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浮生九记》是王小忠2019年出版的非虚构纪实散文集，其叙述手法与小说有着一脉传承的关系。因此不少作家将其列入短篇系列小说集。避开文体不谈，这部纪实散文集集中抒写了当代农村劳力的逃离、农村及小城镇的人心、人道、人伦，以及农村教育现状等诸多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是披露问题的“问题散文集”，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当下性。 

【关键词】乡土；文明；礼俗；人伦

        《浮生九记》出版后，就被很多人堪称为是非虚构作品。是的，我们在讨论这部作品集时，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部作品集到底有没有虚构？其实，在文学创作手法多样化的今天，虚构与非虚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指出生活的病苦，以引起更好的疗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浮生九记》无疑是对农牧“结合地”道德伦理、记忆的真实与现实的扭曲、其中凸显的关怀与担忧意识是最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一、乡土蜕变与文明礼俗的破败

        《浮生九记》最大的特点其实还是它的纪实性。《浮生九记》关注的是当代底层人的生活变迁，坚持了文学与人道的创作立场，从人伦道德、个人思想方面对所谓“轴心时代”的当下社会给予了强烈的回应和关照。

        《浮生九记》中的“浮生”是作者建构的“后乡土时代”的物象群。这些人物大多是被现代世俗观念异化了，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后乡土时代的生活裂变与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焦虑与迷茫。通篇作品中，作家站在土地这个“根”的文化坐标中，审视乡村的新变化，从中表现出了作者乡村经验的书写和人性关怀。这个集子总共包括九篇文章，每一篇中叙述者都是站在“当代性”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去发现问题、反映时弊。正如他所说：“这是我年轻生命对这土地的理解”^[1]。

        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呈现出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从《兄弟记》中略见一席。《兄弟记》中作者以家作为叙述空间，以“我”作为讲述视角来展开。从“空间诗学”来解读这个长篇作品时，可以看出，“家”在这里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家庭，而是洞察新型乡土社会的一面镜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世代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2]从后乡土时代的农村现状而言，血缘只是渐行渐远地维持着一个家族的名分，成为伦理道德上的必须。地缘的概念和地域的情分完全被利益所异化，攀比、排挤，对金钱的占有等欲望已经魔随心生了。血缘关系、地缘社群的观念已经被彻底践踏，大批青年人挤进城市的现象让农村直接衰竭。空巢乡村、空巢家庭、空巢老人，已经成为后乡土时代农村捉襟见肘的事实。

        养老问题以及耕地的不断缩减，家庭矛盾复杂化程度的加深，农耕为生计变成以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土地的荒芜、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当今最紧张话题。丢失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农耕文明，意味着人与土地的距离在不断疏远，这也是新世纪农村呈现出的新问题。在“后乡村”人的思想中，土地给不了他们什么，他们只能弃之。这其中也免不了城市生活对他们的强大吸引。盲目地奔向城市、争当老板、带头致富成为新型乡村人的时尚和追求，这种“超前”的“理想”，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活秩序，破坏了以血缘、地缘为情系的诗意乡村。诚然，《兄弟记》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思考着乡村的当代变局。

        《兄弟记》中的叙事人“我”就是一个以农村人最理想的方式脱离了土地，这是农村人观念的转变，更是理想的选择。这些微不足道的进步与传统美德已经无法拯救一个“乱序版”的乡村。拐骗妇女，触犯法律都成为农村常有之事，背馍走亲被大吃二喝的团拜风气取代、虔诚的守丧礼俗被喝酒打牌的恶习践踏。美好的人情变成了金钱交易。家庭利益的分争，娶亲的高彩礼让人望洋兴叹。我们可以看出农村这块精神家园对农村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生命中的彼岸世界，变得难以抵达。“更为奇怪的是在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环境里，更多地乡村人似乎找不到谋生的方向，也无法找到自我。”^[3]从《兄弟记》中，我们看到“我”在彼岸世界里深感茫然，而此岸世界给不了“我”任何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兄弟记》是直击当下乡村真实生活的寓言，呈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

二、自然之道与人伦之道的言说

        作为一个有写作激情的作者来说，每一次漫游并不是散心、郊游和消遣，而是一次写作灵感的获取与写作经验的汇总。《漫游记》中作者发现草原生存者“以商辅牧”的生存方式转变，这个转变从根本意义上说是社会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是对传统意义上以游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的消解。如果说乡村放弃坚守田地，让乡村自觉“乱序”。那么草原的裂变更是外界的入侵所致，他们受到草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吸引和诱惑，受到世俗欲望的促使，把目标瞄准对草原净土上奇珍资源、名贵药材等的索取，使草原渐渐地被掏空，从而丧失了传统的游牧文明和富于经验的生存方式。《漫游记》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漫游，它突显了另一个宁静之地在新时代的裂变——如何保护草原，回到传统，追求人与自然诗意的栖居，这才是《漫游记》的深刻思考。

        《做珠记》表现的是农村人的经商史，其中也不乏关于佛道、人道、自然之道的探索。我们可以从“物性诗学”的理论来探讨这一个篇章。张进说过：“‘物’不是由于被话语反映而被人读懂，而是因为物已经安置在人类的精神之中，成为一种‘物话语’这种话语本身有物质性。”^[4]后工业革命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富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我们，却感觉到无法说清的焦虑和迷茫，孤独寂寞的心驱使我们更注重人身心的修养，因此对佛珠的喜好又成为人对精神生活的另一种追求。作者对“佛珠”这一“弘法之器”进行了概括：“静虑离安念，持珠当心上。”因此对佛珠的喜好，又成为人对生命追求的另一种境界，从玩佛珠到贩佛珠再到做佛珠，人们又开始探索生活之雅趣、人生之道统，这种道是通过观察而感知的。《做珠记》中作者以“观珠”作为时间线索推进、并不断地转换叙述视角，陈述“珠”所蕴含的“物道”与人道。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这“观”：谓学诗可以论诗事也……世治之乱不同，音亦随异，故学诗可以观风俗，而知其盛衰。宋代大理学家邵雍的论述最为深刻：夫所以谓之，以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皇极径世•观物，而是通过观物而观道。）从人们对佛珠的喜好而言，佛珠区分了木头与木头之间的高低贵贱，在提升人对生活雅致的同时，更加辐射到了人心的奸诈与虚伪，从念佛的层面看，佛珠代表了人对信仰的坚守，是虔诚之心的表征之物。“拿起佛珠，就告诫自己心念纯洁，一心贯彻于善念之中，久而久之明心见性。心开意解是故持珠善念大抵如此。”^[5]。在五花八门的佛珠市场，包含着复杂的人性，求珠、念善本身是“仁义”的体现。但是在金钱欲望的促使之下，这种良知变成了交易。《做珠记》中，作者先是从魏文海的贩珠中观察到了人情之道，接着又从河沿路做珠摊上见到了佛珠之道，“自己以为好的，自然就是好货了”这便是人心之道，生活之道、自信之道、自我人格之道。这是“心观”的结果，这也就是宋代理学家邵雍所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这里说的“性”是事物的本性。以物观物，即是从物本身的情状认识物，这种观物，相对来说是便客观的。它能见出事物的本性。作者在沿河路的摊点上观察到的金丝楠木，小叶紫檀、黄花梨、乌木等等，这是以物观物，见证了佛珠的高低贵贱之分。而老头所说的“人心所向”由是以我观物的结果。“以我观物”情也，这便有了人心所向。

        《做珠记》从美学层面来看，体现了人类对美的追求，这也是后乡土时代生活富裕的披露。类似于古代所谓的“饱食思欲”。与其不同之处是对自然美的追求。对自然美追求安然落实到“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之上，这就不得不谈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人对不同审美情趣的满足，却让自然界奇珍植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自然生命来满足个人的行为其实是危害人类的“大罪”。由此看来，《做珠记》是作者对放大农村的真实写照，并把它落实到人的行为观念与精神追求之上。人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求，也宣扬了人的虚伪，但这一切行为损害了自然，损害了人伦道德，这是不符合人基本的生存之“法”，这是生活理念上出现的偏差。做珠之道是对人道的发现与披露，是对新时代人欲的张扬与批判。

三、往事记忆与现实的沉思

        《少年记》是一篇童年真实生活的记忆之文。我们从书写的内容与作者成长的时代断定，《少年记》写的是新旧世纪交替的真实的农村生活，从作者对童年趣事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人对教育观念的认知，他们对子女既抱有“望子成龙”的期盼，但又无法改变落后的教育现状与松散的管理模式。

        《堡子记》是他者口述的历史，这篇散文中，作者以记忆和想象的方式努力还原原始时代的生存印记：堡子村是有着浓郁的农业文明的模式，通过这个村寨读者最容易见证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中产生的智慧。在历史发展中，落后、守旧的习俗观念总要被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替代，这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必然规律，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逻辑。堡子曾经居住过朴实的乡民，但堡子也遭遇过土匪的打劫，这里发生过的战争见证了原始文明之地所遭遇的野蛮重创，但也恰恰成就了堡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堡子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布局，而是一个过去历史的考证的依据。堡子最后坍塌被无知的人们运到荒野，烧成肥料。这是现代人对文明的破坏，同时也是堡子的必然遭遇。

        《浮生九记》把童年的美好与成年的迷茫呈现给我们，又把后乡土时代年轻人生活的艰难与焦虑展现给我们。它握住了“当代性”这样一把尺子，体现了纪实散文的当代性价值，同时它也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关照了被主流作家笔涉较少的“乡村”这一底层空间，也反映了农牧区人民的生存矛盾与生活困境，发挥出了文学最大的价值和本能。

注 释：

[1][3][5]王小忠.浮生九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进.活态的文化与物性的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原刊于《文学教育》（上）2020年第4期

        朱永明，藏族，文学博士，甘肃省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甘肃中青年作家创作班学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创作，曾在《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兰州学刊》《中国民族报》《名作欣赏》《聊城大学学报》《牡丹江大学学报》《鸡西大学学报》《兰州文理学院学报》《西江文艺》《甘肃文艺》《大西北诗人》《美文》《格桑花》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评论30余万字。现供职于兰州文理学文学院。

        王小忠，藏族，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等两部, 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等四部。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散文精选集》《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十余种。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文学奖·小说奖、《莽原》年度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