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康巴作家群”的一员，藏族作家达真在近来的创作可谓丰硕，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康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2014年再版；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命定》，获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2016年再版；2013年出版小说集《落日时分》，由《落日时分》《小红帽》《放电影的张丹增》和《逃跑》四部小说构成。纵观达真的小说创作，无论历史题材以及现实题材，无不体现着浓郁的民族气息，作者特别能够把握康巴这片独特的地域，看重康巴这个区域各民族和谐融合的状态，展示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书写康巴大地的人，表现康巴大地上人民的民族文化精神。
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学领域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曾有经典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观点，“各美其美”意思是说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色，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才能尊重本民族文化；“美美与共”意思是各民族呈现出的鲜活特色，只有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才会和谐共存，充满生机和活力。而这十六字的意义，也延伸到文学等其他领域中，达真在《命定》后记中曾说到写这部书的缘起，他一直想要写藏人远征军的故事，而且在此书完成后，他说：“我们可以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了一个命定的逻辑，中国各王朝的版图概念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这个移动的疆域是随王朝的力量而定的。”这个事实之下就是“大中国文化的宽广性、包容性和命定性——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一直是中华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驱动力。”“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大群体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
作者为命名的解释看似是一种宿命，但也符合“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而从达真的小说文本来看，在展示“各美其美”的民族画像中，康巴大地上“美美与共”民族生存状态也显现出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始终贯穿其中，成为达真小说的精神根基。
一、题材内容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命定》等在题材都展现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它有鲜明的民族性格，也有对各种文化的包容，还有着对现代化的认识与渴望。《康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大梦》，第二部《悲梦》，第三部《醒梦》，三个部分没有直接关联，都以康巴藏区作为小说的共同背景，时间可以追溯至100年前，第一部里主要写藏族云登土司家的历史，云登土司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与存在于康巴的各种势力各类人物周旋，不仅有汉满蒙回藏等各个民族的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到了晚年他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儿孙满堂，年老的云登渴望在康巴建一座博物馆，却遗憾未能实现。第二部里中心人物是一位叫郑云龙的回族，他因情杀人和情人玉珍一起逃到了康巴，但无奈美丽的玉珍姑娘还是受辱而死，万念俱灰的他只好参加了赵尔丰的部队，在战斗的过程中，因为“单刀赴会”，被寺庙的堪布认为此人眉眼中间有菩萨像，化解了一场兵戈相见，却被藏族民众相传为传奇故事，认为郑云龙是一个类似格萨尔战神式的人物，后来他娶了藏族土司的女儿，在康定安了家，镇守康南重镇理塘，一直到西康建省。第三部中写了两个藏族仇家的故事。当地的降央土司做事心狠手辣，和尔金呷家成为仇家，尔金呷后来发迹回到家乡报仇，但无奈两家的孩子还背地里相恋，在一次械斗中，尔金呷家只有一个女儿逃了出来，并皈依了基督教，后来又和一个挖金的汉人结婚生子。《命定》是一部写藏人远征军抗日的故事，但故事的缘起铺垫较长，小说分为两个部分：上部《故乡》下部《异乡》。在上部中用穿插的方式写了两位中心人物贡布和土尔吉的经历。贡布是典型的康巴汉子，他在赛马会上做生意，碰到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就用抢婚的方式，把姑娘带回了家。在家乡的赛马会上，又和另一个部落的人争输赢，杀死了对方，被迫逃亡；土尔吉本来是个喇嘛，因为被一家头人的女儿看上，“偷食禁果”，被寺院鞭仗，赶出寺院，刚刚在家疗伤好，就被头人的家人追杀。在下部中贡布救了被仇人追杀的土尔吉，两人一起应对两队仇人追杀，顺利逃了出来，参加了西南边陲机场修建，还为西南远征军收集骡子等，最终参加了远征军的抗日，贡布在战斗中牺牲，而曾经做了九年喇嘛的土尔吉，看到战争血淋淋的场面，也鼓起勇气继续战斗。小说集《落日时分》大都是现代题材内容，内容既有藏族少女美好的恋爱，也有凡世成人的忏悔与心路吟唱，同时民族特色浓郁。
尽管达真的小说有现代题材也有历史题材，但他多选择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以此来表现各民族生活生存方式。《康巴》展示的是近百年来的康巴地区的家族传奇；《命定》则是在抗战背景下的人物命运。《落日时分》中的现代题材作品也面对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何去何从的问题。民族题材决定了作品展示的正是本地民族生活，民族生活中民族精神也由此显现。达真以康巴作为他的书写范围，康巴大地上个各民族民众就在小说中以各种鲜活的形象呈现出来，达真的《康巴》《命定》等长篇小说中人物，不仅有传说中康巴人的勇猛、仗义、桀骜不驯，也有其包容和大度，这也正是民族的精神内核。在达真长篇小说《命定》中曾经做了九年喇嘛的主人公之一：土尔吉一直以格萨尔精神做鼓舞，鼓励自己面对血雨腥风的战场，面对西南远征军的抗日战斗。小说“引子”中就有描述：“但悲壮中往往显露出卓越，卓越所创造的奇迹和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的精神驱使肉体与钢铁的较量。这种精神可以把阳光下的积雪融化为滔滔的洪流并以翻江倒海之势摧毁一切，在洪流的浪尖上，再次出现获得全军战斗英雄称号的贡布的身影，他将一面仿制的岭•格萨尔王征战时期的旗帜像背子弹一样，偷偷困在腰间，再次发出康巴男人狂放不羁的吼声——根哩哩！冲进枪林弹雨。”
二、民间：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
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在民间，尤其对于藏民族而言，民族文化的大部分都融入在民间的生活当中，藏民族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文化的承继，文学方面既有作家文学，更多的则是民间文学。藏学文学研究学者耿予方曾说：“藏族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同历史悠久的藏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既有古代藏族作家文学的创作经验，又有丰富多彩的藏族民间文学的创作经验，同时又在藏族作家文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大大前进了一步。”在达真的小说中，民间意味极其浓厚，不仅表现在民众的民俗生活中，也表现在民间文学事项中。
（一）民俗中体现文化精神
达真的小说里首先展示各民族丰富的风俗、习俗。比如各民族的婚俗，藏族赛马活动，草原的市集，茶马古道上驼队，回族人的礼拜，基督教传入后，信教人的礼拜，以及部落之间的械斗及调停，甚至还有现代生活方式。从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上，康巴地区人们的精神性格就显现出来。
在达真的《康巴》中，两个土司家族之间联姻，为此举办了盛大婚礼。婚礼仪式颇为复杂，新娘要洗头，散发出芬芳的香气，喇嘛要为新娘打卦，念《拥珠》经，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有段古老的仪式就有大段说唱：“来到院坝和两水交界的地方，怎么没有人托着盘子迎接呢？迎亲的米巴家，虽然你们能翻越千山万水，但迎娶我们家的新娘，没有那么容易把？迎亲的米巴家，号称拥有亲戚十三代，像白鹿十八叉；从故乡到异乡，翻越万水千山，走过村寨草原，但要迎娶我们家的新娘，不会那么容易吧？接亲的哈达交给娘舅，从这里诞生了婚礼历史，婚礼历史又诞生了哈达历史，哈达历史源远流长无法表达。像这样的历史原因要述说很多吧，再说到佛祖的著述，大藏经《甘珠尔》二百一十六部，第一部是般达八千颂，第二部从尼泊尔和汉地传入；《丹珠尔》二百一十六部，其中《莲花遗教》最珍贵，像这样的历史记载很多吧……”这仅仅是个开头，婚礼这样的歌唱非常耗费人的力气，它会从宇宙洪荒、开天辟地说起，从藏族的由来到各种饮食，从习俗渊源到品德情操等等，可以说是婚礼中的重头戏。而娘家的舅舅也会在婚礼上唱起祝福歌：“远嫁的姑娘，从故乡来到异乡，请不要忧伤，我们为你祝福，我们为你祈祷。”而人们也会齐声高唱祝福之歌。婚礼仪式复杂，一是为新人祝福，同时也是部落所有人的重大节庆。
在《康巴》中回族主人公郑云龙在康定安定下来后，居然发现康定也有清真寺，虽然他自己是为了保护情人而杀人才来到这里，路途上也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完全可以隐姓埋名，过二人的小世界，但他仍然做回族人斋月闭斋等等事情，毫不犹豫地踏进清真寺礼拜。郑云龙踏进清真寺，看到高悬着琉璃灯的大殿正中的祭坛，用做过小净的双手向真主安拉祈祷，他的身心得到极大解脱，因为祈祷的时间特别长，得到当地阿訇的关注，和阿訇交谈，甚而谈心。而在康定跑马山下大石包街的清真寺中的建筑，也特别能体现回族人个性。在大殿雕梁画栋的门窗上上“雕刻着回民从西北辗转迁到康定的创业故事。这些雕刻古色古香栩栩如生，有军人、商人，他们以回回特有的生存本领，在这个民族迁徙的大走廊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小说中详尽描绘了清真寺的位置，建筑风格，也介绍了当地回族人是如何在此地生存。
康巴此地，除了佛教、伊斯兰教，后来天主教也在这里出现。《康巴》中尔金呷家族遭到降央土司家几乎灭门后，而唯一幸存的小女儿泽央措在受到打击而皈依天主教，最初丈夫和他结婚并没有真正皈依的愿望，但通过她慢慢了解天主教，丈夫也心有所属，并且和当地的主教法朗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泽央措虽然穿着藏装，但每天要念《玫瑰经》，也参加唱诗班，也会带着全家老小过圣诞节。
在长篇小说《命定》中，作者一开场，就为读者展示了草原上的赛马会以及崩冲寺跳神活动中来自天南海北组成的小小市集。而在这里青年人的抢婚习俗，也是被人们认可的。小说的中主人公之一贡布就在集市邂逅他的妻子雍金玛，而用抢婚方式把雍金玛带回来家。
达真小说中呈现的尽管都是康巴地区各类人群所呈现的风俗，但风俗背后所承载的却是人们如何安身立命，经过大风大浪之后，求得精神上一种慰藉。风俗中无一不体现强大的精神支撑。回族郑云龙会去清真寺礼拜；泽央措的丈夫是曾经淘过金的陕西籍汉族人王正西也随了自己的妻子，在天主教中求得解脱等等。
（二）民间文学事项承载精神文化
小说中有大量的民间文学事项呈现，尤其是藏族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相关的民间文学事项，丰富多彩，这些民间文学也承载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精神。达真对于民间文学运用也是极为自觉的，作家试图通过这些丰富的神话故事、民歌、民谣、传说故事、谚语、俗语、歇后语等等来表达民族文化内涵，也表现人的精神内涵。
达真在创作的时候，并不是刻意用民间文学来表达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而是一种自觉地表达。比如谚语这类民间文学样式，在藏民族中就会广泛使用，它通常是衡量一个人学识的标准。如《命定》里，土尔吉因为和头人家女儿相好犯了戒律，寺庙就请喇嘛们来讨论如何处置土尔吉，可谓是一场运用谚语的盛宴，对于土尔吉的处置，有喇嘛主张驱逐出寺，鞭刑土尔吉的就这样说：“谚语说，鸟儿飞得再高也要留下影子，盗贼再高明也会留下痕迹；只有乌鸦才无树不歇，只有雪猪才无草不吃。”“俗话说，康巴人的耳朵是长在屁股上，不打是不听话的。”旦贝活佛则用谚语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还是引用一句谚语来表明我作为一寺之主的态度，‘自己的身子和嘴来做的事，身子应该来承担’。”而土尔吉的师傅达杰为徒弟的错误行为也在用谚语道歉：“土尔吉不归行为正如谚语所说，獐子没有套住不说，连套索也不见了。我这套索的力量太小了呀，他对于欲乐的欢愉，就像喝了盐水一般，越渴越难以节制……”同时，也用谚语为土尔吉求情：“没有渗不倒的土墙，没有泡不软的牛皮。”希望能给土尔吉一次涅槃的机会。于是对达杰心生同情的喇嘛就说：“谚语还说，河水没有人牵它的鼻子，它会自己流走。”言下之意，土尔吉自己犯了戒律，师傅也没有办法。但也有说：“谚语还说，不要说驴，它是骡子的父亲；不要说黄牛，它是犏牛的爸爸。这一点，达杰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巴》中也有很多谚语，大头人的女儿，是有名的箭手，父亲就用谚语勉励她不断练箭说：“谚语说不射箭，不知道谁是英雄。”此地的一场各部落为了保卫牧场的一场械斗后的调停，用了谚语来进行讨论、辩论，调停人会说俗语：“羊角抵烂了还是一家人。受损伤的一方说：“犯罪者国王都无法庇护，造孽者喇嘛也不能超度。”一位叫白玛友珍的说：“杀了人就要用金子把人皮口袋装满。”益西制止他说：“三句未说完就割舌头，你等对方把话说完。”而有人又说：“谚语说得好，豌豆上垒不起豌豆，谁也压不了谁。”而一个外国人鲁尼从头至尾目睹了这场械斗的调停，他大为不解而询问，调停人益西于是做了一个嘲笑鲁尼的鬼脸，并努努嘴说：“这里酥油里没有他，糌粑里没有他，他在发什么神经。”显然用了一个歇后语。而调停到最后，又说到谚语：“纠纷尾巴长了殃及子孙，牦牛尾巴长了春季伤膘。让双方因此都认了！”
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民众中所传唱的活态文本。在达真的小说中，史诗中的人物经常从人们的口中随口而出，就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已经深入民间。《康巴》中康东的稻坞据说是格萨尔的爱妃珠牡升天的地方，因此康东的妇女为纪念格萨尔对珠牡伟大的爱，都喜欢穿素色服装。益西涅巴讲过一段历史，19世纪下半叶康巴大地上一场最大的土司之间的战争往事，当时的一位智者为布努朗杰出谋划策，参照格萨尔故事里格萨尔化装成跛子、瘸子去霍尔部佯装要饭，打败了敌人。《命定》里，描述抢婚来的美丽的妻子雍金玛，就用格萨尔流浪艺人口里赞赏的那样：“她的美貌犹如天空的流云/幻化为不同形状的度母……”而格萨尔和他的战神们一直也是鼓舞藏民族的一种精神力量，《命定》中的土尔吉，是一个学佛九年的喇嘛，不得已离开家乡，他并不像贡布那样具有典型的康巴汉子的性格，但他却时常用格萨尔的精神和气度鼓励自己，要去上战场，土尔吉偷偷带上了格萨尔王的经书《梅岭大战》，把它作为护身符带在身边。小说的结尾，土尔吉更是靠着格萨尔战神式的精神冲向战场。
而有关民间故事、神话故事在达真的小说中也随处可见。有些是传统故事，在人物的口中无意识提及，有些就成为新的传说故事。藏族非常有名的“猕猴变人”神话故事，是藏族神话起源故事，是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生了很多小猕猴，就成为藏族的祖先。而在《康巴》中，年轻时的云登虽然已经跟贵族家女儿已经订婚，但还是想偷情，就想起“猴子跟罗刹女的催情故事”，这让他鼓起勇气，并且说“管他的，就是妖女我也愿意。”说到贡布的部落因为械斗的调停而聚集很多人时，也说是好似猕猴和罗刹女结合后生了小猕猴那么热闹。而阿古登巴的故事，虽然没有专门讲到，但在贡布、土尔吉去准备修机场去的路上，看到有人在做抗日宣讲，就觉得这样的人像阿古登巴。人们在听故事觉得好笑时，就认为是阿古登巴故事一样。在部落联姻的婚礼中，要祝福新人，在这场婚礼中还叙述了一个文成公主的故事，传说文成公主嫁与藏王时发现藏王总是捂住嘴和鼻子，一位大臣告诉她，松赞干布没有嘴和鼻子。这话无意间被藏王的大臣听见了，大臣对藏王说，汉地的女人气味特别难闻，你要用袖筒捂住嘴和鼻子，当藏王和文成公主见面是，都相信自己大臣说的是真话，但后来文成公主看见藏王拿开袖筒后，一个有脸有鼻子的英俊男子就是自己的爱人，而藏王嗅到是公主的芬芳而不是臭的味道，也寓意着他俩的矢志不渝的美好爱情。而《康巴》中郑云龙在赵尔丰的部队与喇嘛等对垒中，单刀赴会，化干戈为玉帛，也在后来藏族在民众传说为神奇故事。《命定》中贡布抢婚前和另外一位求婚者的决斗，表现出超常的勇猛精神，这样的故事也流传于草原，越传越神奇。
三、多元交融地区的民族精神
达真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多元交融的地区人物来展示民族精神，真正体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达真小说中人物都生活康巴大地上，因此，对于这片区域的特点，因为是古时的茶马古道，商贸繁华，同时地处边地，是中原和高原的交汇之地，汉满蒙回藏各族都有。在小说《康巴》中说到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中康定是诸葛出征时一箭成名之地，又是格萨尔烧茶的地方，名副其实的交汇地。”虽然是讲到地方特点，但引用的风物传说也是作者引以为自豪的。而且此地流传着民间歌谣，《色吾纳列》中唱到：“色吾纳列，金子般的城啊，汉藏同居打折多（康定）。”由马帮中唱出：“金子一样的‘打箭炉’（康定），藏地独一无二的锅庄是土司的腰和腿……”表明当时的土司势力的强大，统管几十家锅庄。
《命定》主要是以藏族贡布和土尔吉为中心人物的，贡布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勇猛、好斗，也能得到美女的青睐，他大胆又细心，一路上保护着土尔吉，但英雄无法抵挡钢筋炮弹，最终也牺牲在战场，但他的精神却鼓舞着更多的战士。土尔吉相对与贡布来说就含蓄一些，但经过多年的寺院教育，他也是对新鲜知识有极大的兴趣。在修建机场时，就和工程师成为很好的朋友。而《康巴》中白阿佳是康定藏族最有个性和特色的一位女性，她的丈夫早逝，但她却能跟各种人打交道，把自己的锅庄经营得红红火火。《康巴》中的云登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虽然他最后也有建一座博物馆的美好梦想，但年轻时，他也做过一些过激的事情，也会为一些事情不择手段。
《康巴》第二部中主人公郑云龙就是这片交融地区的一个回回，他本是成都人，但因为杀了人，历经千难万险和情人玉珍一起来到康定，在藏人白阿佳的锅庄里打工，也深得白阿佳的信任，可是不幸玉珍受人侮辱而死，只好参加了赵尔丰的部队，平定叛乱，虽然最初他只是个小兵，但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也带兵镇守康南重镇理塘，而且凭着他的才能，他也迎娶一位土司家的女儿，儿孙满堂。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杂居之地，像郑云龙这样的人是很难生存的。清真寺的阿訇告诉郑云龙回民南迁的历史，也告诉他回族人要在逆境中绝不气馁，他们一起背诵着“克服困难，转危为安”八个字，这八个字也时时鼓励着郑云龙。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但常常能化险为夷，也是这种精神的引领。
《康巴》的第三部中尔金呷家小女儿泽央措，在全家被灭门之后，幸运逃脱，能够皈依天主教，也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早早就来到这里，教士修女为泽央措取名叫安妮，但后来泽央措结婚，不习惯安妮的名字，又改了回来，但她皈依天主教的思想却没有改变。达真的作品里这里也出现很多外国人，《康巴》里有懂藏语的女学者，也有神父、还有记录民族风俗的鲁尼，而《命定》里有修建机场的指挥，以及远征军的统领。有些人物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可以看到康定这片区域的交融性。
“交融一词的基本含义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也许青藏高原东缘正因为是万水之源的发祥地，交融、扩散成为一种必然，自然而然，这条‘曲线’终于在19世纪下半叶又迸出了耶稣。”而这片交融之地上，佛教寺庙可以和清真寺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两相对峙，教堂也可以吸引很多各民族教徒。达真也借人物之口，表达他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康巴》中汉族姑娘玉珍在遇到白阿佳，就意外地感到，“藏人的乐观豁达和对待生死泰然自若是如此从容淡定，这对于生活在汉地的人而言，藏人就像神话《聊斋》《封神榜》里的人物一样，在今生和来世间穿进钻出，毫无惧怕。”《命定》中土尔吉在修建机场时认识了制图员吴正生说：“比如说有的格萨尔说唱艺人，突然在梦里醒来或者遭受雷电的袭击顷刻之间获得知识。这些东西在汉文化里被称之为神话，像《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汉地的这些故事与格萨尔说唱艺人的传奇故事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土尔吉在被寺庙赶出来，且受到鞭仗后，就听到汉僧对藏人的评价：“藏人在海拔如此高的高原上用生命与寒冷抗争，与饥饿抗争，他们的乐观是超常的，正因为有了这种乐观的生命态度，他们才创造出顶天立地的生命文化。”这些“他者”眼中的康巴，康巴的藏族人的精神就从一个故事、对话中显现出来。
达真的小说厚重而富有历史底蕴，给人展示了一个多元文化地域下的康巴。他的小说呈现了康巴人的生存状态，展示他们的精神魅力。达真不仅展示着康巴这片地域中各民族所呈现的“美”，这片区域的人们所的经历的困苦和磨练，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情仇、执念追求，表达康巴地区着各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精神。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栗军，女，满族，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藏族民间文学研究。
达真，藏族，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康巴》《命定》等。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