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觉地从藏族口传文化中吸取写作资源，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阿来文学创作的成功，同时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阿来不仅从藏族口传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写作素材，重新激活了藏族的民族文化想象与集体记忆，审视了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而且寻找到了藏族口传文化中那种独特而无以取代的民间写作立场、表述策略与审美方式，让本土的写作传统重现了生机。

【关键词】阿来；文学；藏族；口传文化；写作资源

        从很大程度上讲，藏族作家阿来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标杆，迈出了赶超中国当代汉族文学的脚步。就文学创作的先锋性、前卫性、创作影响与民族生活气息等而言，阿来不仅毫不逊色于莫言、余华、刘震云、韩少功等当代优秀作家，而且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处于领军地位。阿来创作的成功自然缘于多方面的宝贵经验，诸如文学悟性、创作功力与文艺修养的非同寻常等等。事实上，阿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成功经验和一大重要特点，是高度自觉地与藏族口传文化或民间文学保持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阿来的写作不仅从藏族口传文化中吸取了写作素材、人物塑造、文化立场、表述方式与审美风习方面的多重宝贵写作资源，追溯了藏族历史、文化的源流，凸显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还展开了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展示了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在现代文明背景下所保持的强大活力与现代意义。阿来这一写作经验值得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学习与借鉴，同时再次表明：“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丰土，民间文学直接或间接地孕育、引发了各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只有紧密联结民族口传文化的母体，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开掘藏族口传文化精神资源

        阿来文学创作联结藏族口传文化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藏族口传文化中吸取宝贵的写作素材，以此追踪藏族历史、文化的源头，并积极开掘藏族文化的传统资源，让藏族古老的文化精神在现代文明背景下重新焕发活力。

        阿来自觉地从藏族口传文化中吸取写作素材，把文学创作植根于藏族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之中。阿来毫不隐讳地承认：“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民间口传文化或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寓言等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史悠久，往往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藏族是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藏族的民间口传文化博大精深而丰富多彩。藏族著名的《格萨尔史诗》更是享誉全世界。作为生长在四川阿坝地区的藏族作家，阿来从小即在藏族口传文化中耳濡目染，不仅培养了对藏族民间文化的深厚感情，而且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他的写作从藏族民间文化吸收营养的首要方面，就是把藏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等移入自己的文学故事之中，从古老的藏族口传文化中广泛吸收写作素材，从而也使自己作品中的藏族叙事拥有了更加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阿来的重要文学作品几乎都做到了这一点。在谈到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时，阿来特别强调“这本书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小说大量地植入或穿插了藏族口传文化中的素材，比如藏族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民族起源传说、部族迁徙传说、藏族历史人物故事、藏族远古歌谣等等，这些几乎囊括了藏族民间文学的精华，也使读者感受到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水乳交融。在长篇小说《空山：机村传说》中，阿来也楔入了藏族民间文学的大量因子，如协拉顿珠演唱的关于觉尔郎峡谷或藏族部族古王国故事的远古歌谣，机村藏民关于色嫫措湖金野鸭的美丽传说、藏民与猴子达成千年契约的传说等等。至于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更是对藏族《格萨尔史诗》的小说改编与再创作，是阿来响应新世纪初期国际化“重述神话”写作活动的结果。小说中的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等基本故事框架、格萨尔、珠牡、梅萨、晁通等人物，几乎都能够在史诗中找到原型。

        对阿来来说，从藏族口传文化中吸取写作的素材并非简单为之，而是为了寻求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创作与藏族历史、文化之间的脐带，追寻藏族历史、文化的源头，并尝试诠释藏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这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阿来文学写作的“民族志”色彩。阿来有一个重要与不可忽略的创作思想，这便是强调文学一定要注重描写与探讨人性。正如他所说：“我始终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所有人，不论身处哪种文明，哪个国度，都有爱与恨，都有生和死，都有对金钱，对权力的接近与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同特质的人类文化可以互相沟通的一个基础。”阿来认为，人性亦即人类性是不同民族文学的共同基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只有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等视域的囿限，才能获得超越性，才能走向世界，参与到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交流与对话的行列之中。这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然而，阿来并没有因此主张取消民族文学的固有根性——民族性。在阿来看来，民族口传文化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也是民族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民族文学是天生地同民族生活、民族历史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会彰显出特定民族的文化特质与民族精神个性，反映出特定民族独特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生活理念、价值取向与情感世界，集中地凸显民族的文化特性亦即民族性。他在创作中对藏族口传文化的重视与吸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出于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考量与追求。对他来说，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在《尘埃落定》中，无论是世界来源于“水、火、风、空”的创世神话、大鹏鸟“生人”的人类起源神话与祖先受罗刹魔女诱惑而产生藏族的民族起源神话，还是关于银须老人托梦的部族迁徙传说与许多历史人物故事，无疑都体现出藏族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或者说体现出远古时代藏族以诗性的方式对世界、人类与民族的独特认知。而在《格萨尔王》再现的纷繁复杂的格萨尔史诗里的故事中，一方面让读者看到了中古时代藏族在英雄人物格萨尔带领下民族崛起、征战四方的独特历史轨迹与战火硝烟，一方面也让读者感染了藏族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如格萨尔受佛祖指派下凡拯救受苦的藏民，晁通简直就是佛教痛加鞑伐的“贪、嗔、痴”的化身。

        在作品中展开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话，激活藏族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让古老的藏族文化精神重焕青春，更是阿来文学吸收藏族口传文化资源的现实落脚点。诚然，阿来清醒地认识到了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如，在《空山：机村传说》的描述中，面对在大跃进、“文革”、国家伐木厂进村、“农业学大寨”中一番又一番被破坏的藏民生存家园，面对山被砍光、动物被杀绝、泥石流冲毁房屋、耕地并夺去人命的惨景，农民协拉顿珠所唱的关于觉尔郎古王国的远古歌谣是那样的哀伤与悲凉，而人们传说的色嫫措湖金野鸭也因为色嫫措湖被错误地炸干而永远不会飞来了。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便可发现阿来这些描述有着深刻的现实寓意。他实际上是在现代主流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比较中凸显藏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检讨现代主流文化的缺失。无论是觉尔郎古王国的远古歌谣还是色嫫措湖金野鸭的传说，无疑都指向了一个生态和谐、平静幸福的社会形态，显示出藏族传统文化的美好，而懂得更多知识的现代人却因为急功近利、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等种种原因与之背道而驰。对偏离人类历史正确航道的现代人来说，向民族传统文化学习与致敬将是不容置疑的选择。在《尘埃落定》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民国年间，麦其土司为了满足个人野心与欲望，强行大规模引种害人的鸦片、伤心病狂地指使凶手多吉次仁杀死无辜的查查头人、霸占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土地与财富、继而为了杀人灭口而杀死多吉次仁与烧死多吉次仁的妻子，紧接着一群奴隶的孩子唱起了一首古老歌谣：“……妖魔从地上爬了起来，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妖魔重现、贤能的国王之死、美玉破碎显然是藏族传统文化遭受破坏的隐喻，同时也暗示着民众对麦其土司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与残暴不仁的痛心与失望。

二、传承藏族口传文化写作立场

        阿来文学创作联结藏族口传文化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传承与学习藏族口传文化或民间文学的民间写作立场，从而更好地履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使命。阿来在创作中吸收藏族口传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藏族口传文化中所隐含的民间文化立场。正如阿来所说：“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

        通过对藏族口传文化或民间文学素材的吸收、加工与改造，阿来表达出自己的民间写作立场，表达他对藏族平民百姓由衷的生存关怀。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藏族著名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故事的改编与人物重塑。通过这种故事改编与人物重塑，阿来既强化了阿古顿巴身上的民间文化立场与反抗贵族压迫的精神，也毫不保留地彰显了自己的民间写作立场。对于藏族民间流传的阿古顿巴，阿来曾经有过这样的归结：“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的贵族阶级，背弃了巨大财富，走向了贫困的民间，失语的民间，走到了自感卑贱的黑头藏民中间，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在阿来看来，阿古顿巴很大程度上就是民间文化或“小传统”的化身，他身上的叛逆个性、民间文化立场与民间文化精神正是作为当代作家的自己所看重与需要继承的。于是阿来对阿古顿巴故事进行了重写与再加工，或者以阿古顿巴的精神作为影子，创作了短篇小说《阿古顿巴》和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并借以传达与张扬自己的民间文化立场。在《阿古顿巴》中，无论是阿古顿巴不愿继承父亲的领主职位而迈上苦难交迫的“寻找智慧以及真理的道路”，还是他被抓进监狱后巧用羊齿骨锯断狱窗而成功逃命；无论是他智惩贪婪、吝啬的商人并将商人的不义之财疏散给民众，还是他仗义赡养孤苦老妇与教会游牧部落民众进行农耕与播种而使他们免受饥荒，都不仅凸显了阿古顿巴的优秀精神品质，而且有力地诠释了藏族底层民众的文化理想，反映出民间侠义文化的强大力量。而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身上，也不难看出阿古顿巴强大的精神影子。傻子的许多精神品质——如机智、叛逆、民本思想（如开辟边境贸易赈济灾民）与正义感等等，无疑源自对阿古顿巴的文化传承。怪不得阿来这样表白：“阿古顿巴与麦其家的二少爷，有着某种相通的东西，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血流。”

        阿来在创作中选择以民间立场为出发点与归宿，与他的平民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紧密相关。一方面，“草根”或平民出身的他对藏族平民——如农牧民有着天然的亲切情感，同他们的生存命运与生存愿望、悲欢离合休戚与共，对他们的生存苦难表现出莫大的同情。一句话，作为藏族平民之子，阿来始终秉持着平民的文化立场，始终保持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阿来接受了中西方知识分子文化的平民情怀。中国儒家文化中“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观念对阿来的写作立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他深深懂得与牢固地树立了作家以人为本的写作观念。他在解释作家的写作使命时这样指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篡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与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强调文学创作有必要走出虚幻的宏大概念，回到对真实、具体的个体生存命运的关注，而这真实、具体的个体生存命运所指的无疑更是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生存命运。为此，他进一步强调：“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来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对他来说，关心具体的人，尤其是关心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平民百姓，才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或文化言说的真正出发点与落脚点。克尔凯戈尔指出：“去尊重每一个人——确确实实的每一个人——是一项真理。”不难看出，阿来的写作思想与西方存在主义等现代思潮一脉相承，并表征了阿来所接受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洗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写作思想与写作立场，阿来才打通了自己文学创作与本民族口传文化之间的精神通道，才把平民作为知识分子、作家或文化人的反哺对象，才运用手中的笔为父老乡亲与平民大众进行文化代言。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阿来的民间写作立场注定了他在创作中对藏族民间文化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使他自觉地运用手中的笔表达藏族农牧民朴素的生存愿望与文化诉求，并对民间文化给予一种由衷的礼赞。在着力反思 20世纪下半叶川西北藏族乡村历史曲折以及藏族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碰撞的《空山：机村传说》中，阿来作出了这方面的可贵演绎。通过作品的描述，阿来告诉读者：千百年来，只有真正与土地打交道、以土地为生存命脉的农民才真正懂得“民以食为天”的生存哲学，才深切懂得人和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而这正是民间文化的精髓。这正如虽然担任村支书但实际上却是农民身份、尤其是文化骨子里是农民的林驼子所说，“农民的道理”就是“有土地就让土地生长庄稼，没有土地就开垦土地”。或如藏族农民协拉顿珠所说：“自古以来，靠嘴巴吃饭的上等人要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但下等人是要靠地里长庄稼才能过活啊！”这些农民的话所体现出的是真正的生存智慧，也表现出民间文化的质朴、自然、坚韧与执着。正因为如此，当人为的灾荒来临，这些农民与基层干部就会冒着重大政治风险乃至生命危险偷偷地开荒、迁移以寻求生路。而“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重大失误，“主义”“阶级斗争”“人定胜天”等空洞或虚妄政治口号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暗示着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强大挤压，显示出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当底层民众，诸如支书林驼子、大队长格桑旺堆、民兵排长与大队长索波偏离民间文化立场、盲目地跟随荒唐的政治运动亦即“脱离一个老实巴交的农人的轨迹”之时，他们就会成为像林驼子那样的“可恨可笑复又可悲的人”。而当他们迷途知返、重回平民的立场或重回平民的身份之后，他们就会受到广大藏民的“敬重”与接纳，重新回到民间文化的温暖怀抱，也会重新激活民间文化的生机。

三、发扬藏族口传文化审美传统

        阿来文学创作联结藏族口传文化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继承与发扬藏族民间文艺中自由、舒展的言说方式与注重幻想与想像的审美传统，从而让藏族民间文学优良传统在新的写作语境中得以发扬光大。阿来非常自豪地说：“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地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从藏族口传文化中，阿来找到了更加自由的言说方式或讲述故事的方式。阿来指出：“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有了这些传说作为依托，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不必刻意区分哪些是曾经真实的存在，哪些地方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影子。”就书面文学而言，其表述方式往往侧重于理性的一面，尤其是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而对故事真实性的追求往往反过来束缚了讲述故事的方式，特别是不大接受以想像的方式去描绘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民间传说比如藏族口传文化因为更多地诉诸情感，更强调以诗性思维把握世界，所以更加注重以想像的方式去认识世界与叙述故事，其对故事的讲述往往打破真实与想像、生与死、现实与梦幻之间的界限，因此给阿来带来很大的启发，使他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文学表述方式，使他的创作获得了自由，扩展了表述的空间，使他在讲述小说故事时得以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行，尽情挥洒。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可以说，《尘埃落定》的亡灵视角与《格萨尔王》的说唱人视角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阿来传承藏族口传文化表述方式的结晶。《尘埃落定》设置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即傻子少爷叙述视角，然而傻子少爷讲述故事时早已死亡，所以这一叙述视角同时是亡灵视角。亡灵视角的设置固然体现了阿来对于世界文学经验的广益多师，比如对著名墨西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亡灵叙事的成功借鉴。但同时不难看出，这一亡灵视角的运用也是阿来从藏族口传文化表述方式获得启发的结果。按照理性的逻辑，亡灵叙事是不可能的。然而，它在藏族口传文化或民间文学中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表述方式。阿来将它用于《尘埃落定》，同样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作为故事亲历者或参与者的傻子少爷，是土司制度的牺牲品，由已死亡的他来讲述麦其土司内、外部惨烈的权力斗争，恰恰体现了逝者对生者的审视与反省，更加凸显了生存的荒诞与人类的生存困境，从而大大强化了小说的言说力度与思想光芒。《格萨尔王》重述藏族神话英雄格萨尔的故事，阿来却根据藏族著名口传文化——《格萨尔史诗》说唱人的传统，因势利导地设置了说唱人晋美这一视角，并让以牧羊为生的晋美随意穿行在当代生活与神话传说之间，让他自由地出入说唱人现场与格萨尔神话之间，而联结纽带便是他的一个又一个的梦境——比如，晋美曾亲眼见到幼年格萨尔（觉如）与叔叔晁通用法术变成的狐狸搏斗——如此庸常的现实生活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遥远的神话故事近距离地走到了读者的面前，神话与现实的界限被打破了。这同时也显示了藏族民间说唱文化的重要内涵：说唱人总是无止境地参与着史诗等民间口传文化的建构，建构方式便是想像，这甚至就是说唱人的宿命。

        除了自由的表述方式，阿来还从藏族口传文化中找到了以魔幻为美的独特审美方式。魔幻现实主义是阿来小说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而这一重要审美特征的形成既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渊源关系，更与藏族口传文化血脉相联。阿来指出：“中国文学有两部作品，我曾经非常喜欢，一个是《聊斋志异》，另一个是鲁迅的《故事新编》。这两部小说承继了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阿来对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情有独钟，尤其是《聊斋志异》中谈狐说仙、叙妖说鬼的故事使他迷恋不已。在阿来心中，藏族口传文化也拥有十分浓厚的“幻想传统”，焕发出强烈的魔幻色彩。因为比如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宇宙开辟、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实际上，超乎寻常的想像性或幻想性是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及藏族口传文化非常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当代文学史家陈思和在解释“民间”的内涵时说：“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如果说，陈思和所理解的民间审美方式主要体现在“自由自在”的文化精神与张扬民间的原始生命强力（如莫言《红高粱》）等方面的话，那么，阿来文学作品中带有民间色彩的审美方式与审美特点则是以想像或幻想为归趋的魔幻现实主义。《尘埃落定》中所描绘的大地摇晃、耳朵里开出罂粟花，《格萨尔王》中所描绘的格萨尔的法力无边、仙界与地狱中的奇特景象，等等，无疑都显示了丰富奇特的想像性与魔幻或幻想色彩，表征了阿来对包括藏族口传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学审美风习的成功借鉴。如此说来，阿来文学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与其说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产儿，不如说是阿来开掘本民族民间文化审美资源、继承本土写作传统的直接结果。

        阿来的成功创作实践再次表明，少数民族口传文化中的本土写作资源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不可多得的文化与文学宝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要走向世界，除了吸取中国古典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思想资源与优秀经验之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便是立足本土，全面系统地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学中吸取宝贵文化资源与写作经验，并从中重拾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自信。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吴道毅，苗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为湖北省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长江文艺评论》编委。迄今发表文学论文、评论百余篇，已出版学术专著六部。主持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成果曾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与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马烈，男，1976年1月生，湖北郧西县人，文学硕士，2008年6月，中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现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