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向来重视乡土、故乡、亲情，有关乡土亲情的文字，亦是中国文学之重要源流与内容；自《诗经》以降，这些乡土亲情的述怀，其价值甚至超过了“抵万金”的家书，是文人、旅人、异乡游子心灵的慰籍。作家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说，“我要以它（《秦腔》）为故乡树一块牌子。”借用贾平凹（1952-）的语式，我们也可以说：藏族女作家雍措的散文集《凹村》，是她为故乡树的一块牌子。
散文是作家书写情感与性灵的文字。情感，是真情实感，是作家的亲身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之后所滋生的东西；性灵，是作家个性、理念、风格、文化的体现。情感与性灵，既是散文这一文体的共性，但更是每个作家的个性表达。近年，关于散文“形而上”的问题争论颇多，“什么是好散文”的观点亦各不相同。但是，好散文也有其共同的标准，那就是无论是文字还是情感或是创作态度，都十分忌讳矫揉造作，以简洁、纯朴、真实为佳品。雍措的散文集《凹村》，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文集佳品。本文试图从凹村在哪里、万物有灵的世界、土地亲情等角度，对雍措的散文集《凹村》进行简单的述评。
一、“凹村”在哪里？
最近，有记者在有关雍措的专访中写道，雍措的家乡鱼通，地处大山深处，前后都是高大险峻的山蜂。山与山的夹缝里，生长着一片线一样的天空，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对于为何将散文集取名为“凹村”，以及“凹”字之意，雍措说：“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越来越多心里安全感的缺失，我觉得，‘凹’字两边凸起的地方，给我一种越来越深刻的安全感和平稳感，再加上家乡地处的位置也刚好是大山凹陷下去的地方，所以最终给散文集命名为《凹村》。”雍措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凹村”是她“安全感”与“平稳感”的诉求，是她梦幻与精神的“家园”；第二层，家乡所在之村庄，就是大山凹陷下去的“凹村”，这是物质的现实的“家园”。
精神的“家园”就是“原乡”，而这个“原乡”是永远找不着也回不去的地方。这种情形，造成了人类精神的“流浪”状态以及对“原乡”的永恒“找寻”状态。近年有一个频度很高的短句“在路上”，大体上也说着这种情形。而另一个词“乡愁”的“之所以愁”，原因也在于“回不去”。因为，物理外壳上的家，并非人之真正安居的家。真正的安居之所，乃在于那种能安顿灵魂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认同和承认的“家”。
作家之于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作家拥有一种精神世界的构建能力。普通人也有精神世界的构建能力，但普通人的构建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或缺少美学与艺术之价值的，如果普通人所构建的精神世界是完整而美好的，那么，他（她）已经成为作家或艺术家，而非普通人，哪怕外界并不知道他（她）的作品。我们所见的作家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从古到今，数不胜数，最典型的莫过于神话世界。世界上有多少个神祉，笔者没有数过，恐怕比在历史上留下名声的人类还多，且这些神祉从形象到个性是如此的鲜明与不同，正好表明每个神祉创建者的精神世界的不同，是神祉创建者个性与心灵的外在显现。于是，到了雍措这个创建者这儿，她对精神世界的第一诉求就是“安全感”与“平稳感”。
雍措的这一精神诉求，既与雍措的女性性别有关，更与雍措从小成长的家乡即现实的“凹村”有关。从古至今，无论社会处于和平还是动乱，女性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纤弱、敏感，性灵中总有种淡淡的愁绪。在她们看来，外界充满着欲望、暴力以及野蛮，充满着各种偶然与不确定的危险，而女性在面对这些人与自然诸因素的侵害时，往往显得无力无能，无法抗拒。因为现实世界的这种巨大的“无奈感”，致使女性对“精神世界”的诉求总体上偏向于“安稳”，在她们的意识或习惯里，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童话世界”，那里，小白兔很可爱，甚至老虎也不吃人，风和日丽，百花盛开。但是，雍措所诉求的“安全感”、“平稳感”却更受她的家乡“凹村”以及她人生经历的影响。
雍措是康定鱼通人，生于凹村长于凹村，读书的中学、大学就在凹村的河对岸，从凹村的坡上一眼可望。虽然第一个工作地点叫乡城，并在那里开始了创作，但雍措的工作之地与雍措的家乡凹村几乎“同风同俗”。它们同属于祖国地貌中的横断山区，山高谷深水纵横。行政地缘上，它们同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只不过康定在东乡城在西罢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草原、高原、雪山、冰峰、大河、森林、荒原等地貌，高山峡谷，沟壑纵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样的文字叙述看起来很美，事实上也很美。但生长于斯的人，却有着远比美更丰富更深刻的感受。这些感受之一是孤独，甘孜州“幅员辽阔”，拥有15万3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但却“人烟稀少”，只有110万左右的人口（数据是动态的），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7人。雍措刚工作时的乡村小学，一旦放学之后，说不定直径一公里以内就只有一个老师坚守，胆子稍小的女老师甚至不敢住在学校。人都是群居动物，惟有与其他人在一起，才能消解人的孤独以及由孤独带来的恐慌。其二是艰苦，气候条件艰苦（高寒），生活条件艰苦（蔬菜大多靠内地运输，且止步于县城，价格比肉贵），办事条件艰苦（上坡下坎靠步行或坐摩的），进步环境艰苦（县城以下没书店），在这些内地学子大多不愿“进入”、“工作”的地方，其数年的工作经历不可能不在雍措的心壁上投下影像；其三是危险，这种危险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危险，而是来自于自然的危险。甘孜州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大渡河鱼通两岸，山高路陡坡险，行走其上，特别是雨中或雨后，要特别小心泥石流及滚石、飞石，更要小心脚下的路滑。被上面落下来的东西砸一下，死活机率各占一半，但不小心滑下了山崖，基本上等于尸骨无存。从雍措之现实家园“凹村”，到大渡河对岸的小镇，惟一的过河方式就是吊桥。但在2000年以前，由于经济的原因，这些吊桥并不结实，一遇较大的河风，吊桥便摇晃得十分厉害，不时传闻有人被飞石给砸死了，或从吊桥上掉进了河里。当然，掉进大渡河等于百分百死亡，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小镇有学生掉进河里，其尸首就从没捞起来过。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雍措，其对“安全感”、“平稳感”有着强烈的诉求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如果雍措笔下的“凹村”就只有上述的元素，作品《凹村》也是难以成立的。真正影响着雍措，影响着《凹村》品位的，是“凹村”即雍措家乡所拥有的文化。笔者曾在另文中说，雍措笔下的世界，所表达的是大渡河上游峡谷地区人们的某种生存真实与心灵状态。大渡河上游峡谷，地理上属于青藏高原的东沿，文化上属于传统藏区的嘉绒藏区，这里，在早是原始“苯教”滋生之地，后来又有藏传佛教的浸润，生长于斯的雍措，从小就受到了与内地汉区截然不同的自然、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直接的作用与结果，就是作家雍措笔下的世界及万物，哪怕几株草、一棵树，再不单纯是客观对象物，而是与作家和村民一样，是有生命有思想有精神的活物，都是“万物之灵长”。
有论者说，许多作家的的童年经历都在其作品中重现，无论是作家还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童年经验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一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就说过：“不朽的暗示来自童年。”也因为这种从童年开始就影响着雍措的文化、习俗的独特性，给雍措带来了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让她的写作充满了灵性。
二、“万物有灵”的世界
“万物有灵”的概念来自于十九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但“万物有灵”思想却早已有之，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的早期，起因于人类认知自然的要求。大自然生生不息，一岁一枯荣，都给人类留下深刻而难以磨灭的记忆，加上人类对幻觉、错觉、梦幻、记忆、联想等现在的不解，这几者间的拧结，才使得灵魂信仰（万物有灵）在种族的记忆里得到深刻的确证。泰勒认为，最早的灵魂观念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生命现象（诸如呼吸、感觉竺）与精神现象（如梦境等）的理解。泰勒的“万物有灵”概念，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灵与肉既相互储存，同时灵魂又可脱离肉体，进而以影子或梦幻的形式得到独立的存在和延续；二是除了人类具有灵性外，自然界的一切动物和植物均有灵性或灵魂。在雍措的笔下，凹村自成一个富有灵性的世界。山水有灵，牛羊有灵，林木有灵，村人有灵，即使是风、蛇、麻雀这类物事，也充满着凛然与神秘的灵性，完全称得上“万物有灵”。
在雍措“万物有灵”的世界里，首先是“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在《风过凹村》中写道：“凹村，风是有性格的。高兴的时候从左坡来，不高兴的时候往右坡来，特别憋屈的时候，从硬板子山来，顺便捎些小石子下山。”在这段文字里，风，像人一样，拥有着性格，会喜怒哀乐。紧接着她又写道，“在风中，张溜子破沙沙的声音，越来越有味道。他知道哪个字被风带到哪里会绕个弯，那个字他就会拖得长长的；哪个字被风带到哪里，会窜进葡萄林，他就吼得粗些。”（《吼声》）显然，这是“天人合一”的文字，人、吼声、灵性的风，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为凹村红白喜事喊亲的张溜子，就在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里不断重复着他的传奇。最神奇的当然是“杨二的媒人”了，模样乖巧、针线活做得细致的李幺妹，是凹村不可多得的美女，上门说媒提亲的人都快踢破了李幺妹家的门槛。但某天，一阵大风，吹走了李幺妹的绣花帕，李幺妹追寻它进入了一片玉米地。玉米地里发生了一些事，李幺妹出来时脸红红的，头发在风的作用下，有些乱。后来，李幺妹成了杨二的媳妇，而杨二则公开说“风是俺的媒人。虽然，俺没有像真正的媒人一样，在大喜的日子里，给风送上一个猪脑壳，但是，俺会像供家神上的佛一样，对待风。”
由此，雍措颇有些感慨地写道：“和风接触的时日多了，你就会明白，风是一件离奇的东西。它悄无声息地在你身上做着手脚，你却全然不知。”至于那些生活中的某种遗憾与缺失，雍措以“巫师”的口吻说道：“缺失的东西，用风补一补就好了。”这种有关自然物神奇而灵性的描述，在同为女作家的迟子建（1964-）那里也可以见到，迟子建曾在其作品《微风入林》中借少数民族男人之口说出：“风也是药，雨也是药。”雍措是后来者，但她在作品中出现与迟子建相似或相同的思想，这并不是雍措刻意模仿的原因，而是二者有其相似的成长环境。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在迟子建的家乡，长期生活着满、鄂伦春、蒙古等民族，这些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神无处不在、无所不有。认为山岳、树木、动物、河流、岩石等等都有灵魂，并把这些自然物种奉为神圣而对之崇拜。而雍措所生长的环境却盛行“苯教”与藏传佛教，这些相对传统、古老、传承完整的宗教，在有关自然万物的看法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隐藏着“万物有灵”思想。事实上在科学而理性的自然观出现之前，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大多都处于“万物有灵”的自然神性状态，这种“万物有灵”思想，不止是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就是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同样存在。因为自然观的相似性，导致两名不同时代作家（迟子建1983年开始创作，雍措2006年开始创作）作品的相似性，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很多来自于边疆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或多或少都有“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子。
其次是充满灵性的动物世界。在雍措的笔下，凹村，就没有“畜牲”，所有的动物，包括牛、狗、猪、蛇、鼠、麻雀等，都有着与人完全相等的地位，它们的身上充满着凛然的气息与未知的神秘。在《凹村》里，直接写牛的篇什有《凹村记忆-那山》、《牛和牛的事儿》、《走丢的老黄牛》等。在《那山》中，两个天真烂漫的放牛娃，背篓、小胶鞋，两头乖巧通灵的牛，老黄牛、牛黑黑，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在凹村向阳的山坡上，共同结构了一幅“朝阳牧牛图”。在《牛和牛的事儿》里，雍措写了两头牛的“爱情”，主人家的“老黄牛”与张三家的“黑耕牛”，经常调皮弄坏地里的庄稼，引来邻里纠纷，“老黄牛”的主人一直以为是“黑耕牛”使坏，对“黑耕牛”有着诸多不满，但最终这事儿“老黄牛”的主人也控制不了，因为“老黄牛”是头母牛，“黑耕牛”是头公牛。在具体行文中，雍措笔下的“黑耕牛”可以口吐人言，显然这是童话的笔触了。《走丢的老黄牛》，一条与自己同岁感情深厚的“老黄牛”突然走丢了，在走丢前自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自己与老黄牛一起看着山下的河流，看河流向着远方流去。梦，现实，牛，远方，几个简单的形象构造了极具张力的想像空间。而“老黄牛”丢了最终也没有回来的事实，更是佐证了梦境与现实的神秘对应。
一群麻雀，喜欢飞进窗户啄食家中悬挂梁上的腊肉，阿妈说“那就让肉挂着，免得它们去吃别人的庄稼。”而更深层次的事实，则是“阿妈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喇嘛的占卜，她期盼着那群麻雀中，会有一只是阿爸的转世……”关于蛇的文字，估计是因为敬畏的原因，雍措只写了一篇，但这一篇《蛇》却揭示了“阿爸（父亲）”神秘的死因。“家蛇不可碰，一碰灾到头。”阿爸不小心在半梦半醒中杀死了一条蛇（完全是意外，因为阿爸从来不杀蛇），从而遭遇到厄难……后来，家中经常出现蛇，甚至一条大蛇“蜷缩在床边，呼呼大睡着”，阿妈都用最高尚的礼节送走它们。神奇的是，雍措关于狗的文字也不多，但却十分经典！在《老人与狗》一文中，一条叫“果果”的狗，可以像人一样认真地听故事，长久沉默地盯着阿爸的遗像，可以抓捕老鼠，但它却不吃，而是将老鼠丢给“懒惰的大花猫”。最神奇的一次，“果果”还救过阿妈的命：一次，阿妈上山砍柴，因劳累在树荫处消息，一条蛇昂着头即将攻击阿妈，“果果”与蛇斗智斗勇，并最终咬断了蛇的脖子。
雍措关于“万物有灵”的记录，还有两篇写哑巴的文字《哑巴的杉山记忆》和《闻雨的哑巴》值得一提。前者写：杉山是凹村一座平凡的山头，没硬板子山高，人们经常忽略它。但聪明的哑巴对杉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并以独特的方式警醒着凹村的人，要“换掉腐朽的木杆”。这是杉山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后者则写哑巴得到临死之际的张婆的“点化”，从而获得了“巫师”一般的能力，哑巴从此可以“闻雨”，初时村民不信，后则遵从哑巴“有雨无雨”的预示，而总能准确无误。无独有偶，作家迟子建笔下也有这样类似特别的形象。她在《原始风景》写到一个傻了亲戚，叫傻俄。傻俄曾成功地预测自己即将有孩子，让傻子这一形象在迟子建童年时期的心中留下浪漫神秘的色彩。在农村，哑巴、聋子与傻子基本上属于一类人，他们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却有着自己独特而神秘的认知方式与交流方式。
有论者认为，万物有灵给予人类的是一个向外体察自然万物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上，人类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就是神化自然。因自然为人类提供着生活和生产资料，人类很容易把长期以来形成的灵魂观念转化对自然的感激之情。然而，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虽有亲和的一面，同时也有给人类造成灾难的一面。在这种情势下，人类就出现了善恶观念。随着这种观念的加深，自然神的故事就开始向善良和凶恶两个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善良和凶恶，无疑是以人为本位的。也就是说，万物有灵思想表面上是在关心着自然，其深层却是表达对人的关心。这段文字，无疑揭示了“万物有灵”思想以及作家艺术家有关“万物有灵”创作的本质，对于我们理解自然神灵现象有着重要作用。
不过，我们关于“万物有灵”创作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这儿也是不够的。“其深层却是表达对人的关心”，这句话具有特殊的含义。当下，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可以说是日益激化，当人类遭到大自然的这种无情的报复与沉重打击之时，才不得不开始对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持续的反思与批判，“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寻求可持续发展战略，以重新调整和确定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鸣。然而，作家不是政治家官员，更不是企业家开发商，他们不但在自然面前显得“羸弱”，就是在社会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作家以他（她）眼光的敏锐与思想的细腻，能够看到一些东西，能够抓住一些东西，甚至能够预见一些东西，但他（她）“人微言轻”，他（她）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方式干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只能以美与艺术的方式，把那些自然物赋予善、恶的特性以及与人相似的灵性，以唤起人们对自然万物的重新审视与认知，并隐晦地表达“爱自然就是爱自己”的思想主张。
三、土地亲情，人生之根
土地亲情，容易与“乡愁”相混。事实上这二者是不同的。土地亲情，是指现实当下的存在，是人之根基；“乡愁”，是对“过往”与“失去”的追忆和怀念。又或者可以说，“在身边”的可以触摸的是土地亲情，“在远方”的不可触摸只可思念的则是乡愁。当然，土地与乡愁也具有一致性，海德格尔（1889-1976）认为，艺术是人类的栖居。栖居于显现着的存在之中。栖居是人类的回归家园，通过栖居，人类认识到其存在的“根基”。人类精神有“重返故乡”的“回溯性”，通过文学形式这种“表面的复古”，而达到对人类失去的东西的寻找，以此表示对现实的审视和检讨。海德梅尔的“栖居”理论，重点是指人类的精神栖居、精神家园，但它也包含着“显现着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是精神的存在，更是物质的存在。人类精神的“重返故乡”中的故乡，就是指“人所失去的”土地亲情。
但从雍措的散文篇什里，笔者没有读到“乡愁”的味道，又或者雍措笔下的“乡愁”掩藏得很深，味道很淡，笔者的灵觉有限而发现不了。不过，笔者还是相信，雍措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写乡愁，而是写的土地亲情。因为雍措笔下的“凹村”，并不是“在远方”，或已经失去，而是“在身边”，正在确切地发生着的。从真实生活层面看，雍措现在工作的地点康定城，与她的家乡“凹村”只有三十公里距离，只要她愿意，每个周末甚至每天，都可以“回家”。因为，雍措之于“凹村”，并不是现实与“乡愁”的关系。雍措对“凹村”的感觉，可能是亲切的，疼痛的，甚至也可能有忧愁，但这种忧愁应该不是传统意义的“乡愁”。因为雍措所写的那些东西，并不是雍措对某种正在或已经失去的东西譬如自然美景或传统文化的怀念或惋惜。事实上，今天的大渡河鱼通峡谷，与工业时代前的大渡河鱼通峡谷，除了通公路挖了隧道之外，其自然层面的差别并不太大。她笔下的那些习俗或承载传统文化的物件，今天依然置于显位之上。
雍措的《凹村》，共有《遗落在凹村的日子》、《从凹村寄出的信》、《缤纷秋落叶》三辑。其前两辑是直接写“凹村”的文字；第三辑是雍措工作之际的心得，但也是有关高原乡土万物的文字，属于更大意义的凹村。可以说，雍措的文字，全部是有关土地亲情的文字，写的是生养她的土地之上的那些风儿、物儿、事儿。而从这个角度思考雍措的散文《凹村》，亦可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在雍措的审美认知里，土地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与人直接关联，左右着人之命运，并最终决定人的归宿的一种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文字莫过于《母亲的土地》、《荒野》、《宿地》、《漫过岁月的绿》、《又是一年樱桃红》、《野种》、《一片白杨林》、《不结果的树》等篇什。
《不结果的树》，写的是两株橘树。树苗是阿爸花两远钱从外地人手里买的，种在后院，小时橘树生长艰难，对之进行诸般苛护最后才慢慢长高，直到成年灿烂地开花丰硕而甜蜜地结果（人与树最和谐的时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某年连续两月大雨，泥石流冲毁了后院，其中一棵橘树被毁，主人怕另一棵橘树也遭遇泥石流的侵害，从而将其从后院搬到了门前（转折开始），每天都能看着。但从此，那棵橘树不再结果。原因是树要分公母，这两棵树原本一对，另一半死了，活着的一半只有痛苦，又哪能结果呢。在雍措的笔下，土地万物，倏忽之间，命运叵测，在人的内心里所形成的冲击，难以言说。其实，这棵不结果的橘树，在汉区农耕文化里，亦有另类解释，“人挪活，树挪死。”意识是人如果活得不如意的话，不妨挪动一下地方或位置，这一挪动就有可能时来运转；而一棵树在某处长得好好的亦或者长得不好，都不要轻易挪动，因为树被挪动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死亡。雍措笔下的橘树，挪移后没有死亡，但却发生了变异，这更增加了命运的神秘性。这表明，人的祈愿与土地的献出并不经常一致。《野种》写的是一棵“没爹没娘”的野生核桃树，长在自家三分地里，主人从小与他不太对付，且仇恨愈来愈深，发展到高峰时全家都用刀砍斧凿，但野种现在依然活着，“野种的个子长过了老屋，枝叶繁茂地伸向空中。砍过的伤口，依然像一张嘴巴一样长在上面，新皮包裹住了伤口的边沿。奇怪的是，嘴里长出了一朵像舌头一样的白色野菌，硬邦邦的，四季不衰。”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不结果的树”还是“野种”，写的并不是树本身，而是写的土地的一种神秘与顽固，特别是砍不死的“野种”，更接近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境。
《荒野》与《宿地》，都是写的地，不过是人死后的“墓地”。但这两篇有关“墓地”的文字，却将国人某种神秘的土地情绪渲染到到了极致。《荒野》写的是一片人已经住进去了的墓地，“阿爸”也住在那里，因为思念阿爸，所以“我”要经常去那片墓地但已成“荒野”的地方，坟堆零乱，坟前坟上野草横生，“我”很想把这些野草给拔了，但又担心“煽别人的耳光”，于是，坟堆继续零乱，而“我”心凄惶，仿佛看见了自己未来的模样。《宿地》先写了一棺漂亮的墓，几十年来都是凹村人的榜样，牵址着凹村人的神经，于是，凹村人特别热心于给自己打棺材，有的才二十几岁就开始担忧自己的棺材了。有了棺材，就要想葬在哪里，那些已经从凹村迁到河谷小镇的凹村人，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政府修建后山公路，中途毛坯路起好后，有一段停工期，这时，凹村人找来更多的挖掘机及其他施工机械，夜以继日地在后山公路的上方，大肆圈地为墓，并在其上“洒下了各种各样的鲜花种子，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花儿开放在墓地上，活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如果说《不结果的树》、《野种》给人的感觉是怪异的神秘的，而《荒野》、《宿地》给人的感觉又是凝重的疼痛的，那么，《母亲的土地》、《漫过岁月的绿》、《又是一年樱桃红》等则给人以坚韧温馨的力量，因为雍措写到了亲人亲情与土地的关系，在有巨大的人力（这种人力源于对生活的坚守与坚韧）倾注于土地时，土地大多数时候也会如人所愿。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阿妈”的汗水与收获在樱桃树上的正相关，读到了母亲的“土地是长着心的，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的土地哲学，同时更读到了“阿爷”与地里的那棵“夹米子树”比赛坚韧，看谁笑到最后，最终，爷爷先走一年，夹米子树来年结满了核桃果实。笔者写到这里，不得不说几句雍措写亲情的文字。除了上面点到的篇什外，雍措写亲情的文字，多与“雪”、“雪夜”相联，在那落雪无声的时候，作者倾诉着对亲人的思念之情。雪，既是纯洁之象，又具哀伤之意。不过，笔者以为，雍措这类关于亲情的文字，多了纯粹的意味却少了如《漫过岁月的绿》中“夹米子树”这样的厚重。从雍措《凹村》的全部文字看，但凡与土地直接关联的亲情文字与亲人形象，更为真实和丰满；而离开土地的纯粹抒情，虽然也很不错，但笔者总以为缺少一点什么。
雍措关于土地的文字，最不能忽略的是《一片白杨林》。因为它给予我们丰厚而深刻的启示：人类为什么离不开土地，为什么钟爱土地？土地除了供养我们，是我们的精神之“根”外，它还有什么？实际上，土地（大地）之于人类，完全称得上“生命之源”。土地给人类提供食物、柴薪、工具、知识、技能，人类最初的直立行走，就是在土地上完成的。人与土地，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一片白杨林》中，我们就看到了“我”在白杨林面前，从无知、无能、狼狈，到劳动、思考、翻越的变化，“我重新起步，这一步像凹村人一样，跨得很大，枝丫在我脚下发出断裂的声音，这一刻，我强他弱，一个纵身跳了过去，像从城市跨进农村，落地的那一刹那，我感觉脚底踏实，心也踏实。”大地的意义与人的形象，在这一刻灿烂生辉。大地托举我，行走在它的上面！
雍措的《凹村》，除上面所述，其笔触还涉及到死亡、乡村邻里、日常生活等题材，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叙述。雍措《凹村》的文字，其最大特点就是灵性。这种灵性，既有受“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又有鱼通地域的口语特征。鱼通地域，不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而且还有“两村相邻，言语不通”的特点，每个小区域内都有自己独特的口语系统，当地人谓之“地脚话”（地角话？），这种小区域内的地脚话语言系统，导致雍措的《凹村》，拥有很多与主流散文（城市语言系统）不同的语言习惯，这种语言于读者而言，是新鲜的，鲜活的，灵性与灵动的，拥有现代诗讲的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又由于鱼通所在的嘉绒藏区文化传统，使得雍措在观察、认识事物之时，拥有着与其他内地作家迥然不同的叙述角度与审美意趣，这或许也是《凹村》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早在古希腊时代，人类关于自然的“司芬克斯之谜”就已经出现。千百年来，各类答案数不胜数。如果说，每个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雍措算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土地、乡愁、原乡、根源等问题。《凹村》所呈现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根源，亦是我们的出发点。由此，我们期待雍措继续挥笔，写出“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的人生未来之篇章，为这个浮躁而迷茫的时代指明道路。或许，雍措已经有了类似打算。她在《凹村杨二》一篇中，有关杨二与山外“我”的通话，其实就是凹村与世界的通话。那个神秘而唯美的凹村，必然会拥有一场触及灵魂的蜕变。我们惟一不能预测的，是在这场巨大的蜕变里，凹村是变得更美更具内涵，还是变得肤浅而俗艳。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欧阳美书，男，198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四川省甘孜卫生学校高级讲师。康巴作家群重要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诗文散见于省内外报刊，近年重点转向文学评论。出版诗集《诗歌练习簿》《青藏》。
雍措，女，藏族，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散文作品发表于《十月》《花城》《青年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期刊。出版散文集《凹村》，2016年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