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一词是现当代伦理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尊严”的字面意义就是尊贵和庄严，同时也是指一种令人尊敬、令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或地位。“人的尊严”就是指人的尊贵和庄严；指人具有一种令他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或地位。“尊严”恰好是理解《无性别的神》这部成长小说的关键。作品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藏，作者塑造了一个对于尊严格外敏感、于俗世和寺院不停追求尊严感、纯洁而健康的理想的处子形象。对央吉卓玛成长为赤列曲珍的细节的精致描绘，是一个对20世纪上半叶及之前藏族文化剥皮剔骨、不停扬弃的过程，曲珍最终长成为一个去家者，透露出作者“人如此重要，因此人是有着至高尊严的。这或许正是费奇诺被称为人文主义导师的真正原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所高持着的人文主义伦理观，也似乎看到了他对那种扬神贬人的传统神学伦理观的委婉忤逆”的意图，表达了一种对藏族文化的压迫、不平等、无尊严的文化内涵的忤逆与抗拒，对尊严、平等、自由等“无性别”理想社会秩序的渴求与追寻。
一、生与死的选择——社会学视域下的尊严
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这里的自由，包含着个人尊严。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抗拒新事物的疆域，这片土地上充满着封闭与传统，主要体现在处处标贴着性别、等级、宗教和俗世，时时规束着个人的行为。在这片等级森严的土地上，这个连名字都被隐匿的德康老爷，虽然短暂时期官内至四品受到重用，但更多时候是个失意者的留学生，他的同学隆康老爷给他的一生作了总结：“运气太不好了，”具体体现为学成归来的德康勘探出含金丰富的地矿且开采时，遭到了僧人的反对和家人的不支持，在这里，现代化专家没有感受到应有的尊严，故而心灰意冷；担任军官欲用新式训练法，被长官阻止，他的见识没有获得尊重；在举行传召大法会期间炮轰拉萨河南岸大山的滑稽举动是对他才能的不尊重；因骑摩托车惊扰长官被禁止使用摩托且被降职发配东部森林是对其权利的不尊重。这个在当时必然会遭遇“运气太不好”际遇的悲剧人物，在社会对他的一再打击中，以近乎自残的方式死去，也是必然的。他的同学兼好友隆康，则以一种更加惨烈的方式离开了人间——成为别人眼中的活着时遭受羞辱，死后被“埋进桑依里的乱坟中，打入地狱”的十恶不赦的罪人。隆康在世界上获得最后的尊重和温暖来自与整个藏族世界格格不入的央吉卓玛，所以当央吉卓玛给他水喝的时候，他真诚的跪谢、眼睛发光，和央吉卓玛谈起了德康的过往，以至于在风雨交加夜晚去世之时仍在呼唤央吉卓玛。隆康的作用还在于弥补了德康身世的大片空白，德康没有在文中直接出现过，最初的亮相是以梦境的方式出现，他只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六岁的女儿央吉卓玛的梦中，到死也念念不忘过来托梦：“女儿，你也不起来送我。”这是德康想要有尊严的离开人世的最后一点要求，为什么不是别人？唯一的解释就是家里面也就只有这个“没有福气”、被众人孤立、抛弃的央吉卓玛具有对尊严的敏锐触觉，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后裔，或许可以寄托他遗风遗志。但很显然把未来寄托于对于一个充满变数的六岁的孩子，实在是一件相当玄乎的事情，因为对于央吉卓玛来说：“父亲的形象就像梦中幻影似的遥远而神秘”，如果那个父亲好朋友兼同学的隆康老爷，或许央吉卓玛连父亲的生平都不知道，更无法理解父亲的伟大行为了。使用隆康必须强化对德康的存在，最终央吉卓玛“觉得父亲的世界对她变得更加神秘、陌生而遥远。……她跪在窗前，把有些发热的脸贴在冷冷的玻璃窗上，望着黑漆漆的天空，听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声，陷入了深深的迷惘。”这是一种领悟，是一种成长。尤其在雷雨交加的晚上被“微弱而凄厉的‘二小姐’”的呼喊声惊醒，在隆康老爷以生命的悲惨遭遇开启了央吉卓玛的心智，她通过隆康老爷与父亲命运的对比，这个11岁多的懵懂而天真的小姑娘，终于产生了对人世的更深的认识：“她感到恐怖，然后是一阵强烈的惆怅和感伤……”，这是巨大的进步。要知道，她在不久前还没心没肺的呛了她母亲一句：“你不是说热振活佛死了是好事吗？”可以说，央吉卓玛在隆康死去的现场，体会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是与个人建立了社会关系的他人、群体和社会对个人给予的价值承认和尊重，并由此形成的个人在人们心目中那种令人尊敬、敬畏的地位或身份，亦可称之为人的社会尊严。”她的惆怅、感伤和恐怖感大概来自于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和社会对个人的承认，因为他已经看到父亲德康和父亲好友隆康在社会上的遭遇。
当然，这里还要提及一个人，就是那个为了爱情惨遭宗法制裁的勇士“阿叔”，一个男人被强制割掉雄性特征是对他尊严的最大侮辱和践踏，“阿叔”生命与活力早就随着爱人和爱情的消亡而死去了，这个整天关锁于黑屋、静坐于卧榻的可怜人，一身死气和臭味，他的存在，就是当时藏族宗法制罪恶的如山铁证。央吉卓玛的到来，这个天生的叛逆者给“阿叔”带去了新生的冲动和希望，给他灰暗的人生涂抹上了绚烂而幸福的色彩，硬生生的把他的生命延后了好几个月。央吉卓玛就像无尽阴霾封锁下顽强刺穿一切阻挡的一束阳光，让被这束阳光照射到的三个人都感受到了人的温暖和活的尊严。“阿叔”跟他兄长一样，“临终前心系挂在一个小女身上。”，尽管作者没有明确交代这个女孩儿是谁，但央吉卓玛眼中的老僧人的举动却暴露了作者的意图：“她刚要把脖子收出门帘，却瞥见老僧人正在青铜吊灯下的阴影中翻着白眼神秘莫测地逼视着自己。”可以说，作者的虚晃一枪并不妨碍她的真实意图：这几个各自有着美好的品质男人临死前都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了忤逆者央吉卓玛身上，他们肉体的死亡并非终点，因为他们的精神和美好品质还在这个背离传统的女孩身上有所延续，那就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尊严不倦追求，哪怕是成为赤列曲珍以后，她依然在面对铁匠女儿“悦意美人”梅朵的遭遇时心有戚戚，发出“都是尼姑，都是佛教徒，但为什么不一样呢？曲珍觉得没法理解，寺院和红袈裟对她那么神圣”的质问和感叹，以至于她见到一群无性别的人那么自由、平等、和谐的相处之后，最后产生“她不知道自己这样离开拉萨离开寺院对不对，不知道应该像法友白姆和德吉那样安心在寺院祈祷念经，还是走向另一个广阔的平原有大海有人人平等的新地方？不知道自己会从此继续穿着袈裟还是脱下它，像拉姆那样穿上军装？她就这样，带着激动，带着新奇和几分渺茫，等待着踏上另一土地的日子”冲动。
二、留与去的挣扎——心理学角度的尊严
在一些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尊严问题的著述中，所论及的“人的尊严”常指的是人的自尊意识和自尊心理，可称之为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是由于人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价值而产生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亦可称之为人的心理尊严。作为这部小说主人公的央吉卓玛，其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求证心理学意义上的“尊严”感的过程。文章一开篇，就是突兀的定论：“没有福气，的确没有福气”，向来对“不吉利”、“没福分”、“命里没造化”之类言论不以为然的央吉卓玛，突然对管家洛桑对她嘟囔的这句“没有福气”的话感到刺耳惊心。这个六岁女孩儿清楚感受到“和过去不一样的古怪”的心理体验发生在其父去世之际，父亲的去世和女儿的觉醒，暗示了新旧的交替与弃续：梦一样虚幻的、开放的、现代的、智慧的但却被强力压抑的优秀的父系因子和悲剧告一段落了，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的、新生的、执着的继承者诞生了。
当央吉卓玛看到家里家外的人们都在谈论弟弟都只喜欢弟弟时，她的心里是既自豪又有些泛酸的，尤其是当当铺的老女人肆无忌惮的评价央吉卓玛的家事的时候，8岁多的央吉卓玛“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这是因为她有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关于尊严被践踏的懵懂体验。等到她在帕鲁庄园享受了阿叔父亲般的关爱与温暖后，遭受了叔父离世的痛楚，经历了达瓦吉赠糖的怜悯，尤其是帕鲁庄园新老爷无情的处罚与羞辱，“长时间郁结在胸口的屈辱、愤怒”让央吉卓玛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庄园。这一次关于“尊严”的认知，让央吉卓玛成熟了不少，这个在帕鲁庄园只知道四处游荡的孩子，变成西贝庄园里面敢于为拉姆据理力争、敢作敢为的伙伴。
其实，在央吉卓玛整个成长过程中，管家、大奶妈等人都是央吉卓玛感受不到被尊重的对象。最让央吉卓玛感受不到尊重的就是那个对她随时喝骂的母亲，无论是日常小事的斥责，还是关于读书的决断，以及最后开始温情脉脉的送她去当尼姑，这个“无福气的”的央吉卓玛都在被她那无情的母亲算计着，央吉卓玛获得“吉尊”的心理满足的前提是母亲为了省掉给央吉卓玛预备嫁妆这笔开销，所以当央吉卓玛从达娃嘴里知道了家人送她出家的真是目的之后，她对这个家和人的感觉是：“一种消失已久的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回复到曲珍心中，并且更加强烈的啃噬着她的心。”她看透了这个四处闹鬼充满幽灵的古堡的恶伪和冷僵，她疯狂的踩烂苹果和践踏大理花宣示着对这个家庭一切事物的决绝：“从此，她开始怀疑一切，不再相信别人。……她那平静、已经找到归宿的心，又像原野上的一缕细烟，轻轻袅袅，无依无靠。”很显然，她的尊严再次遭到无情的践踏，这就导致了她对于当时藏族俗世的彻底决裂。但是，“悦意美人”梅朵以身犯险的遭遇，她和“阿叔”一样，在尝到禁果的甜蜜后，付出了生命的沉重的代价，生命和情感的蓬勃之力在俗世和寺院里都遭遇了死亡摧残的现状，又让赤列曲珍对那些被供奉的具体的神产生了某种疑惑，寺院似乎也不能满足曲珍心中的隐秘愿望，直到一群无性别的红汉人的出现，和这些红汉人的相处，让她产生了让白姆偷偷代父母签字参加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的行为，尤其是看到当了“金珠玛米”的汉人罗桑和拉姆，她从心底感到被尊重的喜悦，迸发了更为强烈的冲动：“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看看其他汉人罗桑的家乡、拉姆学习的地方，想看看其他地方的人士怎么生活，还想看看这世道怎么个新法、会变成什么样。她不知道自己这样离开拉萨离开寺院对不对，不知道应该像法友白姆和德吉那样安心在寺院祈祷念经，还是走向另一个广阔的平原有大海有人人平等的新地方？不知道自己会从此继续穿着袈裟还是脱下它，像拉姆那样穿上军装？”最终，赤列曲珍在众声喧哗中，“和她的同伴们爬上了一条条用绳子拴住的牛皮筏，在拉萨河夏日波涛滚滚的河面上，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圣地。”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忤逆去家者。
徐艳东认为：“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靠压迫部分人而得以维系的，同样作为‘人’的奴隶和下层民众的基本尊严并不被尊重，没有基本的人权；中世纪的人权完全为神权所取代。而文艺复兴才是‘人的尊严’的真正发韧阶段，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尊严’的发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个缓慢的发展谱系，是以对传统神学伦理观的‘忤逆’为基础的，是以‘忤逆’这种特殊的方式逐步争取的。”《无性别的神》中二十世纪上半叶前西藏的存在状态恰好符合了徐艳东论述的几个关键要素，当时的俗世就好似民主制度下的古希腊城邦，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上的，家奴拉姆等和庄园农户的基本尊严是不被尊重的。与此同时，寺院的神权制度下，同样存在等级歧视，这也是铁匠女儿梅朵悲剧的诱因之一，也是赤列曲珍从俗世反叛至寺院，又从寺院离开的原因。她的很多不合时宜的“乖张”行为都是为了在对既有秩序的忤逆中寻找着尊严的获得。之所以今天“人拥有尊严，这种尊严不得受到无端侵害，这一理念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一个核心要素，它构成了人类共同生活并有效抵御人际间的迫害与虐待之现象以及人类自我毁灭之威胁的一个精神基础。这一理念是人类在追求自由、正义和人道的生存状态的斗争历史上所取得的一项巨大成果。”就是因为社会历史上有诸多曲珍这样的忤逆去家者，人类才得以向着更美好的明天进发。也正是因为有了作者这样的“忤逆者”，才会有“无性别”理想社会秩序的设想与实践。
原文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一辑（2019年11月出版），注释见原文
李斌，贵州人，云南普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光明日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阿来研究》《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像农民伺候土地一样勤恳劳作》《怪物、语言体系与困境——中国科幻小说中人造人形式的生发与衍变》《现代性的压抑与生长——从藏族“娜拉”到人类“围城”看央珍的艺术自觉》等论文多篇，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鲁迅研究等。
央珍（1963—2017），女，藏族，西藏拉萨人。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西藏文学》编辑、副主编。短篇小说《卍字的边缘》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获 “全国少数民族第五届文学创作骏马奖”，并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