会又有足够的表达空间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用非虚构的方式呈现一些更有力的东西。”“非虚构作品才有力量。”在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之后，阿来捧出了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和《瞻对》，这两部作品以民族志诗学的写作性质表现了阿来言说现实的巨大勇气。
《大地的阶梯》是阿来对嘉绒藏区地方性空间的书写。这部非虚构的随笔语言优美，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可读性很强。它娓娓讲述嘉绒藏区的历史和现状、人文地理，将嘉绒这个处于藏区东北部，像大地阶梯一样的过渡地带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它描绘嘉绒的山川风物，栩栩如生，有地理风物志的叙述效果，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诗学写作。
首先，随着阿来漫游的脚步，嘉绒如一幅生动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高耸的山脉、泛着浊浪的河流、野人的传说、民间故事和神话、山神的战箭和风马、气势雄伟的土司官寨、高耸的堡垒式寨楼、一座座寺院遗迹、破败又不乏现代化装点的乡村小镇、绘着金刚与“卍”字法轮的嘉绒石头寨子、泥石流、断裂的公路、广阔的田野里熟黄的麦地、青碧的玉米地和大片的青棵、大渡河谷漫山遍野的仙人掌、金川河谷如雪如雾的梨花、原野上的莺尾花、作揖的旱獭，以及身在其中的，文化失根的嘉绒人的尴尬的生存景象……这一切组成了一个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遭受双重破坏，不乏旖旎风光却又满目疮痍、并不神秘的藏区，也让人们认识到青藏高原地理与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以及现代性对自然界的戕害和文化万劫不复的沦落。
但《大地的阶梯》并没有停留在地理风物展示的层面，它常常以人类学的写作方式在文本中加入作者的理性分析。它对嘉绒地方性知识进行了深层的探索，很多时候在思考人与地理、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智性的思考沉淀为作品中真实深刻的民族志式的认识价值，也凝结为流淌在文化随笔中浓郁的人文情怀。比如，阿来对嘉绒藏族历史上文化交融和文化多元的思考。嘉绒这个农耕山谷在唐代被吐蕃大军征服之后，当地土著与吐蕃军人“两相整合，形成了今天作为藏族一个较为特别部分的嘉绒人”，并形成了这个族群独特的文化性格，即嘉绒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既是平和的农人，又可以成为血脉贲张的武士。接下来，阿来在历史的沉思中进一步思考文化的传播与整合这个问题。吐蕃对嘉绒的军事征服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藏族僧人毗卢遮那被吐蕃王朝流放到嘉绒，开始在嘉绒传播佛教，并带来吐蕃时期诞生的藏语文，藏文化从此在嘉绒进行传播和整合，最终使嘉绒融入藏族文化。但佛教文化的确立并未使嘉绒的本土宗教——苯教完全消泯。苯教通过对自身的改造仍然寻求着生存的合法性，并且在历史上仍然发挥了较大的影响。阿来由此说明文化交融的复杂性，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固有的相对稳定性，一种新的文化是无法完全掩盖旧文化的痕迹的。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嘉绒大地，曾有嘉绒僧人阿旺扎巴去西藏求法归来后为弘扬佛法而修建的108座寺院。而那灯火明亮的马尔康寺院早期是苯教寺院，后来又改宗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苯教的雍忠拉顶寺在明清时候的富丽辉煌，曾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垂涎。而今，虽然这些佛教的、苯教的寺院大多已成为废墟，但它们作为嘉绒藏区佛教、苯教相互碰撞的遗迹，见证了嘉绒文化多元性的存在。此外，它们也揭示了嘉绒作为藏族一个独特的部族，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区别于西藏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不同以及嘉绒靠近汉地的过渡地带的地理位置，使得嘉绒的统治者更倾向于向中央王朝寻求世俗权力。在嘉绒，是中央王朝册封的土司手握世俗大权，僧侣阶层往往依附于土司的世俗权力，或者土司家族本身掌握着神权。这与西藏的神权至上，世俗政权要依附于神权的政教合一制度有根本的差别。小说《尘埃落定》已经间接地写到了这一点。《大地的阶梯》则以层层剥笋，逐层深入的地方性知识书写和文化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藏地的新的知识观念。它引导人们不仅思考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更强调这种知识生成的特定历史情境、立场、视域、价值观等，而这正是民族志对地方性知识书写的一层要义。
《大地的阶梯》对嘉绒的文化地理与风物，及其人与地理的关系的剖析也体现了一种文化思考。伫立在东方天际的嘉木莫尔多山，是嘉绒藏族著名的神山。嘉绒人认为这些山神都是战神。在这样的观念里，嘉绒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习。人们在一年一度的朝山的节日里，将杉木杆的顶端削成的尖利的箭锋形状，并高擎起猎猎的五彩经幡，作为献给山神的战箭。而那印在四方的纸片上或者丝质的经幡上的战马，山风吹动时御风奔驰的风马，则是人们献给山神的战马。在民间传说中，莫尔多山神与众神比武，夺得了众山之主的地位。而莫尔多山以及周围地区，历史上恰是嘉绒文化的中心。在阿来看来，“莫尔多众山之主的地位，曲折表达了当地部族一种渴望自己成为某种中心的渴望”。人们对莫尔多山的传说也凝聚和反映了嘉绒文化的杂糅性。战神、战箭和风马的观念习俗都源于嘉绒本土宗教苯教的思想。但对莫尔多山神取得众山之主的地位，人们结合藏语里“莫尔多"即“秃顶闪光”之意，又以佛教文化思想来解释，说这是佛的预言，代表了佛音将在这里传播广大。于是，莫尔多山不再仅仅具有地理意义，而更是嘉绒文化交融的一个象征。总之，在阿来看来，“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这样的看法在认识论意义上，意味着阿来在书写地方性知识时，知识视野的开放和无限的延展性,让人由此而想起格尔兹所说的“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落，而只是在村落中进行研究”的深刻意义。
在《大地的阶梯》之后，阿来将非虚构写作的视角深入到了康巴的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中，选取了一种更有难度的写作，其成果就是新作《瞻对》。说《瞻对》是有难度的写作，原因是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民族志性质的作品，其书写难度主要集中在如何将非虚构与历史相结合这个关键点上。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对逝去的时间发言，是一件可以自由言说的惬意的事，它可以脱离当下现实言说空间的制约，能充分发挥历史想象的作用进行虚构，所以小说家可以天然地将历史写成吸引人的小说。然而，阿来却故意要抛开这种明显的优势，要以历史学家的史识秉笔直书，而且还要以历史映照当下，借历史言说现实，并思考现实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历史原因。这样不论在文字表达还是思想的传递上都有难度，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来看，非虚构天然地在当下存在的表述上具有优势，作者经过田野考察、深入生活就能积极发声。但对于地方史的非虚构写作，作家需要大量地查阅历史文献资料，要进行深入的历史田野的考察,并在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的结合中，进行合乎真实、合乎逻辑的历史情境的还原与再现，还要深入到一个地域民族的民族文化性格的深层，进行民族性的剖析。这就需要作者兼具历史学者、人类学者的素养，拥有巨大的知识量、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并具备历史民族志书写的方法和功力。因此，我觉得《瞻对》是一部迎难而上的突破性作品。不过，这样一部非虚构的历史著作，肯定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文学的审美性。其实，这对于被目为作家的人来说，是一次冒险。
《瞻对》多少牺牲了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读起来不是那么流畅和吸引人。但磕磕绊绊地真正读完《瞻对》，心中的震撼感确实是非常强烈的。《瞻对》以清末民初一个县级建制的地方瞻对为中心，呈现了康巴藏地动荡的历史，具有历史民族志的性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这种视角侧重于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思想史、心态史的剖析，和以边缘人民的经历、遭遇以及他们的想法、愿望和追求作为对象的新的历史书写。它通过瞻对历史上的动乱，刻画了康巴人强悍，而其中瞻对人更为强悍，“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的文化性格。《瞻对》完成了对清末民初的历史演进中，瞻对人心理气质和其风俗行为、社会生活、政治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文化剖析，并于此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地域民族文化自身如何改造与发展？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问题而达到长治久安？二是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就像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提倡的，“使用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当地口述历史资料，描写和分析某个特定且可识别地点的民族一段过往的岁月”。《瞻对》的历史民族志书写方法表现在许多方面。阿来研读了大量的官方历史文献和地方志历史资料，在作品中罗列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在文献中寻找历史情境，为此而不惜牺牲作品的可读性，来体现出历史民族志书写的严谨性。阿来对历史的解读还包括走向“历史田野"的考察。阿来十几次深入藏地进行田野考察，访谈民间“历史心性"对历史的建构，比如瞻对民间对贡布郎加败亡的宿命论解释及其神奇传说。历史民族志还要发掘历史构建的多重声音，听取历史书写的种种杂语，比如阿来指出的一些学人将贡布郎加指认为藏族农民起义的领袖这种“农民起义风”的滥调。历史民族志书写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历史书写者如何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言说声音。阿来在《瞻对》中通过对历史多重声音的倾听和分析，形成自我对历史的阐释，指出历史发展的“势”。《瞻对》由此显示了以鲜明的智识秉笔直书，理性思考的力量。它以细致翔实的历史书写，从对地域民族文化的内在根性，和人类历史变迁的进程两个方面破除了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遍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
在《瞻对》之前，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部“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性作品。《瞻对》在康巴文化精神的探索、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方面与《心灵史》有一定的相通性。不过，《瞻对》所具有的人类性的视野和理性的文化反思精神，是《心灵史》所缺乏的。因而，《瞻对》真正具备了人类学新民族志式的文化批评的价值。
结语
当代人类学秉持着这样的认识:
人类学并不等于盲目搜集奇风异俗，而是为了文化的自我反省，为了培养“文化的富饶性在现代世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认识程度都已经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就需要新的写作风格。在人类学中的这样的探究有赖于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对以文化的描述这种单纯兴趣转移到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文化观念上来。文化批评就是借助于其他文化的现实来嘲讽和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
阿来的作品以鲜活真诚的表述，让人们认识了真实的藏地，真实的地域民族的生存图景。阿来不迎合人们对藏地奇风异俗的想象和期待，以文化人类学式的严肃和本真，深入到地域民族文化的深层，在人类性视野中审视民族文化，进行文化的反省，由此，阿来的作品与当代人类学的走向不谋而合，共同走向了文化批评。
不过，从阿来的文化立场来看，阿来对培养“文化的富饶性”持有怀疑态度。他是一位对文化多元主义持有悲观态度的文化反省者。因为，人类学者往往以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的观念为各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逬行辩护。而阿来对藏族文化的反省中，一方面认为弱势文化被经济全球化强加了太大的戕害，民族文化已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另一方面直视藏族民族文化本身的弊端，而加以批判。这些在《尘埃落定》《空山》《大地的阶梯》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在《瞻对》中，阿来更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中，在“进化"论视角下对康巴文化乃至藏族文化进行了审视和批评。如何看待阿来这样的文化立场，估计人们会有一些争议。但有一点必须要肯定的是：阿来的作品以民族志般的书写客观地真实地呈现了川边藏区民众的生活图景和文化特性,打破了怀揣不同心思的浪漫主义者对西藏的迷思。而本身有藏族血统的阿来，对西藏满目疮痍的历史与现实在描绘中进行文化反省，指出藏族文化作为弱势文化缺乏建设性的创造力，表明本人不信佛教等观点，都宣示了一个理性知识分子的立场，但这也给阿来自己带来族群认同的风险。相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作品中故意的强烈的民族认同表现，阿来的文化反省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是令人深深佩服的。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2辑（注释从略）
叶淑媛，甘肃西和人，文学博士（后），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入选甘肃省委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博物志’传统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民族志小说研究”和文旅部文化和旅游项目“甘肃省非遗手工艺传承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省厅级多项社科研究项目。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和文化遗产，已出版学术著作《诗学现场》《人文时空：维柯与<新科学>》2部，合著《地域文学的自信与自省》等3部。在《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2016——2017年度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第七届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和甘肃省文艺评论奖等多项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