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学翻译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吸收外来文化，繁荣发展藏族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藏族文学翻译历史久远，它是在浩大的佛经翻译业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与藏传佛教最初的传播，后来的发展形成同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藏族当代文学翻译是与古、近代藏族文学翻译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的文学翻译事业，其根本的特点，它再也不是在佛教思想一统天下的形势下形成的文学翻译，而是世界现代文明思想和科技教育空前发展，文学从神学回到从家的地位上，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这样一种形势下形成的文学翻译。　
　
诸多藏文历史文献一致认为，公元七世纪，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著名大臣吞弥·桑布扎的译经标志着印度佛教正式传入西藏，从此翻开了藏族佛经翻译史的首页。过了二百多年以后，吐蕃第三十七代赞普——赤松德赞大力割据佛教，在著名的桑耶寺成立了译经院。不同国籍，不同语言文字的许多翻译大师云集在这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著作，并把所有译著整理编纂成了三部目录，即《丹嘎目录》、《庆布目录》、《旁塘目录》。当时十分著名的译师有白若杂纳，还有噶瓦拜则、焦若·鲁坚赞、祥·也协德等。到了吐蕃第四十一代赞普——赤热巴巾时，译校佛说部和论疏部两大类佛教经典著作，并作了三条规章，同时厘定藏文。从此佛经翻译规范化，对佛经为主的多学得的翻译的提高无疑是个巨大的促进作用。公元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吐蕃史上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灭佛运动，随之吐蕃王朝全面崩溃，吐蕃历史从此结束，以上这段时间藏史上称为藏传佛教前宏期。公元十世纪末到公元十一世纪初，逃往阿里地区的吐蕃王朝后裔——出家国王拉喇嘛益西韦创建佛寺，迎请印度高僧大德进藏讲经，并派以仁青桑颇为首的藏族少年学子赴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学习佛经。当时阿里地区佛教兴盛，仁青颇等人回到阿里托林寺以后翻译了大量佛经，后人对他们的译经称为新译密经。佛教在西藏腹地全面摧毁以后在边远阿里地区再度复苏。藏族历史家们把这一时期作为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开端。从那以后的历史，史书中一致称为藏传佛教后宏期。佛教后宏期内，以著名佛经翻译大师仁青桑颇为首的许多翻译大师不断翻译大师佛经，同时写下了许多对佛说部的注释，佛经教学材料，佛教论说著作，日积月累，这类著作堆积如山，浩如烟海。著名的布敦教派开创大师布敦·仁青竹（公元1290年——公元1364年）对这些译作进行全面校勘、整理、编纂、把佛经论疏部的著作集结在一起，按照时间顺序编纂了《丹珠尔》，同时佛说部的作品集结成《甘珠尔》，同时佛说部的作品集结成《甘珠尔》。《甘珠尔》、《丹珠尔》的问世，标志着藏族佛经翻译、藏族佛学研究水平达到了相当高层次，同时是对几百年来藏族佛经翻译的一次全面总结和成果的集中展示。公元十三世纪初，木刻版技术从内地传入西藏，它对西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失去作用。对于象《甘珠尔》《丹珠尔》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著名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揭开翻译帷幕到三部目录的形成直到《甘珠尔》、《丹珠尔》问世，经过了七百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是形成　藏族灿烂文化的的重要阶段，也是一部生动的，令人景仰的翻译史，它为传播新的文化思想，丰富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创造藏民族自己的经典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藏文史书《智者喜宴》中有名有姓的佛经翻译家已经提到上百个。翻译家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光辉的业迹，赢得了地位。藏民族把译者和著者放在同等的地位上给予敬重。

　　这段时间翻译主流是佛教经典，但也涉及到了其它学科，如哲学、医学、星象学、文学等。译文主要是从梵文到藏文。那么文学翻译状况如何呢？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典著作中，除了大量的论述佛教教义的著作以外，尚有许多有关佛陀、菩萨的传记、寓言典故，赞颂神佛的诗歌，这些作品文学色彩十分浓厚。以叙述佛陀一生功德为内容的韵体作品《如意藤》是极美的诗歌作品，它后来成为藏族历代诗人必读的范本。既便是论述佛教教义的著作，为了便于记忆和吟诵，大部分都采用了韵体的形式，其文字叙述方式、形象思维的描写、比兴手法的运用都无疑增添了许多文学色彩。因此我认为藏族传统文学和藏传佛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藏族早期的史书《巴协》、《五部遗教》、后期史书《智者喜宴》、《王臣记·布谷鸟之歌》等虽说是史书，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书中的某些精彩对话和细腻刻画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就是说，大量的佛经翻译在无意中为发展藏族文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公元十三世纪，精通十明学的班智达——萨迦贡嘎坚赞第一次讲到了修辞学。他在《智者入门》这部著作的第二章中极其有限的篇幅叙述了修辞学，他的这些见解是来自七世纪印度著名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诗镜》（作者为印度七世纪古典文学理论家檀丁）。到了十四世纪，这个文学理论著作由雄敦大译师译成藏文，后来帮译师作了认真的校勘，作为教科书进行讲授，从那以后《诗镜》便成为藏族僧俗上层文人学习写作的必修课本。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萨迦班智达是西藏文学史上第一位引进外国文学理论的大师。而雄敦、帮两位大译师是继续完成萨班的伟业，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外国文学理论，使印度古典文学理论《诗镜》在藏族文学土壤中扎下了根了，对后来藏族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四世纪《诗镜》的首次翻译直到二十世纪，近七百年中藏族文学家们根据藏文文学创作实际对《诗镜》理论作了深刻全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很大，著述颇多，具有突出成就的藏族文学理论家有米旁·格勒朗杰、第五世达赖喇嘛、康追·丹增曲基尼玛、苏卡·洛追杰布、仁崩·阿旺晋扎、久米旁·朗杰嘉措、才丹夏茸、毛尔盖·桑丹、东嘎·洛桑赤列等，他们写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诗镜》理论研究著作，而且创作了以《诗镜》作为创作指导的优秀诗篇，成为藏族文学传统诗歌创作作品的典范。产生这么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同时，藏族学者们在词藻学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词藻学著作《智者耳饰》是仁崩·阿旺晋扎所著，这部著作在现有的词藻学著作中篇幅最大，词汇最丰富。词藻学著作的问世，为藏族文学语言的丰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为藏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时印度优秀古典文学名著如《如意藤》、《云使》、《六青年的故事》（有人认为《六青年故事》不是翻译本，而是藏族作家文学，我对此持不同看法，曾经写过文章说明《六青年的故事》是翻译作品）《三十四本生传》、《胜出灭神赞》、《罗摩衍那》、《沙恭达罗》（节译）以及格言诗《王行论》、《劝戒亲友书》等作品的藏文译本出现，大大地开阔了藏族文学家们的创作眼界。

　　文学理论的产生，文学语言的拓展，加上优秀文学作品的问世，为藏族文学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藏族文学家们在这样优厚的条件下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然而，这一切成果都离不开翻译。如果没有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翻译作品的问世，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藏族文学的辉煌，这个浅显的道理，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藏和平解放，随后旧的制度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这一变革给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焕然一新。一种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取代了一切。西藏的文学、西藏的翻译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就翻译而论，翻译的中心任务再也不是佛教经典著作，而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内容的全方位的翻译，内容上已经有了彻底的改观。而文学翻译也开始着眼于中外近、现代世界优秀文学作品。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翻译事业，走在其它事业的前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翻译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西藏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在过去的50年中，出版了不少优秀文学译作，包括《水浒传》全套，《红楼梦》部分，《三国演义》部分等古典文学和毛泽东诗词集、天安门诗抄等当代诗作，还有80年代以后，《西藏文艺》上发表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区内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格桑花》作了节译，短篇小说《风马之耀》、《圆形日子》译文刊登。长篇叙事诗《黑痣英雄》译文刊载。青海《章恰尔》刊物上曾经设立专门栏目，发表三个译者翻译一首诗作的译文，这种举措值得敬佩。《山南文艺》也注意文学翻译事业，在这个刊物上，经常看到国内外优秀文学翻译作品。作为期刊，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千零一夜》藏译本。这些文学翻译的问世，西藏当代藏文作家们有幸看到世界文学大师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泰戈尔、莎士比亚、莫泊桑、契柯夫、马克吐温、都德、皮兰德娄的优秀作品，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西藏文艺》上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次仁老人的误会》、“央金白姆”老人》、《骨肉之情》等等。这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从情节到人物，从叙述语言到对白，都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棱角。80年代初期班觉先生长篇小说《松耳石项珠》问世以后，1988年扎西班登的长篇小说《平民家庭的苦乐》，拉巴顿珠的长篇小说《变革》和扎东·旺多的长篇小说《扎苏府的秘闻》。这些作品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全套《水浒》为首的优秀名著的翻译，对当代藏族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四部长篇小说是以西藏生活为题材，书中表现的生活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看都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时代感。《扎苏府的秘闻》、《松耳石项珠》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活泼流畅。而《平民家庭的苦乐》、《变革》人物形象丰满，生活真实可信。这是第一批当代藏族作家用藏文写藏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藏族当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

　　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交通、科技、通讯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世界文化频繁交流，人们为创造人类共同的文化贡献力量，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翻译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翻译不能满足现有的成绩，应当向多学科、多语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作为整个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也应当改变过去那种自然的发展状态。当代的文学翻译，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系统翻译，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较大的成绩。一部《水浒》译作的出版，在藏族读者中，像《格萨尔》一样广泛流传。藏族当代文学语言尚未完全形成，严重地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大量译介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途径。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以他的优秀诗篇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份厚礼，其更大的贡献是奠基了俄国文学语言，为后来产生更多的俄国文学家开辟了道路。我们当今的藏族文学翻译，如果拥有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译作，我们的当代文学发展，就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

　　这段时间翻译主流是佛教经典，但也涉及到了其它学科，如哲学、医学、星象学、文学等。译文主要是从梵文到藏文。那么文学翻译状况如何呢？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典著作中，除了大量的论述佛教教义的著作以外，尚有许多有关佛陀、菩萨的传记、寓言典故，赞颂神佛的诗歌，这些作品文学色彩十分浓厚。以叙述佛陀一生功德为内容的韵体作品《如意藤》是极美的诗歌作品，它后来成为藏族历代诗人必读的范本。既便是论述佛教教义的著作，为了便于记忆和吟诵，大部分都采用了韵体的形式，其文字叙述方式、形象思维的描写、比兴手法的运用都无疑增添了许多文学色彩。因此我认为藏族传统文学和藏传佛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藏族早期的史书《巴协》、《五部遗教》、后期史书《智者喜宴》、《王臣记·布谷鸟之歌》等虽说是史书，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书中的某些精彩对话和细腻刻画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就是说，大量的佛经翻译在无意中为发展藏族文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公元十三世纪，精通十明学的班智达——萨迦贡嘎坚赞第一次讲到了修辞学。他在《智者入门》这部著作的第二章中极其有限的篇幅叙述了修辞学，他的这些见解是来自七世纪印度著名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诗镜》（作者为印度七世纪古典文学理论家檀丁）。到了十四世纪，这个文学理论著作由雄敦大译师译成藏文，后来帮译师作了认真的校勘，作为教科书进行讲授，从那以后《诗镜》便成为藏族僧俗上层文人学习写作的必修课本。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萨迦班智达是西藏文学史上第一位引进外国文学理论的大师。而雄敦、帮两位大译师是继续完成萨班的伟业，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外国文学理论，使印度古典文学理论《诗镜》在藏族文学土壤中扎下了根了，对后来藏族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四世纪《诗镜》的首次翻译直到二十世纪，近七百年中藏族文学家们根据藏文文学创作实际对《诗镜》理论作了深刻全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很大，著述颇多，具有突出成就的藏族文学理论家有米旁·格勒朗杰、第五世达赖喇嘛、康追·丹增曲基尼玛、苏卡·洛追杰布、仁崩·阿旺晋扎、久米旁·朗杰嘉措、才丹夏茸、毛尔盖·桑丹、东嘎·洛桑赤列等，他们写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诗镜》理论研究著作，而且创作了以《诗镜》作为创作指导的优秀诗篇，成为藏族文学传统诗歌创作作品的典范。产生这么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同时，藏族学者们在词藻学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词藻学著作《智者耳饰》是仁崩·阿旺晋扎所著，这部著作在现有的词藻学著作中篇幅最大，词汇最丰富。词藻学著作的问世，为藏族文学语言的丰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为藏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时印度优秀古典文学名著如《如意藤》、《云使》、《六青年的故事》（有人认为《六青年故事》不是翻译本，而是藏族作家文学，我对此持不同看法，曾经写过文章说明《六青年的故事》是翻译作品）《三十四本生传》、《胜出灭神赞》、《罗摩衍那》、《沙恭达罗》（节译）以及格言诗《王行论》、《劝戒亲友书》等作品的藏文译本出现，大大地开阔了藏族文学家们的创作眼界。

　　文学理论的产生，文学语言的拓展，加上优秀文学作品的问世，为藏族文学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藏族文学家们在这样优厚的条件下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然而，这一切成果都离不开翻译。如果没有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翻译作品的问世，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藏族文学的辉煌，这个浅显的道理，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藏和平解放，随后旧的制度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这一变革给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焕然一新。一种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取代了一切。西藏的文学、西藏的翻译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就翻译而论，翻译的中心任务再也不是佛教经典著作，而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内容的全方位的翻译，内容上已经有了彻底的改观。而文学翻译也开始着眼于中外近、现代世界优秀文学作品。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翻译事业，走在其它事业的前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翻译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西藏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在过去的50年中，出版了不少优秀文学译作，包括《水浒传》全套，《红楼梦》部分，《三国演义》部分等古典文学和毛泽东诗词集、天安门诗抄等当代诗作，还有80年代以后，《西藏文艺》上发表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区内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格桑花》作了节译，短篇小说《风马之耀》、《圆形日子》译文刊登。长篇叙事诗《黑痣英雄》译文刊载。青海《章恰尔》刊物上曾经设立专门栏目，发表三个译者翻译一首诗作的译文，这种举措值得敬佩。《山南文艺》也注意文学翻译事业，在这个刊物上，经常看到国内外优秀文学翻译作品。作为期刊，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千零一夜》藏译本。这些文学翻译的问世，西藏当代藏文作家们有幸看到世界文学大师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泰戈尔、莎士比亚、莫泊桑、契柯夫、马克吐温、都德、皮兰德娄的优秀作品，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西藏文艺》上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次仁老人的误会》、“央金白姆”老人》、《骨肉之情》等等。这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从情节到人物，从叙述语言到对白，都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棱角。80年代初期班觉先生长篇小说《松耳石项珠》问世以后，1988年扎西班登的长篇小说《平民家庭的苦乐》，拉巴顿珠的长篇小说《变革》和扎东·旺多的长篇小说《扎苏府的秘闻》。这些作品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全套《水浒》为首的优秀名著的翻译，对当代藏族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四部长篇小说是以西藏生活为题材，书中表现的生活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看都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时代感。《扎苏府的秘闻》、《松耳石项珠》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活泼流畅。而《平民家庭的苦乐》、《变革》人物形象丰满，生活真实可信。这是第一批当代藏族作家用藏文写藏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藏族当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

　　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交通、科技、通讯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世界文化频繁交流，人们为创造人类共同的文化贡献力量，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翻译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翻译不能满足现有的成绩，应当向多学科、多语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作为整个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也应当改变过去那种自然的发展状态。当代的文学翻译，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系统翻译，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较大的成绩。一部《水浒》译作的出版，在藏族读者中，像《格萨尔》一样广泛流传。藏族当代文学语言尚未完全形成，严重地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大量译介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途径。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以他的优秀诗篇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份厚礼，其更大的贡献是奠基了俄国文学语言，为后来产生更多的俄国文学家开辟了道路。我们当今的藏族文学翻译，如果拥有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译作，我们的当代文学发展，就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