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文学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分别为：1978 至1993年，新变探索期；1994年至今，积淀发展期。其中每一个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历史阶段。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西藏文学，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在主题内容上紧跟时代步伐，反映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各族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心声，其在民族文学的主题和形式及文学反映传统文化和宗教心理等方面的探索，也给了我们警示和借鉴。事实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熔铸更加坚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西藏文学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 40年; 西藏当代文学; 新变探索; 积淀发展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西藏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同年《西藏文艺》试刊，并于1977年正式创刊，标志着新时期西藏文学的正式开始，西藏文学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高原，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西藏文学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走出了“文革”时期的喑哑沉闷，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群芳争艳，百花竞奇，不断探索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新变探索与积淀发展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一、1978—1993年：西藏当代文学新变探索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结束。西藏与全国一样，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经历了短暂徘徊之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文学也开始了新变探索，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一面接续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进行革命历史的叙事；一面呼吸四面八方的时代之风，竞逐跟踪各种先锋浪潮；一面深入边疆民族地域文化之根，探寻西藏隐秘岁月，为世人呈现出一幅骚动的香巴拉图景。其发展历程，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
（一）来献哈达的人（1978—1984年）
“文革”结束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西藏与全国相比，一度在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创造性地推动发展方面处于观望、犹豫、徘徊，甚至错位、停滞不前的缓慢发展状态。直至 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才打破了这种状态。一方面，西藏在中央的领导下，抓住“放宽”“治穷”这两个根本原则，对农牧业和民族手工业生产管理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另一方面，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本着“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的原则，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解决遗留历史问题。
对应于文学创作，这一阶段，一批老作家重新出现在文坛，一批新生力量也开始暂露头角，特别是此前1977年《西藏文学》的正式创刊及之后1981年西藏自治区文联和作协等相关文学组织的相继建立，为新时期西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虽然这一阶段，由于受到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及作家队伍自身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贯彻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精神方面的偏差，西藏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滞后性，但与全国一样，西藏文坛也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类型。如扎西达娃的《沉默》《白杨林·花环·梦》《朝佛》等作品即与内地的文学思潮有着对应的关系，报告文学创作中龚巧明的《他，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控诉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同时，由于西藏地方的特殊性，西藏文学在主题内容上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如对于宗教题材的关注。事实上，当时人们对社会上出现的宗教热趋向，已有所警惕，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有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丹增的《神的恩惠》、周艳炀的《还愿》等作品。值得欣喜的是，这一时期，西藏诞生了藏族作家的汉语长篇小说，如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单增的《迷茫的大地》; 而且，藏语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拉巴平措发表了《三姊妹》、班觉发表了《花园里的风波》，长篇小说《绿松石》也开始在这一阶段连载等。另外，一批年轻人也开始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与精神等方面进行多向探索，如诗歌方面的雪野( 雪海) 诗的创作，马原在小说形式方面的探索，金志国《梦遗落在草原上》对藏汉族青年朦胧爱情和生态文明的题材内容的试探等，都为这一阶段西藏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马连义、吴雨初的《来献哈达的人》作为“文革”结束后，西藏第一部出版的个人短篇小说集，也以其来自基层第一手真实而丰富的信息，积极向上的蓬勃朝气，富于民族特色的生活内容，特别是浸透作者真诚的情感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为西藏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二）西藏，隐秘岁月（1985—1989年）
1984 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通过对西藏进行了“再认识”，总结出了西藏的“五个特殊性”。第一个主要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第二个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因素，第三个是民族历史方面的因素，第四个是宗教影响方面的因素，第五个是国际舆论方面的因素。综合来看，这“五个特殊性”的确是影响西藏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是西藏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与落后状态的重要因素。同时，会议针对西藏自治区党委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原因在于被“四个担心”所束缚，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担心西藏会不会重新大叛乱，并认为自治区党委对做好经济工作、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兴趣不浓，提出要纠“左”与反右，但在实际执行中，被置换为有“左”纠“左”，防右也主要是纠“左”。这样，一方面“放开”政策，解除了制约西藏农牧业发展的体制性束缚，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西藏对内交流、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央对西藏继续进行的“输血”，也进一步增强了西藏经济发展的活力。
审视这一阶段的西藏文学，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批有影响的重要作品相继诞生，一批在国内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也推出了他们的代表作，西藏魔幻现实主义、西藏新小说、马原的叙述圈套、色波的圆形意识，等等，甚至进入教科书，成为文学术语，乃至今日仍为文学聚讼的焦点。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戏剧创作等，均有佳作，全面开花，西藏文学似乎已接近了文学中心的舞台，这一阶段也被一些论者将之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西藏文学并提，称其为西藏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或者第二个高潮。事实也的确是如此。但透过这些繁荣浮华的背后，却也存在隐忧，一些创作者没有把握新时期西藏文学繁荣的实质，对一些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现代性追求，没有经过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内在咀嚼和消化，而是取其皮毛或一为模仿跟风，甚至画地为牢，自我拘囿。就其具体表现来说，一是在形式探索方面，越走越远，取其下者，游戏文字，推其端者，陷于纯粹抽象的玄思之中难以自拔，终致“有意味的形式”鲜有意味; 二是在文化寻根方面，日益虚幻、日趋保守，乃至走向神秘孤立，似乎关于西藏边疆民族地域性的表现，非宗教乃至非皈依宗教就算不得正宗，算不得西藏文学，甚而有一味趋向暴露、追逐刺激，竞示落后，以原始奇诡不可探知为尚之尤; 至于在民族文化融合方面，也渐次呈现出两张皮的端倪。可以说，文学创作方面的这般表现，既是社会生活的某种反映，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催化了社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三）向西：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1990—1993年）
1989 年西藏拉萨发生严重骚乱事件后，自治区党委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一手抓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手抓稳定局势和反分裂斗争，鲜明地提出了“四个理直气壮”的要求，同时大张旗鼓地深入揭批达赖，用大量事实揭露达赖集团勾结西方敌对势力祸藏乱教、分裂祖国的图谋和罪行，揭掉了十四世达赖的“神圣”面纱，使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了达赖的真实面目。1989 年1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西藏问题，会议批准了区党委的汇报提纲，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对于纠正西藏工作一度在认识和实践中出现的偏差，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方针和政策，对于统一思想、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增强团结、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实现了西藏通过从乱到治的历史性转折。1990年7月，江泽民同志亲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对西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西藏党政军警民。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中国进一步坚定和加快了走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西藏也逐渐涌入了新一轮的时代浪潮。
在此背景下，西藏文学创作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报告文学创作揭示拉萨骚乱的真相，回顾西藏的发展历程，反映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历史功绩，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藏汉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火热新生活，树立典型，彰显榜样；另一方面评论界也敏锐地意识到“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撞击所产生的不易解决的矛盾很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藏新小说创作的思维模式和表现模式”，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地融入生活，深入历史，铸炼精品。这一阶段，《西藏文学》杂志相继推出《亚大黄叶》《罗孜的船夫》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了作家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下西藏农牧区发展的思考；同时，一些作家也对前一阶段的创作进行小结，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集。如扎西达娃的《世纪之邀》、色波的《圆形日子》、刘伟的《等待蓝湖》、于斯的《降临》、张中的《象征与独白》、晓浩的《太阳梦》、克珠的《四季农活》、伍金多吉的《高原的风》、扎西班旦的《明天的天气一定比今天好》等。另外，旺多的《斋苏府秘闻》、扎西班旦的《一个普通家庭的岁月》也在这一阶段正式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写作及女性意识走向自觉，以家庭和家族及个人命运为核心及纽带，反映历史社会关键变迁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的精细描绘初显，而马丽华走向草原、深入基层的文化人类学散文创作已取得重要成果，扎西达娃也推出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集大成之作的《骚动的香巴拉》。
二、1994 年至今：西藏当代文学积淀发展期
这一时期，西藏加快了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方面，根据西藏的特殊政策，一批汉族作家内调；另一方面，受时代风潮的影响，一批作家下海经商，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和职业社会化的多向自由选择，文学逐渐褪去光环，归于平静和常态，并与社会其他行业相融；但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受到政治和大众的关注，同时，商业化及多媒体融合趋向凸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整体发展相比，这一时期西藏文学呈现出共性融合特征，其内在精神趋向于世俗和公共。其发展历程，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
（一）走过西藏（1994—1999年）
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主要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努力开创西藏工作新局面。在改革方面，逐步建立起与全国市场经济自动接轨、同步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开放方面，既扩大对国外的开放，又特别重视扩大对内地开放，既扩大经济领域的开放，又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扩大交流，增加共同点；同时深入揭批达赖集团祸藏乱教的罪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具体到文学创作而言，这一阶段的西藏文学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当代藏语文学创作日趋成熟，一批藏汉等各民族的作家推出了众多作品，如拉巴顿珠的《无形的绳索》、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在这一阶段正式出版，特别是一些作家纷纷在此阶段将个人的作品结集出版，如伦珠朗杰的迴文诗集《蜜蜂乐园》、益希丹增的格律诗集《劝言珠串》、丹巴亚尔杰的短篇小说集《羌塘美景》、次多的综合集《母亲的恩情》、冯良的短篇小说集《情绪》、贺中的诗集《群山之中》、白玛娜珍的诗集《在心灵的天际》等，特别是马丽华《走过西藏》集束式的文化人类学散文创作，将文坛的目光再次聚焦于西藏，开创并引领了文化人类学的散文创作，但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西藏文学已不复20世纪80年代的炫彩风光。其原因既有作家群体的流失，也有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西藏新小说探索开创的道路本身，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在这一阶段，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虽然还有余音继响，但《桅杆顶上的坠落者》之难有后续，似乎也暗示了追随者应当另辟蹊径。此前有评论即已敏锐地指出：“西藏新小说在经过了5年左右的轰轰烈烈之后，目前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西藏新小说如果不进行反思与调整，如果没有兼容并蓄的气度和面向生活的视野，继续自鸣得意地走‘孤独的牧羊人’所走的路，很可能就没有‘明天’。”更令人瞠目的是，西藏文坛的重要平台、载体和窗口——《西藏文学》杂志，甚至一度被市场所裹挟，“联办的《西藏文学》完全背离了所谓的‘新、奇、雅、趣’的编辑方针……期刊中展现出的似乎只有‘奇’”沦为逐新猎奇、追求感官刺激、专探政治和名人隐私的地摊刊物。这不由不令人深思和警醒，幸得及时幡悟更正。
（二）世俗西藏（2000—2008年）
进入新世纪，全国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是事关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又适时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特别是随着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发展建设的瓶颈障碍进一步破除，各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反华、制华的大背景下，十四世达赖集团再次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棋子，在拉萨制造了“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试图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西藏的各项事业建设。这只能让人们进一步看清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更加团结一心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汶川“5·12”大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坚强不屈，团结一心，谁也阻挡不了前进的中国。
这一阶段的西藏文学虽不再有80年代的轰动效应和90年代一度出现的普遍失落情绪，乃至于故作奇崛引人注目或自甘流俗迎合市场或抽身逃避另作他向，但却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也多了一份自信和坦然，作家们渐趋冷静并逐渐揭去西藏的神秘面纱。世纪之初，马丽华推出了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如意高地》，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西藏本地和内地的作家从不同路线进藏，推出7部“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也在新世纪相继推出喜马拉雅丛书和藏羚羊丛书。次仁罗布、班丹、罗布次仁、张祖文、敖超、白玛玉珍、格央、次吉拉姆等人在这一时期也相继发力，推出新作，引起人们的关注。加央西热的长篇纪实文学《西藏最后的驼队》获得鲁迅文学奖。尼玛潘多的《紫青稞》节选刊载于《西藏文学》，令人瞩目于西藏农村的悄然躁动。而军旅作家凌仕江的有关散文，更是再次掀起了一股西藏题材的散文热。平措扎西的《世俗西藏》则将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引向了西藏生活的日常一面，展现出一个世俗亲近的西藏。特别是随着与内地交流的增多，对青藏铁路沿线的文艺采风、“藏漂文学”的兴起，以及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等，也让人们在雪山宗教之外，看到了西藏建设的热火朝天、五彩霓虹和夜市酒吧，看到了世纪沧桑的百年梦想和俗世红尘的情仇与爱恨。同时，一些作家亦不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和心灵情感创伤的抚慰，以及对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关注，显示出作家的天然道义和内心良知。对比于现代都市文明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人们给予更多的是理解和责任，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牵系心灵互通的纽带，为理想、为生活，为个人、为民族默默地共同执手前行。
（三）西藏，别来无恙（2009年至今）
经历了黑暗更加珍惜光明，经历了苦难更加追求幸福。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深刻阐述了西藏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确定了西藏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为西藏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5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总结我党 60多年来的治藏经验，明确提出了“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和“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以及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要牢牢把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决定和工作要求，推动西藏各项事业更加蓬勃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西藏各族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述，“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以及给隆子县玉麦乡群众的回信精神，坚定做新时代的“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更加意气奋发、昂首阔步，西藏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更加坚定自信，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这一阶段，西藏文学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一方面，新一批作家成长起来，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另一方面，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也更加多元多样；同时，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也促使西藏作家更为深入地思考时代和民族的发展，在创新的道路上进一步积淀累积，扎实奋进。2010年以来，《西藏文学》杂志相继推出内地民族地区和不同省区的文学专辑以及不拘于西藏本地作家的实力展台栏目，显示出了编辑者更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和参与融入意识; 而2015年以来，持续推出的“世纪之邀”栏目，则有意识地在回眸西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重新上路，既是对经典和过往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寄寓，表现出重塑经典的更新意识。这一阶段，陈跃军、陈人杰、史映红、陈茂兴（茂戈）、白玛央金、琼吉、沙冒智化（智化加措）、陌上千禾（廖维）等一批诗人活跃文坛，并呈现出网络化的倾向，活跃于格桑花开、雪域萱歌、雪域老兵等网络微信平台。张羽芊（德吉卓嘎）《藏婚》系列等的推出，得到市场的认可，表现出西藏文学与市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新气象。尼玛潘多《紫青稞》的正式出版，引起强烈关注，作者描绘了一幅转型时期西藏农村生活的锦绣画卷，透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改革的时代韵律。次仁央吉的长篇小说《花与梦》生动呈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西藏农村女性的艰难抉择。以《拉萨河畔》等为代表的由张祖文命名并实践的藏边体创作，得到极大关注。特别是次仁罗布的创作在民族传统文化和人们宗教心理影响方面进行的一系列人文精神关怀的探索，被誉为“西藏文坛最美的收获”。丹巴亚尔杰的《昨天的部落》、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获得骏马奖。罗洪忠的《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系列，进一步拓展了西藏题材的散文纪实性文学写作。《格桑花盛开的地方》，以集束报告文学的方式，诠释了这个时代伫立在雪域之上的精神高度。话剧《农奴泪》《扎西岗》《守望左旋柳》、新编藏戏《朵雄的春天》、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等一批舞台剧受到好评。以艾·尼玛次仁等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藏语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步入文坛。这一阶段的藏语文学创作已然蔚为大观，在2015年西藏第六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的评审中，申报的藏语文学作品首次超过汉语文学作品，这无疑标志着西藏的藏语言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成熟。特别值得一体的是，自2011年我区强基惠民、干部驻村工作正式启动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反映驻村工作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带着大地泥土的芬芳，带着对基层百姓的深情，带着 共产党员的初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唱响了情系于民的精神之歌。与之同时，这一阶段西藏的文学评论也渐趋活跃繁盛，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评论者，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总而言之，综观新中国成立69年来的峥嵘岁月，改革开放40年来的风雨历程，铸就了人们心中不朽的历史丰碑。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声。以人民为中心，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熔铸更加坚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西藏文学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当前，西藏文学这朵格桑花正无比娇艳地盛开在祖国的文学百花园里。未来，在格桑花盛开的地方，不仅是人们心灵向往的高原，也一定会耸立起人们精神宏伟的高峰。
原刊于《西藏研究》2018年第5期
刘雅君，山西榆次人，文学硕士，现任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蓝国华，畲族，江西南康人，现任西藏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社科联副秘书长、《西藏研究》（汉文版）执行主编，编审，主要从事西藏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