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甘南散文比较阅读
白晓霞
白晓霞
内容提要：由于年龄、性别、生活地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甘南的多民族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品质，面对同一个话题时，会有相异甚至相反的言说方式：1.代际比较中的“甘南印象”：英雄主义/忧思之心。2.性别比较中的“世俗生活”：写实/哲理化。3.“生活地”比较中的“故乡之恋”：在乡/还乡。创作的这种多元性状态说明，面对变迁了的乡土，知识分子的散文创作必须理性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与守正的大主题。另外，仔细盘点上述叙事经验，可能会为中国当代乡土散文的写作与研究提供某种启示。
关键词：代际比较 性别比较 生活地比较
“甘南”是甘肃西南部瑰丽多姿的多民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高海拔、多民族带来了绝美的风景和多彩的文化，便也诞生了诸多才情纵横、激情澎湃的作家。近年来，甘南作家的散文创作渐成规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精研家乡的地域文化之后开始渐次成长并终至成熟。因为散文文体的自由性、真实性、自我性等特征，共时的经济发展与历时的文化变迁、历史的多民族交融与现实的多民族发展、牧业与农业、宗教与人性等各方面的诸多话题被作家统摄在“甘南”这一乡土文化平台之中。作家们固守乡土、细品文化，徜徉在忧伤的大地与开阔人性之间，以散文的方式对上述话题进行了或粗或精、或大或小、或详或略的表达，产生了一批散文精品，客观地看，甘南的散文作家群也基本上呈现出了初步的一些群体性特点。总体上看来，由于散文文体真实性特点的引导和规约，大多数甘南散文作家都是从个人真切鲜活的生活经验出发，力求关注 “文化与人”的大话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一批散文集（或长篇散文），也获得了各类文学奖项或文学专项资助：陈拓《游牧青藏》（2003年获敦煌文艺奖）；完玛央金《触摸紫色的草穗》《昨天的太阳当头照》（单篇散文，2017年获第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2018年获全国“东丽杯”孙犁散文奖）；李城《屋檐上的甘南》《行走在天堂边缘》；李德全《生命如歌》；扎西才让《我的杨庄》《桑多镇秘闻录》《诗边札记：在甘南》（2018年获全国“东丽杯”孙犁散文奖）；王小忠《红尘往事》《静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中国作家协会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18年获全国“东丽杯”孙犁散文奖）《浮生九记》；严英秀《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2018年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敏彦文《生命的夜露》（2009年获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包红霞《走进甘南》（2009年获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杨文才《迭山情韵》；马慧梅《一树一树花儿开》《每一棵草都美丽》；瘦水《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知否《龙江人家》；花盛《岁月留痕》等等。另外，刚杰•索木东、海日卓玛、王朝霞、敏彦萍、马淑芳等人的散文创作也各有特点。
上述散文作品是甘南广袤大地的乡土文化对作家的慷慨馈赠，同时又以文字的知性方式体现出痴情躬耕在“家乡原风景”中的勤奋作家对乡土的深切热爱。但是，由于年龄、性别、生活地等因素的影响，甘南的多民族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品质，面对同一个话题时，会有相异甚至相反的言说方式，这都值得研究。
代际比较中的“甘南印象”：英雄主义/忧思之心
大多数本土作家都试图描摹出自己心目中的“甘南印象”，即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属性进行一次个人体悟式总结。但是，我们却发现，由于作家代际（年龄）的不同，这种主观体悟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方面说明，当面对同一片大地、使用同一种文体时，50后作家与80后作家却必须面对不同的文化话题，也必将承担相异的文化使命。另一方面说明，散文文体以比较生活化的质朴方式记载了“甘南”大地上发生的新旧之变。李城的散文和王小忠的散文是比较明显的例证。
50后作家李城是甘南当代散文创作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取得了较好的创作实绩，风格鲜明。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甘南印象”的关键词是：英雄主义立场和理想主义情怀，这是一种来自高原的纯粹的明丽之风，文本中很少有消极色彩的犹豫和迷离，人们的快乐一泻千里，有时连痛苦都是那么酣畅淋漓。在李城的《阳光照亮她的脸》中，“甘南”很具体，是“郎木寺”、是“天葬台”是“白河边的小镇唐克”；“甘南人”很具体，身穿宝蓝色织锦缎藏袍的快乐女人、被摩托车撞翻后迅速爬起的僧人、抱怨男人的快性子春罗。这些具体的文化意象构成了水清云白人干净的“甘南”，也构成了承受苦难笑对风雪的“甘南”。这种英雄主义立场和理想主义情怀是50后、60后甘南散文作家的执着选择，“甘南”也因此成为这一代人能够永远寄托人性理想的大美圣境。这种境界里的“我”是刚强无畏的，独立独行于天地之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苦难，“我”也将一往无前、气宇轩昂：“把灵魂交给风/把肢体托付给自然/让自己总是在路上/把尘世的泥泞踏遍”。（李城《在路上》）
80后作家王小忠笔下的“甘南印象”则几乎没有了这种英雄独行的气息，相反，是一种淡淡的忧伤的味道。在王小忠近日出版的散文集《浮生九记》（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中，作家对当代多民族地区村落生活的执着采撷与认真思考，热爱故乡、深情绵绵，但忧虑胜于讴歌，思新多于怀旧，对正在变迁中的多民族地区生活文化思虑重重。其中有不少散文思考着在新的语境中失去昔日平衡的甘南传统村落文化的走向与未来。作者带着深深的忧虑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金钱渗透而导致的“人心变坏”的伤痕累累的现实。在《兄弟记》中，这些搏击于沸腾生活漩涡之中的人物多是以“堂哥、兄弟”等人的身份出现，可谓是具有明显自叙传说味道的“身边散文”，这样的叙写方式真实清晰，但也残酷痛切。需要足够的文化理性才能够直面这一切：“村里的风气彻底变坏是从打工开始的。”因为打工挣钱，夫妻反目、兄弟失和甚至父子离心。而昔日温暖岁月中的隆重严肃的老人葬礼竟然也被现在的年轻人看成“根本是演戏”。更为可怕的是，由于观念的畸变，“现在村里大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再赡养老人”。很显然，作家笔下的村落旧秩序已经严重地失衡、失范、失落，但又苦于新的秩序无法重建、重组、重振，于是在欺骗和敷衍中，村落文化变得迷离失真，很多人和事都不再值得信任。应该说，这是对新语境中农村文化的可贵反思，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切。二三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写实派同情农民的苦，也痛切直面国民的劣根性。之后鲁迅的追随者王鲁彦等人开始直面物质利益对农民精神生活的侵蚀，对农村淳朴道德秩序的破坏，《黄金》便是其中非常好的文本。理性的作家告诫人们，因经济发展而产生飞速变迁的农村可能已不再是《边城》中物我两忘、风清云淡的世外桃源，因拜金而产生的人性之恶贪或许会以更为曲折复杂的方式得到呈现。这一切，在现实中既然存在，就应该在文学中得到感性呈现，并且期待能够以文化反哺现实，从而解决问题，构建与时俱进的新的农村道德秩序。《浮生九记》勇敢地触及了这一问题，敢于直面丑，正是因为内心拥有爱。尽管年轻的作家还无力给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更为具体的办法，所以他内心时常迷惘：“望着苍茫的草地和雪山，心里的众多想象夹杂在一起，渐而陷入一片茫然之中。”（《尕秀记》）但无奈的叹息也表达了热爱乡土的知识分子的某种责任感：“田地空了，而藏在日渐富裕的表层之下的人心更是空如枯竹”。（〈兄弟记〉）
性别比较中的“世俗生活”：写实/哲理化
社会性别也是比较研究甘南散文的一个文化维度，在气候严寒、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的高原地区，世俗生活有自己的地域性特点，自成特色，也因此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宝库，而作家的性别则影响到了对世俗生活的观察方式和判断标准，这也是很有意味的比较话题。
甘南女作家完玛央金的散文非常关注多民族地区的世俗生活，她常自觉采用写实的手法去记录村落日常生活，基本上没有抽象提升，温暖而平和、踏实而淡雅。同女性相关的日常生活内容更是描写得饱满而真切、质感十足：锄草、种菜、做饭、熬茶、做针线，读来令人安静踏实，表现出女性作家特有的温柔娴静、内敛自律。在她的散文《昨天的太阳当头照》中，她用淳朴的语言和饱满的细节去描写村落普通的日常生活，人们在熟悉的村落里生儿育女、种田收菜、祭祀神灵、生老病死，一切都是那样平和冲淡。完玛央金的文化触角偶尔会伸向女性的自我修养问题，这是社会性别视角下对甘南世俗生活的另一种观察与审度。如散文《窗花》中她赞美农村的剪纸能手“尕婆婆”；散文《看向阳花去》中她赞美乐观善良的藏族阿妈。当然，作家偶尔也会有批判，如在散文《昨天的太阳当头照》中她用“讲古今（讲故事）、“偷酥油”等小的生活细节去批判不孝顺的女性、自私的女性、懒惰的女性，渴望农村有着妻贤子孝、人勤地茂的美好景象。这一方面表达出知识分子女性有着较为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从传统文化道德的视角去审视村落文化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传统文化道德对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规约与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心性善良的女性作家用笔比较节制，且语言略带来自现实生活的幽默意味，便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微嗔”美学风格，不会剑拔弩张、怒目横眉，在浅淡的“微嗔”中仍然对世俗生活抱有热情的认同，仍致力于热情表达世俗生活的爱与暖意，希望它也坚信它能够越变越好。
另外，在包红霞、王朝霞等甘南女性作家的散文中，甘南的世俗生活也以比较写实的手法出现，细节饱满、平和冲淡，在大多数时候充满了甜暖气息。女性作家散文中描写“身边女性”的一类散文很有特点，她们是生活在村落或城镇中的奶奶（姥姥）、母亲、女儿、姐妹或其他自己熟悉的女性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大多善良单纯、坚韧质朴，是爱与美的化身。
同上述女作家相比，男性作家记录世俗生活的散文则显出了某种哲理化追求的刻意努力。如王小忠的《浮生九记》记录了不同的人物对世俗生活文化的不同感知与理解，可谓“你我悲欢相异”，将“人与俗”做了较好的结合，表达出了某种人间暖意，读来亲切流丽，而一些哲思语言的加入，提升了平凡生活细节的哲学意味，让读者略略思顿之后便很有“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比如在《做珠记》中出现的人物魏文海、老头儿、青年男女等等，都是普通的市井人物，声口不一，各有特色，但都带着与泥土相连的生活味道，真实而亲切。或许，作品中热爱烟火人生却又心性散淡的画风是作家的本色出演，人物既努力奋斗又顺其自然的性格特点，看似随意，实则在通过描写世俗生活努力建构一种作家自己认同的人生哲学。这种特点，恰如《做珠记》中的“老头儿”说出的这一段颇富哲理意识的人生箴言：“盘玩的时候要轻柔，不要过于激烈，不要让珠子之间发出很大的撞击和摩擦。也不要将所有时间完全沉浸在盘珠上，一生是有限的，爱好在一生当中仅仅占一点，没有必要为盘珠而使自己身心疲惫，烦恼重生，那样就失去玩珠的本意了。”而作为“红线”一直出现在作品中的“我”，因珠喜、因珠悲、因珠思，面对纷繁的市场，坚守纯净的文化体验，不愿意“遗失内心的坚守”，这样的心绪如夜中微灯，固守清贫、坚信真善美的身影令人感动。
这种“世俗生活哲学化”的努力在扎西才让的散文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他的“桑多镇”系列散文中，生活在“桑多河畔”的平凡人们在对话时经常显得意味深长，作家自己偶发议论时也精粹老辣。这些“别有意味”的文本话语之中显然都承载着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某种哲学思考，因此他很注意表达作品人物在处理各种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时的原则和章法，希冀能够在散文中构建某种对他人的道德生活产生启发意义的文化体系，这的确是让文学作品带上哲学意味的一种热情努力。
“生活地”比较中的“故乡之恋”：在乡/还乡
“故乡之恋”是甘南作家在散文中热情阐释的永恒话题，每一代作家甚至每一个作家都曾有过痴情的表达。长期生活、工作在甘南的本土作家与长期生活、工作在外地的甘南籍作家在阐释心理上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
长期生活、工作在甘南的作家扎西才让一直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桑多镇”这一文化世界，他的“在乡”意识非常强烈：一方面体现为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故乡微缩文化景观”。作家努力让作品中的人、事、景都全力吸吮着甘南大地上的本土文化养分，希望自己的文本是藏地文化特点鲜明的精雕细刻的建筑。整体写作中计划性、目的性都很强。所以，“桑多镇”上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桑多镇”上人们进行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活动都显得很有章法、有条不紊。扎西才让的很多文本因此读来显得整饬漂亮。应该说，上述特点体现出的是有文学理论自觉意识的作家在创作中对散文的学术理性深度和广度注意掘进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当然，需要警惕的是，过强的计划性可能会让作品偶尔带有人为过滤的修整痕迹。二、另一方面体现为作家将自己自觉定位为“故乡文化代言人”。作家努力从文学、史学、哲学结合的高度和深度去阐释故乡甘南的文化属性，希冀能够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精准描摹这一属性。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之下，扎西才让的长篇散文《桑多镇秘闻录》（原载《民族文学》2018年第2期。《散文选刊》2019年2月上半月全文转载）挥洒自如、精致靓丽，全文是以“小故事连缀”的“笔记体”方式构成，作品通篇有着强烈的“在乡”意识，谈笑间皆为甘南既古又新的乡音乡情乡俗，一节一节相对独立的文本既有小说的故事性，又因为扎西才让良好的诗歌功底而在语言风貌上显得轻盈活泼、飘逸洒脱。
寓居兰州的甘南籍作家刚杰•索木东的散文则有着明显的“还乡”情怀，他的散文尽管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表达出了离开乡土又重返乡土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情绪，徘徊在“主人”和“客子”之间的既浓烈又尴尬的情绪，有赞美、有自豪、有留恋、有伤感。老房子、老手艺、老习惯、老家具、老朋友等等成为刚杰•索木东散文描摹的重点，如散文《洮砚，岁月雕凿的石头》等。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还乡”只是镜花水月一样的空幻理想，是抵御人际冷漠的城市文明的最后一把剑；而“离乡”才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混迹红尘养家糊口的最有力的一柄锄。另外一位寓居兰州的甘南籍作家严英秀的散文则体现出是否还能够“心理还乡”的矛盾追问，由于空间距离的影响，故乡已与她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较多的疏离，但作家在心理上仍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也时常提醒自己有着书写故乡的责任。因此，与索木东实录故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努力不同，严英秀的散文呈现出“絮语体”的特点，面对故乡时多为飘渺细密的心理描写，由于作家语言的精致美丽，她的散文便在矛盾状态中带上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唯美感伤色彩，比如《怀念故乡的人，要栖水而居》等。
结语
总而言之，甘肃甘南多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是作家热情调动了生活积累和文学才情之后的结晶，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甘肃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理性思考，既展演了生活的暖意，也分析了经济对文化冲击之后的“人心”的变化，有讴歌，有忧思，有期待。但是，由于代际、性别、生活地的不同，他们的创作又有区别和联系，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着他们心中的故乡的发展与变迁。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创作的多元性状态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斗转星移、岁月流转，面对变迁了的乡土，知识分子的散文创作必须理性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与守正的大主题。甘南大地上的所有故事都在讲述着“人与地”、“人与俗”、“人与人”的新型关系，散文的真实性、自由性等文体特点无疑是细致表达这些新关系的利器。但是，如何精选丰繁材料、精准反映新的生活现实，并对未来做出更为乐观积极的大势研判和正向引导，可能又是散文作家必须深刻思考的话题。
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乡土散文作为表意活动和叙事活动，在叙述和抒情模式上是在离乡、还乡、在家、不在家这四项意义上循着一定的模式进行的。将这四项因素放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形”中去进行分析观察，会发现它们在作品中组合出了若干种相关、相异或相反的表达模式。1 在这个意义上，甘南多民族作家的关于乡土话题的散文可能是研究中国乡土散文多元模式的一个有意味的地域个案，值得进一步关注。仔细盘点这些叙事经验，可能会为中国当代乡土散文的写作与研究提供某种启示。
1、参见陈德锦《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8－62页。
原刊于《民族文学》201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