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识，所以人类学家这样去定义族群，“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①同时，“族籍诉求的并不是人们在生物学事实上的世系，而是文化上认定的社会世系。”②在新的世纪里，文化的同一性趋势日渐明显，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来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这样一个现实，给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于生活在西部的甘肃作家而言，体现为一种在写作中的文化自觉，即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加自觉的在文本中记述、思考着民族的文化。这一行为的动因，从表面去看，是面对他文化冲击时所做的一种本能自卫，试图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但是，究其深层的原因，这种文化自觉其实体现出的是少数民族作家企图解决全人类精神问题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作家们在自觉思考这个人的民族身份同人类精神的联系，力求在一个宏大的文化场域中表现自我和民族，从而解决人类精神中的种种困境和迷惑。

一、对民俗文化的自觉传承

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许多民族作家正是吸吮着民俗文化的营养成长、成熟的，所以，作家们大多带着很深的情感去表现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的巨大冲击。一些成熟的作家开始产生忧患，他们纷纷选择了用文本去自觉记述民俗文化，以便于在将来的文化时空中留下关于民族的记忆。在甘肃的作家中比较典型的是藏族作家尕藏才旦，这是一个在学术研究和小说写作两个方面都颇有成就的学者兼作家，是甘肃为数不多的藏族小说作家之一。其新作《首席金座活佛》表面看来是围绕一个藏传佛教寺院来塑造人物、展开情节、表达主题的，但是，在客观上，作者却用细致、精当的笔触记述了大量的藏族民俗文化，在其记述的过程中，作者凭借自己多年藏地生活的经验以及深厚的宗教、文学方面的修养，比较真实和全面的反映了藏族民俗文化。比如说作者将坚贝央塑造为一个精通藏族歌舞的学者，借这个人物对藏族民歌做了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闲暇之时，坚贝央曾经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一番藏族歌舞，……第一类是‘谐’。‘谐’以歌为主，歌舞结合，载歌载舞。……第二类是‘卓’，即围成圆圈式的舞蹈。……”在此，作者用大量的篇幅翔实地介绍了藏区的歌舞，其写作目的是明显的，即力图用小说的方式保存民族文化中的这部分内容。除了客观的介绍之外，作者还对民俗文化做了科学的研究和理性的总结，比如对藏族赠哈达这一民俗事项的描写，“赠哈达是藏人最常见的礼节。……抛开哈达的象征意义，哈达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呢？从藏文字面解释‘哈达’中的‘哈’，是布绢丝绸口面为一方之意，‘达’轻绸绢布的名字。结合起来就是一口面的绸绢丝缎。一方大小的绸绢如何演变为交际工具了呢？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是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他奉旨回去管理西藏十三万户和主持萨迦寺的重修。他到西藏后，对故交亲友，见面馈赠一方内地拿来的帛绸，作为见面礼。人们视其尊贵，感觉自豪，纷纷仿效，渐成风气。究其原因，藏区不产棉麻屯丝绸，对布绢绸缎看得十分稀罕珍贵，故交际之中，以绸绢一方为礼品，显示出对对方的尊重、诚意。正是这种心理促使哈达成为经久不衰、高雅洗练的社交工具。”应该说，《首席金座活佛》的笔法是写实的，但是，作者也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记载了藏族文化中颇具传奇色彩的部分民俗，如对九眼珠的描写：“吉塘仓他听人聊过，说九眼珠是雪域和绿地结合地缘的一种爬行动物，特别稀少，肤色鲜艳但胆子奇小，警觉性很高，一有风吹草动便遁藏得无影无踪。有人想获得它，……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脱下你脚蹬臭靴，扣在它身上。……它一下从爬行动物变成了化石，成了坚硬无比的小石条，但花纹却依旧鲜亮。说它是宝贝，是说把它系在脖颈上，能降血压，能防治心脏病、脑溢血及毒气入口，这也就帮你延年益寿了。”

类似的内容，还有对神奇的鹘哈狗的记载等。对民俗文化的重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本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受到的冲击甚至面临着消亡的问题开始警惕、焦虑，自觉地承担起了抢救、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任务。这是写作的觉醒，更是文化的觉醒。

二、对民族精神的自觉传承

面对民族文化受到的巨大冲击，现实主义作家努力用文学的语言去记述文化的事实，但甘肃的另一些作家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思考这一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肃南裕固族作家铁穆尔。这是一个以散文见长的作家，科班出身于历史专业，这使得他的创作穿透文字表面，有一种纵深感，他掌握着三门少数民族语言，这又拓展了他的文化视域，所以其散文创作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追求。可以说，相对于尕藏才旦厚重的写实的作品来说，铁穆尔的作品更多一些浪漫的诗性的气质，也就是说，他更多地在关注和思索基于事实又高于事实的文化精神，他从少数民族文化出发，但走得更远，力图从民族文化中提取一种积极地因素，从而能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从文本表象来看，铁穆尔心仪的永远是腾格里大坂下属于他自己的苍狼大地，所以他用自己所有的才华和热情在讴歌这片对别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其情至真至诚，可以说带有一种宗教般的热忱。在他的心中，那是一片没有世俗纷争的土壤，如在《狼啸苍天》（载《飞天》2003年第4期）中他说，“阿妈每天都在帐篷边祈祷着，她在祈祷声中迎来日出送别晚霞。她在祈祷那云中的蓝峰、灿烂的北极星、汹涌的雪水河，还有那骑着棕色公山羊的火神……祖先的亡灵赋予了高山大河以生命力，它会保护、援助我们，使恶魔、强盗和奸邪之徒远离我们。我们的灵魂将在四季平安、幸福。我常久久地坐在山岗上，凝望远方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向远方飘去，我知道在更远的地方还有许多草原、群山和江河湖泊。世界一片静谧、冷峭。”但是，作者其实深知生活的现实并非如此，这里的草原只是他梦中的蓝图，所以人在浪漫中流露着理性：“夏日塔拉草原的冬天总是狂风呼啸，暴风雪遮天蔽日。

我常听到一些熟悉的和陌生的尧熬尔人，在酒醉后因各种事故死去。”如果说，这是用一种写意的手法在表现人类的灾难，那么，在《歌谣的灵魂心灵的力量》中他直接写出了这一担忧“还有多少多少宝贵的生命在那一个个超级灾难中丧身，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2003年的非典等等……还有那些无助的童工、雏妓……”所以，我们可以说，作家是理性的，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其思想的深处，有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他面对着现实中的问题，但仍然在苦苦地探寻解决的方式，祈求着人类社会的安宁与祥和。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种文化自觉，他们利用自己熟悉两种文化的天然优势，自觉地去探索本民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希望从中发掘出对全人类有益的精神营养。正如他自己所说：“辩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根源，不要失去自己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在不丧失自己民族的独特性的前提下，一定要摆脱民族利己主义，自由地服务于全人类。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充满同情和爱，去努力了解别的文化，别的社会，然后去挖掘、表达和叙述。尤其是需要去了解那些被时下的人们所忽略和蔑视的文化和社区。当然，这样做也许很困难，但必须这样。”

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他发下了一个做人民歌手的誓愿“既然你是人民的儿子，那你就当个人民的歌手吧！……不要过于超脱，不要为文而文，不要只为自己的写作和专业负责，而是更多地去为民众和社会负责，为人的生与死负责。我们无法容忍只关心自己的社会和自己的民族的知识分子，无法容忍在学术的小花园里窜上跳下的、轻浮平庸地欣赏着自己采摘的果实的浅薄儿。”③应该说，在铁穆尔的散文中，得到传承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具体的文化事实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写作状态，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作家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对传承民族文化做出的努力；这一事实又折射了一种精神，即少数民族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恢弘的文化气度和开放的写作心态，它的大气和宽容，正如曾经辉煌过的游牧文化。

三、对民族历史的自觉传承

对自身历史产生了解的渴望，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表现。世纪之初的这几年，在甘肃的藏族青年作家中，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这种历史观，并非完全细致地描写和追溯着过去，而是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思索并追求着一种精神的纯度，并且希求以这种纯粹的精神之剂来疗救他们眼中的世界疮伤以及人类自身的缺陷。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才旺瑙乳的著作《西藏创世之书》，这本书是《西藏之书书系》中的一本。在这本书里，作者用诗性的笔触讲述着藏民族的历史和传说中的历史，从作品中我们看到，这是一部历史、神话和小说的结合体。从作者的立场来看，充满了对传说中神圣世界的崇敬之情，同时又在文化之母面前毫不遮掩地表达出自己做为子民的一种世俗的热爱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思索历史去关注现实，通过遥望神性去关注人性。这种状态，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我曾经产生过这样的幻象：青藏高原就是苦难大地伸向高远天空的喉咙，这向天界和众神默默诉说的喉咙，无始无终，带动着我们奔腾的血液、受伤的心灵和充满欲望的肉体，一致地趋向于希望、追索、安慰、宁静，最终到达超拔和高洁。”也许，对于具有诗人本色又在为宏扬民族文化默默努力的才旺瑙乳来说，用表述民族历史的方式去求得人类精神的超拔和高洁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甘南的诗人扎西才让，这是一个默默守望甘南、守望诗歌的纯粹诗人。在他的散文诗《我的另类生活》中，他用诗歌讲述着传说中的藏族历史“起源：神变的猕猴授戒律，它远离了普陀山上的菩提。当善与向善的邪恶灵肉相合，神土里就长出了五谷，树叶就遮蔽了胴体。”进入了文明状态的历史让人心醉，但生活中的现实提醒诗人过去的纯洁和赤诚已经远去，所以他说“我也听说更多的演绎格萨尔的说书艺人，早就化为飞鸟逝于天际。”但是，面对现实中的罪恶与丑陋，作者仍然深信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髓将会荡涤自己的灵魂，所以他这样唱道：“只有雪域的阳光普照万物，在高处和远处，使诞生着的继续诞生，已消亡的再次孕育出奇迹。”诗人甚至幻想这束来自雪域的思想之光能够照亮整个人类的迷惘，所以他所说“寺院背后的雪山思考了一冬，就让源头的溪水丰富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世纪之初甘肃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总体上看来，这种自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即作家在作品中细致、真实地记载了大量的民族文化事实，力图让文本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本讲述的是族群记忆；同时，这种自觉又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特征，即作家的立场决不是只为某一个民族服务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试图在文本中探索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文化自觉的终极目的是一种开放、宏阔的人文关怀。也许，文本的效果是可以商榷的，但作家们在写作中的文化自觉体现出的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担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当然，未来的写作道路是漫长的，要求作家要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的文化积淀，力求有一个开阔的文化视域，一方面自觉探求到自身民族文化的历史纵深处，真正客观的了解其文化特性，另一方面也要平和理性的去了解“他”文化，在这样的积累和积淀中，形成成熟而开放的文化观，从而创作出能够提升和引导全人类精神境界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①庄孔绍《人类学通论》第33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②庄孔绍《人类学通论》第33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铁穆尔《歌谣的灵魂心灵的力量》载《飞天》2004年第10期。

作者：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