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长篇小说新作《云中记》，以汶川地震及灾后重建为题材，又特别在文末标注了“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动笔”，似乎有意交代这部作品的立意和创作动机。但无论是文本的阅读空间，还是追踪作家的写作轨迹，都客观地显示出此次著述绝非临时动议的“大事记”，亦并未因题材的特殊而致使其成为作家创作中的孤悬之作。一方面，汶川地震发生之后，阿来一直通过文字及其他方式表达关切，他编选的地震诗抄《生命之歌》及其诗作《悼亡》，为什邡穿心店地震遗址公园的诗歌墙所写的序作《那一刻，那一天，那一年》等，均带有受难者主体身份式的强烈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据阿来在访谈中透露，当年在赈灾一线的地震废墟上，他于休息的间歇中听莫扎特的《安魂曲》，就有了创作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写地震，一定要这样写。不止是悲惨，不止是壮烈，里头一定要有一种回肠荡气的美感，这种美感是洗礼，是遇难者的血和死亡让活着的人更加了悟生命的意义。”¹

        这种想法，既是为后来的《云中记》确定感情基调，也是对写作本身提出了要求——这部作品注定不能像一般的灾害书写那样：注重时限性、倾向于罗列现象、话诉哀痛——它一定要在长时段的酝酿中，越出悲怀激情的感性藩篱，突破纷纭喧哗的共性认识，完成从事件转化为背景、由现象感悟内化为哲理忧思的经验处理，反映出作家为写作做了历时已久的蓄积主观情感和理性思考的准备。由此，《云中记》可以视为阿来经年之后重回灾难现场的一次话诉，这与作品中主人公阿巴在震后决然归乡的情节相契合，构成了文本内外一体两面的情感逻辑。不仅如此，《云中记》以超越灾难题材的辽阔历史眼光和深邃人文意蕴，跟阿来早前的《空山》等作品之间形成了贯穿承接的内在精神对话，于藏地乡村书写的同一空间维度中，顺延了当代编年史志和启悟当下乡村重兴命题的经验逻辑，在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日趋高涨的现实主义精神复归潮流中别具典型意义。

一、“归来”之述与乡村想象的转轨

        《云中记》讲述的是一个地处山腰台地名叫云中村的千年古村，在经历汶川地震的劫难后又遭遇山体滑坡最终消失的故事。地震发生后，云中村经地质勘探确定处在滑坡体上，有随时发生次生灾害而倾覆的危险，全体村民经政府统一安置搬迁到山下平原地带的移民村，小说就从云中村被遗弃后的第三年开始讲起。主人公阿巴是村里世袭的祭师，因为无法忍受移民村潮湿的气候、机械枯燥的生活，怀念着原来村庄的“气味”，更时刻牢记作为祭师的职责——祭祀山神和安慰鬼魂，担心在地震中死难乡亲们的亡魂得不到照拂，终于在离开三年后重回云中村生活，并决意与村庄一起等待赴难。

        阿巴的归来，让被遗弃的云中村短暂地恢复了生机，不仅如此，在阿巴的垦荒耕作中、在阿巴祭祀山神和安慰鬼魂的宗教活动中、在阿巴对往事和历史的回忆追怀中、在阿巴跟村庄山林中的植被生灵沟通交流中，云中村的千年历史、风物伦常、秘闻旧事等纷纷复活。并且，在阿巴和云中村一起消失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村庄及其千年遗存重新与那些离乡的人们建立了联系，经由阿巴的壮举和云中村悲剧命运的感召和启悟，那些曾经被破坏、被遗忘、被质疑、被忽视的文化习俗、经验秩序、精神秘则，逐渐在乡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回流。云中村的器物形态虽然消失了，但她的无形之法却产生了抚慰人心、修复伦常、规劝人性、启悟智慧的力量，仍然在人们的新生活、新家园、新文明的建设中延续影响。

        就情节的逻辑性而言，阿巴这一“归来者”形象，多少有些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色彩，带有“舍生取义”的悲壮意味。他对云中村执有的眷恋情感、生死与共的守护情义，看似异于常理，却也真切地依附于灾区人民的情感现实，根植于地方性的历史和文化分析。“归来”情节存在的合理性和非理性表现，都折射出作家对于故乡在自然灾害中遭遇劫难的复杂情感：以“安魂”启悟生者体现了痛定之后直面现实的积极态度，以“归来”复活村庄则表达出伤痛难平的不甘和告慰。在开篇的序言中，阿来就解读了面对大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时情感的特殊性：“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托于大地，人无处可去。”²那么，对于地震中的死难者和消失的城镇与村庄，人们能做的除了寄托悲情的哀悼仪式，也只有精神的追怀和经验的铭记。而“归来”正是一种可以实现强化记忆、提请觉思的方式和途径。云中村作为地震中消失的城与村的代表，它留存世间的最后时光，通过主人公阿巴的“归来”，给劫后余生者提供了一次拥抱故土的额外机会，让那些以往或许不经意、不珍重、不敬畏的事物，在这场预知的劫难等待中重获记忆的确认和经验的训示。在这个意义上，“归来”既是作家阿来言说灾难现实的一种情感旨归，也同时构成了实现情感表达的叙事机制。

        “归来”是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诉求，它所揭示的是农耕生活方式塑就的人与土地之间密切的依存关系。与之相对的情感前驱是“背离”，这根源于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人性本源。古代文学中，少小离家与落叶归根、四方之志与衣锦还乡等往往是前呼后应的理定情节，既呈现了一种文化现象，也构成一种文学传统。近代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对古老的农耕文明造成了冲击和异变，现代乡土文学从鲁迅那里变续了“归来”的路径，“再离去”暗含了乡愁情感的复杂律动，喻示了乡土社会命运走向变局的事实。在百年来的现代化行进中，“去乡村化”于政治命题和文化命题之间生成了持续的议事关系。随着20世纪后期社会转型发展的加速，城乡的落差、失根的隐忧、盲目发展带来的创伤等，引发了更为强烈而普遍的文化乡愁，乡村之变被提至关系社会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和精神“寻根”潮流及后来的延续中，乡土叙事的“归来”情节再次成为文学精神嵌入现实关怀的常规话语机制。它首先被构建为乡村对外窥视的一种路径，陈奂生进城归来的心理活动，投射出改革开放道路创辟之初农民寻求命运转机的强烈冲动，而高加林的落寞归来则道尽了这种命运寻变的理想兑付之艰辛，发育出一种当代式的“逃异地，寻求别样人生”的感喟主题。在其后兴起的“乡下人进城”和“底层叙事”潮流中，“归来”又被形塑为嫁接城乡对话的一种交流枢纽，进城的乡下人所引发的“候鸟”想象，反映出“归来”的乡愁和“再离去”的乡怨在现实情感中都发生了伦理价值的游移现象，这也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实主义创作从乡村社会“拔根”和“集体性溃退”³问题的另一方面注解和阐释。一定程度上，正是现实中农民的离土浪潮激发了知识者对“土地迷恋”的强化情绪，张炜、赵本夫、刘蜜腊等作家的家园乡土小说创作承继了传统乡土文学中的浪漫抒情一脉，倾向于“保存古旧梦境，传统诗趣”，⁴以“走向野地”的乌托邦情怀将“归来”宣示为一种方案，率先在人文精神的“废墟”上启动了乡土重兴的工程。

        而进入新世纪后，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及新作《云中记》、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赵德发的长篇新作《经山海》等，纷纷继起“归来”以重兴乡村的叙事路线。这些作品与旨在重建人文精神而频遭学界指陈“缺失批判视角”⁵的家园乡土小说不同，它们呈现的不仅仅是寄托知识分子“不能苟且”的精神操守，而是对当下社会发展中重振乡村战略主题的时代呼应，重在对具有现实建设意义的乡土文化精神进行开掘；它们所提供的“归来”方案，不再是作家精神层面的“归去”以隐退据守，而是将“归来”视为目标终点，直面乡村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颓圮和生态创伤，积极推想乡村治理、修复和重兴的策略举措。在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复归的潮流趋势中，这类可称为“乡土生态小说”⁶的创作，以超越单一批判性的姿态，召唤出了文学创作主动迎合现实价值导向的精神旨趣。

        阿来继《尘埃落定》以来的创作，秉持的正是这种回到当下的精神面向。他集数年之功专注于长篇小说《空山》的创作，这部作品原题名为“机村传说”，包含三卷六部长篇（分别为《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于2008年全部创作完成，2018年再版时调整总题为“机村史诗（六部曲）”。其间，阿来也陆续创作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如《遥远的温泉》《已经消失的森林》《奥达的马队》《孽缘》《鱼》《格拉长大》等，从主题思想、情节内容等方面来看，这些作品与《空山》之间关联密切，大有建构宏大史诗的意味。有评论认为，《尘埃落定》是阿来对其构筑的文学空间“川坝藏地”的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书写，《空山》系列作品则续写了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对藏地乡村具有当代编年史志的意义和价值。⁷《空山》等六部作品在情节上呈示出内在的线性时间脉络，机村的历史纵贯了20世纪中后期的大事索记，每部作品独立成篇，但又总体贯穿着藏地乡村在发展中命运的迂回和创伤的情感主题。作品中的人物在单篇写作中各有侧重，但主要人物如格桑旺堆、驼子、索波、达瑟、拉加泽里等，占据着构成机村传奇和村庄灵魂的地位，在全作中组成了整体性的人物关系脉络。通过这些人物跟机村之间发生的从背离到回归的情节线路，让六部作品以“花瓣式”结构围绕叙述当代乡村命运的中心主题，筑合成逻辑严密的长篇巨制。在某种意义上，《云中记》与《空山》之间有着内在的承接总延关系，一方面《云中记》将《空山》尾声中世纪之交的时空顺延拉至当下，呈现出藏地乡村当代史的跟踪式书写姿态；另一方面，《云中记》对藏地乡村的历史回望跨越了《空山》中的当代时空，在千年风物史的追述中更为深邃而完整地探寻问查乡村化历史的命运延宕。在当下反思“去乡村化”道路和积极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语境下，《空山》和《云中记》都是归来乡村的文学之述。

二、归来者的当下代言

        《云中记》塑造的阿巴这一故乡归来者，既是大地震劫难后藏地乡村“复活”想象的启动者和诠释者，也是长时段历史发展造成的乡村创伤经验的述说者和反思者。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类似的归来者形象构成了一个突出的书写现象，诸如阿来的《机村史诗（六部曲）》系列作品中的索波、达瑟、拉加泽里等，周大新笔下的女性人物暖暖，格非《望春风》中的主人公“我”，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吴小嵩等，这些乡村归来者身上寄托着作家们对乡村复兴的情感想象和理性觉思，他们成为了当下实践振兴乡村道路的代言人，这种叙事逻辑也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言说策略。

        周大新曾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被称为是最早讲述“逃离北上广”的长篇小说，不仅如此，这部作品对振兴乡村之路的畅想，既呼应了新世纪以来构建新型农村的现实发展理念，又合理地构设了重兴乡村的生态化展望，颇具超前的眼光和意识。小说中塑造了一位进城打工后又回到家乡带领全村人创业的时代青年楚暖暖，她所面对的是商业经济对传统小农经济的颠覆性冲击、利益至上观念对乡村生态环境和伦理秩序的破坏、欲望主义带来的人性迷乱及道德沦丧等严峻的乡村社会现实。作家主张发扬暖暖身上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包括知识青年的智慧、传统女性的仁信善德、进城归来者的眼界和经验，以及坚守乡土家园的朴素情感和热忱理想等，作为保育乡土文化生态、建设“环境友好型”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助力。

        格非的《望春风》，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启动了一场漫长而悠远的精神返乡之旅，在这个地处江南腹地的儒里赵庄千年历史的回望中，曾经的农耕文明所拥有的春风千里、烟雨传奇，跟后来开发狂潮中一夕变为废墟的场景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比。但在主人公“我”和少数乡民的身上，“儒里赵庄千百年来的质朴纯性、人情伦常、家园情结、文脉风流仍然一息尚存”，⁸通过“归来者”们的返耕复建，终为故乡守护了一片“春风”。这一乌托邦式的想象意味着“《望春风》超越了一般乡村生态小说的创伤书写，以回到废墟重建家园的情节呼应了‘去乡村化’治理的现实命题，并且对这一新的时代命题进行了警预式的商榷思考，即该如何考虑回到故乡、重振乡村的后现代化道路和方案”。⁹

        赵德发2019年出版的长篇新作《经山海》讲述的也是一个“乡村精神回归和重建的故事”，¹⁰女主人公吴小嵩选择从城里调任乡镇工作，看似“下放”的安排其实正是当下“大城市病”集中爆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引发的“人才回流”现象的实写。吴小嵩在楷坡镇开展的种植楷树、保护和开发丹墟遗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斤求两”、规划乡村民居、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等所有工作，都是为了乡村精神的回归和重建。作品中所讲述的这些情节内容，无疑是当下乡村现实生活中最生动鲜活的事件和讯息。

        与上述周大新等作家笔下的人物有所区别，阿来塑造的乡村归来者形象，背负着深重的执念式个体性救赎情结，在对现代性矛盾的一般化探察中更侧重深究具体的复杂人性。从《机村史诗（六部曲）》到《云中记》，他在长时段的回望中审思当代乡村社会发展矛盾的历史动因，建构了由个人救赎向乡村集体救赎升华的“归来”叙述主题。《机村史诗（六部曲）》的第一部《随风飘散》以善良纯真的少年格拉之死揭示了乡村伦理失序的变局开始，隐喻了机村走向历史跌宕命运的时代玄机。人性的复杂在逐渐失去乡土文化之魅的襄佑后，被先后而来的利益至上观念和欲望主义等导引释放，对现代性挟裹中的机村及其山林、土地、动物生灵等风物伦常，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破坏。《天火》中传统的烧荒畜牧生产方式被森林防火法令禁行弃绝，熟知当地山林草木之间规律秘则的巫师多吉在时代的隔膜中被迫失去了沟通“火之神”“风之神”的神秘“法权”，当机村发生意外的森林火灾时，狂热的唯权思想和政治运动制造了一场盲目而荒唐的救灾事故，机村青年索波即是主导这场事故发生的政治狂热分子代表。在葆有藏乡古老信仰的村民眼中，索波等人对机村的森林在“天火”中一夕毁灭负有难辞之罪。《达瑟与达戈》延续了《天火》中的时代背景，从强权意识对生命尊严的践踏这一维度返视机村的命运困境。主人公达瑟外出求学中遭遇政治运动的风波回到故乡，为了避开复杂的时事，他躲在森林中的树屋里痴迷地读书。在别人的眼中，疯魔了的达瑟就像是一个笑话，然而从书中得到的理性开悟使达瑟成为了机村少有的清醒者。他理解猎人达戈受辱行凶的遭遇，同情森林中因火灾、滥伐和过度捕猎而生存艰难的动物，对政治狂潮中无辜受累的机村和乡民们深怀悲悯。当达戈最后选择跟一头熊同归于尽时，也只有达瑟意识到这一壮举既是捍卫猎人的尊严，也是对生命遭到冒犯的最后反抗。《荒芜》讲述了机村以畜牧捕猎为主的传统生存方式在山林田地实施国有以后所遭遇的困境，外乡人驼子来到机村实施垦荒种田，一度让“荒芜”了的机村获得生活转机。但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垦荒、森林滥伐，让机村接连饱受泥石流之害，开垦出的田地再度荒芜，心怀赎罪之情的大队长索波决定率领村民走向更远的地方开荒。《轻雷》中的机村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让机村的年轻人看到了命运转机的希望。极富智慧和谋略的拉加泽里来到镇上，投身于盗采贩卖木材的狂潮大军。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虽然为人们带来了迅速致富的机遇，也让机村受到了惩罚，拉加泽里和更秋家的老三锒铛入狱，更让人痛心的是，千百年来护佑机村的森林再度遭到重创破坏。当拉加泽里在12年后出狱归来时，机村已经处在世纪之交的时代，他在返乡途中获知的退耕还林、禁伐禁猎、旅游开发等政策信息，宣示了机村正在迎来新生。对故乡满怀愧疚之情的拉加泽里决定投身于造林护山的公益事业，以此救赎自己。

        在《机村史诗（六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空山》中，不仅拉加泽里以自赎的方式回归故乡走上重建家园的正途，还有长期避世的达瑟、暮年觉悟的索波、满身罪孽的更秋兄弟等人，也都怀着愧悔之情纷纷归来，他们与始终维护机村伦常秩序的格桑旺堆、崔巴嘎瓦等老人达成了微妙的情感共识，虔诚地希望通过修复生态和精神的创伤来取得故乡的谅解。《云中记》，不仅延续了这种个人性的救赎意识，更进一步地将其升华为一种集体救赎的自觉。或许，大地震的深重劫难，更强烈而直接地激发了乡村觉醒的集体意识，所以当阿巴做出回到云中村等待与村庄一起赴难的决定后，曾经在村庄里生活过的人们，无论是善良朴实者，还是奸猾狡诈之辈，都在云中村最后倾覆的失乡悲恸中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启悟。而这一结果，或许正是作家对乡村当下治理和未来建设所构想的一种精神抚育方案。与此同时，阿来等作家笔下的归来者们，又成为了当下乡村精神、乡土意识觉醒的代言和缩影，就像阿来在《空山》代后记中的感言：“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体现的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¹¹

三、“告诉”：另一种问查乡村的方式

        阿来在《机村史诗（六部曲）》中对长时段历史进行了回望式考察，以近乎撰写地方志的规范去详述机村当代历史的关键节点和大事纪要。《云中记》通过主人公阿巴的漫想自述，在更为悠长的时间轴线上追怀了云中村的千年历史和风物博志。追怀和回望不只是阿来进入乡村的方式，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中，还有像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李佩甫的《生命册》、付秀莹的《陌上》、格非的《望春风》、赵德发的《人类世》和《经山海》、姚伟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之《富矿》《后土》和《福地》等一批作品，也呈示出同样的精神姿态，在当前原乡书写潮流中显现出某种集体式创作转向的意味。从这些作品的情节结构上看，都是将历史的回望和追怀之述与当下言说进行连接，形成了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同构乡村现实境况的叙事路线，颇有对乡村的复杂症结进行“正本清源”式把脉查访的审慎意识。正如阿来明确宣示的那样，通过这种追怀和回望既“无意”“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也不是唱响“旧乡村的一曲挽歌”，而是站在“深知一切终将变化”的立场，于历史的行进踪迹中探查乡村命运变势的答案——“我是想知道，所有这些村庄将走在怎样一条路上；我想知道，村庄里的人们，最后的归宿在什么地方？”¹²这意味着，作家所谓乡村的觉醒，并不是单纯情感上回护乡土的策略性言说，而是建立在深入探察现实基础上的理性研判。

        此种进入乡村的方式及其意图，与《云中记》里所描述的瓦约乡风俗“告诉”的情形非常一致，或者说，“告诉”就是作家阿来有意寻访的一种言说乡村的理想化方式。“告诉”是瓦约乡的一种古老风俗，也称得上一种仪式，主要是指再次相遇的人们将从上次分别后各自身边发生的事情相互告诉，这样可以让所有的乡亲都互相知根知底。而阿来借助云中村的归来者阿巴之口，将村庄远古的历史、受灾的劫难和灾后的变化逐一讲述，正像是操演了一场“告诉”的仪式，在文本内外形成了以村庄为“主角”的对话场景。这使得“告诉”所负有的仪式功用进一步外放和升举，它不再仅仅用来作为乡民生活和情感的交流渠道，更负载着整个村庄甚至整体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的复现流传。“告诉”仪式本身所具有的普查意味，在将其主体或对象由乡民置换为乡村之后，无疑显露出作家以此方式对乡村进行历史和现状“普查”的叙事意图，《空山》和《云中记》中直接出场的文化人类学博士，以及作品中篇幅不小的田野调查和学问对话情节，即是对作家在场方式和身份的佐证，同时也贯通了如何得出乡村觉醒之论的辨述逻辑。

        乡村的“告诉”，通过归来者的代言，以及作家们着意拉长的历史追怀回望之述等方式，使得当下文学中的乡土想象饱含了文化学考古、社会学调研、政治经济学思考的眼光和意识，而这也正是乡村觉醒的现实语境对文学精神产生内在启悟的另一种表现。作家如何进入乡村、如何想象和叙述乡村，关涉着文学的现实精神怎样跟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严肃对接。事实上，乡村的觉醒既是长期“去乡村化”道路及其付出的代价所引发的城乡二元关系的具体反思，也是世纪之交以来全球化时代浪潮再次激发精神文化结构中传统/现代、本土/西方等二元话语媾和的现实投放。美国学者艾恺在探讨东方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时认为：“现代化及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¹³这一预言的有效期或许值得商榷，但就文化心理上的乡土中国而言，无论是现代化的推进还是反思，乡村社会都始终占据着问题与方法的重要地位，近代以来，将乡村作为启动现代化之思的起点和归宿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经验逻辑，直到今天仍在续延依循。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问查乡村”的历史题局，内在地包含着“乡村之问”和“问之于乡村”的双向题面，整个20世纪乡土文学的精神之维概计于此，或如鲁迅借由“乡村之问”释发出国民性问题这个现代思想的“幽灵”，或如沈从文面向“问之于乡村”寻路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不管从哪一维度入题，文学叙事都无法超越知识者的先验立场和感性动机，文字里的乡村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主体性自限而抵达现实，取决于它所选择进入乡村的方式。长期以来的传统中，乡村在文学想象的围困下被动地接受重复建构的命运，诗意或怪诞、浪漫或丑行，无论注解为何种形象，都身不由己。

        阿来所寻访和采用的“告诉”这种方式，尽管未能完全做到让乡村承当“主诉”，但仅就文本所呈现的乡村图景而言，足以产生当代乡村文化样本的价值。借由“告诉”而识见的机村在历史延宕中所遭遇的一轮轮生态创伤和灾难，云中村终于走向不可逆转的失乡倾覆的悲剧，在当代人同步经历尚且回温的记忆中，具有普遍性的实感和共情体认。正因为文学叙事跟现实经验之间达成的这种逻辑同一关系，让创作本身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微出一种谋篇布局的策略动向，像《望春风》之“望”、《云中记》之“记”、《经山海》之“经”等，这些细节或许微不足道，却又可以通过微妙的语言机锋窥视出“问查”的主动施为意识，具体体现为文学创作与现实价值导向的高度契合。一方面，内在地反映于作家创作精神的炼化，在一定程度上，阿来等人的作品，不仅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叙事中浪漫式的家园想象，也突破了新世纪初“底层叙事”和“乡下人进城”文学中芜杂庸俗的批判藩篱，“问查”乡村表达了对时代主流命题的紧密跟踪，由此显现出乡土文学创作中重大题材复归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内在地揭示了文学的价值取向悄然发生了动态调整，传统中城乡二元叙事结构中或对立冲突、或俯视仰望的审美秩序，因由乡村的觉醒而得以重建，归来者之于乡村结构成了城市之于乡村的反哺关系，一直以来知识者对城市和乡村都同时持有的批判性审丑和救赎式审美的双重价值取向，在城乡共建的新时代语境下做出了理性的中和调整。

        通过“问查”的方式，让作家们收获了对乡村“真实的发现”，这不仅包括作为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的时代变迁中乡村所付出的创伤代价，也包含时过境迁后当下乡村的生机和希望。所以，《空山》的尾声写到机村将整体搬迁到祖先生活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成为水上旅游新村；《云中记》虽然以云中村彻底消失的悲剧结尾，但村庄千百年来的精神和文化遗存却得以在乡民心中复活流传，这意味着云中村将以另一种形貌在移民新村扎根重筑。相较而言，周大新笔下的楚王庄、格非笔下的儒里赵庄等迎来的乡村新生，多少带有一些乌托邦式的想象，但这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浩渺心事”。¹⁴总之，无论依凭现实经验的逻辑，还是寻踪作家们的言说线路，都不能把新世纪乡土文学中所描绘的乡村的觉醒和新生解读为“光明的尾巴”，它们与历史回望中的“乡村之问”一样，都是基于“问查”而“告诉”出来的乡村经验。

注释：

（1）转引自姜雯：《作家阿来：酷到骨子里》，《南风窗》2019年8月1日。

（2）阿来：《云中记》，第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3）段崇轩：《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小说精编》序，第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第8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5）赵允芳：《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第9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6）黄轶：《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第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8）（9）黄轶：《由格非〈望春风〉谈新世纪乡土文学的精神面向》，《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

（10）李恒昌：《〈经山海〉：乡村精神的回归与重建》，《山东文学》2019年第9期。

（11）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空山》，第25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12）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空山》，第25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13）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第23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14）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著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