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抗疫”居家隔离的日子，拜读了西藏作家敖超的新作中篇小说《那么多的瓶瓶盖盖》。小说讲的是从小生活并工作在拉萨的李书林和几个发小，见到了离开三十多年，突然从东北返回拉萨“还愿”的初中女同学的故事。五位初中同学，五个原生家庭，跨越西藏、东北、重庆等地，长达三十多年的命运坎坷，立体展现在我们面前。在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硕的今天，我们负重蜗行的心灵何处突围？这篇令人感慨嘘嘘的小说，透过“藏二代”的点滴故事，凿来一束光，试图谨慎地告诉我们。
开枝散叶般再现叙事
这篇小说以李书林和几个初中同学见到女同学王春花为明线，以他们初中时代的故事为暗线顺序展开，并逐渐穿插铺陈了“豆芽”李书林、“敌敌畏”叶建伟、“小龚雪”王春花、“秋波”、洛桑及其背后家庭的五条支线故事。无论是主线或者支线，作者都花费了大量篇幅和文字不耐其烦地描绘，意图每个场景故事都多彩丰满。小说的叙事方式，像一颗茁壮成长的树，长出主干，发出枝杈，挂满茂叶，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层层叠叠，形成了复合式的叙事结构，实现了对社会存在“真实故事”的准确复制、粘贴、再现，给我们带来了阅读体验的多变美感。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李书林是文中的主镜头，我们通过他的眼睛、心理活动去观看或代入整个故事的始末。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有关章回叙事视角转换时曾称赞，“写得狐疑之极，妙妙”。这篇小说叙事视角发生过转换，王春花与“秋波”在一家藏式甜茶馆单独见面时，叙事焦点转移到了王春花身上，在聊天中了解到初中同学李晨伟到拉萨住在“秋波”宿舍天天醉生梦死般的生活片段，增加了视角的灵活性。小说的主线时间发生在本世纪一十年代拉萨的两周内，涵盖的支线时间跨越长达30年；故事发生的地点以拉萨为主，穿插的故事转场东北、重庆等地，较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在一篇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中娴熟摆布，时间、场地转换自然、顺畅，没有丝毫的生涩感。
小说的语言朴素、细腻，干净利落、毫不拖沓，尤其对人物的描绘惟妙惟肖，在开枝散叶般叙事中逐步饱满。初中时代的“小龚雪”王春花，“脸白得就像高山上的雪莲，头发黑得就像太阳下的影子”，秋波“眼睛里会泛起水光一波又一波”，“敌敌畏”“一脸亢奋的青春痘，状如癞蛤蟆”，洛桑“调皮是本能的活跃，是胆子大，是没有坏心眼的那种调皮”。现在的李书林，“像棵豆芽一样密闭在一个罐子里，面黄肌瘦地独自存活”，“敌敌畏”“黝黑的脸上，凸起的青春痘早已替换成了凹陷的痘坑”，王春花“发福了，脸上有明显的褶子了，身上岁月留下的故事感有一种浓烈的味道，诱人品尝”，春花的表妹春燕“齿如编贝，目若朗星，无意间眼眸往上一扫，清澈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幼鹿被打扰到似的惊讶。”这些语言，既有水墨画般的泼洒，也有简单朴实的白描。在“敌敌畏”语气意味深长开玩笑说王春燕来拉萨是为了找男友时，春燕“脸一下就红了，也不理人了”，一位单身姑娘娇嗔羞赧的形象跃然眼前。大家记住一部优秀的小说，往往从如数家珍其中的人物开始，就如说起《红楼梦》就会想起贾宝玉、林黛玉一样。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独特，呼之欲出，李书林敏感闷骚，“敌敌畏”热情大咧，“秋波”冷静内敛，王春花外恬里辣，洛桑胆大调皮。即使作为配角的王春燕、李晨伟、仁青及几位同学的父母，也都十分鲜活。
两个时代的命运雕塑
鲁迅说过，“我总以为倘若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这篇现实主义小说，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和本世纪一十年代为社会背景，再现了工作生活的西藏拉萨的“藏二代”的生活情境。“藏二代”是指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进藏工作的各族干部职工后代。小说中的李书林及其同学们，是典型的第二批“藏二代”，有别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八军后代，他们的父母是六、七十年代响应祖国号召到西藏工作的特殊群体。
相对于李书林们来说，他们的父母就是“藏一代”。李书林的父亲从偏远农村当兵出来，留在西藏参加工作，是厂里的工人，后来提干当了厂工会干事，李书林母亲是他父亲从四川农村老家领来的。洛桑的父亲是李书林父亲单位的领导，后来洛桑摔到了头，他哥哥仁青又被判了刑，洛桑的父亲一夜间苍老了，一家子默默搬出了院子，再没消息了。“秋波”的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采购员，经常内地出差，可以带回杂志、电子表等很多时尚的东西。王春花的父亲是拉萨北郊汽车修理厂开客车的司机，南方人，她母亲是东北人。“敌敌畏”的父亲是货车司机，那时在西藏当货车司机是个很吃香的职业，游历多，见识广，还可以从内地捎带东西回来，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去四川出差被泥石流冲走了，在拉萨葬了个衣冠冢。那个年代的西藏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物资奇缺。李书林和他同学的父辈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人生轨迹随着时代起浮，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撑起了当时西藏发展的天空。
“秋波”回忆说，“八十年代的拉萨，政策也是突然来的，进藏的内地人，突然就有了回去的机会。为了建设西藏，中央下决心对西藏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小说又在叙述中介绍，“那一两年间，大约八万内地人纷纷随大流回了家乡。甚至有与西藏当地人成家的内地人，丢下老婆孩子也要回到家乡去，生怕错过了这次内调机会。”1980年至1983年，中央出台政策，在藏干部职工大规模内调。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李书林、“秋波”、王春花的父母内调，才有了同学之间的依依惜别和天各一方。李书林留在拉萨参加招工，“秋波”、王春花随父母返回内地，秋波户口留在了拉萨，两年多后回拉萨高考，大学毕业后返回西藏工作。
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拉萨有网红酒吧、好吃的重庆火锅、新潮的外国啤酒，与内地大都市没有多大差别。小说中的几位同学，经过多年的奋斗，留在拉萨的事业有了不同的发展，回到内地的也有各自的命运。李书林在某研究所工作，离婚后把自己封闭起来。“秋波”在西藏条件艰苦的那曲工作五年多调回了拉萨，目前已是某重要部门的处长。洛桑的失忆症很严重，记不清楚当初发生的事情，住在哥哥仁青家，仁青出狱后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其实许多随父母调回去的同学，生活得都不是很如意。新的环境要适应，更没有人脉资源”。春花回到东北后没几年就工作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潮中下岗，开过小餐馆，还做起了保险业务员。李晨伟随父母调回广西，高中毕业后，顶替父亲在县酒厂工作，后来辞职经商失败，来拉萨跟“秋波”胡吃海喝半年后返回内地杳无音讯。李书林的弟弟回内地后，在父母的厂里解决了工作，没几年就下岗了。
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虽是作者塑造的，本质上却是历史的，无法脱离时代而建构。李书林等“藏二代”从小生活在拉萨，长大又继续在藏工作，四十多岁的他们，早已有了“藏三代”。如从第一批的十八军进藏的“藏一代”算起，现在已经有了“藏四代”甚至“藏五代”。作家敖超本身就是“藏二代”，对这一主题的准确把握来源于融入血脉的深刻记忆和厚重情感。无论是李书林们父辈的第二批“藏一代”，还是李书林们等70后“藏二代”，都是进藏干部职工的缩影，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在西藏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他们的欢乐有他们的痛。历史不能忘记他们所代表的群体。
不惑之年的挣扎突围
“那么多的瓶瓶一个盖盖”，小说的名字乍一看起来有点无厘头，让我们十分好奇。作为贯穿小说的一首歌，文中共出现七次，把整篇小说的情节有机黏连在一起。文中写道，歌词里瓶瓶和盖盖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关系。顾名思义，我们把握这篇小说的主旨，最简单的就是理清其中的“男女关系”。小说主要讲四男一女的初中同学故事，我们暂且把四位男生当作“那么多的瓶瓶”，把唯一的女生当作“一个盖盖”。
他们五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同学关系，因中学时代青春荷尔蒙的脉动，出现了喜欢之情。毫无疑问，李书林、“敌敌畏”、“秋波”、洛桑都是喜欢王春花的。李书林“梦里他似乎梦见了一个好久未见的女同学”，吃火锅见到王春花时“满脸堆笑但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乘握手的机会仔细瞅了瞅眼前这位女士的模样”。“敌敌畏”当年视王春花为女神，后来通过单位同事打听春花的消息，给李书林打电话炫耀身边的王春花时“语气里有故意压制后的兴奋”，自从春花来拉萨后，他一睁眼就给她打电话，积极献着殷勤。“秋波”替王春花写洛桑哥哥仁青“欺负春花”的举报信，春花回东北后“秋波”还与她保持书信往来，并把大学毕业后没去东北找她作为“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春花来拉萨后怕洛桑的哥哥报复她，主动找仁青说明当年自己写举报信的事。洛桑在去西郊扫墓的客车上，看见坐在后排的王春花，“兴奋得如像决了堤的洪水，浩浩荡荡、哗哗啦啦地用他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吸引着王春花的注意”,失忆后还写了一首叫《春花》的诗，当李书林提到女同学王春花的名字时，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初中时代的喜欢，是一种纯真的、朦胧的、淡淡的好感，而王春花喜欢的却是“秋波”。基于他们之间“瓶瓶盖盖”的关系，才有了洛桑摔坏脑袋失忆、“秋波”写举报信、仁青坐牢、春花不辞而别等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迈入不惑之年的李书林、“秋波”、王春花们，对成年人的“男女关系”有了更多的迷茫与不解。这个时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西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书林按部就班搞研究，当处长的“秋波”地位尊贵，王春花成为有钱的中产阶级，他们事业有成，却都面临难以突破的“天花板”，也出现了感情危机。虽然物质上不缺吃不愁穿，但精神生活却极度缺失，对婚姻家庭、事业工作产生困惑，缺乏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不知道未来的出口在哪里，被日子裹挟着浑浑噩噩蹒跚前行。对爱情的失望和激情的沉沦，成为了他们的共性。李书林认为，“婚姻是把两个人硬生生地绑在一起，却各自有自己放不下的世界，也融不进对方的世界”，并因长期两地分居离了婚。在大家羡慕“秋波”的幸福时，他却总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王春花的男人有钱之后和服务员好上了，还被王春花堵在了床上，就离婚了，“人各有命，缘分尽了，该散就散。”同时，70后的“藏二代”，还有一代人的难言之痛。“秋波”反思说，“现在的媒体说我们这一代人热爱西藏，是热爱更多？还是离不开更多？或者不敢离开更多？”李书林坦然承认，“没有勇气离开西藏去面对内地的生活”。“他们这些在西藏长大的孩子，自卑没有安全感是通病”。内心敏感加上中年不惑，让他们更加迷茫、彷徨，表面光鲜，却似行尸走肉。
拯救他们的，是王春花的拉萨之行，在大家死气沉沉的生活圈投入了一颗石子，一圈圈涟漪扩散，引发了思想上的蝴蝶效应，春花也实现了自我救赎。她来拉萨主要为了父亲的遗愿，也是她的心愿，看望因“调戏”她被父亲赶下客车，搭拖拉机回家时摔坏脑袋的洛桑，这反馈的是“藏一代”“藏二代”对西藏、对西藏人不舍的眷恋。因春花一个人难以承担洛桑的治疗费用，“秋波”提议成立洛桑文学帮扶基金，用于洛桑的文学规划发表，以及同学们之间的互相帮助，激发大家重拾爱心，回归本质上同学之间的纯真情感。这不是个人家庭和事业的“小我”之爱，而是真善美的“大爱”。在2020年伟大的“抗疫”斗争中，有的逆行前线、有的幕后捐助、有的积极配合，都在日月同天下默默奉献，彰显出“大爱”之美。
明代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只有对标纯真之情，在“大爱”的树荫下，才能更好呵护“小爱”。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挣扎，试图为自己打开了一扇中年囚笼的门。人的生命里，难免不会被无行的大手扶上另一条路，但在柔软的内心里播下的种子，会生根发芽长成念旧的树，当终于重游归来，会开出少年般明媚的花来。
“人会离开，情感会回去”。小说最后，李书林在电话里积极表态欢迎前妻来拉萨，他正在自我救赎中兑变。
原刊于《青海湖》2020年9期
勿罔昕蔚，中国诗歌网优秀点评网友，长期在拉萨从事文字工作。
敖超，生于重庆，一直在拉萨生活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级研修班学员，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从事小说、诗歌、散文创作，先后在《小说选刊》《芳草》《现代小说》《西藏文学》《西藏日报》《东方晨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假装没感觉》、长篇小说《直线三公里》、诗集《遇见》等。现在西藏群众艺术馆（非遗保护中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