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梳理了1949年以来国内有关藏族传记文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简要介绍了相关内容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主要从研究范式转变、发掘新的材料、翻译综合研究、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方法等四个层面对藏族传记文学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关键词】藏族文学；传记文学；研究回顾
1949年以来关于国内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一大批学术成果的问世对我们认识藏族传记文学的构成与价值，促进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梳理国内在此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从中探析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对将来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传记文本研究和历史人物研究密切相连，本文也会涉及一些与传记文本相关的人物研究成果。
一、藏族传记文学整理、翻译与宏观研究
整理和翻译是研究与传播藏族传记文学的必要途径和基础工作。1949年以来，藏族传记文学整理出版与汉译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比如，王沂暖、郭和卿、刘立千等先生此前翻译的一些传记作品在此时得以出版，而王尧先生《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的《吐蕃赞普传》译注对藏族传记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藏族传记文学文本整理出版中，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雪域经典文库丛书”和“西藏经典文化丛书”、西藏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搜集、整理的“先哲遗书”丛书和《藏族史记集成》（120卷）四种丛书最具代表性，这些丛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藏族传记文本。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等相关机构出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和历代班禅大师传也是藏族传记文学整理出版中的突出成果，此类文本的出版对藏族文学、历史、宗教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捷。与此同时，随着藏文传记文本的整理出版，一些作品先后译成汉文。比如，《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莲花生传》《阿底峡尊者传》《大译师仁钦桑波传》《玛尔巴译师传》《米拉日巴传》《热穹巴传》《热译师传》《汤东杰布传》《至尊宗喀巴大师传》《宗喀巴大师全传》《博东班钦传·善妙喜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菩提道次第师承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颇罗鼐传》《多仁班智达传》《噶伦传》《根敦群培大师传·清静显相》《毛尔盖·桑木旦自传》及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等，其中有的附有详细注释，有的则出现了多种译本，比如《米拉日巴传》目前就有王沂暖、张澄基、刘立千、释寂凡四种译本，有的文本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对藏族传记文学的学术研究和跨语际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藏族传记文学的宏观研究，注重在藏族文学史和藏族史学史的大背景下对藏族传记文学进行综合性研究，包括对其产生语境、资料来源、文体特征等层面的整体分析。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藏族传记文学研究是在藏族文学史研究的大框架中展开的，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相关单位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藏族文学史》的编写开启了国内藏族传记文学研究之门，而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藏族文学史》则是这一任务的最终成果。这部著作虽经27年后才得以出版，但书中关于藏族传记文学的相关论述始于1958年，经多次修订最终成文，对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影响巨大。同时，青海民族学院中文专科在1958年编写的《藏族文学史简编》和王沂暖先生1962年《藏族文学史讲稿》基础上经两次修订出版的《藏族文学史略》对藏族传记文学也有专章论述。这些著作不仅为研究藏族文学史打下了基础，也为国内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开创了先河。
1980年以来藏族传记文学宏观研究出现了许多成果。譬如，佟锦华的《藏族古典文学》、扎布的《藏族古典文学文类研究》、孙林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王璞的《藏族史学思想论纲》等著作都讨论了藏族传记文学的种类、特征及意义。相关论文如王哲一的《藏族传记文学的起源》从神话传说、古代诗歌、民间故事对藏族传记文学形成的影响展开论述，分析了敦煌藏文文献之《赞普传略》的文体特征。谢佐的《藏族史传文学的三部曲》以桑杰坚赞（1452—1507）的《米拉日巴传》、夏嘎巴措周仁卓（1781—1851）的自传、吉迈旦曲嘉措（1898—1946）的《嘎旦嘉措传》为代表论析了藏族史传文学之特点。陈庆英的《弘宣佛法与记录人生——略说藏传佛教传记文学作品》在介绍吐蕃时期处于萌芽阶段的高僧传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伏藏传记的基础上，将高僧传分为萨迦派、帕竹噶举派的高僧传和宁玛派、噶当派、噶玛噶举派的高僧传两种类型加以论述。孙林的《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从西藏传记体裁的分类和佛教传统理论阐释、西藏历史传记的结构及作为文本传规在史学史上的意义、梦幻语境与历史学的真实性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问题等层面阐述了藏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价值。布次仁在系列藏族传记文学研究论文中将藏族传记文学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揭示了本生（སྐྱེས་རབས།）、“多觉”（རྟོགས་བརྗོད།）、“南木特”（རྣམ་ཐར།）三者的概念差别与文类特征，分析了藏族传记文学的写作特点与藏地传记文学盛行之缘由。沈卫荣的《略议西藏历史人物及其传记之书写——以一世达赖喇嘛传为中心》略述西藏历史人物传记书写特点，并从其研究一世达赖喇嘛生平与成就之学术经历出发，提出了语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王守斌和才让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神圣性的建构》论述了藏族高僧传记的称呼与类别、资料来源、体例结构、学术价值。边巴顿珠的《传记文学的相关问题探讨》和阿旺多吉的《藏文高僧传的概念与体裁成因分析》解析了“南木特”一词在藏语中的含义，论述了藏族传记文学的类别与特征、鉴赏方法及藏族高僧传记体裁的成因。才让加的《藏族传记文学发展及其特征研究》结合文本案例对藏族传记文学的产生、分类、发展、价值、影响、创作、理论等方面作了细致论述。此外，索南才让的《论藏族传记文献价值及其演变》、道吉当知的《藏族传记文学研究》、索南卓玛的《略谈藏族分裂割据时期的传记文学》也都论述了藏族传记文学的分类、价值与特点。
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藏族传记文学整理出版的基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汉译本的出现更是拓宽了藏族传记文学的传播途径，有效地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从事藏族传记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他们在对藏族传记文学进行宏观研究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藏族传记文学的文类区别、文体特征、结构体例、价值功能等内容，这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藏族传记文学助益非浅。
二、《米拉日巴传》研究
米拉日巴大师（1052—1135）的传记作为藏族传记文学经典在藏传佛教高僧传研究领域极具代表性，研究成果相比其他传记尤为突出。1960版的《藏族文学史简编》、1985版的《藏族文学史》、1988版的《藏族文学史略》等都对该传记的主题与特点做了专门论述。在相关论文中，佟锦华的《评藏族文学名著<米拉日巴传>》阐析了该传记的文学价值。刘立千的《<米拉日巴传>述评》解析了该传记所反映的佛教思想。何峰的《<米拉日巴传>成功的缘由》从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与典型性，揭露西藏农奴制社会的黑暗主题两方面阐明了该传记成功的缘由。端智嘉的《<米拉日巴传>的作者》对传记作者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背景、
撰写《米拉日巴传》的目的、米拉日巴与《米拉日巴传》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陈立明的《<米拉日巴传>与<颇罗鼐传>对比研究》通过比较两部传记的不同点论及了藏族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之区别。张松操的《从<玛尔巴译师传>和<米拉日巴传>看西藏早期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与张雪梅和秦伟的《<米拉日巴传>中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社会》指出了西藏早期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11—12世纪西藏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廖光耀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形象——论<米拉日巴传>中的米拉日巴及其形象塑造》、扎布的《红娘子与白娘子——采邦萨·玛坚与娘擦·嘎坚的个性特征解读》、当增吉的《真实，让我走近你——解读<米拉日巴传>》、张童童的《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米拉日巴传>的文本和宗教思想》等论文分析了传记中的不同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及叙事特点。周炜的《<米拉日巴传>的语法特征及其比较》从语言学理论出发对该传记中的动词、名词、助词等构成与特点作了深入研究。
此外，更尕的《十一世纪藏族瑜伽师米拉日巴研究》和孙娟的《从世俗到神圣——米拉日巴皈依历程研究》以人物传记为依据对米拉日巴大师生平进行了综合研究，前者考证了米拉日巴大师的生卒年月、姓氏渊源、家族背景等问题，后者介绍了米拉日巴各种传记的版本，重点对比藏传佛教与现代心理学的皈依理论，论述了米拉日巴大师的皈依历程及其对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影响。郑生忠的《论行吟诗人的精神境界——<米拉日巴传>审美视野探微》论述了该传记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叙事结构、真实性因素及审美特点。李婷的《米拉日巴唐卡图像与<米拉日巴传>文本比较分析》对比图像叙事和文本叙事之差异，分析了米拉日巴唐卡传记的演变特点。扎西拉杰的《<米拉日巴传>的文学特征研究——以瑞白敬坚所著版本为例》论析了该传记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点。才让旦巴的《<米拉日巴传>中的释梦篇研究》以噶玛·让迥多吉（1284—1339）的《米拉日巴传》和十二大弟子编纂的《米拉日巴广传》为中心讨论了传记中释梦部分与米拉日巴生平之关联。
21世纪以来《米拉日巴传》的汉译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较为突出的有肉内杰的《<米拉日巴传>的三种汉译本比较》、仁增的《浅析<米拉日巴传>三种汉译本的比较》、巴桑卓玛的《<米拉日巴传>汉译文弊病剖析>》三篇论文，它们以王沂暖、张澄基、刘立千等目前通行的汉译本为依据，指出了不同汉译本的翻译特点与差异及误译问题。宋珂君的《<米拉日巴传>的三种汉译本及其研究述评》也介绍了三种汉译本的特点。
总之，《米拉日巴大师传》作为藏族传记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它们既注重传主的生平事迹和文本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也注重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结构等艺术特点。另外，随着该传记不同汉译本的问世，也出现了个别翻译研究成果，这些使我们能较为深入地理解该文本的构成和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米拉日巴传》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现象，多篇文章在方法论上少有突破。
三、其他高僧传记研究
藏传佛教高僧传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学术领域。诸如吐蕃时期的莲花生大师（约公元8世纪）、噶举派的玛尔巴大师（1012—1097）、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1357—1419）等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一直是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关注的重要文本。
关于莲花生大师传记的研究，洛珠加措的《一部不容忽视的古籍作品：<莲花生大师传>》论述了《莲花生大师传》的来源、数量、版本、写作风格与影响。东主才让的《浅论藏族文学史上的早期传记<莲花生传桑林玛>》以娘·尼玛威色（1112—1192）发掘的莲花生大师伏藏传为中心，探析了传记作者与文本产生的年代及传记的内容与特点。还克加和扎西玉珍的《伏藏传记与撰写传记之比较——以<莲花遗教>和<莲花生传·三信具足>为例》、还克加的《刍议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类型》论及莲花生大师伏藏传记和撰写传记之差异。卡岗·扎西才让的《敦煌文献P.T.849中首次发现的莲花生大师传记文献研究》解读了该文献中关于莲花生大师的生平记述，并认为P.T.849号敦煌藏文文献是目前较早记载莲花生大师事迹的一篇文献。
关于玛尔巴大师传记的研究，张天锁的《<玛尔巴译师传>翻译刍议》从其翻译该传记的亲身经历出发，论述了如何在传记翻译中坚持翻译标准、提高译文质量的相关问题。熊坤新的《试论<玛尔巴译师传>中的伦理思想》论析了传记所反映的人伦关系、佛教伦理中的道德起源、劝善弃恶的道德主张、玛尔巴的人格典范等内容。佟锦华的《<玛尔巴传>评介》和陈理明的《<玛尔巴传>——藏族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解读了该传记的文学特征与历史价值。南加才让的《玛尔巴译师研究——兼论印藏文化交流与重塑藏族现代文化人格》以传记记载为依据论及了玛尔巴译师道德人格、心理人格、文化人格的成因，关注玛尔巴译师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提出了重塑藏族现代文化人格的重要性。万玛才让的《玛尔巴传文献研究》勾勒了不同时期玛尔巴传的演变过程及传记中的道歌构成，阐述了玛尔巴传的文献价值。措尼加措的《玛尔巴大师传记研究》谈到了玛尔巴大师不同版本传记的特点。
关于宗喀巴大师传记的研究，吉美的《赞宗喀巴大师十七谒文的讲授要义》阐释了喜绕嘉措大师（1884—1968）所著宗喀巴大师十七谒文的内容与体例特征。朱萍和杨学义的《藏传佛教传记文学<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研究——以两种汉译本为视角》介绍了郭和卿全译本和法尊摘译本之间的差异。更藏多杰的《宗喀巴大师传记发展史研究》论述了15—19世纪中叶宗喀巴大师各种传记形成的缘由及特点。更尕的《宗喀巴传记的产生及有关问题质疑》、更尕和拉浪才让的《贡日尖参桑布所著<宗喀巴传>新探》、何峰和更尕的《宗喀巴传记文献分类研究》三篇论文简析了15—19世纪宗喀巴大师传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探讨了传记所及的年代、预言、弟子等方面的相关问题。
另外，其他高僧传记研究方面，郭卫平的《<仓央嘉措秘传>的真实性及其它》据庄晶译本比较《清实录》《圣祖实录》中的记载，指出《秘传》中六世达赖圆寂于内蒙的记载不足为信。贾拉森的《关于所谓的<仓央嘉措秘传>》比较阿拉善南寺版本和民族出版社铅印本之差异，指出该传书名中的“秘传”两字是错误的。陈庆英的《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以衮邦·曲扎贝桑布（1283—1363）和萨桑·玛底班钦（1294—1376）关于笃布巴·喜绕坚赞（1292—1361）的两部本生传为中心，阐明了《笃布巴本生传》既具佛传特征又融合西藏本土故事的文学特点。扎西的《藏族首部本生传<噶当祖师问道录>撰写的几个问题》和《藏族第一部本生传记<仲敦巴本生传>主题思想探析》分析了该本生传如何记录成文之过程与主题思想。李晨升的《工珠·云丹嘉措与19世纪康区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以藏文传记的记述为中心》和《工珠·云丹嘉措的早期生活与教育——兼论藏文高僧传记的文献价值》分析了工珠·云丹嘉措（1813—1899）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境，尤其后一篇论文讨论了藏文高僧传的文化史价值。才让的《P.T.849号<印度高僧德瓦布扎事略>》和《P.T.996号<堪布善知识南喀宁布善知识传承略说>》分别汉译了两篇敦煌文献并对人物事迹与相关文化内涵作了细致解读。徐长菊的《<第二世土观阿旺曲吉嘉措传>研究》对该传记的作者、写作背景、主要内容、文学特色、传记中的重大史实、佛教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她的另一篇论文《藏族高僧传记文学的价值探析——以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三部高僧传为例》论及了藏族传记文学的宗教、历史与文献、文学三方面的价值。米玛次仁的《钦·囊咯扎<阿底峡尊者传>研究》详述了该传记的作者、史学背景、题名与版本、史料来源、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内容结构、文献价值等问题。他的《<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西传>的史料价值》论析了嘉木样·官却晋美旺布（1728—1791）所著六世班禅传的史料价值。尕藏扎西的《年麦西饶坚赞四部传记之考析》分析了15—19世纪关于苯教大师年麦西绕坚赞（1356—1415）四部传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演变过程。格日杰布的《关于古茹曲旺自传中的“梦”的几点思考》和平措白玛与格日杰布的《对古茹曲旺自传中的“梦”的几点另类思考》认为该自传中关于“梦”的叙述与作为叙述者的作者的自我身份合法性塑造有关。嘉央坚措的《公元十三世纪传记文献<恰译师曲吉贝传>研究》论述了传记作者与该传记的历史文献价值。陈沛杉的《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的皇帝观念与政治认同》指出了历代达赖喇嘛传记所反映的皇帝观念、政治意向及制度认同。周加才让的《多识先生的翻译思想研究——以<热译师传>汉译本为例》对高僧传译本之翻译策略与译本特点进行了论述。
如上所述，藏传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些人物的传记，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备受瞩目，藏传佛教高僧传作为藏族传记文学的主体构成部分，是藏学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解读这些文本，重点揭示了不同藏族高僧传记的著者身份、主题思想、文化价值、叙事特征等内容，取得了喜人的成就。
四、西藏贵族人物传记研究
西藏贵族人物传记与藏族高僧传在书写传统上有密切关联，但因其传主为世俗人物，有些内容又体现出与高僧传不同的特点。因此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1985版的《藏族文学史》和1988版的《藏族文学史略》都对此类传记的文学特征做了解读。相关论文如苏发祥的《从藏文名著<颇罗鼐传>中看颇罗鼐和宁玛派之间的关系》从颇罗鼐少年求学、宁玛派大师为他取名、颇罗鼐营救宁玛派高僧并修葺宁玛派寺院等方面分析了颇罗鼐与宁玛派之间的关系。佟锦华的《十八世纪西藏政治风云录——论<颇罗鼐传>的主要思想内容》和穷达的《论<颇罗鼐传>的历史与文学价值》解析了该传记的主要内容、主题思想及艺术特点。旦智杰布的《浅谈藏族传记文学中的格萨尔与颇罗鼐》通过比较两者所体现的共同主题，阐述了人物历史佛教化的背景与缘由。尼玛仓觉和才项卓玛的《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解读清前期西藏世俗掌政人物传记世俗化倾向》用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了西藏贵族人物传记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对当时塑造政治权利话语的影响。李学琴的《从藏文<噶伦传>看朵噶·策仁旺杰的一生》以《噶伦传》为据介绍了朵噶·策仁旺杰（1697—1763）的生平事迹。力太的《多噶·策仁旺杰及其文学作品研究》探讨了《颇罗鼐传》和《噶伦传》的历史背景与艺术特色。
关于《多仁班智达传》的研究，索平的《藏族传记文学与<多仁家族史传>》论析了该传记的作者身份、内容构成、艺术特点及历史局限。李若虹的《从<多仁家族史>析乾隆朝晚期的清廷》解读了传记所记乾隆朝晚期皇帝热衷享乐，军机大臣和珅飞扬跋扈的清廷状况。阿音娜的《一个西藏噶伦的北京之旅——以藏文史料<多仁班智达传>为中心》解析了多仁丹津班珠尔（1721—1792）觐见乾隆皇帝、北海观冰等场景的记述。尼玛次仁的《刍论多仁·丹增班久及他的作品》分析了该传记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及其在藏族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桑吉克的《民俗学视野下的<多仁班智达传>研究》从口头民俗，风俗民俗，物质民俗三方面对该传记所体现的民俗文化进行了阐释。角巴太的《<多仁班智达传>研究》对该传记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做了总体描述。
总之，1949年以来，在藏族传记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下，西藏贵族人物传记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分析了藏族宗教传记与世俗传记之差异，阐释了西藏贵族人物传记的艺术特点、传记所记述的民俗事项等内容，进而揭示了藏族世俗贵族人物传记文学的历史价值。
五、 藏族传记文学研究现状之思考
1949年以来国内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选题、方法、视野上都彰显出了多样性和深入性的特点，然而，学术研究的推进与经验总结是分不开的，为更好地推进藏族传记文学研究，笔者在此提出几点粗略看法，就教于方家。
第一、应提高藏族传记文学研究质量。过去70年国内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高水平成果，为今后藏族传记文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这种学术氛围激励下，不少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都选择将藏族传记文学作为研究课题。在一些民族高校已出现多部与藏族传记文学相关的硕博论文选题，包括理论研究和文本研究等不同方向。然而，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比如，论文内容鲜有新意，研究范式相对单一，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以扎实的文本解读为基础，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寻找新的学术突破点。
第二、古今藏族传记研究并重，挖掘新的传记材料。目前藏族传记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历代藏传佛教高僧传为主的藏族古代传记文学上，涉及藏族当代传记文学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厚古薄今的倾向非常明显。与此同时，许多富有特色的传记文本或类传记文本尚未得到重视。应古今并重，突破现有文类界限，发掘新的藏族传记文学材料。
第三、加大藏族传记文学的跨语际传播研究，促进文化交流。藏族传记文学基本以藏语为载体，翻译对藏族传记文学的大众传播重大意义。但目前藏族传记文学汉译数量并不多，相关研究成果局限于传统翻译观的语言研究层面；藏族传记文学外语翻译与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应加大藏族传记文学的翻译力度，加强对译本乃至多语种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
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努力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方法。国外藏族传记文学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较高水平的研究论著，其中一些著作以扎实的文献解读和独特的选题视角在藏学领域产生了不小影响，比如，Janet Gyatso对晋美岭巴自传的研究、Andrew Quintman对米拉日巴传的研究、Kurtis R. Schaeffer对藏传佛教女性传记的研究、Sarah Jacoby对色拉卡卓自传体写作的研究、Elijah Ary对传记与格鲁派身份建构问题的研究等从不同视角出发，以文本解读为中心，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少新颖观点，对我们研究藏族传记文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们应吸收、转化并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方法，进一步提高研究藏族传记文学的水平。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0年第1期
增宝当周，男，藏族，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藏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