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世存在与根的追问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故事，这恰又是一个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相结合后共创的全新文本。尹向东的长篇小说《风马》通过故事虚构的文本建构，为我们凸显出了康定这个介于草原与三山合围之间特色城市的历史建构。在以文学的语言全方面地叙事这座城市的历史构建中，在这历史建构不能违背史实的限制，亦不可以转换或虚胖的形式去影响与改变虚构叙事文本的同时，却又让虚构的叙事，给历史叙事涂上了几多变幻的色彩和加深激活了它的历史内涵。这个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文本，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题材，拓展了空间的边际和启迪了创作手法上的关系，也让文学的想象更有了审美的新趋向。
本来，当阅读《风马》到行将结尾时，夺翁玛贡玛草原上的仁青嗡呷和仁真多吉兄弟，一个终日酗酒沉溺青楼，一个平地盖起自己的房屋，行将迎娶新娘。这样的所指，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即身负深仇大恨的草原的二个儿子，复仇的精神都已经被这座城的生活消蚀了，显示了城市作为草原的对立物，它的巨大的力量与历史作用。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哥哥仁青翁呷曾经是搏熊的英雄，却一下堕落成最俗的平民，而弟弟仁真多吉，虽然无有哥哥的魁梧身材和巨大威力，却能在私奔失败中清醒过来，在平俗的生活中闯出一路自我建树的新路，让草原的毡房终究能在繁杂人多的城市角力中，竖起了砖木结构的生根城市的房屋。这正是时空、地点与个人+社会的三维结构，我们在作者的语言中读着它们，看它们互动，由故事的叙述揭开生活的本真，由生活的本真与人物的流动，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重现及历史与当下的连续性。然事实上文本并非如此简单，匠心独运的作者，在故事本当顺理成章结束的当几，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以故事主人公命运的突变——仁青翁呷的因被诬偷窃金灯遭受极刑，把原本哥弟二个的命运安排与形象锁定，推至了边缘，让一个巨大得如草原般辽阔广袤的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这哥弟俩，该不该离开草原？且看作者的几处伏笔：1.“三天之后我们去捡了骨灰，然后爬上山顶，那地方是我选的，就在山巅松林口边，那是我们从夺翁玛贡玛草原逃出来，在深夜到达这里，骑在马上第一次看见康定的地方”。2.“那时候的记忆复活了…哥点点头说：‘罗家的坟地大，我数了，有八座坟，他们的家庭真够大的’…哥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憧憬问：‘立民，我在想我们俩兄弟几时才能有自家的坟地’”。3.“在我把哥埋到土里时，那个远大的目标实现了……这会儿，他却成了一抔白灰被埋在地下，哪有这样简单的？”这第1点与第3点，正说明他们不该叫泽民和立民，更不应忘记郞卡札夺和嗡玛贡玛草原。换句话说，“第一次看见康定的地方”，也就埋下了死亡的种子。当然此话说绝了，就完全剥夺了人与时空与地域活动与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里的概念决非单一，而是带有一种根的追问。现在来看第2点，明显是个反讽。虽然它具有极大的不可靠性，但作为人物的内心世界——原本可以像雄鹰一个翱翔草原的兄弟俩，在山巅的松林口，拥有了再次失去亲人的坟地。这就要笔者从现场文本的角度对文本创作作思想的思考。自家坟地的拥有不在草原，而在城与草原的临界点。自家坟地的壮观不在自身的发展壮大，而在以自身的衰落为代价。 这是研究者应予注意的一个文本作者心理创作的问题。我们既可以在语言文字的阅读中参与其中，更可在跳出文本站在边缘去思考作者为文本人物所作的这种安排，它的文化意义何在？它也让我们想起了克里斯蒂娃的话：“生命并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而是在持续应对生活遭遇所提出的问题中寻求生存的意义”。哥弟最后所处的事实和克里斯蒂娃的话，也至少对文化自身的本质，会引发我们新的质疑与多元的思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与个人（家族）无可奈何的事情，也许寓意着民族观念在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必然的变更与显现。思考正是对文本的一个解释过程，我们在这样解释过程里，文本便不再是孤立的，即故事的叙事和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状况的质的变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哥弟的谈话，研究者便在这里可运用作为现场文本的谈话并继尔进行思考——对作者创作思想的思考。这里没有对与错，而是让我们进入一个可供质疑历史事物本身的更大空间。在这里，文本宛如一个框架，框架内容与形式的陈列，正是创作思想的有趣体现。它让我们有可能掘到文本内在的动态潜力，当然这是以审美双向互动为前提的。从坟地与理想的谈话过程中，我们拟可深入认识夺翁玛贡玛草原这个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也可更深层次去理解这个家族中最后的哥弟关于他们与这个世界的令人多元思考的行为方式的奇异生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长篇小说作者的思想释放，并且他在选择这种释放形式时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创造。这也正如作者在这一节中所说的：“整个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必须喝醉又必须清醒”。它让我们看到了“跑马溜溜的山上，有一朵溜溜的云哟”的那个诗情画意的康定，它的内在又是多么地曲抝，那么地艰难，又那么地凶险…正由此，到头来壮汉仁青翁呷是被移作的替罪羊，而这只膘悍雄健的替罪羊，又是那么地在无奈中倔强地闷闷死去。这闷闷的倔强，在这里又非一个单一的雄美表现，这是草原面临风暴前的自然现象，却更是集有大草原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军阀混战时期，被政治汉化的一个无言牺牲品的文学形象的浓缩符号。在这个审美意义上，我们还可欣喜地发见，文本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反海德格尔“在世”哲理的思想：即它的审美意义告诉我们，世界首先向人显示的不是生活，而是紧随政治或者政治后的生活，当人（嗡呷和多吉）还没完全进入世界之中，那种权力先行下的政治，已经将他们先囚禁于牢笼之中。所以，嗡呷的最后屈死，引证出了拯救力量的式微或者说是消亡，这样的“存在”的切近处，正可引发我们阅读后进行再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世与存在的新思考。也因此，《风马》叙事的故事是过去时，对它的阅读是现在时，审美的意义恰恰是将来时。这也是《风马》的价值所在。
二、异质多元与现实超越
《风马》文本的另一特点，是以人物的性情拱托出历史风云的变幻，它并非是一种人与事物的悖论游戏，而是在时间与历史的过渡中，让人物活在性情里，让性情凸显在历史事件中，并且在作者着意刻划的人物身上，随意淌下的平庸性中，见证着历史的奇诡和政治的风雨。
日月土司的三个儿子，彭措郞甲——江升，以及江科、江芳，是文本以异质多元的形式为我们创造了多变世界中的多变人物。自然，这首先是以头脑简单的日月土司弟弟的头颅为铺垫的。然后，精明谋于筹划的日月土司江意斋也被算计而吞仁青日布图作假死，而最终换取实质性的自尽。于此，文本的异质多元拉开了帷幕。由出康定到雅安，作为哥哥的江科一下长大了，但不久便莫名其妙地身亡了。你可以说他是水土不服而死，也可以说他是误食中毒而死，还可说他是蚊子带来细菌和肠子积滞运行不畅共同造成的死亡。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怪怪的不正常死亡。如果说日月土司的弟弟与日月土司俩人的死亡，都是相同性质（一个死于愚，一个死于精，但性质相同）那么，江科的死亡却让这个人物陡然背上了一层奇异的光涂。
豹皮与泥石流，豹皮与康定，江芳在失去父亲、叔叔和哥哥后，俨然成了想要掸去豹皮上历史积尘的江芳。也是政治抱负让江芳认定去木坪土司家入赘是命运使然，新婚不久的江芳瞬间就让自己改变了命运。然正当他与木坪土司，他的丈人运筹帷幄以真正夺取木坪大权并使之永久太平后，他与他的家族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之际，一颗流弹过早地结束了他年青的生命。如果说日月土司的宏图还在于他本人政治谋略的欠缺，那么，弥补这一缺憾的，当是他的三儿子江芳。但谁又能料到江芳毕竟年轻缺乏实践（战）经验，被地方恶势力先算计了一把，便亦早早命赴黄泉。这个人物在文本中的异质，就在于他是集弥补日月土司、土司弟弟、大哥和二哥的种种不足：如日月土司的政治幼稚，土司弟弟的头脑简单，大哥的无政治抱负，二哥的不谙风土人情与地域自然特点等。却因缺乏实战经验，而由流弹之意外，过早结束了生命。当然，这是作者刻意的安排。说有点牵强的异，但偏又符合实情——谁让他缺乏实践经验呢，就像三国中的周瑜那样。所以说是作者以三兄弟各自奇异的结局，去印证了作为当时藏族地方政治势力的相继衰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更可以这般各各不同的奇异，见出了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藏族大社会进化时期所呈现出的该地域政治的质地与知识（科学）的质地，印证出了封建农奴主们的代表势力，走向衰落的历史必然性。如此再来看日月土司的大儿子，也是文本作者特意着墨构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江升，从他一开始离开康定去木雅官塞，临走在跑马山上攀上巨石鸟瞰整个康定，到中途欲出家寺庙去拉萨，再到哥接弟媳维系家属婚姻，参与政事去瓦须部落联络，在回返路上行“圆寂”状，非常明显地作者在这里让小说超越了生活常规。他让江升这个人物的张扬、压抑、退缩，再到扩张，再现出的是一种跨人物性，即江升代表的是那股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封建农奴主的主线，也可说是一种政治性的缩影。他的独特复杂的身份、情感与生活方式，正是那个历史时期康定与其草原的一个缩影，是政治历史进程中康定与草原被变化着的一个变幻着的符号。他是作者个人创作思想在这个人物身上的体现。历史的多重性与政治生活场景的多元性，在江升这个人物身上被艺术地再现着。它是作者我的审美塑造，也是历史客观他者意识的移植。当然，在其中，江升的虔诚佛教与最后参与政事中的施药治病等，正是小说异质多元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它通过“这一个”江升，让我们感知了藏地历史中的政治人物的差异性。而这差异性，恰恰是《风马》文本中多元与超越的审美性所在。它是平等、善良与权力的实践相关联的可能，是美学的存在于游戏与政治之间的审美生命的文字再现。若说它是审美差异性，那就是作者刻划小说同姓人物本身审美差异中，又将其混合成一体（同族）的异质多元的一个日月土司家族综合型的文学典型，这在当下长篇创作文本中亦是鲜见的，其审美的先导性价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性别在情感与行为上的人物影响
叙事在性别上的成功描写，我以为并不是男性作家以男权主义的眼光描述女性，而女性作家拒绝“男性凝视（望）式”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文本中对一个女性人物内在品质（性）的刻划，是否是由文字到语言，在读者缺席的情况下，它已有了某种潜在或内在的意义，从而让读者去阅读时，便有了独特性的鲜活的情境现实，并直接导致人物内在意义在小说人物的意义空间，有了更可回旋的诠释空间。就这一层面而言，《风马》在卓嘎、桂枝和小太太这三位女性的塑造上，就有着好叙事对人物性别的审美影响。
先说卓嘎。她引起我关注与兴趣的，并不是作者开场描写她作为侍候锅庄太太和小姐的丫环，是一个怎样的长相或修炼成的灵巧度。而是她爽直地喊立民去看拆吊桥的热闹，枪响后，又拉了尚在惊恐中的立民，再去看枪响是怎么回事。仿佛有一种天生的闯劲，不管外面世界如何，也不管自我处境的如何，一定要让自己满足自己的好奇。于此，该人物内在的可立品性，亦随即隐隐现出。直至枪声再次响起，陈遐龄伺机“大义灭亲”，亲手枪毙了侄子，脸被枪声与杀人吓得苍白的卓嘎，再次拉了拉立民的手说“跑”，那个敢进敢退的性格，让我们看到了她未经雕琢的生活行为中，有一种强烈的感知力在冲击着我们，也许这就是审美感性化之过程。但事情远远没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发展中的卓嘎，在一个中午的折多河边，匆匆急切地告诉立民，她的婚姻被告阿爸定了，要嫁给杨家。紧接着，便是私奔。这是卓嘎这个人物的巅峰形象。然而，就是这对男女私奔之后，又是卓嘎在讲了“既然我们出来了，私奔了，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不久，竟又是她打破沉默，首先提出了“我们明天回去吧”的反悔意见。至此，我们可以猜测作者在这里是将卓嘎这个人物个性的美，进行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它就卓嘎告诉我们，爱情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存在，还有生活。所以，卓嘎在爱情审美上的分裂，也是符合现状与实际的。这在人类学上，就是生活让人常常处在对立面，而又让他与周围之存在相融相联的现实融合中。在这里，是作者让现实自身进入文本，去影响卓嘎这个人物，去在分裂与融合中完整这个人物。私奔，只是生活行为的一个瞬间，生活还像折多河的水，每日照样汩汩地朝前流。它以人物告诉读者，生活属于自然，审美的领域有时不会绝对与现实对立，所以尽管私奔的折返路上，最后一晚卓嘎还要立民紧紧地抱抱她，但它仅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并往往会被大现实所屈辱地整合。
桂枝也是一个饶有风趣的人物。她是被八斤捡来的女人，但她却又是一个美人。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首先以奇异的形象为我们开了相（先丑后美）。后来我们也就惊奇地知道，八斤原先厌赌，后来嗜赌，那是因为桂枝作了他的老婆后，几次拉他去赌一把，让他散散心，放松一下。说穿了，是给点男人除了床第之外的快乐。但这样的善心却偏又让事物适得其反，最后导致八斤差点就被赌债要了命。但对待这件事，桂枝的态度虽然有怨言，实际到挺坦然：她这是生活的缺陷，上天安排好的，这看似一句土话家常话，却十分哲理，正如桂枝是在坟头黑影中被捡来的一样，充满了奇诡，却又极平常。咳，一个原较奇异的女性形象，在这里作者恰恰让她回归了最普通女性的那种认命安家的行列之中。也正在这样的人物里，她们的家，也才会有森格这条狗。它流浪而来，偏不理睬八斤的赌输了在饥饿状态下的辱骂，反而乖巧地为主人打来了野物。要不是后来八斤制止它去叼羔羊，说不定森格就是一个有“财源”的劳动力。作者写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条狗，因某种缺失，达成了特别融洽的关系，彼此相依，共生温暖，成为康定一个独特的家庭，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作者在此神来别致的一笔，到是提醒了读者，美学与对世界的当代思考，莫不出自八斤、桂枝和森格这三位一体的家庭形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家庭幸福维度的所在，有时还真的不要去追求完美，因为完美会让人失去追求与向往，完美会让人失去本真与人的自然性，完美更会让一个群体与族类，在物欲澎胀中失却勤奋与上进。唯有不完美的存在，它才是推动思想与精神合成动力的基础。
日月土司的小太太，起先让忧虑促使土司把大儿子江升移置去了木雅官寨，以后又为土司怀上了二个儿子。事情的突然变化，使原本只是小心眼的小太太，一下有了土司的眼光和纠正了自我狭隘的心态。
小太太是个有独特纹理的人物。我们看到在小太太的言行中，只是发生了些微的差异。她没有颐指气使，也不央求江升，或者赵尔丰刘成勋等其它官属。她只是在为土司哭泣之后，高兴地为两个儿子读书送行，之后又为儿子江科的突然去世大哭。大悲之后，小太太只是赶紧为另一个儿子江芳完婚成家。安定，在她心中已成为一个神圣的追求目标。然也就在再次的意外——一颗流弹把小太太的期望再次砸碎打灭之后，小太太便再没了哭声，只是在一副异样惨白的脸相下，在咳嗽咯血之际，去了木雅。这时的小太太才有了自己真正的计划，这时候日月土司家属的灵光，才真正在小太太身上暗暗升腾。不管土司的大儿子江升如何垂心向佛，也不管他的双脚正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即将行去拉萨，“日月家族不能没有延续”，这句政治大语出自小太太之口，宛若被遮蔽的日月，终于又开始在日月土司大家庭中升起。而敦促江升这个日月土司的大儿子，位归本位的，恰恰正是小太太本身——因为“作为一个对藏医有很深造诣的人来讲，他看见小太太的状况，知道这世上最好的药都不再对她发生作用”。而能对小太太真的能发生作用的神药，唯有他江升的弃佛从政，承继日月土司家的政事。这貌似江升的艰难归位，实质恰是小太太这一形象的独特作用。这是一个令人可怜又实可敬的形象，是一个在时间的存在与进程中变化了她与这个世界关系的形象。在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处置手法上，作者的叙事让现实与实际在历史可能的维度下进行竞争、变化和意外的结局，且在结局的尚未真正闭合处，又重开新机——让人物在历史性中走出她不凡的足迹来。这也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生活是连续的，破碎的，处于不断的更新状态之中。《风马》作者对小太太的处理，大悲之后不是最后让她消极，或者发疯，或走失去雪山，而是通过血的咳嗽与下顾恳请的形态，把不断更新状态的生活，鲜活独特地呈现在这个人物身上。就小太太所处的历史时期与衰落家族的地位，她留给读者的是一种简洁深义的崇高。虽然在小太太身上刻有因私心而因果轮回的报应，但这种报应与其说是报应，到不如说是作者刻意的文化谋略，以至小太太把江升召唤到日月土司原办公的厅堂，当面所作的忏悔，并在江升的一言一行中，又仿佛重见了昔日土司的生活形象与对待自己的眼神，她特别，也只能由她观察到的他眼神中的去凶存善。在江升拆去了经房的卡垫，小太太最后留给江升的话：“你们一定要生个男孩”，看似媚俗，实质正似纳博科夫之于洛丽塔，在韩伯物“欲望孤岛”背景下的洛丽塔，反证了韩伯特迷恋而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一样，希望江升与央金要生一个男孩的小太太，此时已从凡尘中跳出，承袭日月土司家族香火的欲望，也不再是土司这一消失的权位，而是只就家族本身的延续，安定于生活的延续。它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是一种文化。它是真正剔除江升的孤独，把他与土司家族的未来，建构起了一个更为宽泛、更为深入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是的，土司家族也是人，是平民百姓的人。
四、历史在叙事中的文学表达
在文学中领会美学现象的趋势，窃以为重要之旨在于语言。在《风马》中，作者不惜化费大量的笔墨，以历史的叙述与自然物景的叙述，壮实着《风马》的文本。
叙述历史，特别是康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受的影响与变迁，在土地和种族不可剥夺的特性之下，它通过现代化的进程这一形式，去逆袭和转化历史悠久，然也已老化了的康定。这在《风马》文本中，首先跃入读者眼帘的，是社会结构的重组与科技化曙光的出现。细读文本，我们看到了日月土司被隆重推出又被囚禁牢狱，最后死于逃亡。我们还更多地看到了赵尔丰、李方九、殷承献、陈遐龄、刘成勋等等，接管康定的非土司的现代性质的地方官，一茬又一茬，走马灯似地替换着。这正是中国该时期军阀混战，有识之士以卫国之忠与近趋民主的一个混沌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本中的文学语言，是以人物的行衬出人物的言与思想的，如赵尔丰的血腥杀戮，并行着收缴土司官印，改土司管辖为流官治理，大办教育，但他的结局，却正好与自己的意愿相反——被四川都督尹昌衡捕杀了。文本的语言，以说介和故事（发银圆诱捕杀人），描绘出了以赵尔丰为典型的该一时期混政治政的历史状貌，说人“受惊时后颈的骨头松开”，恰是一个寓意和象征，寓意在于前行中的历史，太多的成份在于前行前的卑下杀戮。象征，即是该时期军阀混战的一方丑象，虽说队伍，虽说政府与治理，但仅是相互残杀与对一方百姓的镇压。对李方九的叙述，以智搞土司之弟为例，让混浊的残杀有了一些治理的萌芽。殷承献的治政，则就更加的戏剧化，他以古老的欲擒故纵的计谋，先抬举土司并让他舒服，然后让这具尚带幸福余温的躯体，即刻下到牢狱，并逼使他在逃亡中早早死亡。这是一个政治谋略的初始显现，铲除土司的势力，现代性的治理，必欲以戕害首领性命作为革命性的象征，这亦正如资本来到这世上，它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上都沾满了鲜血是一样的道理。当然，最后的一步，由陈遐龄替代殷承献完成，让土司在“自己建起的监狱里”，开始了他的跌倒与堙没。在土司走离人间这一段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巧合。原先土司密谋越狱接应的壮汉，过早来到了小树林；后来又因紧张导致疲惫而入睡，被枪响惊吓后，认为土司已经暴露，“翻身上马，一气向山巅跑去”，以致土司越狱后，未能遇见接应他的人，而改变了路线，沿河岸逃去。更不巧的，是钻出洞时，由于没别好二十响驳壳枪，连枪也丢了。过早，紧张，疲惫，入睡，丢枪，失接，跑错方向等等，几多的巧，直接导致了土司越狱后的不利。咋看，以为仅是作者为情节之惊险而加以描述的，其实，巧合，正在于历史，在于时势背景，在于土司：封建农奴制度与镇守该地的政府与军阀在现代性场景下的冲突，冲突之势下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农奴制偶象的土司的处处缝不利的巧合，处处不利的内涵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以说，文学的语言正是借助叙述，在给读者一个真实历史的重现。而也正是在这语言的文学性里，我们同时也读出了历史性，那就是康定这座古城自身的变化。它先是经受了兵变与抢劫的劫难，尔后是在劫难中又畅开襟怀，接纳了该一变化时期投奔她的不同种族的人民。在这么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她的古老的身躯又不时被动着多种手术，如拆吊桥，造石桥，还在她的健硕的手腿伸展处，或肥硕的屯部等蓄力处，移石拓土，造建了从此未曾拥有过飞机的飞机场。这兴许是一种作弄，实也是把她拖入现代轨道行进中的必然境遇。自然，当安洋人在教会医院开始了发电，也即意味着以电为象征，证明着康定真正步入现代化轨道第一步时，整个康定的现代化肇始，就在作者笔下那些人物的吵闹、挤推、惊奇与见证下，在电压时时不稳，最后又灯光通明一夜的事实上，铁板钉钉地钉在了康定的方志上了。这就是一份美学现象的趋势，它由疑惑、混乱，到光亮、叹服，让生活的自然场景与即时生发的迈向现代性的情景，把康定与小说开头，“我”梦见了“一只鹰高悬于空中”，但是“也不动弹”衔接起来，呼应起来，从而让“我”这个自己，“发现自己真的飞起来了”，这就是我，也就是康定，准确的说，是康定飞起来了，“我”是这只鹰的一根羽毛。《风马》的文学性，也就在这样的语言叙述里，有了历史的长度与厚度。
历史的叙述，还在仁青嗡呷与吴涛的抢枪与不被杀的历险，以及康定这个城市一忽儿空，一忽儿又人丁兴旺、生意繁忙的不稳定性中，也即作者所描述的，“外面的战争让康定热闹起来”，但康定自身被战争戕害的残酷与血腥，也层层地埋在了康定人匆匆走过的路下。由此往前，某一日康定城南终于又发生更大规模的兵变，还抢劫了银行。在这场事件的结局，第一个被推出去枪毙的，是军事教官吴涛，仁青嗡呷的知遇之人。克扣军饷，官逼兵反，几多无辜的士兵又一次被当作了现代进程中的祭祀品，吴涛是一个典型。如此再加上作者借王怀君等之口，每每提及的积累死尸的背茶人的万人坑，这样的故事叙述插入，让康定更有了她的沧桑感。当一个城市以沧桑去丈量它历史的长度与厚度时，这个城市的独特价值，也就耸立起来了。这就是作者笔下的康定。
五、重新思考的光亮
胡继华先生五年前在《上海文化》上，对游牧民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是卓越的飞散者，主动的解域者”，这是胡先生对德勒兹“解域”的进一步阐释。然在无限的漂移中，他们依然有根。这就得让我们对《风马》的阅读掩卷之后，不得不重新去审视书中主角仁青嗡呷与仁真多吉的根的关注。这对从大火与杀戮而瞬间没了爹妈和亲人们的兄弟，出逃时的人生座佑铭，就是爹爹告诉他们的：“记住郞卡札，记住那里的仇恨”，以及面对被大火和枪声吞噬的爹妈与亲人，“要回到夺翁玛贡玛”。草原，是他们的根。然而，我们看到长篇的结尾，是仁真多吉的康定结婚安家的“回不去了”，是仁青嗡呷跟随江升前往瓦须部落协调政府的事。这时间段正是草原最好的季节，他在色达享受了最好招待，但等他随江升返回康定时，一行人离开金马草原之时，突然“意识到，在康定生活多年，虽然能无忧无虑安享草原的舒适，却无法长久居住下去，所以江升让回康定时，他几乎没什么留恋。骑在马上，他想着这些年来小小的康定改了他什么，让他连袓祖辈辈生活过的草原也不再留恋”。是生活的改变还是观念的改变？这是人生环境层出不穷的变化之一，也是不可简单分解与言说的人最深处的不可打通的秘密。我们可以为他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那就是康定的非草原生活和城市人的生态环境。但城市给予强悍生命力的召唤，不仅止于此。这也许是作者深蕴于本书的一个思想性的思考。人与现实人与生活，有时会仰仗灵魂与精神，但更多的，可能是通往现实之路上的那种实质性的影响与感觉上未遇的真实。这就有点像神把光与暗给了人间，而你却让生活用你去选择光和暗。
问题的更深处，还在于结尾处作者又特意安排了一个场景，在仁真多吉婚礼的那个晚上，来了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驮队。令人意外的是这三个人来自郞卡札，是哥弟俩的杀父仇人！并且，“他们热情奔放的情歌也将多年前的家乡瞬间拉近，近到我能看见一头黑牦牛凝住了般在阳光下吃着青草，而天空中一只鹰高旋着，离太阳越来越近”。——“仇恨丢掉了”，这是本节的关键词，也是《风马》的关键词。这是现代化进程与根的悖论，这是知觉世界与科学文明的对立。它的反常在于论证了生活的合理性，它引导我们对事物本身可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也可以让我们回到文本，从作者描述出这个事物的本质结构，并将在作者为我们呈现出的事物本质结构中的文学语言，去作对人物内心世界与灵魂追寻的更广远的探寻，包括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及其异化。这便有待于我们通过对小说的阅读，深入人物原型的知觉世界，去以大文化地拓展我们的视野，并让我们找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原发性与这个世界的文化的推进扩展的社会可能。
由夺嗡玛贡玛草原上出逃求生的哥弟俩，《风马》为我们抛掷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许多书写草原的篇什，它们使用的语言与人物形象，均被根的固定模式养育成一种机械式的教条，它失去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性与变化性。而《风马》恰恰以康定为主旨，面对草原以及草原人物，试图以还现实的真实行影，去批判那种臆想的反抗。也许，这个场景与哥弟俩人物，是不够完整的，也不能全面反映历史进程该时期草原儿女的种种，但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了即使身负深仇大恨的草原儿女，来到康定之后，他们面对的历史积怨与绝对悲剧（指部落间的互相杀戮），是如何被潜移默化地走出去和化解掉的，这是小说创造的真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戏，也不必我们用是与否去作判断。于此而言，对康定就格外有了意义。
由此，我们还可回到《风马》作者的创作心灵，他的那种题材依托，历史凝思，应该是在一种正视和理解人性情绪下的写作，刔发出了人心与历史更广阔的场域，包括层累在深处与边角的那种星星点点的独特。它让我们看到，进城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复杂和多样性，进城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也包括起初的无奈。而进城的人物，也随之有了传奇式的气象。哥弟俩与新日月土司江升家族，也不是一个审美差异性的存在，就日月土司家族儿女，包括小太太与之仁青、仁吉弟兄所混合组成的两个一体又异质多元的综合性文学典型事例而言，说其有审美的先导性是在文本中确实存在着的。所以，在这里可令读者或研究者豁开一个思想的口子，那就是作者创作时试图以叙事文本努力与内心疑惑的反经验之感，作趋向一个更为真实的根的尝试性探究。
可喜的是，掩卷沉思之后，我们还会很顺润地回到作品的语言上，感受它所弥散出的创作情绪。当语言为了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已被文学所魅惑，让创作的主体心灵，投入在语言的世界时，创造的丰富性就会充盈着文本的结构，从而让思想的灵魂去与魔鬼和阅读交往，并在读者自选的各个出口，找到他们所阅读的审美快感与重新思考的光亮。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王学海，国家一级作家，湖南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原嘉兴美学学会会长、张宗祥书画院院长，现供职于浙江省海宁市名人研究院。
尹向东，藏族，又名泽仁罗布，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在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多种选刊，收入《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集》《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4短篇小说》《2001——2010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等选本。获过多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