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次仁罗布是当代藏族文坛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一方面致力于精神维度的思考，关注民族的历史命运、关注民族心灵中一些永恒的东西，以一位藏人独特的心灵感受去抒写民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充满着博大的悲悯情怀，蕴涵着人类所共通的思想感情和寓意指向。此外，可贵的是次仁罗布不是一位仅仅靠讲故事来吸引读者的作家，他的作品在精神维度的层次上不懈地追求艺术形式的创新，具有极强的文学担当精神。
【关键词】担当意识；多维度；叙事艺术
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次仁罗布的创作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他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接通了和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关注灵魂的受难和生存的困境，同时在叙事艺术上又不断探求，寻求灵魂表达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次仁罗布又接通了和传统藏族文学的联系，在精神内蕴上和古典藏族文学一脉相通，展现宗教的救赎，精神力量的博大，同时在语言艺术上精雕细琢，呈现出温柔敦厚的语言风格。
一
在藏族文学史上,小说出现较晚，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小说开始于十八世纪，目前所知存世的藏族古典长篇小说只有才仁旺阶的《勋努达美》和罗卓嘉措的《郑宛达瓦》，这两部作品在艺术形式和民族意味上已是藏族文学的经典。而在此之后的两百余年间，再也没有较好的作品问世。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才又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大反响的作家和作品，如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班觉的《璁玉》等，这些作品遵循现实主义美学规范，展示了西藏新旧社会的变化，其审美理想和寄托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特定时代的政治诉求。八十年代中期，在拉美“爆炸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扎西达娃、色波等的探索性创作使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加之进藏汉人马原等的推波助澜，引起了人们对西藏文学的极大关注。但随着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衰落，西藏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缓慢酝酿和探索阶段。一些评论认为在九十年代之后西藏文学走向了衰落，事实上只是一批先锋作家的消隐与转化角色，西藏文坛表面上沉寂了，但一批本土藏族作家却成长起来。在先锋的喧嚣过后，他们开始沉下心来，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去汲取营养，自觉地反思本民族的命运，将自己的思考融注在创作之中，远离浮华与喧嚣，在雪域大地上默默前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次仁罗布、白玛娜珍、格央、央珍、班丹、罗布次仁等构成了西藏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带着对文学的献身精神，以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直在执着地进行着小说艺术的探索，他们的努力显示了西藏文学未来的璀璨前景。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次仁罗布，他的创作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显然代表了目前西藏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小说《界》获得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杀手》获得第五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放生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神授》获得民族文学奖。而五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则在历史的宏阔和生活的细致方面呈现了近半个世纪西藏历史风云巨变和社会人文变迁，显现了次仁罗布对历史叙事的开拓和对民族历史的深刻思考。
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反映民族心路历程，对民族历史进行反思和呈现的优秀作家当推扎西达娃、阿来和次仁罗布。扎西达娃以其敏锐的先锋姿态回溯和反思西藏的现代化之途，就如评论家张清华所说，扎西达娃“不是一般地“反思”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夸饰和推崇,他是怀着深深的宿命感来理解他的民族的。”他的《西藏，隐秘岁月》以象征和预言式的手法通过对一个偏僻山村四代藏族人命运的描写，展现了西藏近现代史的几个阶段，概括了西藏从孤独走向开放的过程，这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深刻完整地描写藏民族心史的优秀之作。扎西达娃看到了民族之殇，他以魔幻之笔来建构藏地，既写出了民众的虔诚信仰，也解构了至高无上的神灵，既肯定了藏人坚忍的生命力，也批判了灵魂的愚昧。之后，四川嘉绒藏区的阿来通过《尘埃落定》、《空山》连贯起了他对川西藏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文明碎片的思考，土司制度的崩溃，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人际关系的扭变，天灾人祸的横行，传统秩序和价值的崩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的消逝，人心的涣散和无奈的感伤在阿来的笔下都得到了细致的呈现。与扎西达娃、阿来相比，次仁罗布的创作注重在心灵层次上展现藏民族发展历程中凡俗肉身在时代变化中的感受，通过个体灵魂刻画展现西藏的精神性品质，同时浓厚的宗教意蕴和悲悯情怀使得他的作品保留了与藏族古典文学一脉相承的气质。他的小说不但显露了世俗的欲望，更葆有神性的追求和宗教的维度，并通过悲悯和救赎展现了精神探求的深度与广度。
次仁罗布的作品一方面致力于精神维度的思考，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关注心灵世界中的一些永恒的东西，以一位藏人独特的心灵感受去抒写民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充满着博大的悲悯情怀。此外，可贵的是次仁罗布不是一位仅仅靠讲故事来吸引读者的作家，他的作品在精神维度的层次上不断地追求艺术形式的创新，具有极强的文学担当精神。
二
刘再复曾经谈到中国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但缺少三个维度，一个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第二个是缺乏超验的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要有神秘感和死亡象征，第三个是自然的维度，即外向自然和生命自然。谢有顺认为，“只有这四种维度都健全的作家，才是具有文学整体观的作家，在当代，我觉得大多数作家的文学观念都是不健全的。从这种不健全的文学观念出发，他们的作品气象自然也是有限的，很难获得可进入伟大文学行列的博大品格。”次仁罗布的的创作一直在文学的多维度建构上竭力而行，同时他还承接起了藏族传统文学的脉络。在藏族汉语作家的创作中，他是最能体现藏族传统文化内蕴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着朴实的天然的民间风味，如在作品中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描写，对浸入心灵骨髓的常态信仰的描写，有对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而且这些描写作者重在心灵化的呈现。同时，次仁罗布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宗教救赎，灵魂追问是其作品意蕴的核心旨向。刘再复在《罪与文学》中评价许地山是“一个具有诗意的牧师”，认为他的作品“虽然具有宗教情怀，却没有灵魂叩问，即完全没有走进宗教精神的深刻层面，没有对黑暗灵魂的任何质疑。”宗教意识浸透次仁罗布心底，他的作品有对宗教精神的深刻展现。在《祭语风中》中，米拉日巴大师一生受尽磨难，但是在通往佛的道路上，苦难是唯一的通行证，最后他证的真法。作为佛子的希惟仁波齐，他信仰虔诚，悲悯克己，他的慈悲情怀，像暗夜的星光照亮了在黑暗中彳亍的人。宗教精神是晋美旺扎的精神支柱，使得他在灾难的岁月中获得灵魂的永生。苦难没有磨灭他良善的情怀，也没有使他匍匐在地，在苦难中，他感受着切肤的痛苦，同时以克己之心抚慰其他受难的心灵，他的灵魂在暗夜中熠熠生辉。这样一些可贵的灵魂是有担荷意识的，正如叶嘉莹所讲“李后主担荷了人类所有的无常”。而米拉日巴、希惟仁波齐、晋美旺扎，包括努白苏管家的灵魂也都是有担荷意识的。次仁罗布写出了灵魂的深度，写出了灵魂深处的忏悔。正如曹雪芹在写《红楼梦》小说一开头就点出来的“我之罪固不免”，晋美旺扎在面对师弟多吉坚参的死亡时，他想到的是自己也曾经欺负过师弟：在面对师兄罗扎诺桑背叛师傅的态度时，他想的是他的话语也许会伤害了师兄；面对妻子美朵央宗出轨怀孕生产死去时，他的心底满蕴痛苦和忏悔；在所有风轻云淡时，他选择远离尘世来到天葬台，来救赎亡灵。这样一些有担荷精神和忏悔意识的灵魂的塑造，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韵味。面对人生的无常和世事的变迁，政治斗争、时代风云，都划为尘土，永恒的只有不灭的灵魂以及在太多作品中被忽略的人心的拷问。
次仁罗布的创作执着于从灵魂的深处去展现藏民的精神世界，叩问存在的意义和终极目标，他以藏民族博大的宗教情怀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灵魂安妥的方式，在神秘感和死亡体验等超验的维度上，次仁罗布也是一个有理想追问的作家。在《放生羊》中，年扎去世十二年的老伴突然出现在年扎老人的梦境中，她憔悴不堪，备受折磨，祈求年扎为她救赎罪孽，尽早让她从地狱的煎熬中摆脱出来。为了让老伴尽早转世，天不亮他就转经祈祷，到寺庙拜佛。在回家时，看见一名肉贩，牵着四只绵羊，其中的一只向老人咩咩地叫喊，声音里充满哀戚。一种怜悯使老人决定买下这头绵羊放生。在相依相伴的转经路上，老人和绵羊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仅黎明时刻去转经，还到寺庙义务劳动、捐钱等，以此救赎老伴的罪孽。年扎老人因有了绵羊，不再酗酒烂醉，不再感到孤寂。老人最终得了绝症，感到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为了使绵羊来世也有个好的去处，带它去朝佛、听活佛讲法、买鱼放生，尽一切努力去做善事。为了能多活些日子，他带着放生羊一路叩拜，祈求上苍让他在人间多陪陪放生羊……对生命的怜悯与敬仰，与永恒存在的对话，对罪的自省，一种与天地相通的宗教救赎精神，让我们这颗在滚滚红尘中缺乏信仰的心灵似乎有了安置的欣慰。面对绵长的生命、面对死亡，在困顿的现世中如何使我们的灵魂闪现出微弱的光辉，如何去救赎我们曾经的贪念与罪恶，如何去保持我们灵魂中一隅永恒的纯洁，也许一些优秀的的文学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的力量，而《放生羊》正是这样的作品。
在《雨季》中，旺拉一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磨难，首先是旺拉的儿子，12岁的格来在上学的路上被一辆汽车压死，他是全家人的希望，然而就这样死了，但善良的一家人却不愿意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旺拉的妻子潘多自从嫁给旺拉便开始承受苦难，生活的穷困，没日没夜的操劳，承受生育的艰辛，“潘多为我们家怀了六次孕，一个在胎中死掉，三个因麻疹死掉，活下来的只有格来和岗祖。”在山洪爆发时，一生受尽苦难的旺拉的妻子潘多为了抢救耕牛而死去。而从小就开始承受家庭重担的岗祖在母亲死后，为了养家，生性忠厚的他与人争抢一棵能卖八块多钱的虫草，被捅死。在最后，一生承受了许多苦难的旺拉的父亲强巴老爹也死去了，一大家子人只剩下了旺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旺拉在背着死去的父亲返回家中，为了不让父亲寂寞而对着死去的父亲慢慢的述说中展开的。“想想咱们的家，经历了多少次的磨难，可活着的人依然坚强地活着，从没有产生过厌世、消沉的思想。我知道人既然投胎了，就是经千年万年积善，终于修来的福报，哪能轻易放弃生命哪？爹，我说的是吧。这一世无论经历多少次的劫难，只要挺住，你不就是超脱了吗，是对苦难的一种超脱。”故事让人心痛，既有着家庭中亲人之间浓浓的情意，又有着浓厚的悲伤，藏民族对生活的坚韧态度让我们感动。旺拉在所有的亲人都离开自己之后，心中留下更多的是亲人温馨生活的点滴，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的苦难，对生命的尊重和坦然让我们的灵魂为之触动。次仁罗布的《雨季》写了生的苦难、艰辛以及面对苦难的坦然，与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论，《活着》中的富贵是个被生活压扁的人、麻木的人，他对苦难是一种被动的承受，在苦难面前是顺从屈服的，缺乏的是一种承担精神，但旺拉、强巴老爹却是有着强烈生命信仰的人，面对苦难，他们扬起的是一种韧性的生命之帆，展现的是一种底层人心的美好，苦难因此而有一种民族的寓意，生存在苦难的映照下显得悲壮，对苦难的承担显示了一种韧性的精神的力量。
次仁罗布的作品有种内在的底蕴，展现的是一种叩问人心的探索与追寻。在《杀手》中，前去报仇的康巴汉子历经十余年的艰辛，只为找到杀父的仇人为父报仇，但见到杀父的仇人后，杀手最终却放弃了复仇，只是因为仇人的虔诚祈祷悔过以及他苍老的面容，这是怎样的一种悲悯情怀，杀手的执着、艰辛、落魄与面对仇人时的放弃，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抗，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宽恕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同样是写杀手，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突出的是在新的时代精神面前，一种新的观念战胜传统观念，最终杀手的行为得到消解，而在次仁罗布这里，没有新与旧的观念的冲突，只是一种人性内在的冲突，是一种永恒的美好人性的闪现，因此更具别样的冲击力。在《阿米日嘎》中，贡布家花了近万元钱购买了一头外国种牛,希望以此发家致富，然而种牛意外猝死。贡布怀疑是噶玛多吉出于嫉妒毒死了自己的种牛。公安“我”最终的调查结果是种牛误食毒草而死。这个结果使得贡布嚎啕大哭，然而在这个时候。为了减少贡布家的损失，噶玛多吉第一个站出来，要买种牛的肉，村民们蜂拥来买，“我”也被感动，用五百块钱买了一个牛头。看似带着悬案的侦破故事显现的却是一种普通藏民宽广无边的人格力量。对永恒人性的关照与抒写使次仁罗布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诗意的温暖，让我们相信世间还有很多美好，值得我们用心灵去拥抱。
十分可贵的是，次仁罗布还关注底层小人物，叙写他们人生的悲哀和灵魂的无助。《威风凛凛》中的嘎玛，表面光鲜强大，然而却内心虚弱，因为没有生殖能力，妻子抛弃了他，最终成为了一名酒鬼，在病床上结束了他的生命。在《长满虫草的心》中，作者描写盗挖虫草的巴桑被人打死，他的魂灵回忆往昔，因为思念亲人，跟随同村的人回到他眷恋的村庄，看到自己可亲的父亲、妻子和三个孩子，面对父亲的无情和妻子的漠然，出窍的灵魂再也无处可去。在其《阁楼上的女人》中，次仁罗布写了一个普通女人充满传奇然而悲戚的一生。他将人世的沧桑和虚无沉潜在文字之中，苍凉之情直袭人心。
在自然的维度上，次仁罗布悲悯所有的一切生物，在《放生羊》中，人与动物息息相通，他们的交流是那样的温馨与柔软。在《阿米日嘎》中，贡布对种牛如孩子般的呵护，不仅仅因为是种牛能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还与藏族人虔信的宗教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充满脉脉深情，在面对喧嚣浮尘中由水泥框架搭建成的冷漠世界，这一切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柔软和感动。在《曲郭山上的雪》中，面对环境恶化，贡觉大爷说“看现在的世界多灾多难，你就足可以体会这世道怎么样了。人心跟自然是有感应的，人与自然和谐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贡觉大爷之所以会认为地球会毁灭，并不是因为美国电影《2012》，而是因为曲郭山上的雪，随着气候的变暖，很快就会消融殆尽。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弥漫在作品之中，而这种忧患意识与对生命的尊重和宗教的救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充满着一种潜在的焦灼痛楚之感。对人之生存世界的悲悯、关怀、同情是次仁罗布创作的底色，他的创作视野是宽广厚重的，是具有精神底蕴的。他没有用异域风光来吸引读者，也没有用新奇变异的方式来赢得读者的青睐，而以一种庄重的生命意识在感染着读者。
三
综观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我们看到它经历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革命政治叙事，这是一种单一的叙事模式，它编排的是一种符合革命政治需要，有利于塑造国家大一统形象的时间的概念，叙述也不单纯是文学叙述，而是关于革命的“叙述”。降边嘉措、益西单增、班觉等的创作体现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就象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在革命性叙事中为革命和共和国建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历史探寻和建构一样，他们的创作将民族的历史纳入革命正统轨道里，从而显示少数民族的历史诉求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诉求的一致性。在叙事策略上，苦难与解放成为革命叙事话语，肉体摧残、生活贫困与奴隶地位构成了苦难，阶级压迫与斗争成叙事的基本主题，并由此过渡到对翻身解放的渴望和诉求这一个叙事层面。八十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藏族作家也在这场叙事革命中找到了西藏文学的突破点，扎西达娃、色波等藏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进行了叙事革命的探索，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色波对孤独的形而上的思索以及他作品中对圆形意味的探索，使得西藏文学脱离了过去亦步亦趋模仿汉地文学的路子，从而向世人展现了独特的风貌。然而，随着先锋文学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趋于世俗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日渐成为一种消费品，这种叙事革命很快被大众叙事、消费话语所消解，文学接通了现实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但文学的内在品质，尤其是在叙事空间的拓展上，经受着消费主义的考验，叙事艺术的探索日趋萎缩。然而在雪域大地执着前行的一代藏族作家，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在文学创作上的艰辛求索。谢有顺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道路，唯有在二十世纪的叙事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继续寻找新的讲故事的方式，它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理由。”在次仁罗布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在精神探索的同时，在叙事艺术上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次仁罗布注重叙事形式的探索，我们已经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总是在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似乎从来不安于现状。他的作品风格是多变的，既有沉郁悲美的现实之作，又有充满生命质感的象征之作，他的创作总能接通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之间的平衡，而正是因为有这种具有精神底蕴的大气象，使得次仁罗布的创作显示出了一些不同反响的气质。
在叙事上，次仁罗布采用了多种叙事方式，有连贯叙事、倒装叙事、交错叙事等多种叙事时间。如《曲郭山上的雪》《长满虫草的心》《界》《雨季》《阿米日嘎》《绿度母》等作品服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精神的深入，在叙事角度上采用了第一、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等叙事角度，综合运用多种叙述次序，顺序、倒叙、插叙，以及这几种叙述方式的变换组接，时间、事件、人物交错反复，通过叙述人物的转换或者对所叙事件的拆解和重组，取消叙事时间的线性发展顺序，使主要故事进程产生中断和跌宕，有意造成小说阅读的难度，从而使小说不再是平面的单层叙述，而是空间维度的多层呈现。通过空间形式的组接，信息的多维显现，建立起一种复杂而更具凝聚力的叙述话语结构，充分表达出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曲折性，从而使文本意义呈现出多重意蕴。其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有两个线索，也就是两个故事来完成，一个主线是讲述晋美旺扎一生的悲欢，另一个辅线讲述藏密大师米拉日巴的遭遇。通过晋美旺扎之口叙述了西藏和平解放、中印自卫反击战、文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西藏的社会历史进程。在历史风貌的呈现和人物隐秘心灵再现的层次上展现了西藏的社会变化。深厚的藏文化内蕴使他对宗教仪轨、房舍屋宇、人情世态的描写显得精细传神。他的笔触从寺院到乡村，从贵族到底层贫民，从田野到战场，囊括了广阔的生活画面，真实地呈现了岁月长河中普通个体的遭遇和精神的受难，写出了他们的在时代巨变中的惶恐、惊悸、抉择，也写出了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坚忍。强烈的悲悯意识和罪责意识贯穿了整部作品，以此现世的人生为基调，作者又将米拉日巴救赎的人生故事相对照，来加剧或阐释作者对人生和宗教的认识。米拉日巴小时候家境丰裕，七岁时，父亲去世，叔父和姑母就联手侵夺了他的家产。他为了报仇，学咒术诛杀了三十五人，又降冰雹击毁全村的庄稼，造下了极大的恶业。后来，米拉日巴对放咒和降雹的罪恶生起了极大的后悔心，依止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上师修学解脱之道时，玛尔巴为了清静他的恶业，显示出极其威猛的忿怒相，先后使用九次大折磨和十三次小折磨，来磨炼他的心性，为他消除罪孽。他最终也获得了上师最圆满的加持，取得了最圆满的成就，成为西藏著名的大成就者，度化了无量的众生。作者在用这两条线索叙事的时候，有意用了不同的叙述人称，在讲述晋美旺扎一生的时候，用了第一人称，使得历史的叙述真切可感，而在叙述米拉日巴成佛经历的时候，用了第二人称“您”，充满抒情色彩。
在叙事语言方面，次仁罗布具有极强的艺术敏感力和独到的观察能力，他的语言是一种置于藏民族生活的原汁原味的语言，是一种贴近大地具有惊人表现力的语言，在当前的藏族作家中，次仁罗布可以说是和阿来一样是最具有语言天赋的。在《祭语风中》，他的笔触穿过鳞次栉比的寺院，苍茫的土地，愚讷的村民，天葬台的荆棘，飞扬的秃鹫，到达心灵的所在：
走到午时，道路边的柳树开始多了起来。我们看到顺山脚渐趋平缓的坡地上，被人开垦出了庄稼地，有几个人正在那里干活，就向他们走过去。
他们有的背着柳筐，有的躬身匍匐在地里，个个面黄肌瘦，衣裳破烂地站在庄稼地里，盯着我们看。
我们穿过路边的柳树，走过杂草丛生的荒坡，来到了田埂上。站在庄稼地里的人，呆头呆脑地望着我们，不敢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柳树枝桠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挡住，在道路上投下一片阴影。我回头看到那些可怜的差巴，他们在庄稼地里蹲下身子，继续干活。
前方的路灰蒙蒙地一直往前延伸过去，插到前面的那个山脚边。
过了山嘴，我们远远地看到山坡下建立的瑟宕庄园，它高高地傲立在那些破败、低矮、灰色的民房之上，不逊于拉萨任何一家贵族的庄园。庄园楼顶两端的经幡，色彩鲜艳，风中猎猎摇荡。庄园右边是一片树林，几头牛时隐时现。
一个放牧的小男孩光着脚，在水渠旁守着几十头羊，脚旁一柳筐里装满拣来的干牛粪。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一根手指头含在嘴里，目送我们走远。
这是在从拉萨前往日喀则逃难的路上，作品对地理风物真实细腻，传达出了特定时代的人文历史风貌，栩栩如生的原生态的叙事将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次仁罗布的作品中不乏这样一些充满情趣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就次仁罗布这种对现实生活事象的表现力而言，其掌控文字的能力不亚于当代文坛的一些大家。
同时，次仁罗布的语言也充满灵感，显示了一种与灵魂相连的语言天赋。在《界》中描写查斯被带到谿卡庄园时，这样写道“我的头发黑亮亮，我的皮肤绷绷紧紧，我的牙齿像一串珍珠之时，查斯被龙扎谿卡的老太太带到了谿卡里。”写管家对时光的感慨时，写“走的也是这一条路，三十年来一点都没有变，变了得就是人。三十年前我从这里过时，穿着绸缎的管家服装，腰上别了个胁刀，扬鞭策马而去，留下一路的尘埃飘荡；如今，却穿着氆氇藏装，悠悠晃晃，经不起颠簸了。”这样一种语言是一种植根在雪域具有生命活力的语言，是一种带有灵性的语言，是一种充盈的能飞起来的语言。
西藏的人文历史、宗教信仰和那雪域高原上的风景人情等都是次仁罗布小说诞生的土壤，正是这块独特的土地造就了次仁罗布进行艺术想象的空间，在这个艺术空间里，次仁罗布在探求着一些关于命运、人性与生命价值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具有精神的力度。深沉的内容与原生态的描写以及蕴藏的精神意象使他的作品能够站立起来，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叙事艺术上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以深厚的写实功底为基础的叙事魅力强烈地吸引了读者。他的作品是贴伏在这片大地，但精神却能够舞动起来，这正是次仁罗布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一辑（2019年11月出版），注释见原文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藏族文学研究。先后在《当代作家评论》《西藏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次仁罗布，藏族，西藏拉萨人，1981年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获藏文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一级作家。西藏自治区学术带头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西藏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2004年参加鲁迅文学院第四届高级研讨班。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获中国小说协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版第三名，小说《杀手》获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中篇小说《界》获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韩语、日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