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姆姆》是藏族作家阿郎创作的一部以非母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他将安多藏区的古老习俗、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生活闯入游牧生活的惊愕与冲突、安多藏区游牧民族的信仰融入汉语文化，混合成全新的语言风格和叙事体系，为汉语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
小说描述了生活在果洛草原的贡布米亚部落中的一户人家，由于马步芳的血洗，阿爸戈瓦尔战死，阿妈尼玛拉毛带着儿子云巴和女儿阿依姆姆逃到莲保玉则山下定居；不久，母子三人又遭到土匪黑熊的抢劫，阿妈尼玛拉毛只好带着一双儿女逃亡到贫民窟塔瓦，依靠在寺院门前乞讨为生；随后，阿妈卖掉全家仅有的老白马，将儿子送进寺院。
这部小说以塔瓦这个汇聚四方苦命人的贫民窟为背景，以阿妈尼玛拉毛生一家人的命运为主线来结构，以主人公阿依姆姆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展现果洛草原底层民众的命运兴衰及流变的百年历史。由于作者的叙事语言既带着藏民族的诗意和民间谚语，又融入了黄河上游游牧民族的鲜明的文化与风俗，阿郎为我们贡献了一种藏语和汉语相融合的混血的小说叙事语言，令人耳目一新：
黑暗中，云巴看见两兄弟的灵魂桑烟一样从他们浓密乌黑的头发中袅袅飘起。
她觉得多杰写回信用的不是文字，而是把她的心割下来装了进去。
春天，裹挟着繁华茂草席卷而来。
阿郎的叙述语言节奏因受到草原天然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异常舒缓，即使到了黑风与土匪决斗的时候，叙事的节奏依然不紧张，小说以女主人公阿依姆姆的祖母、阿妈尼玛拉毛和阿爸戈瓦在六月砸冰雹的果洛草原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场景作为开篇，那是1917年六月，作为贯穿全篇的阿依姆姆已经三岁了，《阿依姆姆》通过一个底层的家族命运的转折，刻画出了阿依姆姆的父辈、兄弟、儿女、孙辈等人物形象。这部小说的结构分解，均以人物为单元展开，下面就通过不同的人物，来对这部小说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与解读：
一、信仰与现实的冲突
阿郎刻画的人物，大多都生活在信仰与现实的冲突之中，他们因生活的贫穷而背离信仰，最终又因遭遇现实的重创而皈依于信仰。
马步芳血洗草原的时候，贡布米亚部落的尕尔玛南甲头人为了使自己的灵魂继续保护果洛草原，临终前要求儿子在自己死后不举行法会、也不请僧人诵经超度，做出了因为部落头领的责任而背离了信仰的决定，让儿子遭到部落牧民的误解；小个子扎西不顾人们的唾弃一瘸一拐地去猎杀旱獭，阿妈尼玛拉毛百般反对扎西罪恶的猎杀行为，但看在吃了旱獭后的家人菜色脸上闪着绿光的眼睛，自已也扛上锄头，带上黑风和女婿扎西起早摸黑地去草丘挖掘旱獭，彻底放弃了信仰。后来，阿妈尼玛拉被旱獭咬伤惨死，阿依姆姆认为这是母亲猎杀旱獭的果报，为摆脱这个诅咒，阿依姆姆千方百计放弃了猎杀旱獭的营生，重新皈依了信仰。阿妈尼玛拉毛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现实生活的窘困使她背叛了信仰，不得不为了生计猎杀旱獭吃，最终遭到暴死的结局，一家人为此放弃了捕猎旱獭的营生，扎西开始试图改烧土陶为生，从阿妈尼玛拉毛虔诚的信仰到背离信仰的过程，作者通过阿依姆姆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展现。
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极端孤立的盗马贼黑风的形象，他强悍凶猛，孤立于果洛高原，脱离了家庭，只身游荡在果洛高原依靠杀富济贫为生。后来，由于教训了抢劫百姓羊马的土匪，他的妻子梅朵拉姆和怀在肚子里的孩子被土匪所杀，沦为盗马贼和贵族都不相容的人物。作为一个盗马贼，他一方面保护贫民，教训抢劫贫民的土匪，另一方面还要对付贵族对他的绞杀，他杀富济贫的信仰曾一度被两方绞杀他的势力所毁，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直到1949年他被解放军从贵族处决他的枪口下救出来，他成为一个始终未背叛信仰并因历史突变而改变了命运的人物。
二、爱情与生存的冲突
阿妈尼玛拉毛生下了盗马贼黑熊的儿子黑风之后，由于贫困潦倒，她接受了矮个子男人阿依涅的婚姻，至此，爱情蜕变成女人活命的救命稻草。她对阿依涅虽然没有感情，但需要依靠的她依然选择组合了新的家庭，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各尽其责并相互协助，仅仅为了活下去。与母亲同样不幸的是，美貌的女儿阿依姆姆在十六岁嫁给了阿依涅的远方侄子扎西，他不仅身材矮小而且患有严重的关节粗大病，这段婚姻与其说是女从父命，不如说是怜悯。直到在扎崇节聚会上阿依姆姆遇到了英俊的洋马王子甲木措，她内心的爱情被唤醒，为了弥补残疾丈夫的阴影，她对甲木措一见倾心并以身相许，却未与甲木措远走高飞，而是继续留下来维持着家庭，她唯一渴望甲木措给他留下一个健康的男孩，似他成为已经拥有两个残疾男人家庭里的唯一希望，然而事与愿违，阿依姆姆最终生下了一个怪物儿子多杰，令痛苦的生活更加痛苦。
美丽的阿妈尼玛拉毛和女儿阿依姆姆，均因穷困而没有了选择爱情的权利，她们为了活下去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并非心甘情愿的婚姻，令她们婚后的生活异常悲凉：阿依涅和丈夫小个子扎西旱獭一样，总爱蹲在冬天背风的墙角，懒懒地晒着太阳，他俩总是哭丧着脸说，一到冬天，那变形的手脚关节就钻心的疼，买不起药，也买不到药的两个旱獭，只好不分贫富的太阳光慈爱的温暖，来缓解一下要命的疼痛。
阿依姆姆嫁个扎西之后，生怕后代会遗传丈夫的疾病，时常生活在恐惧之中：阿依姆姆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四肢，她生怕女儿会长出纺锤状的腿和熊掌一样的手。为了弥补这种婚姻的不幸，阿依姆姆爱上了英俊的甲木措，唯一的奢望就是改变后代也许会继承父辈残疾的厄运，让梦想能在肚腹内生根开花。
三、固有的集体价值观念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围攻
贫贱者永远贫贱，富贵者永远高贵，这一不平等的思想控制着生活在高原上的穷人和富人，以致于令阿依姆姆等人放弃了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甚至不敢有丝毫奢望，直到果洛解放，阿依姆姆和家人才被动地接受了命运变好的现实。在这种固有观念的控制下，富贵者认为奴役人理所应当，穷人认为贫穷受苦就是宿命，这种固化的观念无论对穷人或富人都形成了精神和行为的禁锢，无法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阿依姆姆生下扎西的女儿后，哥哥云巴从寺院赶回来为外甥女起名字，阿依姆姆却说：“其实，像我们这些人的娃娃，给取个仙女的名字又能怎样呢？”语气里充满了绝望的宿命感。
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中保涵着严格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盛大的在藏地已经有六百年历史的莫郎节上，这一天人声鼎沸，阿依姆姆带领家人聚集在寺院广场的下首，他们觉得“不管哪一个部落组建的华丽马队，依旧不会有他们的位置。”不过在这个章节里，阿依姆姆已经跳出了固有的传统等级观念的束缚，她说：“虽然我们的衣服破旧，我们的心却是一样的完整干净。”
四、鲜活而诗意的细节描写
贡布米亚部落抗击马步芳时，作家这样描写了德确嘉老人战死的情景：直到他的脑袋被砍掉，他仍然没掉下马背，鲜血温泉一样从她的颈项喷射出来，在风中扬起一面血红的旗帜。他跨下的马变成了红马。这个无头骑士挥舞手中的藏刀，魂飞魄散的迪恩，一个个在他刀下身首异处。
阿郎在描写祖母为了保护女儿尼玛拉毛带着一双儿女逃命，飞身上马的情形，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阿依姆姆看见祖母的一头银发随风飘飞，像密集的雪花从她的脑袋飘了出来。
这些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不但增强了小说语言的张力，而且使语言具有很强的诗意，烘托出果洛草原牧歌般的格调。
五、自由的性爱观和宽容的家庭组合
阿妈尼玛拉毛生下了盗马贼黑熊的儿子之后，主人将一个身材只有女儿阿依姆姆那么高的男人阿依涅带进了她们的生活，这个年近半百仍旧单身的担任，在一家商号当伙计，有着微薄的收入和矮小的土坯房。为了得到一点点帮衬，阿妈尼玛拉毛带着儿子和女儿与男人阿依涅组合了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包容，极少发生矛盾，显得十分宽容。
阿依姆姆嫁个继父阿依涅的小个子远方侄儿之后，遭遇了洋马王子甲木措的爱情后受孕生下怪物儿子多杰，扎西不仅十分能理解美貌妻子的委屈和恐惧而且宽容地接纳了这个孩子，最终“小个子扎西花光了烧制一年的陶器所赚到的钱，总算保住了儿子的性命。”扎西对背叛的妻子不仅理解而且大度宽容，极大地颠覆了汉人的婚姻观，还展现出游牧民族自由包容的婚恋观。
六、安多藏区浓厚悠久的文化韵味
美貌的阿依姆姆嫁给矮个有病的丈夫扎西，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也许是为了抵抗悲剧，阿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英俊富有的藏汉甲木措的形象，给阿依姆姆昏暗的婚姻生活，带了了一丝背叛的色彩。在塑造洋马王子甲木措的章节里，小说穿插了藏区的神话传说，传递出人们固有的等级观念，土官高贵的血系与莲保玉则山的山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洋马王子就出现在土官举办的以土陶交易开始而形成的盛大的盛会扎崇节上。在这个盛会上，各地商贾云集，与扎西一同来到集市上出售陶器的阿依姆姆遇见了被人群簇拥着的甲木措。阿郎将人物置放在扎崇节上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藏地风情和习俗，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头一个骑着洋马的甲木措，其实是带着现代符号闯入游牧部落集市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引发了人们的羡慕和追随，阿依姆姆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外，小说中对在藏区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莫郎节的描述，也增强了人们对晒佛节这一重要宗教仪式的了解，增强了藏地悠久的文化韵味。
鲜明的文化个性是一部小说成功的关键，没有民族个性的小说就没有文化血缘和灵魂，在塑造甲木措的章节上，阿郎显然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七、现代生活闯入游牧部落，对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冲击
在小说《太阳碎了》这一章节中，阿郎刻画了现代生活闯入阿依姆姆一家人的生活之中带来的惊喜与对古老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工作队在河畔草滩上建起了发电站，又将电线扯进了牧民家，照亮了家家户户，改变了牧民点油灯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喜悦。后来，厂部又把牛奶变成了白花花的奶粉，更加增强了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支持。为此，阿依姆姆开始支持孙子读书，在现代生活带来的愉悦中，阿依姆姆等普通牧民由被动接受改变转变成主动支持由游牧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当然，这部小说并非十全十美。在结构上，相对松散，不够严密自然；叙述的技巧有些地方过于随意。比如在小说中写黑风受不了贫穷凄惨的生活，离家出走，可是还未等人物正式登场，作者立即交代出他盗马贼的身份：“后来，阿依姆姆偶尔听人说起黄河边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彪悍的盗马贼，来无影去无踪。她知道，那肯定就是弟弟黑风。”（P69页）
显然，这样匆忙地抖出了包袱不仅消解了悬念的神秘性，缩小了读者参与并探索的乐趣，也剥夺了黑风自己展现自己的权利；人物与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关系显得松散，比如自黑风离去到他回来的中间过程的承启转合几乎是空白，造成文章结构布局出现较多人为痕迹，显得过度不自然，线索出现断裂。
还有，小说的章节与章节之间的承启转合部分不自然，缺乏情节推进的考虑，比如黑风被救的章节交代的过于巧合与简单，前面没有任何铺垫，便出现了解放军救黑风的情节，有失艺术真实。
我觉得，在小说叙事中，还要对藏民族生活与文化习俗需要的加强，比如在小说的葬礼和婚礼中缺乏安多藏区特有的习俗行细节融入人物的言行举止，这样淡化了藏族悠久的文化习俗，就削弱了小说的民族文化个性。
另外，在小说叙事中，由于插入说明性或议论性文字，这样就破坏了小说的叙事及结构，不能与小说融为一体，小说必须要尊重人物展现自身的规律，作家不能跳出来代替人物说话或感受。比如在小说中插入的有关马麒升的介绍性文字：“民国元年，循化营参将马麟升任西宁镇总兵，带兵进驻西宁……马麟、马步芳父子先后数次对果洛草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和掠夺。”（P19页），这样的介绍性文字是多余，未能与小说叙事融为一体。
总之，《阿依姆姆》采用草原史诗一般的叙述，运用诗意的语言，为藏区由游牧文化到现代生活的百年社会及人物命运的变迁史提供了文本见证，也展现了在果洛草原的变迁史中生活在底层的藏民的命运变迁及情感。藏族作家阿郎将安多藏区的民俗、民风展现在小说当中，不仅构成果洛下层人物的命运史，又构成了藏区的民俗史，使得这部小说文本因为极具民族个性和藏区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变得无可替代。
阿郎，藏族，四川小金县人，阿坝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在《人民日报》《民族文学》《西藏文学》《散文诗》《四川文学》《剑南文学》《草地》《贡嘎山》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若干，有作品被《小说月报》等刊物选载，翻译成英、藏等文。
江媛，女，新疆莎车人；青年诗人、评论家，著有诗集《喀什诗稿》，论著《精神诊断书——墨白小说的切片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