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末，劳里·航柯在对西方史诗的研究中发现，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预言21世纪对史诗的研究将会更加多元化。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研究已受到世界关注。对民间口头文学、史诗传承、史诗学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活形态口传史诗珍贵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开始进入深度性考察分析和学理性研究阶段。对史诗观念、史诗传统的认知，以及史诗的研究范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格萨尔传承类型的再发现》正是在此学术语境下出版的一部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著者通过对格萨尔史诗书写艺人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艺人成长语境的深度追踪研究，以“诗性智慧”为核心概念，多学科角度为研究进路，通过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将荣格的“原型”心理学、维科的“诗性智慧”、帕里和罗德的“口头诗学”、佛教“原始智”概念、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传统等西方理论与藏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揭示了艺人传承类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智态化叙事”文本——一种新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
【关键词】智态化叙事；诗性智慧；伏藏史诗；旦增扎巴文本
近20年来，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 研究已受到世界关注。对民间口头文学、史诗传承、史诗学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活形态口传史诗珍贵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开始进入深度性考察分析和学理性研究阶段。对史诗观念、史诗传统的认知，以及史诗的研究范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诺布旺丹新著《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格萨尔传承类型的再发现》正是在此学术语境下出版的一部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著者通过对格萨尔史诗书写艺人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艺人成长语境的深度追踪研究，将丹增扎巴的创作称之为“智态化叙事”文本。所谓“智态化”叙事，就是在传统格萨尔史诗传承类型如神授类型、圆光类型、掘藏类型、顿悟类型、吟诵类型等基础上，重新对史诗传承类型进行的解构与建构，并以分层化分析发现的一种新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著者认为，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及其创作形态属于掘藏史诗中的“意念掘藏类”，他的文本与神授艺人的说唱文本、吟诵艺人的说唱文本以及其他掘藏文本都不同，丹增扎巴的史诗故事习得，并不是传统的口耳相传，亦没有特定的说唱地点或表演性活动，而是以书写方式进行的文本演述，属于格萨尔艺人个体生命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这种叙事文本，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和超世俗叙事视角对民间叙事的独特演绎，是格萨尔史诗从口头走向书面、从诗性走向智性、从世俗性走向神圣性的一种过渡性的特殊文本形态。本文以为作者研究丹增扎巴文本的叙事特质，即是阐释其“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艺人“想象性类概念”建构的英雄世界和民族“根隐喻”智慧的融合演绎。
格萨尔史诗的“活形态”特征，当代传承的新实践、新话语，意味着学者在田野的新发现和所谓“活鱼要在水中看”的学术实践。同时，学者于书斋中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理性思考与科学分析更加重要。附录部分是著者走进田野，对几位著名的格萨尔艺人（丹增扎巴、昂仁、格日坚赞等）以及青海果洛本土格萨尔专家诺尔德的田野访谈日志。附录一是著者对丹增扎巴、老艺人昂仁（已去世）、著名掘藏艺人格日坚赞（已去世）、果洛本土格萨尔专家诺尔德的访谈录，真实记录了史诗艺人的民俗生活与创作实践，可圈可点和不可忽视的是丰富的信息量与材料的启发性。附录二是作者提供的佛教伏藏经典目录和《伏藏宝典》经卷目录。附录三是《格萨尔》伏藏本部分的文本目录。这些原始资料，为今后交流中进一步完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研究敞开了新的话语空间。
一、“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著作《神话思维》 中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雏形，是民族文化最深层和最稳定的部分。神话思维浑然一体，生与死、梦与醒、真实与幻觉，在神话意识中没有区别和明确界限，敏感、直接、本能的感性经验更为突出而且遵循混沌交融的一体性。神话的原始思维仍然会保留在现代人的意识之中。神话思维在当代格萨尔艺人大脑中的存留，体现在文本创作过程中，当意识深处的史诗故事涌显时，创作者的体验是否依然有原始的纯认识空间的抽象性？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是否还有合二为一的交融？丹增扎巴是一位格萨尔史诗掘藏艺人，他以书写形式发掘潜藏在自己意识深层的史诗故事。著者通过观察、访谈，了解其习艺经历、成长环境、知识背景和精神信仰。丹增扎巴1968年出生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一个牧民家庭，7岁进寺院随僧人学习，15岁被送往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个觉囊派寺院，曾闭关修行3年，系统学习了佛法理义。其创作天赋起始于写作各种题材的短文，以及佛教赞辞、传记、民歌、弹唱等内容。格萨尔史诗故事《南芒赤莎罗宝藏宗》就创作于此时。丹增扎巴现已创作完成《格萨尔》故事14部25卷，自称可以撰写118部。创编书写《格萨尔》史诗是丹增扎巴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叙事策略上，他以佛教掘藏技法作为创作手段如意象、梦境、膜拜、符号和想象力激发了他创编格萨尔故事的激情。《诞生宝冠庄》（khrungs-rabs -norbu-dbu-rgyan）是丹增扎巴创作的一部叙述格萨尔王诞生故事。据他所述，有一次夜梦一位出家人和一位俗人，似曾相识，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递给他一支带有龙图案的螺号，声音极为优美，翌日，他向莲花生大师祈祷，顿时悟出他的主要创作系列《六十四部故事》要义。
丹增扎巴的《格萨尔》叙事文本是个人创作的文人史诗。在西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被称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人史诗。维吉尔 的史诗创作以《荷马史诗》为其创作范本，讲述了特洛伊城被攻陷之后，埃涅阿斯率众来到意大利，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故事。维吉尔的文本无论结构、情节、人物、题材都出自特洛伊战争，前半部6卷几乎都是模仿《奥德赛》，后半部6卷仿写《伊里亚特》。整体文本与《荷马史诗》相仿，精致的拉丁语，严谨的逻辑修辞，如《埃涅阿斯纪》中对狄多和图尔努斯之死，写的哀婉、朦胧、细腻、典雅。句子偏长，复合句较多，书写已经完全没有口头文学的特点。《埃涅阿斯纪》已然在诗歌、格律、人物、结构等方面获得文学定型，不仅成为欧洲“文人史诗”的开端，而且成为后世书面文学的典范之作。丹增扎巴的史诗创作，则是从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出发，在其感性的修辞、语词体系和诗性的神话思维中，体现了独立的文化姿态和个人话语方式，心之所向神之所往地表述了格萨尔史诗壮阔的历史、战争、文化和语言。他的文本创作“以己度物”，故事往往附着了很多“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隐喻，是介于民间艺人与文人创作之间的过渡性文本。虽然是书面化表达，实际上仍属民间口头性文本，著者将其归类为洛德所言的“自撰口述性”文类。这种特殊文本，使他的史诗书写更像是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一次探险，与广阔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富于多元异质包容力的民间艺人与文人创作之间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旦增扎巴出生于乡野牧区，来自于民间寺院，他的文体活泼而明快，诗意而庄严，既有山河远阔的史诗客体性，又有“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于史诗书写传承中建构了口头性文本的又一个英雄世界。艺人访谈中，丹增扎巴有这样一段自述：
有天夜里，我梦见一座小小的山丘，很多人在绕着它转，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山的一面，有一扇门，进入这扇门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堆放着很多书籍的三层的房子。人们边瞻仰边向前行进，然后爬上了三楼。我好奇地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无言以对……我拿起一只装有书稿的破损的皮箱。其中有三部长条书，后一部有些破损。前面两部上面写道：《世界格萨尔大王传白红片光——一百一十八部故事大纲》。当时我顿悟，所谓白光代表妙音女神，红光代表文殊菩萨。我所要写的《格萨尔》应该就是源于他们的无尽智慧（是他们在护佑我取《格萨尔》伏藏）。当我从头阅读时发现，先是叙述关于董氏八弟子（将士）攻取八大吉祥宗的故事大纲，并且每个大纲都以八吉祥图案镶饰 ……第二天，这八部故事的名称和大纲我都记得很清楚。为了感激神的恩典，我立即向神进行了供奉，并写下了一首小诗，此后又写了一篇名为《八大宗大纲阐释》的文章。从此，我便有了写大纲的习惯。
后来有天夜里，我梦见七个佩戴黑盔甲的男人在地上给我铺了一张虎皮，赠给我褐色披风，还有一对乐器，对我说：请你立即把这个乐器吹响八次。八大宗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扩写。
梦，在丹增扎巴的创作中成为间接启发或激活他潜意识故事原型的重要方式，并会对梦中的语言进行自我转喻。“神话思维”“诗性智慧”一脉相承，“以己度物”的传统类比式隐喻思维，是神话思维以象表意的直觉领悟，不能用科学理性来分析衡量所具有的思维特质。这种“以已度物”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往往是创作者从自己的角度、个人化的心态去体验事物感悟生命和解释客观现象。如同人类学家弗雷泽研究提炼出的相似律，“以已度物”是“秘索思Mythos”，而非“逻格斯Logos”，更不是“赛因斯Science”。旦增扎巴对自己无比痴迷的英雄故事加以个人想象进而丰富和完善，把情感寄托幻化于外物，以自身为标准来推想和类比外物，是“将心比心”的思维方式。这种“以己度物”的主体性体验，也是他对自己所生活部落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和宗教氛围的文化心理感受，是对民族英雄叙事信仰化神圣化。
一个民间艺人的创作才华，从来离不开他生长的本土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丹增扎巴生活在海拔3800米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这里是全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座落着藏人心目中的“年宝玉则”神山（意为“神圣的松耳石之巅”），夏季的“年宝玉则”，方圆百里，目力所及，尽是山峦、草原、鲜花、鸟兽、牛羊。草地丰美，牛羊肥壮，景色宜人。从小生活在这宽阔、恬静的草原上，周围是广阔的康萨和康玛两个部落，这里全然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只有日出日落、岁月交替和无尽的遐想神思。对于丹增扎巴来说，放牧，朝圣，是生活的主要事项。眼前的草原、天空、神山、圣湖，都是他奇思妙想的灵感来源和驰骋想象的创作语境。雪域高原本就是一个信仰的世界，想象的世界，这个人神共居的世界，每一片土地都弥漫着自然与神灵的气息，人供奉神灵，神灵护佑人，人与神灵互惠共存，相得益彰。部落、草原上传诵着说不完的英雄故事，如奔流的江河从未断流，延续至今。作为英雄史诗的传扬者，自然环境和文化空间的加持力，对丹增扎巴自然无比重要。神奇的大自然为格萨尔艺人插上了诗意的翅膀，把远古的神话时空、金戈铁马，战争硝烟与和平女神的容颜都带到了他眼前的生活中，成为开启他诗性智慧的圭臬，激活他潜意识灵感的催化剂。
著者将丹增扎巴对史诗本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置于他成长的自然生态环境、民间传统文化中，勾勒出其故事结构形态的参照物和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写作视角，以及创造性的艺术神话思维形式，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中，自然与文化、主体性的体验模仿与理解感悟等有机地融合在了丹增扎巴“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中。
二、“想象性类概念”建构的英雄世界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著名的人类学哲学著作《新科学》中，将“诗性智慧”作为想象的审美共通感，阐释了人类的理解想象力是如何根植于个体生命以及与他者的融通中。在他看来，人类与生俱来就有非凡的想象力，诗性智慧就是凭生动的想象力来创造，以直观方式对生命本质进行关照。诗性智慧代表着人类的想象力、创造性以及生存品质的整体性与超越性。人类的想象、直觉和感性自诞生起就深深打上了族群文化诗性智慧的烙印。希腊神话流传千年，伟大的荷马就是希腊人不羁的想象力、绮丽的神幻思维创造出的英雄人物。
从“神话思维”到“诗性智慧”，旦增扎巴的“智态化”叙事文本以“想象性类概念”建构了他的英雄世界。著者在书中分析：“其创作演述看似是一种书面化的创作，实则是一种口头传统在另一种方式下的演绎；其文本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场景、主题、故事范型等诸多事项，看似是故事情节的一般性展现，实则是一种对现象世界在另一种视角下的观察和解读，倾注了艺人的生命意识……将现实与理想、战争与和平、慈悲与无情融为一体，在创作过程中，心灵的激情自由穿梭于虚实、空灵、古今、时空之间。他的文本不仅仅是简单的叙述英雄故事的史诗，而是一种在‘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意象化世界之旅中演绎出来的‘精神图谱’”。 这个“心游万仞”的意象化世界演绎出来的“精神图谱”，是诗性智慧不同于实用理性智慧的感性智慧，而个体情感的寂静“观想”，心思旷达，简单质朴，也是藏文化的诗歌传统，是藏族诗性智慧与西方诗性智慧的显著不同点，“观想”传统把想象力带入特定的生命情景中，既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缅怀，也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更是对于生命本体精神的一种绵密传承。
作为“智态化”掘藏艺人，丹增扎巴眼中的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意象世界两部分。他通过观察现象世界认知、解读潜藏于其后的意象世界或意义世界，也就是把无数个偶然或必然的现实事项视为蕴涵或象征某种意象世界的“信息流”。这种“信息流”又通过现实生活或经验世界中的某种自认或人为的现象，抑或在梦境幻觉中出现的某种符号、文字、意象等象征性符号呈现……“信息流符码”在他的世界中随时会出现，甚至一件很普通的事项，在他看来也具有某种神秘意义，代表和象征着《格萨尔》故事的某个片段或主题……史诗故事的习得完全属于一种个体的神秘心理性体验。
旦增扎巴意象世界“个体的神秘心理性体验”，即为诗性智慧的“想象性类概念”。作为观照史诗世界的特殊方法，其核心的艺术思维方式便是想象、幻想。诗性智慧是想象和创造的智慧，也是超验的智慧。我们不能不认同人类所有创造活动都首先是从想象出发，进而开拓到一切领域，特别是宏大史诗叙事的发生或创作更需要超强想象力。“古代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制度、宇宙观等的起源, 都是古人运用诗性智慧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创造。” 通常我们会将“类比推理”称为现代思维方式类型之一，其实，早在人类原始神话思维阶段，这种认知方式早已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一种能力。诗性智慧之于一个当代格萨尔艺人的想象力，又是怎样的相映生辉？我们可从本书附录部分，看旦增扎巴观照格萨尔史诗世界的方法：
在书写时，一旦开始提笔书写，一句句、一段段故事相继涌入脑海，并不是整个故事在霎那间显现在脑海。有时，若干个故事情节同时纷涌而至，让人不知道应该先捕捉哪一个好。有时，一些意象顷刻间涌入脑海又在霎那间消失。我怀疑，这是不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能够自由驾驭（自己意念中出现的），有时，虽然在心里显现了一些信息符码，但若想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又显得很模糊。在任何嘈杂喧闹的地方都不能静下来写作 ……
每当我开始写《格萨尔》故事时，首先要念诵《七句祈祷文》和《格萨尔祷告文》，将自己的心置于世俗的杂念之上，与格萨尔、莲花生等智慧之心融为一体。然后，矫正自己的道德信念，发善愿。开始写正文时，一心将所显现的内容付之于笔端，还要寻找叙述善事的段落，停笔歇息（因为我个人认为，在叙述一个美好事物的段落处停笔，办事会很顺利圆满，反之，做事不利）。在完成之后，又要这样发愿：书写格萨尔上师传记所带来的功德，将消除世界上一切疾病、饥饿和战争，让佛教有情众生之事业弘扬光大！总之，神授故事是由于自己曾经得到（莲花生）嘱托和发愿，而今对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及其本质有了感悟，自己的智慧之门得到开启，并从中涌现出宝藏之波涛而创作出的……
如果艺人的智慧之门已经开启，那么，书写的史诗故事内容自会从他的意念想象世界中显示出，并汹涌而来。丹增扎巴的文本《杰瓦益西宁布传记》，是一部关于《格萨尔》岭部落支系——直家族弟子的前世生平业绩。关于这个故事的缘起，丹增扎巴称自己是直家族某个弟子的转世，“转世”，直接将个体生命的某种情感、情结与史诗故事人物有了必然联系。艺人自述：有一年去拉萨朝圣，来到唐古拉山附近的一个叫盐水品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个盐湖。有天夜里，他梦见一座神山，山上有据说是藏珠喇嘛乌坚的修行洞，两边流淌着潺潺溪水。旁边有一城堡，只剩下残垣断壁，在他的想象中，此地正是史诗中岭国三十员大将之一的直噶德的城堡遗迹。次日，他就激动地写下了《直噶德赞词》。
无论是梦的媒介或是神的启示，诗人、创作者总能通达无限的想象力花园。丹增扎巴“自认为是直家族弟子的转世”，这个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也是他想象力和梦境的引线或动机之一。梦中浮现的所谓家族的以往记忆，那些潜意识中隐匿的故事人物、主题、情境等，其实都是在强调创作者个体生命与自然环境、宇宙万物的沟通与交流，是艺术本性的“灵韵”显现与情感互动的彼此印证。格萨尔艺人这种前世今生的“想象性类概念”，打破并重组了通常的所谓空间与时间的结构，创作主体是以个体生命为内核，感受心灵和自然的原始性、隐喻性，于是来自本源的诗性、梦幻性和自由灵活的想象力皆成为他文本创作的“情感脚本”，使其创作表现出生命的情感性和具象性的一体化、史诗故事与生命情感的同一性。高阔的疆域总为善于诗性思维的民族创造了信仰的蓝天，想象力让神灵和梦幻由此布满诗意，丹增扎巴的英雄世界由此建构。
三、民族“根隐喻”智慧的融合演绎
大千世界，万物环环相扣，皆有自然的相似性与各种辨证联系，这是隐喻之所以存在的理据。亚里士多德说，诗歌是隐喻的语言，诗歌使用隐喻最多，一个字面背后还有另一个隐含本质的根源意义。美国哲学家派帕（Stephen C.Pepper）1942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隐喻理论——根隐喻（root metaphor）。派帕的根隐喻理论，本质、直白、清晰地浸透着哲学对立统一辨证的原初运思，致力于说明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观察世界的。 俄裔著名诗学家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借助失语症的研究，确认了隐喻与相似性的直接联系，认为隐喻是表达相似性“最凝练的方式”。 根隐喻的哲学思维阐释了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都是隐喻式的。隐喻不仅存在于我们表面语言的使用中，还存在于我们思想与文本的创作实践中，隐藏在人们思维系统中的“根隐喻”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深层核心概念。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世界早期的认识，并且对我们日常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与生俱来凭借原型、潜能、直观、想象，拥有了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或玄学思辨。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和“转喻”已经成为《诗学》的核心概念。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隐喻研究的多学科突破，隐喻有了更丰富深刻的表达方式，“根隐喻”可称为一个民族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基础。如果我们把藏传佛教文化作为阐释与旦增扎巴世界观、创作观互相联系的“根隐喻”中心范畴，我们就能看到，诗性的本质特征就是隐喻和想象，他的文本创作图式，以诗性智慧的形象思维将“原始智”特点的“伏藏”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文本叙事的结构模式上，显示了创作主体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与格萨尔史诗千丝万缕的自然链接，具有从认识论和哲学思维角度的合法性阐释。即“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在藏传佛教文化对待事物的一种特殊视角下，表现为创作图式与主体性神话思维、想象性类概念和民族“根隐喻”的融合演绎。阐释了关于生命哲学的意象化文本，传承并建构了格萨尔史诗的智态化叙事，通过根隐喻的映射从而体会传达史诗世界的故事内涵。
著者对《格萨尔》伏藏本文本有过较长时期的关注与研究，其博士论文为《伏藏史诗论》。这一前期积累和认真准备给予本书的写作以极大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附录部分，有一段作者对果洛本土格萨尔专家诺尔德的访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伏藏史诗的“智态化”：
智态化（dag-pai–snang-ba）与掘藏史诗雷同，可作为伏藏的一种。这种类型的史诗，是由于掘藏师本人曾经是岭国时期某个人物的转世，今世又自然重新回忆起过去的往事，这种回忆是以智态化形式出现的，不着任何迷执。譬如，岭国时期曾如何出征、如何征服宗堡、妇女们如何饯行等都如实显现在心中。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岭国时期的人物转世，这种智态化的意念就不会产生。佛教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一种先在的原始智ye-shes，这种智不着迷执，毫无妄念，清净无垢。在这种智态下，能够超越一切世俗的偏执、意念，透视出事物的本来面目和本质。掘藏艺人由于曾受莲花生的嘱托，蕴藏在掘藏艺人心间的伏藏具有这种原始智的特点。伏藏内容或回忆起来的往事，也因此无经任何污染保持其原始状态和真实面貌，这就是“智态化掘藏”。
“智态化”一词本属于藏传佛教伏藏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有时被称为“智态化伏藏”，藏语谓“塔囊”（Dag-snang），在佛教文献中被译为“净相”。佛教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一种先在的原始智（ye-shes），一种超越一切世俗偏执、妄念的智觉，透视出事物自性或本体世界，是超乎人类一般思维定式和超经验世界的认知视角。著者追根溯源，将“掘藏或伏藏文本”渊源追溯到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伏藏传承，认为旦增扎巴作为一个格萨尔“掘藏艺人”，是“把整个藏传佛教的兴衰史作为其文本叙事隐喻的逻辑范式，并在传统格萨尔文本基础上进行了主体性再创作。他把《格萨尔》史诗故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格萨尔天界下凡，降伏四方妖魔，为格萨尔弘佛事业的前宏期；第二部分奉天神之命，攻取十八大宗，为中弘期；第三部分‘八大弟子’各统治岭国七年，征服一宗，乃后弘期。这种三分法的史诗故事结构完全受到传统藏传佛教历史分期的影响”。同时，这类文本创作来源于艺人的深层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被民族根隐喻思维所维系，是一种人类原始智天赋带来的共同的思维结构。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根隐喻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在语言和文化的衍变中，根隐喻永远不变地使人与自然万物间建立了人类精神心理中最原始的关联域。根隐喻和隐喻思维链接着人类古老生活的宗教、仪式、巫术、习俗和基本信仰，不仅是史诗存在传承的根基、史诗语言创作的构成方式,也是史诗文化的基本构成方式。从隐喻思维来看，物质的世界即是一个圣物的世界，也是一个事物的世界，任何事物，树木、动物、植物或者颜色等等都可能具有隐喻性或符号功能，它自身也同样隐含着一种表意程序，一种特别陈述，隐含着一个意义场或自然-文化的关联域。正像每个句子或本文的构成包含着一系列的语词。一个实际的仪式程序也并不只涉及一种象征物，而是依序波及一系列的象征物。“人类古老的生活形式由于具有一种象征性,由于对事物的符号化的理解,人类的活动才变成了文化活动，其生活形式才成为文化形式。在某些传承了神话与仪礼之遗风的习俗中，事物的符号性与行为的象征性。不仅净化了行为的粗蛮性，而且增添了文化意义，甚至具有某种诗意”。
不难看出，作为一种体验、情感方式、信仰和一种理论范畴,原始智（ye-shes）是根隐喻的哲理性思维结构，其实亦存在于各民族文化早期的精神心理内核中。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荣格以科学的态度，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宗教中，来理解人类的幻想和梦境，他的原型理论、集体潜意识概念，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他说“在我看来，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符合于religio一词的原始用法。religio意味着对某些充满活力的要素的细致而小心的体察。这些要素被想象为各种‘力’（Powers）——灵气、魔鬼、神祇、法则、观念、理想等。无论人们以什么名称去称呼这些要素，它们在人眼中始终是一些强大、危险、有益的足以对之仔细体察的东西，或者始终是一些伟大、美丽、有意义的足以对之虔心崇拜和爱戴的东西。在日常的口头语言中，人们往往说那些热情专注于某一追求的人对自己的事业几乎是一种‘宗教式的献身’。例如，威廉·詹姆斯就曾经说，通常，科学家并没有任何教义，但他们却具有‘虔诚的气质’”。当然这里的“宗教”不是指宗教的教条，而是建立在对某种具有“神秘”性质的体验及其在意识中引起的变化的忠诚、信赖和相信之上，一种主体的体验意识特有的态度。通过这种视角所体悟到的现象世界，便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想的意义世界，是诗性思维不可或缺的哲理审美境界，并成为文本“文学性”直观而具体的表述。
丹增扎巴的创作文本明显呈现出两种文化系统的创作印记。首先是故事的原型文化形态，其次是故事的再生文化形态。两种认知形态既是格萨尔史诗英雄叙事中的始元本真，又是史诗故事的演绎或再创作形态。口头文学的“活态传承”与民间文学的“文学维度”两者相结合，既是“以己度物”的主体性体验下英雄故事的文学创作，也是“想象性类概念”认识的宗教化、信仰化的英雄叙事。实际上更是对史诗艺人所生活的部落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的隐喻和阐释。这种根隐喻的融合性演绎思维，使得人们把存在的东西看作喻体去意指那些不存在的或无形的喻意。一切存在的，只是一种象征。壮丽的隐喻、动人的故事，才是诗歌的生命。在这种思维状态下，“智态化”文本艺人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些已证悟佛性、彻悟事物本质和“原始智”大智慧思维者。
四、结语
20世纪末，劳里·航柯在对西方史诗的研究中发现，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预言21世纪对史诗的研究将会更加多元化。《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一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积累的《格萨尔》伏藏史诗资料的再度整理与研究思考，通过田野调查、文献资料和艺人手稿的归纳分析，针对格萨尔史诗个体记忆形态的发现与反思，是一次对格萨尔史诗理论与实践跨学科探索。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民族“根隐喻”智慧对待事物的一种特殊视角下产生的特殊文本，并非本雅明焦虑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如上文所述，旦增扎巴的文本创作图式以诗性智慧的形象思维，将“原始智”特点的“伏藏”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文本叙事的结构模式上，显示了创作主体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与格萨尔史诗千丝万缕的自然链接，即“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在想象性类概念和民族“根隐喻”的融合演绎基础上，阐释了关于生命哲学的意象化文本，建构并传承了格萨尔史诗的智态化叙事。
对旦增扎巴文本“创作图式”的分析和归纳，可以拓展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域的学术潜力。“智态化叙事传统”的象征主义手法和超世俗的叙事视角，在民间叙事中的独特演绎，是对史诗传承类型的重新发现与建构。这种所谓特殊的叙事文类，早已存在却从未被深入研究与真正命名。著者视野开阔，文献翔实，其学术性和探索性对当下相对薄弱的格萨尔学科建设和史诗理论研究以及学术范式的转换，具有开创性意义。新的学术思考点和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为格萨尔史诗学的“国际对话”与学术互鉴，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原刊于《西藏研究》2020年第6期
丹珍草（杨霞），女，藏族，文学博士，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化部民间文化研究评审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藏族文学和格萨尔史诗学研究。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论》《文本·田野·文化：多重视阈下的藏族文学研究》《藏族当代作家双语创作研究》《差异空间的叙事》《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承实践及其文化表征》等学术专著5部、译著1部。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