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以小说出道的龙仁青在微信群里，不时会发送一些他拍摄的高原花卉和鸟类。他所配备的专业摄影器材，和他多年积累下来的拍摄经验，使他可以抓拍到不少稀罕的瞬间，比如被他不止一次地在朋友圈里晒过的鸟鼠同穴的照片——之前，这样的生物界奇事，似乎仅仅出现在一些典籍的记载里，因为没有亲见和实证，它也就变成了类似《山海经》一般的异想天开。从语言天地的虚构世相，接轨到摄影的视觉光影，龙仁青已然有意识地调整着自己的书写方式和书写类型，直到有一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还可以在小说之外，开辟出新的书写天地。这不，文朋同道们期待中的新书——《高原上的那些鸟儿》《高原上的那些花儿》（以下简称《鸟儿》《花儿》）现在已飞到读者的捧读里。
两本孪生之书，无疑开启了龙仁青个人写作生涯里的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自然文学。
在青海文学圈，在龙仁青之前，虽然已有作家在小说、散文、诗歌里表现过一些高原上的花鸟虫鱼，但是，它们要么大多失之于零碎和偶然触及，要么只是出于小说虚构的需要，在环境描写中顺带点缀上那么一点。在自然文学这个新的文学书写类型上和新的书写理念上，目前不少作家在意识里还没有输入这一文学观念，遑论带有自觉意识的自然文学的书写。如此，龙仁青推出的这两本自然文学随笔，就青海文学界来说，可以和早先古岳的《草与沙》《棕熊与房子》等、李万华的《西风消息》以及她的一些散篇一道，成为高大陆上一簇孤标独步的书写样本（不包括杨志军在20世纪80年代在虚构文学里发为先声的生态危机的呼告），是一丛新生的且正在抽枝展叶的文学灌木。
那么这两本书，究竟对于我们当下的阅读世界，可能会产生出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呢？
至少在我阅读以后，见识了一些我曾经见过或没见过的一些高原上的花鸟，知道了它们的名字——狼毒花、多刺绿绒蒿、蓝玉簪龙胆、微孔草、锦葵花、翠雀花、高山紫菀、全缘绿绒蒿、马先蒿、异叶青兰、波斯菊……赤麻鸭、杜鹃鸟、凤头百灵、云雀、红尾鸲、戴胜、地山雀、鹡鸰、雪雀……等等。文图互证的直观体验，使我享有了一种被新知刷新了知识版图的感觉，被新获的动植物知识扫掉了一些认知盲点。而在此之前，我的状态接近木心在他的散文《明天不散步了》里表达过的一种感觉：“我们人是很絮烦的，对于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想得个名称，面临知其名称的事物，是舒泰的，不计较的，如果看着听着，不知其名称，便有一种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尴尬相，所以在异国异域，我不知笨了多少，好些植物未敢贸然相认。”一直在城市生活的我，在识别花鸟草木上，那“先天性”的无知所带来的窘、歉意、尴尬相，于今尤烈。积年攒成的生物学知识盲点，屡屡逼出身心里难以遮掩的害臊——此乃如我者群的一种难以逢人相示的隐疾，其严重程度与虚荣心的强度恰成正比。因此之故，在我的经验里，凡是在城市的植物园或者公园、街道、居民楼的绿植带，给一丛丛芳草、灌木和高大的乔木挂上一块身份名签的，或者用铁栅栏维护起来的某棵古槐古榆，标上名签树龄的，我便会产生一阵亲近的冲动和挥之不去的好感——毕竟我终于可以暂时叫出两三株草木的名字了；我终于可以跟一些可以目接手触的花卉草木套上近乎了。
龙仁青的这两本自然文学随笔（包括古岳、李万华们的有关文字），与蕾切尔·卡森、奥尔多·利奥波德、梭罗、约翰·巴勒斯、埃诺斯·米尔斯、亨利·贝斯顿等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们，还是有着不少异样的写作品质。换一种角度来说，龙仁青们，或者目前国内一流的自然文学的书写者们，在自然文学的写作上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短板——他们多半都是这些年“半道上杀出的程咬金”，之前他们有着自己所熟稔的书写题材和书写领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生态风尚的影响和感召，许多作家敏捷地掉转笔头，纷纷营造起各自的动植物园地。有些作家因为有过长期在乡下生活的经历，或者从小就对花草的钟爱，于是大家都像是水到渠成地把久违的自然，优雅而时尚地迎请到电脑显示屏和心灵的一角，自此，字里行间有了草长莺飞，有了花姿和鸟鸣。但我们的作家和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然文学作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家多半是生物学方面的行家里手，不是鸟类学家就是植物学家，有些还是博物学家兼历史学者，是环保思想家。人家在野外的考察，不论时间长短，都是在进行一项极为专业的科学观察和持续严谨的记录。即便像亨利·贝斯顿这样的作家，他本人虽说算不上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位内行的野外博物学家，但他身为哈佛毕业生的身份，以及拥有5本书籍的出版经历和明确的描述自然的志向，都决定了这些作家经由良好资质、个性学养而达成的书写质量，这是老外们的强项。
而我们的作家，其所形成的观察，基本上是生活观察和文学观察的一种天然混合。相比西方作家在自然文学上所表现出的突出的科学性，我们的作家在自然、生态书写上的优长，恰恰在于我们的作家与自然，与他笔下所描写到的花花草草，有着远超西方作家们更为深切、悠长的亲缘性。西方自然文学书写的科学性，尤其注重生物或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容量和知识精度的表达，在他们那里，一直是把生物、自然作为被观察的对象，作为与人关联的客体，或者如同木心所言：在他们那里，“人是人，自然是自然，彼此尚未涵融，尚未钟毓。”而体现在我们作家身上的这种亲缘性，则尤为器重和珍爱的是书写者对自然生灵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应——不单单是冷静理性的观照。在我们的作家那里，自然世界里的花草虫鱼，不是外在于书写者之外的、被动的被观察者，不是远离其生活的一方遥远的异在的土地。我们的作家，多半就生活在山野草原，生活在大自然里——自他们的祖先起，就开始观象授时，虔敬不歇地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从文化传统里积淀出来一种遍在的文脉和性情，也如木心所言：“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中国的‘自然’与中国的‘人’，合成一套无处不在的精神密码，欧美的智者也认同其中确有源远流长的奥秘；中国的‘人’内充满‘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家打从‘烹饪术’上做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五行堪舆……然而那套密码始终半解不解。因为，也许更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莳的花服谁，那人卜居的丘壑有那人的风神，犹如衣裳具备袭者的性情，旧的空鞋都有脚……大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总有两三行人为之驻足，为之思量。而且，每次浩劫初歇，家家户户忙于摘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一言以蔽之，自然在我们作家的世界里，是他生命里牵肠挂肚的经历和挥之不去的记忆、时时魂牵梦萦的精神底色。与西方作家在受到现代工业污染下伴随着惊愕的表情而引发的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因为受到现代世界的虚无与荒谬所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冷漠的催逼，而不得不逃向大自然的后知后觉不同，我们的作家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文化传统里，从小就习得过大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经验，从小就与自然处在“相看两不厌”的关系里。而不像梭罗必须走向科德林，贝斯顿必须走向科德角海滩，才能接受到自然给予他们的一场精神洗礼和意义深远的启示。
看龙仁青笔下的《花儿》和《鸟儿》，他的生物学知识的严谨表述，也就是他的有关生物知识的科学表述，有赖于散置在书中的那些生物学词条链接，它们的作用就像黑白电影中不可剔除的旁白。而他真正意义上的更为擅长的书写方式，就是不断回到早年的草原生活。为此，在与自我的经历、记忆，紧紧黏连、相互映发而体现出与自然世界的亲缘性这一点之外，龙仁青的自然文学书写，又生发出在西方自然文学作家那里鲜见少有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性的核心，就是一切与人相关的说辞、命名、价值观和民间信仰。在目前出现的大量自然文学书写的文本里，龙仁青在强化人文性书写这一点上，更在乎把地方知识和地方经验灌注其中。可以说，他的自然文学的人文性是建基于草原文明的世界里。仅凭他的这一视野和书写路径，他便在当代文坛的同类作品中留下特异不凡的文学表情。
龙仁青有着通晓汉藏双语的独特优势，这使他的自然文学书写，可以直达地处高海拔地带的草原和山地。他书写高原花鸟的方式，不单单是介绍、描述它们的生长环境和它们的形貌特征，他更是以带着标志性的人文视野，把读者的视野带入雪域文化和藏族典籍。他在书中介绍高原花鸟，多半是透过仓央嘉措的道歌和比之更为久远的、成书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宇妥本草》这部藏医学本草经典，来娓娓道说的。泛览时下的各种花鸟书写，几乎都是在汉文化的视野和汉文化的语境里环顾，津津乐道的都是汉文化典籍里的动植物。而龙仁青在这两本还算不上厚重的自然随笔里，首次将人们固化的注意选择，由《诗经》《楚辞》里的花鸟虫鱼，引入藏族道歌经典和藏医学本草经典。这是一次既本分又带着地方经验的“炫酷”。尽管在地球上有许多动物、植物可以像候鸟一样，从一块陆地迁徙到另一块陆地，像风一样四处为家。但也有不少物种，经过对土壤、气候、海拔经久的磨合，选择永久定居在某处，就像只在高原湖泊中生长的裸鲤，只在高海拔山巅绽放的雪莲。这也就是龙仁青在《鸟儿》一书里专门辟出一章写《鸟儿中的土著们》一文的苦心、私衷所在。龙仁青写道：时下一些鸟类爱好者和研究者发布的大量青海湖鸟类，大多是候鸟，“而对当地‘土著’的留鸟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于是，读者可以越过熟知的斑头雁、渔鸥、棕头鸥、鸬鹚这些“熟脸”，转而去打量那些之前很少被人们留意的百灵鸟、戴胜、拟地鸦等物种。他的潜台词里，是在警醒这些自然的失语症患者。
在我看来，龙仁青这两本书的殊胜之处，还在于他将这些花鸟的俗名，以土话的方式破天荒地引入书写。譬如，他介绍拟地鸦的时候，会带出当地人的叫法——土钻钻，带出藏语里的叫法：“特力”或“德德”；“异叶青兰，当地农牧民叫蜜罐罐花，藏语俗称‘佐茂嫩玛’，意思是母犏牛的乳房。”（《青海湖的后花园》）；“每天早上，当我懒得起床的时候，就听到窗外一只‘火焰燕’——这是青海汉语方言中对红尾鸲的叫法——欢快的鸣叫声……”“无独有偶，环青海湖地区草原上的牧民也用同样的经验和想象命名了红尾鸲，他们把红尾鸲叫作‘喜尼策’，意思是被火烧焦的鸟儿。这个名字十分形象，且来源于牧民们熟悉的生活。红尾鸲有着橙红色的腹部和尾羽，整个背部都是黑褐色，间杂着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干牛粪：橙红色是熊熊的火焰，黑褐色是即将要燃烧且热量十足的部分，而灰白色，则是边缘燃烧殆尽的灰烬。牧民们熟悉炉灶里牛粪燃烧的火焰，或许，红尾鸲的色彩让他们联想到了自己平日里庸常的生活。”“而在贵德地区，当地藏族则把红尾鸲叫作‘喜万德’，‘喜’是鸟儿之意，而‘万德’在安多藏语方言中特指小沙弥，意思就是，像小沙弥一样的鸟。在涉藏地区，出家的小沙弥，身穿褐红色的袈裟，把自己整个裹拥在袈裟里，头部和四肢都裸露在外面。因为刚刚出家，他们还没学会出家人的沉稳和庄重，四处跑来跑去，还真的像一只红尾鸲。这一命名，紧贴大地，让庸常的生活升华到生活一样庸常的信仰里。”（《三江源的最佳状态》）；“在仓央嘉措的故乡山南，有一座古庙叫恰萨拉康，旧时，每每到了藏历三月十五日，西藏地方政府就从拉萨派两名僧俗官员前往该庙，在这里举行迎接杜鹃鸟飞来的仪式。迎接仪式在该庙的属地林卡里举行。举行迎请仪式时，几个供盘里分别放置着西藏自产的青稞、小麦、豌豆等谷类，还有两盏黄铜制成的酥油供灯，藏语叫‘科优雀美’，意为‘供奉杜鹃鸟之灯’。据说一些藏医、星象师和经验丰富的老农，还能从杜鹃鸟的叫声里预测一年雨水的多少、年成的好坏。而且当布谷鸟叫声传来的时候，人们都不能躺在床上，不然，将终年卧病不起，也许这是对懒人的告诫。”（《杜鹃鸟》）这些书写，是其人文性在地域化语境里的本色亮相。这也是我们在西方自然文学作家那里根本见不到的一种书写质地。何以如此呢？出于科学理性和专业化学术的规范和要求，西方作家不会关注动植物的土名，这是他们在人文教养上的一个欠缺和傲慢。记得多年前阅读董桥的《这一代的事》，有这么一段表述给我印象尤为深刻：George Orwell怀旧情切，撰文议论民间古老漂亮之花名，今日竟都改成学名，不胜感慨：“二十年前金鱼草都叫snapdragon，今日改称antirrhinum，非查字典根本无从发音。毋忘我forgetme-not渐渐变成myosotis。其他如红热火钳（Red Hot poker），勿管闲事（Mind your Own Business），爱情浴血（Love Iies BlIeeding），伦敦之光（London pride）等亦渐式微，改成植物学教科书中味同嚼蜡之希腊学名！”这种完全一边倒式的命名倾向，其合理之处当然裨益于科学上专门名称的规范化和普适化，但其也在知识生态上，它也肢解了知识，障蔽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体验和个性化表达，忽视了不同的人群命名事物的复杂性、对应性和异质性。英国学者贡布里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他的著名演进中警告过对价值感的忽视甚至拒绝，认为这是使人文科学非人性化的倾向中最危险的一种。他还进一步忠告：我们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惊讶感、崇敬感、还有恐惧感。换句话说，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价值感。在我看来，人们常常以科学超然的名义，而采取的那种不介入姿态、那种毫不惊讶的态度，破坏了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平衡，而我认为这种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给龙仁青建议，将来可以编辑一本《高原花鸟俗名辞典》，其意义不仅仅是填补辞典类图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其深远的人文意义，将直通未来。（几十年前，我购买到一本台湾出版的《新知识英汉辞典》，闲来无事，会特别留意它在词条上的字源阐释。比如英语里的雏菊Daisy，从字源上，源于太阳的别名day's eye，意思是白天的眼睛。我还在这页词条上夹了一纸卡片，上面抄录下这么一段文字：西洋蒲公英，源自法语，义即狮子的牙齿，因其叶片呈齿状凸出之故。安徒生童话里把蒲公英称为“魔鬼的奶桶”。）
作为自然文学的一种书写，倘若就此止步也没有什么不妥，许多同类型的书籍，也就不过用诗意化的语言介绍一些动植物知识，配上一些好看的图片而已。而龙仁青作为一名生态意识的再度觉醒者，他向世人呈现出生长在高原世界，活跃在雪域高原的那些朴素而牢固的生态环保理念。与一些作家偏重于面临生态环境危机时发出的呼告、警报相比，龙仁青的这一写作策略，似乎更具有建设性。试举几处与大家共同参会：
——“小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拆毁发现的鸟巢，拿走鸟巢里的鸟蛋。这倒不是说我们从小就具有保护环境和保护动物的意识。那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大人们口中的杀生是一个可怕的词汇，也是一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做了杀生的事，不单单是掠夺了那些弱小的生命，而且也会殃及自己的生命、运势，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命数。”（《弟弟的角百灵》）
——“那时候，我从来不去摘花，原因来自我的母亲。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穿行在从学校到家的草原上摘了一大束五颜六色的野花，带回了家里，原本以为会让母亲高兴——至少，她会表示出惊讶吧，没想到，母亲却很生气，她说：‘花儿是大地的头发，如果我从你的头上拔掉这么多的头发，你不疼吗？’/从此，我不再去摘草原上的野花。”（《馒头花》）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蒙藏牧民并没有舍弃对野花的热爱。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是生命的主宰，在大自然面前，野花和牧草以及草原上的牛羊都有着同样平等的生存权利，不能涨此消彼，为了拯救一个生命而去打击另一个生命——这是一种朴素而又和谐的生命态度。在这种生命态度下，牧民们对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赋予了同样的爱，以至于在历次的草原灭鼠，草原灭蝗行动中，草原上频频出现牧民们为了偷偷保护草原鼠和蝗虫的生命，瞒骗县乡干部的笑谈。”（《河曲：翠雀花的草原》）
像这样来自高大陆上的民间俗信，我视为我们极地生态意识里的焊锡。它不但在过去牢牢地焊接住人与自然的关联，它也在今天仍旧发挥着现代环保理念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方性价值。有一个明证就是，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经过多年在西藏、青海、四川的考察，正在把青藏高原上世代相传的神山圣湖体系，纳入到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决策信息和知识体系的建设当中。
很快就能翻完的两本薄书，在轻松的阅读里，一直有一个起初不甚清晰，到掩卷而思时，脑海里萦绕在这么一段陈述里：“我发现，在我身边的人群里，大多数人对鸟儿是视而不见的，由此我判断，他们对其他事物，比如对野花也是同样的态度。我曾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发过一组蝴蝶的照片，标明这些蝴蝶都拍摄于我生活的城市西宁，有人看了便问我：西宁还有蝴蝶吗？看着这个坦然的没有一丝不好意思的问题，一下噎住了我。我想象，久居城市的人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目光之内只有路标与方向，行人和车流也只是路标与方向的另一部分，他们不会在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鲜活的生命。这些人无法、也懒得去分辨此鸟与彼鸟的不同，在他们眼里，所有飞过他们眼前，瞬间影响到了他们视线的鸟儿以为都是麻雀。”（《掩去身份的歌者》）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刘亮程曾经写下的一篇文章——《我们失去了和自然交流的语言》：“《诗经》中上百种动植物，个个有名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只叫雎鸠的鸟，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诗经》的开篇，这是古代诗人给一只鸟的待遇，有声音有名字，有尊严有位置。如果在现代诗人笔下，很可能就写成‘一只鸟在河边叫’了。至于是只什么鸟，大概没多少人在意。”“现在大地上所有动植物都有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或不懂得用名字去称呼它们，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多是对动植物笼统的称呼，把地上长的都叫草，天上飞的都叫鸟，不懂得去单个地叫出一棵草、一只鸟的名字。一方面是不认识，另一方面在意识中或许没有对所书写对象的敬重。”
是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和享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在他们身上开始患上一种奇异的疾病，他们个个都“不懂得去单个地叫出一棵草、一只鸟的名字”，他们已经遗忘自然，遗忘花鸟，仿佛这些存在早已是他们无心走动的远房亲戚。他们懒得去理会这一门门亲戚，宁可把眼神游移在手机屏幕上，隔着屏幕，隔着鸟鸣，隔着花香，任凭浮沫般的信息壅塞，涮空脑海。
也就在同时，混杂在这些从不望天看地的人群里，还有数目渐增的一类人，就像龙仁青一样，时常背着双肩包，拎着相机，只身前往荒野、山地、湖畔，在相机的窥望孔里，叩拜变幻无穷的自然。而我，在尚不具备用完整而悠长的时间去观察远处的花鸟的情形下，只能像俄国当代作家索洛乌欣在他的小说《弗拉基米尔州的乡间小路》里所表达的一个观念：人们不关注身边的自然，任其被杂草、淤泥和人类活动一天天蚕食。我想，我现在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从现在开始，不断温习和自然交流的语言。这不，借着前不久朋友向我推荐的一款识花神器，我在小区家属院的圆形水泥广场上散步之际，对着旁边草坪上那些我一时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一阵狂拍。好家伙，就那么一块不大的地方，居然生长了如此众多的植物：早熟禾（也叫小鸡草）、高羊茅、珍珠梅、蜀葵、老鹳草（也叫鸭脚草）、蓟、藜（也叫灰灰菜）、繁缕（也叫鸡肠草、鹅儿肠）、黑麦草、知风草、水马齿、车前子、苜蓿、蒲公英……等十几种杂草。它们密密挨挨地生长在一起，根本看不出谁把谁“吃了”的迹象，也看不出它们谁把谁当成了“地狱”，它们不劳驾园丁去施肥和浇灌，仅靠天雨就旺旺地错落在地上，像裁来的一片山野。那片杂草的世界里，倔强地生长各种喧闹和寂静的生命。
原刊于《青海日报》2021年5月8日
马钧，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日报》文化专刊部主任。在《青年散文家》《美文》《延河》《小说评论》《名作欣赏》《钱钟书研究》《贵州大学学报》《天涯》《青海湖》等文学期刊发表散文、随笔、评论作品。先后获青海省文艺创作政府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青海湖》文学奖。出版有作品集《越界的蝴蝶》《文学的郊野》。第二届青海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龙仁青，1967年3月出生于青海湖畔。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芳草》《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作品。出版有原创、翻译作品20余部。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成果奖，第四、六、八届青海文学艺术奖等，并有影视、摄影、音乐作品获奖。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