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不丁的，旦文毛向读者奉上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王的奴》，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便像一株树站立在青海玉树的草原上，枝干挺拔、枝叶婆娑，摇曳生姿，成为一道炫人眼目的风景。康巴才女旦文毛曾以诗歌写作为人熟知，却少有人了解她为小说创作默默地作了长期准备，这部潜心创作多年的长篇小说于2016年问世，那蓬松舒展又针脚绵密的叙事，充满毛茸茸质感的藏地风情描述、勃郁的想象力，以及诗性灵动的语言显示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文体的良好能力。小说甫一出版，便引人注目，旋即获得了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得到了专业评论者的认同与肯定。对这部作品进行整体评价并在藏族汉语文学写作发展的脉络中确立其价值，为时尚早，这需要公正的时间加以检验，但《王的奴》是当下康巴文学创作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本，则是一个无须犹豫的判断。

        对于文学阅读者而言，与佳作邂逅是一件让人心生愉悦的事情，但《王的奴》并非一个能够轻易走进的世界，如果对于藏地民众的生活习性、思维方式、精神品质缺乏必要的了解，很难切入小说的内在肌理。这不是一部借助边地传奇、奇风异俗、爱恨情仇等元素供人消遣休闲的小说，而是通过一个地处草原腹地的半农半牧藏族村落日常琐屑生活图景的展演，与在超现实层面的“王的奴”寻找自己五官和肢体的魔幻故事双线交织，对人性进行深度探究的带有浓重哲理意味的作品。有别于有着明确时代规定性，将触角伸入社会生活的多层面以期获得宏阔感与史诗品质的长篇小说写作，《王的奴》着眼于从岁序循环的相对凝固的时空环境中讲述一个康巴世居村庄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劳作经营、饮食婚姻、民间信仰等等“地方性知识”，凸显村庄的性格及其村民的精神向度，渗透着藏民族独特的生命意识和生存逻辑，借此考量人性的迷失与回归的问题，这种叙事策略使得用中心与边缘、现代与传统、世界与民族等二元冲突融合的视角解读文本几近无效，虽然这是阐释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学写作惯常遵循的又屡试不爽的成规。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藏族汉语小说写作勃兴，经历了追逐主流文学叙事，到受文化寻根潮流影响以及与拉美魔幻文学遇合而力图在写作中“发现本土”，再到克服影响的焦虑、拒绝“族裔文学”封闭的自我认同和“边地心态”、还原真实藏区的一个过程。在这一不算短暂的过程中，藏族作家完成了由《格萨尔》代表的悠久叙事传统向现代叙事的转变，建立了足够的经验与自信，已经不再需要借助“他者”的参照来确认自己写作的理由，避免诸如本土与世界、中心与边地等既定的思维模式的介入对自足自为的民族原生态生活的简单随意的切割，以一种类乎书写民族志、风俗志的态度展示民族生活的完整性和民族精神的真实性。这种用“族内人”的眼光书写本民族生活的创作倾向，已成为潜在的潮流，青海玉树藏族作家群似乎集体性地顺应了这一流向，旦文毛置身于此，专注于自我族群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深度描摹，成为自觉的选择。

        《王的奴》的写作，源自旦文毛的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在“后记”中，说到某一年的7月，她回访了阔别快40年的故乡，那天天降大雨，按照故乡冉吾庄人的说法，这意味着会给出门人带来福运。冉吾庄的房屋、院墙、台阶都是石块垒成，作者的旧日记忆全部与石头有关。石垒的村庄依旧，只是已然破败，仅存的四户人家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也无人“笑问客从何处来”。但作者依然从荒芜却不失坚毅的村庄中，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因为这是自己的脐血之地，是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扎的原乡。作者想起幼年时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家人围拢在一起，听舅舅诵唱《格萨尔王》的故事，正是在英雄传奇中那些超自然的神迹故事让她产生了在手中长出一个人的幻觉。在作者情意绵绵的叙述中，可以清楚感觉到《王的奴》的写作动机产生于旦文毛面对乡土的那种哀婉与感恩、忧伤与温暖相互交织的心绪，根源于流淌在乡亲乡邻口唇间的民间歌谣、史诗和灵异故事对自己心灵的濡染与仿佛神谕一般的启示。

        纪念甚或祭奠记忆中的故土的意图在《王的奴》中体现得很明显，旦文毛用自己故乡村庄的名字“冉吾”为小说描述的村庄命名。按照藏民族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个石头垒砌的村庄当然也是有灵魂的，是有机的生命个体，旦文毛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把握这一独立自足的生命体的生命体征、精神气质及脾气习性，继而去透视与村庄息息相关的村民的心灵世界。还原村庄自足的生活形态和生命形式的内在追求，决定了小说《王的奴》的时空关系。巴赫金在论及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时，讨论过受传统田园诗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叙事，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点，每一代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有局限性的，和外界殊少联系的空间关系极为密切，因对特定地点的附着性，与自然节律相统一循环往复的生活形态冲谈了时间的界限，个体以及代际之间没有明晰的分野，而是浑融一体。巴赫金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时间循环的封闭空间中，片刻就是全部历史的表征，个体代表了群体的特征。以此观点审视《王的奴》，小说的时间或者说是时代背景是模糊不确定的，与外界隔绝的村庄与村人依照着世代积淀而成的生活逻辑和处事原则在固定的轨道中行走，其间的纷争、怨怼，温情与怜悯都源自心性与惯性。巴赫金还就时空体的艺术意义进行了评述，认为时空体“是时间在空间的物质化”，“小说里的一切抽象的因素，如哲理和社会学的概括、思想、因果分析等等，都向时空体靠拢，并通过时空体得到充实，成为有血有肉的因素，参与到艺术的形象性中去”，《王的奴》所设置的时空关系，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凸显了现实中故土和文本中人物活动地理空间的“冉吾庄”的精神骨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村庄的抽象化与符号化，寄寓作家有关人性、生命的哲理思考，给文本植入了寓言的元素。

        相比通过一幅幅日常生活图景的铺陈所传递的乡愁，旦文毛更着意于对生长于斯的乡人们精神世界的挖掘，透视其人性的残缺。对于人的各种欲望的膨胀导致的善良人性被伤害的描述成为《王的奴》重要的内容。索波·央周是冉吾庄最有权势和财富的人物，年轻时不屑于父亲精雕细刻银器积累财富的缓慢，进行多种商业经营，迅速成为本村的首富，在他的心目中拥有更多的金钱和女人就是自己作为男人最大的成功与荣耀，他在引诱诺龙——一个长着疤癞头，时不时会呲出口水的放牧孩子，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因被打成齑粉的“王的奴”寄身他的左手掌而被人关注——说出手掌长着“东西”的秘密时，抛出的诱饵便是金钱、女人两件法宝。“他经历的女人像他换下的腰带，不知这是炫耀还是吹嘘，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老少遍尝的样儿，在他的思虑里，活一生什么都尝试才不枉男儿身”，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他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同样视作了生意，当他在情欲与物欲中消磨了大半辈子之后，在热桑贡布深山坐禅的禅师道出了他人生的欠缺，因为满足贪念而丧失了忠实，一切极易得到，也就容易散去，盲目的贪欲使他获得了本不属意的东西，因此要付出忧郁而死的代价。禅师的话语犹如判词，指出索波·央周沉浮于欲海是由于丧失了取予有度的界限，攫取挥霍，目迷十色，由欲壑难填之因导致本心紊乱之恶果。

        小说中还写到一个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充满心机的人物青美多杰。他本是索波·央周的看门人，经常受人奚落，因长相的缘故被人叫作 “羊头”。管家卓拉带有侮辱性的连续五次把他的烂皮袄扔到主人房屋的廊柱下，这早已超过一般人忍耐的极限，而青美多杰却面带笑容地承受了，这让管家觉得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他的隐忍不发，是渴望站到主人家的木梯上，哪怕是最低一级，也意味着自己脱离了下人的地位，有了上升的通道。他处心积虑设计了与女主人措吉见面的机会，并成功地让措吉了解了自己的能力，继而填补了前管家卓拉命丧争战之后留下的空缺。为了巩固地位实现野心，他用身体笼络女主人，当索波·央周对他们的私情有所察觉时，他陷入惶恐之中，从此，内心不再安宁，对尊贵身份、地位的觊觎，让他迷失了自我本性。小说中的代代卓玛，当她名字还叫做“琼琼”时候，传说中，她是山灵的女人，超凡、神秘，在不知是“她摆脱了山灵还是山灵摆脱了他”之后，易名代代卓玛，由此变成了一个物质化的女人，她在短暂抗拒索波·央周的纠缠之后顺从了他，她知道攀上了这棵大树才能过上所希望的富足生活，她利用美貌换取财物，懂得在任何场合将自己置于王者的地位的价值，她把从奶奶那听来的“有财的财奴，没财的人奴”这句谚语理解为这是两种天壤之别的境地，愿意做财奴，绝不做人奴。从“琼琼”到“代代卓玛”，是一个由女神而神女过程，是一个逐渐剥离神性坠入凡尘追逐物欲化狂欢的过程。

        在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把人物的行为与事件的动因归结为深藏于人心的占有欲望，无论诺龙的阿妈讲的故事里那个已经有99头牛还想得到穷人一头牛的富户，还时两水九龙坡人为得到诺龙手中的“什么”而引发的兵戎相见，无一例外呈现的是深陷欲望泥淖中不能自拔的画面。《王的奴》对种种人的欲望即贪念书写，实际上是在拷问人心与人性，诺龙阿妈说“人心是空的”，不断地充入各种各样欲念，“是满不了的器囊”，这显然指向了人之本性，是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了人的现实选择，人无法与贪欲隔断联系，几乎是一种宿命。贪、痴、嗔是佛家所言的三毒，贪即是对欲望的执迷，人生的烦恼、痛苦皆缘此而生。佛教又有三界之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谓欲界，就是人们“在此都可以感受到物质的世界，……是受以往对事物体验的贪恋牵制的”，人类属于欲界，因痴迷于外部物质世界，故为了满足各种感官需要而争斗、角逐，跌入苦海备受煎熬。因藏传佛教的流播，藏族文化中有着鲜明的佛教文化色彩，规约和影响着信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旦文毛显然借助了藏传佛教中“贪欲”观点，来透视笔下人物行为与人之本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找着解脱、救赎的路径，在她看来，净化人心才是破执之道，小说中灰头格来说“洗干净的是净吗？心干净才是净”，《维摩诘经》中言“欲得净土，当净其心”，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清除蒙在人心上的污垢，还其本来面目，使自己成为自己而不是被情欲、物欲驱使的非我，才能得到心灵的宁静，小说中晚年的青美多杰回顾自己的一生，希望自己还是青美多杰，他的眼角滴下了一滴泪水，不是悔恨，而是临终之际终于认识了自我，百感交集心境的流露。

        与那些在欲海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不同，在小说文本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人物诺龙，则天真未凿、纯粹善良，保持了自己洁净之心。他“是一个知道水不开又没多少牛粪可供水开时，可以把壶中的水倒掉一半，然后烧水喝的人”，量力而行，随遇而安，这种行为与索取、贪念绝缘，因此，他的想法时常与其他人的想法“不在一块草地上”，所以，他是冉吾庄一个异样的人，虽然贫穷弱小的他，经常被人忽视，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他对世间的诡诈机巧不甚了了，却能把跳舞理解为，“踢踢踏踏就是用脚与土地说话呢，舒张伸缩就是用手和天空说话呢”，这是没有任何杂质的童心才可以体味到的意义。他一切的行为都遵循本心的指引，他爱着卓尕拉姆，愿意为她做一切事，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诺龙入赘到卓尕拉姆家，“枕一个枕头了”，但婚后两人却像两股道上跑的车，总是不能合拍。诺龙忍受了卓尕拉姆的冷脸、暴力、偷情，但依然牵挂着他，甚至，在离开卓尕拉姆家之后，还领养了她的情夫的孩子。诺龙所作的事，在世俗观念中，近乎于愚傻，但在作者旦文毛的认识中，“诺龙用诺龙的思维存在于这个世上，不够完美，却是诺龙自己的”，显然，诺龙是作为因欲望而迷失本性人群的对立面存在的，代表了一种单纯、善好、洁净的人性力量，呈现了完整、本真的自我。从藏族作家小说谱系来看，诺龙与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在叙事功能上颇有几分相似，而文化指向则明显有别，“傻子”在时代、民族交融的维度显示了大智如愚的品质，而诺龙则是未被世俗侵害的混沌未开式纯粹与质朴人心的体现。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诺龙在小说中更为重要的功能是打破了现实与超现实的界限，沟通了俗世灵界、前世今生。《王的奴》包含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是冉吾庄的日常生活，另一条就是“王的奴”领受王的旨意寻找一个是个活物的珍宝，路途间却被魔将黑帐王杀死，化作齑粉，于是，要完成王的使命，必须先找回自己，恢复人形。寻找的第一步便是选择一个奇形异身的人附体，借助这一载体，聚拢自己的五官身体，而“王的奴”借以附体的那个奇形异身的人就是诺龙。诺龙这一形象成为两条线索胶合的媒介，但绝非只具有结构性作用，而是有着重要的叙事意义。诺龙成为“王的奴”附体的人，由前世的因缘决定，命定要帮助寄植手掌的“王的奴”完成恢复人形的夙愿和寻找珍宝的使命，并且因此历经磨难。所谓的“奇形异身”，大概所指就是诺龙的生活逻辑和处事原则异于冉吾庄那些驰骋欲望迷失自我的芸芸众生。“王的奴”依附依附在诺龙身体，使得诺龙有时是自己有时又是别人，所以他需要为身体上的另一个人承担责任。“王的奴”要找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女人，但在前一世“王的奴”却没有认出这个女人，因为蓬乱的头发、龌龊的袍子掩盖了她的美丽，这个中了蛙毒女人赌咒发誓，要在下一个轮回报复“王的奴”——这个不能辨识自己的妄人。这个女人的转世成了冉吾庄的卓尕拉姆，她要报复的“王的奴”附体在诺龙身上，于是，诺龙成了她报复的对象，诺龙与卓尕拉姆的纠葛源于前世的怨恨和今世的阴错阳差。诺龙与“王的奴”合体生发出极富想象力的灵异、魔幻的情节，使得现实与魔幻世界水乳交融，这一条线索进展与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民族万物有灵、转世轮回、因缘果报等观念息息相关，在民间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维度，展开了一系列诸如命中注定与自我选择、仇恨与宽恕、偶然与必然问题的思索，探究在滚滚浊世奔突、挣扎着的人们精神本相，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气息。

        “王的奴”寻找自己的五官肢体，将其聚拢的魔幻故事，隐含着拯救、复原、重塑自我等多重意味，与诺龙保持本心的质朴纯粹相呼应，构成了寻找与完善“人”自身的寓言，成为《王的奴》最重要的题旨。“王的奴”被黑帐王杀死，化作齑粉，身体器官散落各处，彼此并知道在什么地方，最早是“说话的嘴”寄植在诺龙的手掌之上，由此，开始寻找其他“伙伴”，继而，“看见的眼”、“闻味的鼻”、“听见的耳”、“取物的手”陆续找到，每一个器官的回归，“王的奴”都更接近人形，最后，“王的奴”要求诺龙坐禅、念经、闭斋，作五百座“小坨擦擦”，放在无垢塔身，以此修行， “行走的脚”也来到了诺龙的手掌，“王的奴”完成了整合，终得圆满。这从近30万言的长篇小说中抽绎出来的情节梗概，实际上就是一则寓言，身体分散是自我意志、情感迷失的象征，聚拢器官意味着寻找自我修复残破不全的精神，修行体现的是经受磨砺完善自我人格，身体的最终整合代表的是重新塑造自我获得一个“新我”，这是一个人不断精进、升华、完善的过程，是人格不断迈向更高层级抵达澄明之境的过程。从古希腊那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开始，认知自身反省自身，继而了解自身的欠缺，用各种方式修行，最终修正自己完善自我成为一切有清明理性的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在藏族地区，“自己为何人”也是人们渴望认识的问题，而昧于成见、随波逐流的人是难于获得答案的，只有虔敬修持、心思纯白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王的奴”在恢复人形的过程中与诺龙难分彼此，诺龙在帮助“奴”的同时，也经历了直面自我净化自我的过程。事实上，有关在肉体和心智的磨砺中完善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的文学书写，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神曲》的漫游三界，《天路历程》的朝圣之路，《浮士德》的走出书斋完善人生的理想激情、《约翰·克里斯多夫》反抗、进取、宁静和谐的人生历程，乃至《苦难的历程》中在清水、苦水、碱水中各煮泡三次的精神苦役以求脱胎换骨，这些伟大作家作品建立了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王的奴》靠近了这一悠久深厚的文学传统，体现了一种庄重纯正的文学品质，并且因为哲学元素的注入，使作品显得意蕴深厚。

        《王的奴》是一部闪烁着奇异光泽，显示了不群才情的小说，是一部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阐释的作品，比如仿佛盐溶于水一般的康巴藏区风情民俗的描写，比如把现实、魔幻、象征浑融交织的思维方式，比如典雅的现代汉语、民间谚语、俗语、以及适量的藏族语式的巧妙链接所形成的诗性的表达等等，限于篇幅与论题，本文就不再赘言了。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旦文毛，女，藏族。在国内期刊及出版发行四十余万字，获得各类文学奖项。著有诗集《足底生花》、长篇小说《王的奴》等。       

        刘晓林，1965年10月出生，陕西西安人。198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及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等学术专著，参与主编教材《国文经典读本》。第八、九届 “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十、十一届 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获得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青海省文艺批评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