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度母》尽管仍然以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要的叙事基点，但是，相对于白玛娜珍的其他同类作品，这部小说显然在叙事方式上有其非常鲜明的特点。通观文本，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比较奇异的复合叙事方式，从三个层面立体地表达了作者意欲言说的主题，即一、血缘叙事层面。二、政治叙事层面。三、宗教叙事层面。作者用一种神奇的手段使这三种迥异的叙事方式在作品中达到了水乳交融，呈现出一种瑰丽而迷离的阅读效果。从表象去看，文本似乎叙说了一个末落的庄园贵族小姐的故事，但实事上，通过这样一种奇异的叙事方式，主题已经被大大地拓展和升华了，整体上表现出作者对近现代藏族女性命运的全方位思考。

一、 血缘叙事层面

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是其叙事的重点，祖母、母亲、女儿三代人构成了一个人物谱系，她们的纵向生活经历，在时间上有着前后的延续性。但是，她们的人生追求却截然不同。祖母德吉泽珍，一个笃信宗教的良善藏族女人，这样的形象定位在作品的一开始就通过藏族一个古老的诞生习俗进行了充分的表现：“她的母亲德吉泽珍来到宽敞的黑壁厨房，从胖厨娘正在烧茶的铁锅底下，用她的中指抹卫层黑灰带回到卧房里，顺着女儿的小鼻梁涂了一条黑杠。这是每个幼婴生第一次出门前民间辟邪的习俗，……”这个没有走出过雪域的女人，用老一辈传下来的文化规定着自己的生活，指导着女儿的成长。祖母早期生活在华贵的“希薇庄园”，“据说野蔷薇林里，有一座希薇庄园。庄园因为每天都被黄昏合唱的霞光萦绕，所以得到‘希薇’的美名。藏语中的意思既是‘霞光园’；又宛如雌蕊里金色的宫阙。”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德吉泽珍是老一代的藏族女性，她们安分守己，对庄园以外的生活并不关注，也缺乏好奇心，丈夫、孩子、牛羊成为她们生命的全部。在女儿受苦的年月里，她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祈祷：“祈愿那白色的烈马，能带着宝贝女儿琼芨远走高飞，断离这个家族的孽缘……从此，在她心里，每天都在一点点努力埋葬着对女儿琼芨的牵挂与思念，但愿琼芨能找到另一条出路……”后来，当身处逆境的女儿把外孙送来时，她仍以一颗宽容博大的慈母心对待着自己的子孙，她眼中的生活就如拉萨河水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推动着流向前方，在艰辛的忍耐和拼命的付出中从不去期待任何回报。
而生活在政治岁月里的女儿琼芨白姆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变，生活如一流浊水，她被冲向了未知的前方。实事上，在祖孙三代藏族女性纵向的生活历程中，母亲琼芨白姆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过渡。她的青春时期生活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后半生生活在无常的政治环境中。前后悬殊的生活环境磨砺了她，为了孩子，她以惊人的耐心忍受男人的背叛，忍受政治运动的欺凌，从一个优秀的音色优美的播音员沦为一个倍受歧视的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前后四个男性的决绝离开各有原因，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伤害了琼芨白姆脆弱敏感的心灵。所以，在女儿的眼里，历以磨难的琼芨白姆“从一个柔情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绝望而怪诞的怨妇。”正因为如此，作品中为这个苦命而顽强的女人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枕梦花”：“她俩在岩石下看到了许多浅色的‘枕梦花’，曲桑姆开玩笑地对琼芨说‘瞧，活佛说过，你的命会和这花一样，一生都在追赶空渺的梦――’”而她的姐姐曲桑姆，这个昔日美丽矜持的庄园小姐，结局比她还要惨，成为一个酒鬼，最终死于肝癌。两朵鲜花的衰败说明了昔日庄园的盛况不在，变化了的现实对这些女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孙女茜洛卓玛是新一代藏族女性，漂亮而野性，要求自由，充满叛逆，不满于庸俗陈旧的现实生活，试图让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而拉萨，男人们苟且在某个单位，穿着西服，规矩的短发，没有梦想，更没有狂喜；并且，人种的退化使拉萨的人群与四川人苗条的身段愈发接近。而当蔬菜多于肉食，大米的价格超过了青稞，更多的人像是格外知足地活在圈养中……”。正是因为对现代都市中这种“圈养”生活的厌恶，茜洛卓玛渴望着率真、纯粹、自然、真实的生活，为了这个目标她始终在努力。作品中用非常感性的笔墨渲染了她和普萨王子 “在美丽的温泉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动情的夜晚”。在这样一个浪漫背景中，“哈日纳尔花”成为另一个非常女性化意象，王子的日记中含蓄地写道“她的身体……像雨中被碰撞的哈日纳尔花,颤抖着撒下阵阵银雨和花瓣。”而“我”，这个因为爱情而使自我意识充分苏醒的女性，更是把自己比做了尽情绽放的花朵：“而我，在时间齿轮那因果链条上，从今往后的浊世里，我能做的，只能像眼前这些花儿，把我生命中所有的爱欲作为一切和唯一的姿情供养，上师和三宝啊！”在此，我们看到，新时期藏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复苏，茜洛卓玛如蓬勃初生的太阳，预示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二、 政治叙事层面

无论作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政治时序无疑是这部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参考。这一点，是通过琼芨白姆的生活来具体表现的。十六岁以前的琼芨白姆生活在甜美的庄园里，自由而快活，善良而上进，梦想着去国外读书。“到她十六岁这年，西藏的时政发生了变化。”“新的政府，新的社会体制即将瓦解他们的庄园生活，将把希薇庄园的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希薇庄园的家产也将被封查没收。”遭遇生活变故的琼芨白姆不愿就此沉沦，“这天晚上，琼芨决意离开。曲桑姆默默地帮妹妹把她最好的白马康嘎牵出院外。她知道没有人再能阻拦妹妹，……”离开庄园的琼芨已经意识到了政治运动的巨大力量对比，于是，她去求助于农场的负责人刘军。作品中用这样的句子去追述刘军和琼芨相识的情况：“琼芨和刘军是在一年前的盛夏，中国***驻藏代表机关，西藏工委和西藏上层人士联合举办的一个夏日林卡盛宴上认识的。”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政治含义的场面描写，他们的相识不是男人和女人的相识，不是藏人和汉人的相识，而是一次具有历史意味的政治相识。实事上，这样的政治相识也确实给琼芨这个聪明好学的藏族姑娘带来了人生转折的机遇，她很快脱颖而出，赢得了去内地上学、工作的珍贵机会，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红色梦想。但是，风华正茂时政治运动成就了她，而在她人生发展的过程中，也正是政治运动葬送了她。
作品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琼芨因为政治运动而失败了的爱情。初到学校时，聪明美貌的琼芨很快吸引了同族小伙子巴顿，同时也引起了汉族老师雷的关注。然而，却被自己同族的女性同学所嫉妒。“央珍，这个小小的藏族女孩儿。据说她的曾祖父曾在旧西藏嘎厦政府供职。出现内讧时，很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扼杀自己的族人。……这些，在央珍身上，像一种遗传，一种天赋和秉性。为了报复琼芨夺走了她的所爱巴顿，央珍在暗中等待着时机。”这样的叙事笔法已经没有任何民族性可言，只是将人物置身于她们所处的那个你死我活的政治时代，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人人自危，疯狂的政治运动已经让人性走向了无以复加的扭曲。央珍终于等到了机会，发现了琼芨和汉族老师雷的私情关系，于是，在她的告发下，雷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琼芨被强制退学后遣返西藏。这样的人生遭遇让琼芨失去了光辉的政治前途，而频繁的政治活动也让琼芨最终失去了心上人巴顿的爱情：“第二年，旺杰出生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西藏也拉开了帷幕。巴顿开始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赶着印报纸，办广播站，写与造反派辩论的文章。……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琼芨被迫带着不满周岁的旺杰，从巴顿处搬回到自己住的单位住。……但巴顿越来越忙了，忙于给年轻姑娘们写歌词，他写的歌词谱成曲，令姑娘们爱慕不已…..”。而遇到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洛桑时，也是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政治境遇中：“琼芨……”洛桑低下了头，他停了停，“我被撤职了。”“为什么？你不是带红卫兵串联，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见毛主席吗？”“有人查出了你的出身。你们家，解放前，原来是庄园主。……我不能留在党内”。因为琼芨的出身，洛桑失去了政治前程，他在当时表现得无怨无悔，因为他是真心爱着琼芨的，以为只要相爱的人在一起就会得到草原上普通牧民夫妻那种真实的幸福。然而，后来洛桑才发现，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旋涡中，自己的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和幼稚，妻子的出身成为他永远洗不去的政治烙印，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这样的现实也让他对琼芨由爱生恨，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主要人物琼芨在其生命的主要阶段上一直挣扎在政治的旋涡中，和政治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作品带上了明显的历史感觉和时代特征。

三、 宗教叙事层面

做为一部反映藏区生活的小说，宗教叙事是作品无法回避的自然选择。宗教的情绪几乎贯穿了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尤其体现在主要人物琼芨白姆身上。在无常的政治风雨中，无边佛法成为琼芨心灵的安顿之地，正是在这样一个认知背景中，琼芨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到了活佛丹竹仁波切的身上，这是一种复合的感情。有俗人对僧人的敬畏，有女人对男人的情欲，也有困难时期普通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实事上，这份情感最大的价值，是正常人性对变态政治的决绝抗争。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精神支撑，琼芨白姆才在无边的尘世苦海中一次次绝处逢生：“那年，当琼芨的父母相继去世，丹竹仁波切冒着被乡政府所属民兵、红卫兵逮捕的危险，出现了-----”而当琼芨白姆在雨夜背着发高烧的孩子惊慌失措地奔向医院时，又是仁爱的活佛如天神般降临帮助了这个孤苦的女人。“从此，丹竹仁波切，他是琼芨的神，她的慈父，她今生所有的依托以及她……秘密的情人。”这样的情感场域，在天葬曲桑姆时作者对其做了诗性的表现，曲桑姆的生命已经终结了，作品用魔幻手法表现了死者在阳世最后的感觉，在她的肉身迷乱之时，“丹竹仁波切充满仁爱慧觉的呼唤像一道光明之瀑，穿越所有的蔽障向她而来……曲桑姆听到此，如饮甘露竟渐渐地安静下来，”是的，逝者已去，那么生者如何面对这个已经变化了的新世界呢？作品的结尾部分，通过新一代藏族女性茜洛的眼睛，表现了新时代里的活佛甘珠新的风姿，同老一代活佛相比较，他一样的骨骼清秀、风范高雅，“和甘珠是在一次从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上认识的。在空中。他穿着绛红色的长袍，飘来一阵奇香。”“他的眸子清澈见底”。但是，在接下来的叙说中，作品用比较多的笔墨描写了甘珠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世俗生活，这样的一个显著的变化，表达出了作者的一个叙事目的，即新一代藏族女性已经拥有了和祖母、母亲她们这些上代人不同的宗教情怀和宗教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