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1959年生，藏族，四川马尔康人。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任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委员、四川省作协主席等。著有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里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在这些年的阅读体验中我始终认为，阿来是一位极其睿智的当代作家。我所说的这种“睿智”是指他对写作本身的超强悟性和天分，乃至他面对世界和事物时所具有的先天的“佛性”。可以说，他是1990年代最早意识到时代和生活已开始再次发生剧烈变化的作家，也是彼时最先意识到文学观念需要及时、尽快调整的作家之一。因此，当他在1994年写作《尘埃落定》时，许多作家还沉浸在1980年代文学潮流的嬗变和以往的文学叙述方式、结构方式的惯性里。而此时，阿来已经在使用另外一种新的，与生活和存在世界更加契合或说“默契”的文学理念开始写作了。因此，阿来在文坛一出现，就站在了极高的写作起点，表现出了一个“好作家”成熟的叙事品质，深邃的思想和完美的个性化语言、文体和结构。或者说，他是以一位能够改变人们阅读惯性、影响文学史惯性的“重要作家”的姿态出现在文坛的。
阿来的藏族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提供给他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意识，以及别样的审美维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文化和语言的特质决定了阿来在使用汉语写作时的独特优势。这一点在他早期的小说写作中就已有明显的表现。1987年发表于《西藏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是阿来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他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阿来最初的小说观念的形成及成熟。这是一篇重在写人物的小说，试想三十几年前，阿来就打破了以往民间故事的讲述模式和基本套路，打破了这种“类型”小说的外壳，对其进行了改写和重述，这的确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此，时至今日，我始终没感觉到这是阿来的一篇“旧作”。看得出，阿来这篇小说的写作是轻松而愉快的，他笔下的人物阿古顿巴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智慧和朴拙外表的“孤独”的英雄。他没有在这篇小说中肆意地进行类似故事“新编”那种“新历史主义”的虚构，而是在一个短篇小说的框架内进行自然的讲述。主人公的“拙”与小说形式的“拙”相映生辉。阿来通过阿古顿巴表达了憨厚、善良、忠诚和人的软弱的力量，这是一种单纯或者说是纯粹的、智慧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来自人物内心和深远的历史的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我感到《尘埃落定》是对《阿古顿巴》的一种延续。与《阿古顿巴》一样，《尘埃落定》中朴拙而单纯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潜藏着一定的文化深度，在单纯、朴拙与和谐之中表达出了深邃的意蕴。在傻瓜少爷的身上隐藏着作家阿来的灵性，那种非逻辑的、难以凭借科学方法阐释的，充满玄机的智慧和思想在文字里荡漾开来。不经意间，阿来就在文本中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踪影。从文化的视角看,《尘埃落定》无疑为汉语写作大大地增加了民族性的厚度。他在作品中承载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里既有能够体现东方文化传统的智慧者的化境，也有饱含朴拙“痴气”的旺盛、强悍生命力的冲动。这些超越了种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约的理念，构成了阿来诚实地面对人类生存基本价值的勇气。
如果说，《尘埃落定》里阿来选择了一种更契合藏民族历史文化情境和虚构策略的话语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既有别于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又迥异于后现代话语的叙事情境，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空间和民族心理空间；那么，距离《尘埃落定》写作有10年之久的《空山》则开启了阿来小说创作的另一个起点。《空山》讲述的是一个村庄或事物的存在与即将消失的故事。但在其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人的生存和人性的状况，体味到生命沉重的力量、内心的坚韧和羸弱以及文化的兴衰，又可以感受到来自村落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力量的汇集和冲撞。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的年代里，人的梦想、欲望、变异和虚无的交织与错位。同时我感到，阿来试图在表现人类整体的一种存在形态，表达人类在面对世界、面对自然也面对自己的时候，人的茫然、冲动，甚至乖戾、嚣张、孤独和绝望，以此揭示深层次的人类的孤独感。
阿来的“机村”既是一个具体的村庄，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的隐喻体。看似他写的是一个村庄，但绝不止写一个村庄。他写出了这个村庄的贫瘠和荒谬，也写出了这个村庄的智慧和善良、焦虑和孤独，还呈现了这个村庄在遭遇现代文明的侵入时惶惑的神情。显然，阿来将“机村”置于近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复杂多变的动荡中，细腻描述了几代人的生死歌哭，他们在天灾和人乱中的蒙昧、破坏、滞重、苦难、灾难和期冀。我认为，阿来是在清醒的理性中对抗着一种又一种事物的本源和归宿，努力地发现、探寻一种可能的文明的秩序。因此，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律和基调都给人一种既单纯而又沉郁、延宕的感觉。这个虚构的“机村”可能与更多的人并不存在某种经历、经验方面的渊源，但它却与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存在相关。那么，在我们尚且无法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时，正是这种具有深厚文化意味的深沉反思赋予了历史和存在以无限的文化和精神价值，才使文学叙述具有了深刻的意义，我们也由此才能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刻意义。
尽管《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长篇小说为阿来带来了无数荣誉，但我却更加看重他的短篇小说写作。我一直认为，在这个喧嚣、功利和物质化的时代写作短篇小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它更像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诉求。这些短篇除了具备长篇小说所具有的那些基本品质外，还拥有着长篇小说不可取代的更强烈的诗学力量和沉郁的魅力，无论是外在叙述的激昂与宁静、宽厚与轻柔，还是飘逸与沉雄，我们都能感受到隐藏其间的闪烁着的佛性的光芒和深刻。那种与汪曾祺小说不尽相同但格外相近的抒情且沉郁的“禅意”逶迤而来，纯净而纯粹。有趣的是，阿来的长篇小说和诸多短篇小说在写作上，时间的先后和故事、人物、情节之间还有着颇具意味的神秘联系，可以引申出无尽的诗意和叙事资源方面的内在纠结。可以说，阿来短篇小说的路径、取向及深厚的佛教影响有着不同凡响的显现，这是我们在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中很难看到的。那是一种独到的选择，也是一种极高的文学境界。那平静、平实的叙述告诉我们，文学的魅力不只是轻逸的虚幻，还有如此厚实的朴拙。
《格拉长大》无疑是阿来的短篇中极为精彩的一篇。小说除了继续保持朴素的叙述气质外，阿来还开始捕捉人性内在的深度和广泛的隐喻性。格拉是一个“拙”气十足的人物。这个后来在长篇小说《空山》中被舒张、被深刻演绎的人物，在这个短篇中则体现出阿来赋予他的超常的“稚拙”。我们惊异于格拉这个“无父”的少年与母亲桑丹相依为命的从容。他与阿古顿巴一样，也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奥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在小说中我们好像看到了两个少年格拉，一个是那个憨直的能忍受任何屈辱，能学狗叫、对母亲百依百顺的格拉；另一个是勇敢、强悍、不屈不挠、坚执的格拉。在“机村”这个相对封闭、自足还有些神秘的世界，道德和伦理似乎都处于一种休眠或暧昧的状态。格拉就像是一头高傲的雄狮，在斗熊的“雪光”和母亲生产的“血光”中，以本色、朴拙而勇敢的心建立起人性的尊严。其实，格拉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与《阿古顿巴》中的阿古顿巴都有着极深的血缘关系。这几个人物形象实质上正是阿来汲取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在精神力量，超越了既有的具体的“现实”“历史”格局，探寻人物形象“原生态”状貌所进行的有效实践。
可以说，从早期的短篇小说《群蜂飞舞》《狩猎》《蘑菇》《声音》《槐花》《银环蛇》，到近年一组有关“机村”的小说，阿来将朴拙的叙事美学推向了极致。《水电站》《马车》《脱粒机》《瘸子》《少年诗篇》《马车夫》等篇章的结构都可以称之为自然而奇崛，朴拙而没有丝毫匠气。一个有良好小说基本素养和严格训练的作家，永远能摆脱别人和自己的“类型化”套路，不拘一格地不断寻找新的叙事生机，这既需要智慧和才情，也需要某种机缘。在连续重读了这些短篇小说后，我对作家阿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阿来的写作姿态或说他的文学精神是一种感悟之后的宽容。在貌似“拙”的结构里面暗藏着某种秘不示人的叙事的“禅机”。《狩猎》和《蘑菇》两篇都表达着很深厚的意蕴。《狩猎》是表现三个不同民族或有着三种不同民族血缘的成熟男人与大自然的一次“亲密接触”。这三个有经验的猎手正是在“狩猎”这个短暂的伙伴关系中，展示出了男人的血性与情怀。银巴、秦克明和“我”，在一次狩猎中向我们展示了包括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在自然面前人与人如何越过隔阂，进入彼此内心的思索。这篇小说在叙述中不断强调人物的“动作性”，极力捕捉灵魂深处的爱意。《蘑菇》的情节虽不繁复，但在“嘉措在外公死了很久的一个夏天突然想起外公在幼年时对他说过的话”“现在，放羊的老人已经死了”这样的句子引导的时间之下，阿来使平淡的叙述产生了些许超越写实的意外的回旋，使“蘑菇”串联起历史、现实和生命的本然关系。另外两篇《声音》和《槐花》，则是非常散文化、抒情化的叙述文字。其中，我们能够在声音里闻见气味，从罂粟般的槐花的气息中感受自然的、神秘的生命节律。可以看出，写作这一组短篇时的阿来，已经不想凭借“技巧”来大做文章了，而是似乎有意在略显“粗粝”的叙述体式中，寻找让故事升腾起较深意蕴和诗意的生机。及至《水电站》《报纸》《马车》《马车夫》《少年诗篇》这一组短篇小说的出现，阿来小说中内在的“禅意”开始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勘探队“那些穿戴整齐、举止斯文又神气的人”，绝对不仅是给了机村一个纸上的水电站；一张报纸，却能直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马车夫的失落竟然同时伴随着一个极平凡生命的终结……无疑，这些题材、这些视角、这些眼光确乎有些特别，但行文的磊落使阿来的叙述不断发散着骨子里的朴拙之气，却又不脱离精英本色。实际上，阿来短篇小说的“拙”，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反技术”的。他的文字在虚构的空间里自由地奔跑，有时他难免会忘记、忽略种种限制，只感受到自己的体温，听见自己的呼吸。简约、素朴、儒雅、诗性的语言，自然而不求绚丽，尤其是“拙”，“拙”得老到而且敦厚。因此，这样的“拙”也就难免不带着诡谲的不时也会越出叙事边界的“禅机”。
我记得阿来曾说过，他一直在打磨一块“镜片”。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他始终在打磨的这个“镜片”在这里就是照耀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方法、策略和工具。阿来在今天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视角与写作途径。这是一个真正有担当、负责任的作家的气度。正因为如此，阿来的写作已不是简单的具有文学史价值，还具有思想史和历史学的意义。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