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隐秘的存在与群体话语的一致
——以藏族诗人嘎代才让诗作的话语空间为例
涂鸿
［摘要］当下一些青年藏族诗人的创作在诗歌语体的构建上创造性地呈现出了鲜明的特征，在从藏语到汉语的转变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摩擦中，他们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从过去单一的民族化的写作中挣脱出来，对自身处于汉化背景下的艺术呈现方式进行认知。他们中的嘎代才让是值得关注的一位，他是以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歌在语言和技巧上都与汉诗保持了一致，但作为藏族，他的无意识深处又具有独特的与不可替代的因子，他自身的文化基因是无可改变的。所以嘎代才让的诗歌总是努力地在一种主观色彩极浓的表述里，努力地拓展他诗作的藏民族群体意识。
［关键词］嘎代才让；话语言说；诗作艺术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形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在目前全球文化语境的背景下，随着异质文化对青藏高原腹地深处的入侵，雪域大地的寂静和安详再次被打破了。诗人是时代最敏感的代言人，以白玛娜珍、梅卓、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唯色、完玛央金、李志勇、扎西才让、瘦水、刚杰•索木东、王志国、嘎代才让、王小忠等为代表的藏族青年诗人，在从藏语到汉语的转变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摩擦中，他们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总是试图努力地拓展诗作的话语言说空间。在他们充满个性，溢满着神性、灵动、深邃、久远的诗篇里，以独特的诗歌话语言说，竭力寻找拓展诗歌艺术表现方式的新途径。在青年诗人们的这种尝试与努力中嘎代才让是值得关注的一位。我们通过这一个体的分析，试图重新诠释藏族诗歌在当下所发生的深刻嬗变。
嘎代才让（1981—），藏族，生于青海，青少年时代在甘肃南部的夏河拉卜楞度过。1997以后开始在《诗刊》、《星星》、《绿风》、《民族文学》、《扬子江》、《诗潮》等刊物发表藏、汉文的诗作，曾被黑龙江作协和《雪国诗刊》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少数民族诗人”，主要有《甘南印象》（组诗）、《八角城遗址》（组诗）、《有关瞬间的一些长短句》（组诗）、《岁末写作：青海的最后一个冬天》（长诗）、《死亡》（藏文长诗）等作品。作为成长中的诗人，嘎代才让够不上大名鼎鼎，但他勇敢而执著的艺术探索值得我们关注。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意义领域，其艺术触角可能延伸到日常生活空间，也可延伸到未知而神秘的情感世界，而当某种持久的影响把一些概念符号化，我们就会轻而易举沦陷其中。如何在汉语语境中表达自己对符号与草根、宗教与灵魂的理解；如何分享和记录一个现代人的快乐，而又要聆听藏民族诗神的歌声。在这里嘎代才让融入一个神话般的、多姿多彩的、与雪神命运连在一起的诗歌的世界，他从诗作的藏民族话语言说空间的构建，拓展了当代藏族诗歌的艺术表现视阈。
一、存在于母体与客体间的诗歌抒写，诗人努力最大化地构建这个空间
藏族的诗歌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纯粹的藏民族形式写作，二是母体与客体融合式的写作。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一批新兴力量的注入并被接纳，经过短暂的融合，藏族文化在诗歌中的关照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嘎代才让的诗歌就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嘎代才让的写作是深潜在母语中的（这里的母语是指母语文化），与母语构成倾诉和倾听关系的天空和大地的写作，令人感到一种古老的坚韧，人类历久弥坚的尊严，它保持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召唤、希望与高贵。嘎代才让诗歌的语言方式和文本具有真诚（对大地、天空、人类的忠诚）、坚实、深厚、素朴、坚定的特点，他没有刻意地进行繁复的技巧和夸饰，嘎代才让诗歌语境和文本正如他打量、体验，穿透生命和世界的方式一样，达到了作者与文本天衣无缝的、仿佛天空与大地似的交融。这是一种源于文学母体性，源头性的、触及人类本体和文学不变量的写作，这是嘎代才让诗歌的可贵之处。“这些来历不明的花朵和马匹/ 都挤在这个夏天的湖边干嘛呢// 我只是在想/ 如果我不请假来这里游玩的话/ 我能不能看见这些场景呢// 青海湖正在眼前平静地躺着/ 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的寂寞/ 就让它这样躺着吧”（组诗《青海大地•青海湖》）这么一种漫不经心且富有语感地对自然的抒写，这种以心去体悟自然并将其充分情感化的抒写，在青年民族诗人的作品里并不多见。“让我再依次凝视你/ 你的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田野和草地 /你静静遥望/ 脚下流淌着一条长长的河水// 马嚼夜草的声音听见了吗/ 远处火车隐隐的轰动听见了吗/ 使我的情绪，微微颤抖// 是什么让我停下来/ 借助灯光慢慢前行的小孩/ 孤单，渺小”（《青海大地•昆仑山脚下》）这么一种无比沉静、孤旷的感受，它多了一种稍显克制的个人视角，诗人的情感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只有用心去感受才能有如此真切的描绘。
嘎代才让曾认为：“我始终追求一种高度，始终认为写作是个体对世界作出的一种反映”。[1]嘎代才让现在可能正面临他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做一个众人在约定俗成的理念中认可的“边疆抒情”式的类型诗人；还是以此出发，成为一个以现代的、智性的视野反观他边疆生活经验的前卫诗人？这个问题估计还会在有形无形地困扰诗人一段时间。诗人可能有很多的设想，同样也有很多的欲望；表白复杂自然情感的想法和穿透一种极限欲望，作为一名用生命来表现真实生活的诗人，应该具有这种禀赋。
诗人在作品中以一种特有的腼腆的微笑和富有想像的抒写，仿佛又在自然、不自然中表露着纯正而不乏灵性的个性。微笑是一种诗人的禀性，虽然愤怒也造就了不少诗人，但作为自然人性的表露者，微笑或许比指责有更好的效应。如诗人的《荒原，想起宁静的夜晚》诗人在一种主观色彩极浓的表述里，努力拓展他情感的意象空间：
……
——在荒原滂沱的大雨中，我想起宁静
想起夜晚，想起草原的鹰飞向太空的
瞬间，我无法控制幻化为摇曳多姿的记忆
之后，黎明出现在渐渐衰老的容颜中
我似乎接近零点的钟声
身体舒展，又冷又硬的荒原
另—个喘息带来大雪将至的词语
寂静，又成为一次落日后的广袤远景
我不敢想象躲在雨帘后面哭泣的少女
在这样宁静的夜晚，还闻见四周传来的稻香
——踏过荒草，绕过河山后
我想起远方：母亲睡梦中的呼吸声。
嘎代才让的诗学理想是：一切企图远离大地的飞翔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它已经对我们的现实世界失去作用。诗歌要体现出一种精神承担，这种承担可以体现在人类精神的多个方面，一旦脱离，就表现为乌托邦式的空洞。我们能从嘎代才让的写作中，看出他追求诗歌高度的努力。意象的高度，思维的高度，表达的高度。
我还应该注意到这个生活在高原城市的青年，特别喜欢一些高过自己头顶的事物，如寺院的塔尖、空气中浩荡的经幡，雨和彩云，远处传来的歌声，夜空中移动的星辰等等，这是对诗歌言说空间客体的拓展：“星辰居上／其下是歌声／今夜青海，又大又亮”，“在秋天进入自由的一瞬／众人梦见了隐身的齿轮／紧咬着这一刻，大地依然端坐”，“看不清什么东西在凝视我／那时我独坐在日月山上／仰望星空：看见一颗流星滑落下来的痕迹”，这些诗句显然不仅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它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在看似单纯的思维中，隐隐显出一些形而上的想象。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们追寻的不是光芒，但一定在光芒背后。但并不因为如此，就使诗歌显得过度虚灵化、空泛化。因为有了星空，当然就可以有草地，有在草地里翻身的甲虫。高深渺远的事物与具体细微的事物，在诗歌里是可以相互依存的。
不仅如此，因为有了个人生命对诗意现场的融入，这种存在感进一步加深了。嘎代才让似乎从不将与自己无关的景象带进诗歌。他的诗歌里总是有“我”的存在。“草都绿了／经幡在空中浩荡／我站住了”，“旁边的一些甲虫在翻身／草丛越来越像个人／这动摇的影子使我害怕极了”，“我对着天空说藏语／它含的是雨／我梦见了甘南”，类似于这种自我对环境的敏感反应，已经变成创作的无意识。对诗歌创作而言，一般在客体化的世界里应隐瞒自己的感受，但若一些恰到好处的情感流露，反映了一个诗人的个体情感的苏醒，以及他对世界的纯真体认。“我对着天空说藏语”，当然是要表达，甚至倾诉，是—种交流行为；但发现“它含的是雨”，就有些迟顿了，因为它没有语言回应，只含着“雨”。就像你要跟人说话，她不回答，只含着泪。这会令人揪心，想起—些事情。所以“我梦见了甘南”，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经过“我”的体认，那天空中的雨已经不再是自然的“雨”了。
这里有一个情感度量的问题，很多人滥于抒情对诗歌是有害无益的。嘎代才让也认同这一点，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眼泪比别人多就会感谢佛祖。他的不少作品是善于“埋住哭声”的，如《忧伤始终没有离开》：“听着音乐／点了一根烟／几分钟后／接着点了一根／把窗子打开／看到了云朵／一个只能在／草原能看到的云／后来／又不小心点了一根”，这是典型的“苦闷的艺术”，虽然“忧伤始终没有离开”，但为什么忧伤，到底想干什么，诗人没有明确，只是白描了一下，开始吞云吐雾。并且，最后一根烟是“又不小心点了一根”。为这“不小心”将一个少年的率真、谦逊，以及行为嗜好上的特点透露给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认同嘎代才让的诗，觉得很有灵气：另一方面，由这些诗传达出来的品质；带着真的声音扑面而来，这是写诗的质素。有人说，青春本身就是诗，那么写诗的青春，那是充分情感化的、敏锐的、忧伤而浪漫的歌呤。
当我们读到嘎代才让的诗歌，一种带着浓郁而朴素的草原气息扑面而来，如灵魂之浴。简练的笔触、神秘而充满磁性的叙述方式，以及以草原为主展开的一系列独特而唯美的意象，构成了他清新、灵动、神秘而深厚的诗歌审美空间。
二、诗人努力最大化地构建存在于母体与客体间的诗歌抒写空间
嘎代才让的诗歌具有精神维度，有对生命、存在、和自然的透彻达观的认定，和对自我世界的穿透与体认，他的作品呈现出了澄澈与辽阔的质感，他没有刻意的表现，然而在他诗歌的背后，有一种看似宗教氛围不浓，实则具有宗教彼岸精神的特质。嘎代才让的诗歌融合了两个甚至更多民族的文化和思考方式，以传统的西藏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依托，嘎代才让发现了西藏的神秘性和现实性，并把二者结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抒写方式。
嘎代才让诗歌中的神秘感来自于其所置身的地域和民族环境因素。正如西方现代派中神秘主义的代表诗人马拉美一样，他对于自己诗歌的叙述方式有着独特的处理。在《甘南印象》这一组较能够体现嘎代才让诗歌风格的作品中，广袤的草原、寒冷的冬天、洁白的马匹、神秘的拉卜寺、旧桥以及一切围绕草原展开的白描意象，似乎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融化在每一个句子中，它们显得自然而淳朴，但又显得那么独特、唯美而略带感伤，唤起读者无限的审美直觉及经验。可以说，诗人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充分 “物化”了的个体生命。
由于民族特定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秩序，在嘎代才让或者说更多的藏族诗歌写作者那里，失踪和出走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诗学话题，它们的存在和被引入彰显出作为藏族诗人内心特有的表达需要和心灵痛感，这样的话题因为美学的提升而变得具有了童话般的唯美。
我在一张破旧的甘肃地图上
发现：风情万种的甘南草原因一场
大雨而失踪
接着失踪了正在赶羊的少年。
——《午夜前赶来的一场大雨》
在这首诗里，“大雨”是一种排他性的借口，“赶羊”成为托辞，只有这几者的融合才构成了一场失踪的产生，也由此完成了诗歌的虚拟事件的设置和美学构想，尽管这种构想显得理想化。
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认为，“一个人所了解的世界的一切是由一切语言决定的”。[2]由此，我们认为嘎代才让的诗歌一再映证了语言学大原则下的语言所造成的世界的区域性，这个区域是特定的，是与语言紧密相伴的。我们同时可发现，他的诗歌内在的符号学意义，如“甘南草原——失踪——赶羊的少年——失踪”，这样的所指更加符合诗歌传达的需要。
个体隐秘的存在与群体话语的一致同样是嘎代才让诗歌元素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方可实现对民族话语本体的解释和延续：“如果，静静的岗子上／一群人说着悄悄话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在期间说着同样的话”（《血缘：家族秘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和宣布了个体的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相对于嘎代才让诗歌的大母体（草原等）的宁静来说，他的小母体（内心）是变动的，甚至是躁动的：“一声马蹄踏过甘南冬日的寂静／它的蹄声沉默，是一望千里的草原”（《甘南印象》）。这声“马蹄”我认为具有了隐秘性和私有性，是诗人心灵独有的回声。
由此形成的情感诉求和家园梦想使嘎代才让在诗歌中显得异常执着和恒久：“我联想到——/草原是许多小草和无数牧歌组成的——/那匹白马，最后不知去向” （《甘南印象》），这个牧歌式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是他无法逾越的精神屏障，他一边寻找和塑造着自己心中的家园，却一边对自己的判断提出质疑，以至于迷茫，“那匹白马，最后不知去向”，白马在这里代表了精神出路、情感标识以及一切可以象征的理想状态。对日常生活的大胆渗透显示出这位青年诗人的写作自信，在浓得化不开的藏族诗歌那里，嘎代才让的日常话语稀释了浓厚的诗意，变得容易进入，做到了从易于模仿的习惯性写作到偶然的难以控制的突发性写作的转变，因此增加了诗歌在寓意上的陌生化效应。
恍惚之中我碰见了那些熟悉的灵魂
诗歌或足球，音乐。
仿佛一级级台阶，降自地狱的炉口。
——《自画像》
对嘎代才让而言，写作是一种厉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在缺憾中追逐着灵魂与表达之间的和谐与疼痛，在表达得过程中，又留下了许多缺憾。
在嘎代才让的诗作里有一些固执的投影式的写作，如“日喀则的天空：一望无边。／日喀则的大地：一尘不染。”，“经卷中的草原：默默无言。／经卷中的人类：归入天空。”，“九层佛阁：享受时日。／九层佛阁：历经苍桑。”这可能源于作者对诗歌结构的一种实验，但这种实验大致是苍白与单一的。
诗歌语言的单向度和有待开拓的诗歌之路，词语系统的适度开放与词语内在编码的繁丽是嘎代才让诗歌缺乏的一个方面。在他的诗歌中，不难重复找到“草原”（这几乎是一个基座）、“少女”、“马兰”、“天空”等词语，这些词语在保证诗歌统一性和诗意需求的同时，极有可能陷入诗歌语言表现的单一性和普遍性的陷阱。对诗歌内蕴的过早和强行介入是嘎代才让诗歌的一个缺陷，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认为，“深层是隐藏着的。在哪里呢？就在表层上。”[3]语言学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认为：“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我们都是一个叫做“诗国”的子民。假如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现在我们该怎样呈现它的真谛”[4]我们总是在寻求某种隐藏着的，或者潜在的，或者设想中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出现在表层，我们就要追踪。我们的基本思维过程是通过每一个历史时期延续留给我们的，嘎代才让始终在他的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存在。
要在汉语表达结构与藏文化心理结构之间和解和结合，要穷尽各种达到与解和结合的可能性，需要加强反越位思考和批判以及整体的诗学构架和诗学视野，以及同一诗学命题下的时空跨度。嘎代才让在诗中总是在排斥理性和逻辑，表现作者朦胧的感受和在忧郁而神秘世界中获得情感的诉求。
三、诗歌语言符号和象态符号的编码——意象的设置与构建
在嘎代才让的诗作里来自西部元素性质的意象，如大地、草原、马、格桑花等在诗歌中比比皆是，作者的体验不仅仅是来自内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嘎代才让在《上午的阳光，以及草原和一群牛羊的主人》中写道：“ 因为草原，这些牛羊群还可以往前赶/赶至草原上绽开叫不出名字的花朵那一刻/甚至，可以幻想的地方。/因为草原，这个阳光的存在/显得有些自由”这些自然的语句构建的城堡，对自然母体的一种崇拜，这种自发性包容了一切幸福哀伤，而信仰本质就是恪守，否则信仰也就无法成其为信仰。
嘎代才让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然，华丽而不张扬。诗歌多以情感为主线贯彻诗歌的始终。在诗歌中，嘎代才让仿佛陷入了悲伤的泥沼，在光明和黑暗的边缘彷徨。“经历过的一切/没有在我身边躺着一些死去的文字/这些文字将是速度加快的愿望/是我抵达世界末日的最后期限/安静并没有给我带来安宁了/最后我坚决地认为/光芒与黑暗是我身体苏醒的全部” （《上午的阳光，以及草原和一群牛羊的主人》）。嘎代才让永远在陷入和浮起抉择，而前者占了上风，诗歌的结尾大幅度的降调，我在读他的诗歌时，始终被悲伤缭绕。我总是不敢看到最后，伤痛好似毒药，我总是忍不住去揭穿最后的秘密。我把它称作“忧郁的意识”。可以说这是作者整个诗歌历程的创作基调。他用人为的忧郁意识来确定客观的意识。而作者又清晰这种忧郁的形态，并总在诗歌中试图和一些嘹亮的歌唱抵消，其诗作《太阳》就是典型的例子。该诗歌的开头是对太阳的赞颂，对美好的向往。随着不断的深入，个体的疼痛呼之欲出，并越陷越深，到最后作者写到：
太阳啊！我必须面对所有为我而痛苦的俗人
不是因为我攀登了所有高于自己的大山
众多的恐惧扩大变厚，是恐惧的虚弱，毫无
意义的陷阱
我没能改变周围的一切，我没能创造所想的一切
最后，连绵不断的各自吞下暗淡的悔恨中央
我看见了你，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中
出现的太阳
结尾处作者没有使“太阳”完全陷落，而是以一双坚定和虔诚的眼睛来对未来世界进行美好的憧憬。而在整个诗歌的过程里，作者的矛盾一浪压着一浪，最终压抑在沉默里，越是接近，越是沉默。
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
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对于我们，它没有留下任何忠告
依然是草地。即使
最后一声马蹄在某个黄昏被消失。
——《草原上出现一匹白马》
诗歌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一个由语言符号和象态符号有序化了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大体上看又有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表层的语言符号系统，词是语言最小的独立的表意单位，因而诗歌的表层便是以词语为基本构成元素的语言符号系统，又因汉语中汉字与意义、音节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的诗人就把握这一特点，运用语言符号时分析到单个汉字，以创造诗歌某些特有的审美特征。透过语言符号层我们可以看到深层的象态符号系统，即所谓“意境”。
意象是载“意”(情感和思想)的“象”(表象，客观外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映象)，因此，一首诗就可以解剖出“意象”、“事态”、“词语”等基本元素。诗人的工作就是运用这些元素进行有序化，即编码过程。当代诗歌理论家孙绍振认为，“诗歌形象是生活特征、自我感情特征和艺术形式特征的三位一体”[5]。概括的生活特征和特殊的自我感情特征组合成意绪结构之后，就要寻找表达艺术形式的特殊符号传达出来。正如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所认为的“艺术形式里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6］在诗歌中这种“客观对应物”我们可以理解为“意象”的“象”和“事态”的“动作”，找到恰当的象态符号便成为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开端。把握象态符号的特征是正确运用象态符号的前提，对象态符号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如嘎代才让的《下雨时候•转经路》：
你我同时走在转经路上
高原的太阳，从一朵花的纤细处
吸取前生的香气，在我们周围行走
遍及人类的燥热
人们在骨子里为自己祈祷
这时候，纯净而复杂的灵魂在空气里上升
像炊烟，袅袅而无华
包围着再无恶意的思想
转经路上，正午的风吹来
我的脚慢慢在风中走过寺院的红墙
什么烦恼也没有，那么容易地
感觉到了自己沉默的双唇
天空安静了，这静静的转经路上
……
高原、太阳、灵魂、祈祷、寺院、红墙等等各种意绪信息有不同的承载能力。选择某一象态符号是将意绪结构转化为象态符号系统的第一次编码，即意境营造。第一次编码是将象态符号系统转化成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即语言表述的过程。在诗歌中，美感等意绪信息是以意象和事态为载体，编组成“意境”这有机的象态系统，象态系统再通过语言的表述转化成语言符号系统，完成诗歌创作。意境的营造，也就是将意绪信息编译成象态符号，组构象态符号系统的过程。
象态系统不仅有机地组织了各象态符号，而且其整体的意绪指向超越了单个象态符号之和，这是象态系统功能的表现，而且，其有序化程度越高，功能便越强。嘎代才让这位忧郁而浪漫的歌者，带着我们—起走进那博大而神秘的高原世界。在诗人的笔下，那里正为我们开启着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旅。他已经完全融入一个很难被他人介入的神话般的、多姿多彩的、和雪神命运连在一起的世界。
作者简介：涂鸿，男，硕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41
（ 注：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重点项目“独语与对话中的中国西部地域文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szd004）
参考文献：
[1]嘎代才让嘎代才让诗歌及诗观[J]诗选刊，2006（1）
[2]沙•巴利•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较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6
[3]贺骥从《诗与生活》看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学[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4]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2003：26
[5]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502
[6][英]T•S•艾略特批评的功能[A]//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65-6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08期
二、诗人努力最大化地构建存在于母体与客体间的诗歌抒写空间
嘎代才让的诗歌具有精神维度，有对生命、存在、和自然的透彻达观的认定，和对自我世界的穿透与体认，他的作品呈现出了澄澈与辽阔的质感，他没有刻意的表现，然而在他诗歌的背后，有一种看似宗教氛围不浓，实则具有宗教彼岸精神的特质。嘎代才让的诗歌融合了两个甚至更多民族的文化和思考方式，以传统的西藏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依托，嘎代才让发现了西藏的神秘性和现实性，并把二者结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抒写方式。
嘎代才让诗歌中的神秘感来自于其所置身的地域和民族环境因素。正如西方现代派中神秘主义的代表诗人马拉美一样，他对于自己诗歌的叙述方式有着独特的处理。在《甘南印象》这一组较能够体现嘎代才让诗歌风格的作品中，广袤的草原、寒冷的冬天、洁白的马匹、神秘的拉卜寺、旧桥以及一切围绕草原展开的白描意象，似乎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融化在每一个句子中，它们显得自然而淳朴，但又显得那么独特、唯美而略带感伤，唤起读者无限的审美直觉及经验。可以说，诗人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充分 “物化”了的个体生命。
由于民族特定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秩序，在嘎代才让或者说更多的藏族诗歌写作者那里，失踪和出走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诗学话题，它们的存在和被引入彰显出作为藏族诗人内心特有的表达需要和心灵痛感，这样的话题因为美学的提升而变得具有了童话般的唯美。
我在一张破旧的甘肃地图上
发现：风情万种的甘南草原因一场
大雨而失踪
接着失踪了正在赶羊的少年。
——《午夜前赶来的一场大雨》
在这首诗里，“大雨”是一种排他性的借口，“赶羊”成为托辞，只有这几者的融合才构成了一场失踪的产生，也由此完成了诗歌的虚拟事件的设置和美学构想，尽管这种构想显得理想化。
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认为，“一个人所了解的世界的一切是由一切语言决定的”。[2]由此，我们认为嘎代才让的诗歌一再映证了语言学大原则下的语言所造成的世界的区域性，这个区域是特定的，是与语言紧密相伴的。我们同时可发现，他的诗歌内在的符号学意义，如“甘南草原——失踪——赶羊的少年——失踪”，这样的所指更加符合诗歌传达的需要。
个体隐秘的存在与群体话语的一致同样是嘎代才让诗歌元素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方可实现对民族话语本体的解释和延续：“如果，静静的岗子上／一群人说着悄悄话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在期间说着同样的话”（《血缘：家族秘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和宣布了个体的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相对于嘎代才让诗歌的大母体（草原等）的宁静来说，他的小母体（内心）是变动的，甚至是躁动的：“一声马蹄踏过甘南冬日的寂静／它的蹄声沉默，是一望千里的草原”（《甘南印象》）。这声“马蹄”我认为具有了隐秘性和私有性，是诗人心灵独有的回声。
由此形成的情感诉求和家园梦想使嘎代才让在诗歌中显得异常执着和恒久：“我联想到——/草原是许多小草和无数牧歌组成的——/那匹白马，最后不知去向” （《甘南印象》），这个牧歌式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是他无法逾越的精神屏障，他一边寻找和塑造着自己心中的家园，却一边对自己的判断提出质疑，以至于迷茫，“那匹白马，最后不知去向”，白马在这里代表了精神出路、情感标识以及一切可以象征的理想状态。对日常生活的大胆渗透显示出这位青年诗人的写作自信，在浓得化不开的藏族诗歌那里，嘎代才让的日常话语稀释了浓厚的诗意，变得容易进入，做到了从易于模仿的习惯性写作到偶然的难以控制的突发性写作的转变，因此增加了诗歌在寓意上的陌生化效应。
恍惚之中我碰见了那些熟悉的灵魂
诗歌或足球，音乐。
仿佛一级级台阶，降自地狱的炉口。
——《自画像》
对嘎代才让而言，写作是一种厉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在缺憾中追逐着灵魂与表达之间的和谐与疼痛，在表达得过程中，又留下了许多缺憾。
在嘎代才让的诗作里有一些固执的投影式的写作，如“日喀则的天空：一望无边。／日喀则的大地：一尘不染。”，“经卷中的草原：默默无言。／经卷中的人类：归入天空。”，“九层佛阁：享受时日。／九层佛阁：历经苍桑。”这可能源于作者对诗歌结构的一种实验，但这种实验大致是苍白与单一的。
诗歌语言的单向度和有待开拓的诗歌之路，词语系统的适度开放与词语内在编码的繁丽是嘎代才让诗歌缺乏的一个方面。在他的诗歌中，不难重复找到“草原”（这几乎是一个基座）、“少女”、“马兰”、“天空”等词语，这些词语在保证诗歌统一性和诗意需求的同时，极有可能陷入诗歌语言表现的单一性和普遍性的陷阱。对诗歌内蕴的过早和强行介入是嘎代才让诗歌的一个缺陷，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认为，“深层是隐藏着的。在哪里呢？就在表层上。”[3]语言学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认为：“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我们都是一个叫做“诗国”的子民。假如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现在我们该怎样呈现它的真谛”[4]我们总是在寻求某种隐藏着的，或者潜在的，或者设想中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出现在表层，我们就要追踪。我们的基本思维过程是通过每一个历史时期延续留给我们的，嘎代才让始终在他的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存在。
要在汉语表达结构与藏文化心理结构之间和解和结合，要穷尽各种达到与解和结合的可能性，需要加强反越位思考和批判以及整体的诗学构架和诗学视野，以及同一诗学命题下的时空跨度。嘎代才让在诗中总是在排斥理性和逻辑，表现作者朦胧的感受和在忧郁而神秘世界中获得情感的诉求。
三、诗歌语言符号和象态符号的编码——意象的设置与构建
在嘎代才让的诗作里来自西部元素性质的意象，如大地、草原、马、格桑花等在诗歌中比比皆是，作者的体验不仅仅是来自内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嘎代才让在《上午的阳光，以及草原和一群牛羊的主人》中写道：“ 因为草原，这些牛羊群还可以往前赶/赶至草原上绽开叫不出名字的花朵那一刻/甚至，可以幻想的地方。/因为草原，这个阳光的存在/显得有些自由”这些自然的语句构建的城堡，对自然母体的一种崇拜，这种自发性包容了一切幸福哀伤，而信仰本质就是恪守，否则信仰也就无法成其为信仰。
嘎代才让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然，华丽而不张扬。诗歌多以情感为主线贯彻诗歌的始终。在诗歌中，嘎代才让仿佛陷入了悲伤的泥沼，在光明和黑暗的边缘彷徨。“经历过的一切/没有在我身边躺着一些死去的文字/这些文字将是速度加快的愿望/是我抵达世界末日的最后期限/安静并没有给我带来安宁了/最后我坚决地认为/光芒与黑暗是我身体苏醒的全部” （《上午的阳光，以及草原和一群牛羊的主人》）。嘎代才让永远在陷入和浮起抉择，而前者占了上风，诗歌的结尾大幅度的降调，我在读他的诗歌时，始终被悲伤缭绕。我总是不敢看到最后，伤痛好似毒药，我总是忍不住去揭穿最后的秘密。我把它称作“忧郁的意识”。可以说这是作者整个诗歌历程的创作基调。他用人为的忧郁意识来确定客观的意识。而作者又清晰这种忧郁的形态，并总在诗歌中试图和一些嘹亮的歌唱抵消，其诗作《太阳》就是典型的例子。该诗歌的开头是对太阳的赞颂，对美好的向往。随着不断的深入，个体的疼痛呼之欲出，并越陷越深，到最后作者写到：
太阳啊！我必须面对所有为我而痛苦的俗人
不是因为我攀登了所有高于自己的大山
众多的恐惧扩大变厚，是恐惧的虚弱，毫无
意义的陷阱
我没能改变周围的一切，我没能创造所想的一切
最后，连绵不断的各自吞下暗淡的悔恨中央
我看见了你，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中
出现的太阳
结尾处作者没有使“太阳”完全陷落，而是以一双坚定和虔诚的眼睛来对未来世界进行美好的憧憬。而在整个诗歌的过程里，作者的矛盾一浪压着一浪，最终压抑在沉默里，越是接近，越是沉默。
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
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对于我们，它没有留下任何忠告
依然是草地。即使
最后一声马蹄在某个黄昏被消失。
——《草原上出现一匹白马》
诗歌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一个由语言符号和象态符号有序化了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大体上看又有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表层的语言符号系统，词是语言最小的独立的表意单位，因而诗歌的表层便是以词语为基本构成元素的语言符号系统，又因汉语中汉字与意义、音节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的诗人就把握这一特点，运用语言符号时分析到单个汉字，以创造诗歌某些特有的审美特征。透过语言符号层我们可以看到深层的象态符号系统，即所谓“意境”。
意象是载“意”(情感和思想)的“象”(表象，客观外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映象)，因此，一首诗就可以解剖出“意象”、“事态”、“词语”等基本元素。诗人的工作就是运用这些元素进行有序化，即编码过程。当代诗歌理论家孙绍振认为，“诗歌形象是生活特征、自我感情特征和艺术形式特征的三位一体”[5]。概括的生活特征和特殊的自我感情特征组合成意绪结构之后，就要寻找表达艺术形式的特殊符号传达出来。正如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所认为的“艺术形式里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6］在诗歌中这种“客观对应物”我们可以理解为“意象”的“象”和“事态”的“动作”，找到恰当的象态符号便成为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开端。把握象态符号的特征是正确运用象态符号的前提，对象态符号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如嘎代才让的《下雨时候•转经路》：
你我同时走在转经路上
高原的太阳，从一朵花的纤细处
吸取前生的香气，在我们周围行走
遍及人类的燥热
人们在骨子里为自己祈祷
这时候，纯净而复杂的灵魂在空气里上升
像炊烟，袅袅而无华
包围着再无恶意的思想
转经路上，正午的风吹来
我的脚慢慢在风中走过寺院的红墙
什么烦恼也没有，那么容易地
感觉到了自己沉默的双唇
天空安静了，这静静的转经路上
……
高原、太阳、灵魂、祈祷、寺院、红墙等等各种意绪信息有不同的承载能力。选择某一象态符号是将意绪结构转化为象态符号系统的第一次编码，即意境营造。第一次编码是将象态符号系统转化成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即语言表述的过程。在诗歌中，美感等意绪信息是以意象和事态为载体，编组成“意境”这有机的象态系统，象态系统再通过语言的表述转化成语言符号系统，完成诗歌创作。意境的营造，也就是将意绪信息编译成象态符号，组构象态符号系统的过程。
象态系统不仅有机地组织了各象态符号，而且其整体的意绪指向超越了单个象态符号之和，这是象态系统功能的表现，而且，其有序化程度越高，功能便越强。嘎代才让这位忧郁而浪漫的歌者，带着我们—起走进那博大而神秘的高原世界。在诗人的笔下，那里正为我们开启着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旅。他已经完全融入一个很难被他人介入的神话般的、多姿多彩的、和雪神命运连在一起的世界。
作者简介：涂鸿，男，硕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41
（ 注：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重点项目“独语与对话中的中国西部地域文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szd004）
参考文献：
[1]嘎代才让嘎代才让诗歌及诗观[J]诗选刊，2006（1）
[2]沙•巴利•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较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6
[3]贺骥从《诗与生活》看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学[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4]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2003：26
[5]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502
[6][英]T•S•艾略特批评的功能[A]//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65-6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