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和流离，无论是对脚下土地的坚守抑或是为了精神归宿的远航，在很大程度上却共有着同样一种挚诚与热爱。何其芳在《树荫下的默想》一文中感喟，“是什么在驱使着我？是什么使我在稍稍安定的生活里便感到十分忧悒”，精神的羁旅与思想的摇荡给了诗人最敏锐的感官，那无声的土地却使人备尝内心的苦闷煎熬，也正如列美平措的诗歌所言，“诗人最大的悲哀/ 来自莫名其妙的忧郁”。作为藏族诗人的列美平措对川西这片土地无疑爱得深沉，“雪域圣地”有着词语之外无以言表的深沉与肃穆，然而宗教内涵与精神书写也可能对少数民族诗歌批评的总体性视野带来一定的阻隔或拘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如何审视时代以及自身？如果抛开既定的思维观念而重新回到诗歌文本，触摸列美平措诗歌中素朴真诚的“地方”与“我们”，或许能够从解诗学意义上为我们带来某些不同的阅读感受。
一、地方：“我”与“我们”的身份建构
那些融入生命体验的“地方”，最终成为一种源头书写的印迹和精神意义上的原乡，“我知道故乡的位置/ 我行走在我的土地”（《这时》），纸上的文字勾连起个人的感官体验以及正在生成的主体性，词语的书写更联系着诗歌的共时体。诗歌的真诚，在元诗向度上首先体现为一种诗人对土地以及诗人自身的真诚，进而触及对诗歌的书写和语言自身的回溯，通过对土地以及自我的审视从而获得精神性的观照与思想辨识，如列美平措在《无题》一诗中所说，“我如同我的诗/ 不加任何的注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对地方的书写间杂着一种流离与守望的文学冲突，“我”一方面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而另一方面却又渴盼隐匿或缺席，时刻遭受着“地方/文化”所因袭而来的记忆所倾轧，这种冲突与心理的抗争将文字与文字背后的撕扯、拉锯或现或隐地呈露出来，充满诗歌艺术的张力。
试看列美平措诗歌中“我”所面临的种种焦灼：“我”首先面临的是对自我身份的质疑和探询，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或建立一种持续的、有机的对话联系；其次，这一潜在对象既包括自我身份的确证与历史时空中个人的位置，同时也必然涉及个体与个体自身的内在叩问以及“我”与诗歌或语言本体的精神思辨。因此列美平措的诗歌一方面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我是什么，而另一方面则进行延展性的思考——我想要什么，正是“我是”与“我想”共同织就了列美平措诗歌中“我”与“我们”的身份建构历程。诚然，这一身份建构的努力是自始至终参与诗歌创作的，凝聚着诗歌创作主体的执著与艰辛的同时也深刻烙印着“地方”所具有的独特资源和精神印迹。“我是什么”联系着诗人对地方与自身的辨认，更是诗人列美平措执意探寻的诗歌母题，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来看：
“属于我的真实形象/ 却如一棵枯树立于雪原/ 任风冷酷的目光肆意横扫”（《风常截去阳光的热量》P14）
“相信你不会愉快地接纳我/ 我是一颗变异的种子”（《城市》P16）
“我的肺叶由红到黑/ 我的面孔已经苍白如纸”（《架上的书》P50）
“我是一个坚定的意志/ 从亘古延伸于今天的足迹”（《路碑》P93）
“我已不知道/ 村里还有多少人/ 流着与我一样的血液”（《在俄洛》P128）
不难看出，“我”对于自身身份的探询是异常坚定的，同时回溯自身的历程和精神追逐的道路渐渐合为一体，既充满雪域荒原的风暴危险而又激励着诗歌主体积极地面对，甚至坦然接受可能的“变异”与“冷酷”。个体对自身源头真实形象的探溯，艰难险阻与沧桑变幻最终交织成为一种未知的惶惑与新鲜的期待，并在主体身份建构的历程中使得“我是”与“我想”成为相互勾连的特殊命题，例如下列诗歌文本：
“我始终渴求视觉新鲜的景观/ 昨日的阴影却总缠绕我的裤腿”（《那座碉楼》P8）
“我的升华，从此逆向行进/ 背离候鸟的规律 溯河而上”（《第一首》P163）
“每个终点又都不是我的终点/ 心在孤寂的轨迹运行”（《旅人》P90）
“我相信不会有人止步/ 牦牛不停止吁吁之喘息”（《路碑》P93）
“我猜想祖先宽阔的胸怀/ 怎样被苦难填平”（《驮在牦牛背上的诗》P120）
诗歌抒情主体“我”所理想和希冀的追溯道路无疑是孤寂而决然的，永不停歇更不轻言放弃，诗歌自身即为一条精神的远路并且联结着地方与人们共通的文化记忆；而且，那些历经苦难和疼痛的洗礼之后沉淀下来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心理，恰恰是构建和确证“我们”当下存在意义的有效方式，列美平措的诗歌用其特有的语言来诠释“我”与“我们”的内在关联。再结合列美平措的诗歌文本来看，其中不乏对共同体（“我们”）的诗性言说以及充满思想辨识的真切抒写：
“我们就是这样过着日子/ 可稍有回忆 都疼痛难忍”（《废墟》P15）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 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宿营地/ 带多少粮食和饮水/ 我们才不被饥渴所累”（《想象的日子》P32）
“我们把自己关在屋里/ 沉浸于上个世纪的田园风情”（《阴雨季节》P42）
“而在我们渐渐淡去爱情的甜蜜/ 真正属于我们的痛苦就接踵而至”（《一种感觉》P51）
“我会用枪去击碎天空/ 然后 张开双臂迎上前去/ 因为我们都诞生在/ 同一片神奇的雪域啊”（《寂静的山冈》P104）
集体的知识经验凝结而成的文化记忆浸润了疼痛、饥渴、创伤，从一方面来看，“我们”所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痛苦和颓败而非聚合和建设；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的属性和身份的建构而使得“我们”血脉相通，哪怕是离散和流亡的族群一样有着类似的、无可辩驳的生命印迹。“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者”，因着雪域和血脉乃至文化记忆诸种要素之间隐秘的联结，地域、时间、个体勾连而成的共同体“我们”成为同时代人，在生存的同时持续辨认着个体的身份建构。主体辨认的进程必然是艰辛而孤寂的，正如列美平措的诗歌所说，“我”只有通过藏匿自己才能够重新发现自我，“我仅是匆匆而过的路人/ 没有让人窥视心灵的必要/ 脊背被阳光暴烈的烘烤/ 灵魂在阴影中熟睡不醒/ 而我无需向谁袒露什么”，随之潜藏的不单是灵魂与人性的秘密，更包含自然的隐秘与不可言说的诗性之光。
二、自然：雪域生态的风景书写与文化记忆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上述解诗学的思路前行，不难发现“我”与“我们”的精神姿态和观看方式凸显出别有意味的共性特征，即自然风景的特殊内涵。在列美平措的诗歌书写中，地方记忆和个体身份相互夹缠的抒情背景是雪域自然，而同时雪域自然不自觉地成为与之并行的言述主体，生态和风景重新具备与个体精神相同重要的意义。“我”与“我们”领受着自然的福泽，同时也必然禁受着自然的磨砺，脊背被阳光曝晒着，“我背向太阳行走”（《我需要藏起自己》），“而我在背向太阳的一面/ 不能直接领受他的恩赐”（《风常截去阳光的力量》），类似的诗歌表达传递出一种复杂的情愫，“背向”并不简单意味着摒弃或抗拒，自然与“我们”的关系在持续的对话与辨认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随着时间的流转，“绿了又黄的是草地，/ 涸了又涨的是河流”（《有些事》），诗歌的抒情主体身处于历史嬗变与茫茫人海中，无法抗拒的同时又无法确证自身的存在。雪域自然成为身体和灵魂最后的栖息地，“我们”沉浸于上个世纪的田园风情而且有着始终“无法排遣的忧郁”（《阴雨季节》）；同时雪域自然隐秘地联结着“我们”的血脉、古歌、情绪，联结着“我们”共同的记忆，正如列美平措《古歌》一诗中所说的那样，“我理解隔膜来自关闭的心灵/ 但流淌于血脉中共同的血液/ 将穿越一切人和自然的阻碍”，雪域和自然成为某种集体意义上的精神原乡。
生态意识与自然精神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和关注，在汪树东的观念看来，当我们开始反思人类文明或历史世界时，处于机械和惯性而将当下的精神贫瘠与生存困境归咎于外部的历史世界，“似乎认为文明只是历史世界对自然世界的持续反动；而人的惟一出路就是返回到自然世界，以自然世界中的种种价值意向来为人类文明重新奠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雪域自然的无言与个体心灵跋涉的忧郁形成一种内在的契合，自然精神以及其彰显的价值取向与自我身份的确证无疑是艰难的。自然物象与个体情绪、精神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荒野、河流、风暴、太阳、高原、季节、草原等自然物象浸染了诗人列美平措诚挚而热切的生命经验，“我”在夜的草原摸索，感受着两脚踏进冰水；江河沙哑喉咙，而远处的雪山紧缩眉头；大雨顷刻间降临，冲撞着被压抑的心境……雪域自然圣洁而高远，同时雪域自然有着寒风的肆虐与流水的无情，充满着情感精神的冲突与张力，诗歌的抒情主体面临着心理的紧张与焦灼。
“牦牛”被诗人比作“高原的舟楫”，如若没有草原则丢失掉行进的方向，同时牦牛有着“生存千年的经验”，成为草原人们精神的慰藉；而另一方面回到草原生活的场景中，牦牛在诗人列美平措笔下留存着古老的野性，牦牛夹着滴血的尾巴正在吃草。“太阳”一方面因为高远明亮的光芒而被礼赞，“在高原的阳光下/ 一切纯净又自然”（《高原的太阳》），太阳被当作是永远“英明的神灵”，但同时“所有的荣誉也归属于她/ 秧苗陷入泥土 生命垂危/ 土地干裂的嘴 渴求雨露”（《旱季》），在精神跋涉的旅途中，抒情主体“我”偏爱的是背向太阳的行走，咀嚼的是太阳背后没有被照射到的那片“忧郁”。
“别相信流水无情的谎言/ 与河流相交成为它的朋友/ 最终你将结识大海”（《别相信流水无情的谎言》P20）
“与命运的河流相比/ 它们顺畅得太让人失望”（《河流》P24）
“即使将自己的房屋构筑于荒野/ 风 也无力侵蚀我心灵的世界”（《风只是季节的预言》P22）
“草原被紧紧勒住了呼吸/ 猛兽也发出惊恐的呻吟/ 而你仍旧继续发泄 直到/ 你窒息于自己的发泄里”（《荒野的变奏》P159）
“草原曾在哄闹里错乱脚步/ 苍凉和荒芜在悲哀中徘徊”（《时代》P95）
“秋天不愿离去/ 秋雨是它乞求滞留的泪/ 我们被季节捆绑”（《秋天不愿离去》P41）
河流、荒野、寒风、草原、秋雨，诸种雪域自然的物象进入诗人列美平措的私人感官体验中，凝聚着精神向度的沉重枷锁与无尽的恐慌，抒情主体与地方经验彼此糅合并且亲历着雪域风景的呼啸，“我体验了所有时代的辉煌史诗/ 以及生活在雪域人们的/ 所有撼天动地的感情”，同时又必然目睹眼前所有文学风景的消逝与湮灭，“总是他们的步履涉过以后/ 所有的风景都要消失”。与其说雪域和自然构成了生存主体最后退守的归栖之所，不如将自然精神为特征的价值守望看作是某种拒斥与卑微的相互融合，自然与诗歌同样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带来心理情感的抚慰。雪域自然使人们亲历和咀嚼疼痛，同时又以恰到好处的审美距离而被“我们”凝视与观看，从雪域自然中萃取那份静穆悠远、自由纯粹的美学慰藉，这片雪域和自然因此聚积和沉淀了“我们”所有人生命与生活的记忆。在诗人列美平措看来，高洁肃穆的雪域圣地已然成为地方经验透视下“我们”共同的生命底色，我们不知道应该崇敬还是憎恨那些“酷爱探险的勇士”，正如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接纳或拒斥我们自身一样，享受安宁平和的同时又在精神辨识的险境中四面奔突，在痛苦与焦灼中完成真正属于个体自身的圣地之旅，“我的意志是踏在你的蹄印中复苏的/ 凝视你 凝视你身后雪山的背景/ 我相信 我们的渴望/ 是生灵对草原最深刻的渴望”。
三、神性：痛苦忧郁与精神超拔的可能性
列美平措的诗歌中雪域圣地的高邈肃穆不仅仅源自于宗教涵义本身，更因为“独自行走高原”的这份坚韧和决绝，雪域自然蕴藏着无限的神奇隐秘、想象得以苏醒、心与心自然相交，同时以诗歌的智性抒情而勾连起自然的隐秘和源于人自身的秘密。列美平措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无疑是“酷爱探险的勇士”，同时又以深沉忧悒的眼睛凝视着雪域高原这片沧桑的土地，诗人列美平措与草地天葬师的对话似乎成为某种心灵的叩问，“你消瘦了他又丰满他的思想/ 你撕裂了他又复苏他的心灵/ 他清理着你生前死后的遗产/ 他的笔灌注了他和你鲜血”，彼此撕扯的同时又相互成就，天葬师的形象既是一位力图呐喊唤醒沉睡人们的精神斗士，同时兼具着诗性言说和执著追寻精神超拔之可能性的诗人特质。惟有敏锐而充满危机意识的诗歌，才能洞察“草地年年枯萎又绽新绿”的背后那日渐枯槁和板结的生命与灵魂，时时警惕个体心理与族群文化自身面临的危机与困厄。马绍玺认为少数民族诗歌的言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被“他者”和异质文化围困的境遇，“在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言说过程中，对自己构成挤压和伤害的无处不在的‘他者’文化被它们省略，但这被省去了的‘他者’却是它们意义生成的重要的场域”，正由于这样一种内在的对话和精神的辩驳从而能够挣脱单向度的思维范式，在观看与省视的双向视域中更新对自我的认识。列美平措诗歌中传递出的个体选择和精神姿态，通过对历史世界与知识经验的检视进而实现我们对集体文化记忆的重新反思和辨认，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人自身的“秘密”而亟待着我们去探询去说出，也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使每一首诗歌能够说出她的全部。诗歌在显性意义之外潜藏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隐秘，那些痛苦和忧郁背后实存着难以言说的蕴涵，列美平措的诗歌借“书写”来对书写本身展开精神向度的自我辨识：
“而你回溯当时/ 你却感到/ 你别无选择”（《忧郁的时候》P63）
“我常思考自命强者的/ 人类 究竟又多少极限”（《归》P102）
“我渴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并从此不再怀疑生命的所有意义”（ 《圣地之旅：第四首》P170）
“同他共度岁月的情景/ 可除了一双忧郁的眼睛/ 你却什么也没有想起”（《许多年以后》P53）
面对命运的嘲弄和岁月的淘洗，抒情主体偏爱的是一种苦行僧似的命运抉择，“在苦中品出你的甜蜜”（《人生在世》），感受到生命的困顿和“堆积于躯体的灾难”（《风景》），“羊被驯服为桌上的佳肴/ 狼被骄纵为凶残的食客”（《读史》），使得个体的生存世界充斥着失望乃至于绝望。惟有在想象的远征里，“深陷积雪 呼吸急促/ 满脸是青乌的色彩”“坚冰划破腿脚/ 抓一把雪敷在伤口/ 看雪开成红艳的花朵”，正像诗歌《臆想之旅》末尾所慨叹的那样，“这是一次臆想的旅行/ 这是一次并非臆想的旅行/ 这是我们的生命之中/ 永远令你神往和痛苦的旅程”，痛苦和忧郁成为生命最后的布景。尽管如此，但无端的忧郁和无尽的痛苦更能引发人类对自身的思考和探询，诚如诗人列美平措在《浮躁》与《时代》等诗歌中的表达，痛苦和忧郁已然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而且永远无法去逃避，“所有的焦虑与困惑/ 其实是一种心灵的暗流”，激励着我们持续地省视时代与自身，并且不断地荡涤肺腑、澡雪精神：
“奶茶煮沸了就会有芳香溢出
耻辱与愁怨将被希望的膨胀冲破
紧锁的喉咙不只是暗夜的点缀
远处 牧人骏马与牦牛踏歌而来
推出一幅大自然中生命永恒的油画”
雪域自然在诗人列美平措的笔下并非闪耀着单一向度的“圣地”光环，更类似一种通过诗性言说而实现自我省思与思想辨识的“绝域”，既容纳白雪、牧人、荒野、命运的河流，同时又一遍遍地咀嚼雪域背后的生存境遇与潜在的精神冲突，痛苦和忧郁更似于存在之思的一双孪生的幼子。换言之，奶茶的芳香与紧锁的喉咙彼此守望而又相互倾轧，精神的冲突反倒成为我们建构起行进中生命画卷的内生动力。雪域圣地所承载的自然精神，内在地联结着自然的神性以及人类自身的隐秘，甚至已经接近于成为一个指向当代生存的神话原型。
“向西 向西我拼命向西/ 找寻一片洁净无污的圣地”（《圣地之旅：第二首》P166）
“即使我所有的努力和梦想/ 全都成了春天最后的积雪”（《独白》P110）
“作为诞生于雪域的人类/ 它想你的血肉与筋骨一样/ 浇铸与你的灵魂之中”（《浮躁》P78）
“独自行走高原的边缘和腹心地带/ 寻找一片慰藉心灵的圣地/ 我渴望并相信我会如愿以偿”（《圣地之旅：第一首》P164）
抒情主体的全部渴望与梦想憧憬在雪域高原得到最后的承载或安放，这一精神原乡与神话原型同时也给予人们以更为敞亮的启示，“我们”生长并且劳息奔波于这片雪域和自然，但同时“我们”又殚精竭虑地找寻自然，执着地辨认着精神绝域的边缘和生命的终极意义。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诗人迷茫、矛盾的心态展现得一览无余，在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族群问题的思考上，列美平措是远远多于其他藏族诗人的”，这一真诚朴素且充满思考深度的书写姿态进一步凸显了诗人作品的珍贵品质。雪域和自然不自觉地成为一种精神历险的路径，藉由对地方经验与自我身份的探询进而真正明确“独自行走”的价值根源，作为观看对象的雪域自然同样凝聚了痛苦和忧郁、耻辱和愁怨，同样标示出当代诗歌总体性认知的可能，即个体或时代通过生命反思与思想辨识从而达到精神超越的潜在方向。
从雪域自然与当下现实生存的对照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文化膨胀与意义繁殖背后的窘迫和不安，罹患怀乡病的人们不断地检视自然或乡土视界以期作为疗救忧郁和痛苦的药方，但更多面临的却是心理漂泊与精疲力竭的苦果。姜涛在分析当代诗歌“快感之快”的症结时说，“所谓‘词语的我们’，可以让人宽泛地联想到沉溺于文字的诗人、作家、学者们，‘我们’的工作不过是通过‘词语’不断的配置、变形、交换（交配），来繁殖更多的意义，生产更多的利益和快感”，为着词语的裂变和新鲜的刺激而东突西走，但却不自觉地漠视了地方经验与个体身份的探询，继而使诗歌丢失掉生命的经验与自然的底色并且滑脱成为技艺的风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美平措的诗歌根植于这片真实的雪域和自然，从“我”与“我们”身份建构的源头阐发“地方”与血脉认同、文化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读者在雪域的圣洁高邈以外真切地感受到诗人踉踉跄跄的“独自行走”，“我的意志是踏在你的蹄印中复苏的/ 凝视你 凝视你身后雪山的背景”（《圣地之旅：第三首》），藏地诗歌的特殊魅力恰在于这份深沉与本真。诗人不止一次地宣告“我需要藏起自己”，并且以此作为诗歌与生命的信条，然而诗人的主体意志和精神姿态却在对雪域和自然的持续辨认中愈加坚韧、卓绝，面对当前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对人类、词语、万物之间纷乱动荡的书写，我们有理由相信贫瘠与困厄凝滞而成的阴霾终将消逝殆尽，与死亡之神和个体生存展开的对话或许能够激发精神超越的潜能，“何况有个写诗的列美平措”已然作出其应有的回应。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周俊锋，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现代新诗语言与形式研究。
列美平措(1961～) ，当代著名诗人，藏族，四川康定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贡嘎山》杂志社编辑、主编，副编审。四川省甘孜州作协副主席。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心灵的忧郁》《孤独的旅程》《列美平措诗歌选》等。曾获两届四川文学奖，首届、第二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等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