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轻盈的文学化解厚重的现实
——评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
沙 月
毫无疑义，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既不能拯救一个朝代，也不能推翻一个朝代，以至于根本无力改变或者阻止一个朝代的社会发展走向。一切对于文学功能的无限夸大或者根本无视其存在的极端的片面的看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北宋的没落和《金瓶梅》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搜罗一万条理由，清朝的灭亡，也没有道理去归罪于《红楼梦》和曹雪芹。巴尔扎克曾经一生致力于描述资本主义的腐朽与罪恶，但在他死后的200多年间，法兰西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本却依然如雪球一样在不断滚动。
在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散文是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要表现理想的“丰满”又要反映现实的“骨感”的。它要求作家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厚重的现实、复杂的情态、丰富的思考真实地准确地表现出来，给读者以视野的拓展、情趣的充盈、思维的启迪。散文表现的内容、情感与思想越是真实越是丰富，表现形式越是自然越是轻盈，艺术价值必然越高。优秀的散文作品，必然承载着厚重的现实的社会担当，也必然能够用轻盈的文学艺术手段化解现实社会的厚重与“骨感”。
白玛娜珍的散文集《西藏的月光》，便是这样是一部用轻盈的文学化解厚重的现实的散文力作。她以其独有的民族文化视角、独特的女性性情感受、独到的社会历史思考、独具魅力的非母语表述形式，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当代西藏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不寻常的历史脉动，含蕴了她个性的思考与启悟，清新旷远，别具魅力。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哈若蕙评其“有生活底蕴，有真我灼见，有生命追问”，“文字简洁凝练，意蕴如诗，气质清新俊朗”，是一部“较为成熟的作品”。
一 《西藏的月光》里的虚与实
优秀的文学作品里，虚与实总是如影随形，虚实相生，相得益彰。散文作品也是如此，既不能过虚，亦不可太实。过虚则妄，太实则僵。
散文作品以实见长，讲究实的人物、实的环境、实的事实、实的情感与思想。实，是散文灵魂，是散文骨骼。实，赋予了散文生命的质感、思想的厚度和历史的纵深感。缺少了实，散文就缺少了生命力，如同昙花一现的电视选秀一样，成了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生活中，人们常常真实不分的。文学创作中，尽管实可以反映真，但真却决不可以等同于实。古今中外优秀散文大家，无不以其特殊功力在实中提炼真，使其作品灵魂凸显，骨骼巍然。
由社会现实而生活真实，而艺术真实，恰是一条艰苦而美妙的真正的艺术创作之途。白玛娜珍在这条旅途上艰苦地行进，痴痴地追求。
《西藏的月光》里，白玛娜珍以她独特的艺术功力在努力地实践着对社会现实的艺术提炼与升华。《拉萨的活路》写了四组人物，如实、如诗地描述了一种记忆中的逃亡。他们从“田野牧歌”里走出。或疾速、或蹒跚、或生活所迫、或利益驱动也许有着深深的留恋，或莫名的沮丧，但更多的则是无奈。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的无奈催促着他们必须飞快地逃离“田野牧歌”，毕竟人是需要“活路”，那是“人类的本能”。“又过了一年，像所有来拉萨的保姆，央拉通过在我家的‘短期俗成培训’，感到自己已经适应了拉萨的城市生活，她要离开了，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拉萨红尘。” “当几年后央拉突然回到我家，她的头发染成了板栗色，行囊里装着以前没有的化妆品、香水，还有牛仔裤”这是对央拉的生命整体发展变化的概括地很真实的很有功力的描述。真实的细节描述更是艺术的基本要求，白玛娜珍把她小说里细节描写的功夫用在了散文写作上，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我披上晨衣（她用的“晨衣”一词很值得玩味），正准备下楼到园子里散步，突然，只见其美蹿到阳台上双手叉腰，站在洛桑和曲珍的面前大吼道:‘你们不要靠那么近！’”其美的形象活灵活现，如在眼前。白玛娜珍很注重散文场景与情感真实，《雨水是甘露》一文中，在描述外婆受到堪布临终关怀的情景时，客观叙述中散发着浓浓的真情，“我外婆去世时，也得到了堪布的临终关怀。”其中的“我”字传递出了一种对外婆的依依不舍的特殊亲情。“那天，外婆知道自己就要临终了。她托人请堪布来。外婆神志清醒，睁着一双变得清澈的眼睛，静静听堪布颂祷《度亡经》。堪布盘坐在她病床旁，手摇法器，清宏的法音在屋里回旋。”
王尔德说过，“艺术即是说谎”。“说谎”其实并非“谎言”，而是专指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虚”的组成部分，其最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审美。散文既不是公文也不是论文，散文是一种“美文”，是文学艺术，属于艺术门类。既为艺术，便绝对离不开审美，自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虚。虚，是作者在散文写作中的想象、联想、引申、推理等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的集合，也是作者艺术思维的挥洒拓展。虚，为实的内容增添了美的魅力。客观地说，不仅散文艺术，几乎所有的艺术一旦弱化以至失却了虚的表现，其艺术的审美大厦便坍塌了一多半。
以其出色的艺术思维和熟练的艺术表达手段，白玛娜珍在《西藏的月光》里绘就了一幅幅令人产生奇妙遐思的多彩画面，将读者引入独特的审美境界。在白玛娜珍的散文作品里，有不少由现实触发的相关文化内容的延伸表述，不经意间拓展开文章内涵，增加了文章的厚度。如《刀光剑影》里作者在描述父亲到自己所住的城市边缘的某山村时，“村庄还被缘故的文明滋养着。比如，帕崩岗曾是藏文字创造者吐米桑布扎向藏王松赞干布传授藏文的圣地；河谷里曾发现远古的石制围棋盘，由此被学术界推断围棋最早来自西藏；另外，四村村长普琼家的水磨糌粑是历代达赖喇嘛的贡品”运用自己艺术思维，对未曾体验过的生活场景进行美妙的联想，勾画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也是白玛娜珍常用的手法之一。如，《光河里的女儿鱼——怀念我的外婆》里，作者写到外公“李簿”初见外婆“卓玛”时，“一抬眼望见湖畔，一女子长袖白茧绸衫随微风飘抖，锦缎无领坎肩上，镶着的云头金丝闪着光，扣在领口的银环散开了，一枚天珠两端缀着红珊瑚和绿松石，在白瓷般的胸口若隐若现，雪白的百褶长裙上粘着树叶和草，五彩线戴系在坎肩外，像横在楚楚的腰和丰满的双乳间的一道彩虹”唯美至极，动人之极。在作品中有机融合民间传说、故事等等艺术资源，既缓解了现实的厚重，又产生了虚实相间的美学效果。《快乐的黛拉》里，白玛娜珍写道，“朝拜女神的日子令人激动不安。传说，白拉白东玛是藏传佛教最高护法神之一班丹拉姆的二女儿。她与贤良的姐姐白拉姆相比各方面都不如，妹妹苏东玛更是懒惰放纵与母亲为敌，姻缘所致以及母亲的诅咒，使白拉白东玛的容貌变成了蛙面”
以实叙事，以虚传美，虚实相映，熠熠生辉，既有生活之实，情感之实，思想之实，又有想象之美，跳跃之美，推理之美。《西藏的月光》里，在实与虚奇妙的变幻中，白玛娜珍尽情展现散文的独特魅力。
二 《西藏的月光》的质与文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很注重“质”与“文”二者的有机统一的。现代的文学批评中也同样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质”与“文”就是内容与形式，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而已。
《论语》里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讲得是“质”与“文”必须“彬彬（即和谐、匀称）”，不可偏颇。西晋陆机《文赋》里写道，“理扶质以干，文垂条而结繁”，意思是说内容虽可贵，形式也不可忽略，二者并重，才会枝条壮盛，意巧言妍。南北朝时期文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主张质（内容）先于文（形式）、文质并重，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是很有见地的，和现代文学批评里关于内容与形式关系不谋而合。白玛娜珍在她的《西藏的月光里》，二十多篇散文（大多为长篇散文），非常优秀地实践着“为情造文”“文质兼美”的理念，生活采撷，充盈涨满，批文入质，匠心独运，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天衣无缝，自然浑成。
白玛娜珍对西藏真实的描述，使《西藏的月光》散发出了一种独特诱人的魅力。《爱欲如虹》里“我”在迷茫中的苦苦寻觅，一种神秘的山野式的精神救赎，淡淡的忧郁里，弥漫着轻轻的夜风的抚慰。《在岩洞里等爱》里，那位为了爱在青朴的山洞里等候了20年的老人强巴我，其人性爱的光芒是那样的温暖柔和。《出家的德吉》对尼姑德吉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她的生活观、苦乐观、审美观以及生死关观，一切都在与现实碰撞中得到展现。《我的藏獒与藏狮》，《百灵鸟，我们的爱》，作者借对动物世界的童话一般的描述，努力地探索着人性的奥秘散文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真实使散文更厚重更具“质”感。显而易见，白玛娜珍很注重散文内容的选择。她的散文写作（至少《西藏的月光》是这样）没有回避真实，以艺术家的勇气采撷着现实生活的花朵，装扮着散文艺术美丽的春天。
值得一提的是《满溢的月光——拉萨佛诞节笔记》一文，其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自然天成，令人拍案叫绝。藏历四月份在藏传佛教里是个重要的月份，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得道、圆寂皆在此月，藏语将其成为“萨嘎达瓦”，意思是神圣的月份。“萨嘎达瓦”的日子里，转经是信徒们表示对佛祖的敬意的一种方式，他们差不多举家出动，虔诚地行进在那没有尽头的转经路上，可以说，转经是“萨嘎达瓦”的一个重要标志。处理这个题材，白玛娜珍的艺术触觉非常机敏。内容上她以转经为主线，红线串珠似的将 “煨桑”“布施”“放生”等内容串联起来，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拉萨“萨嘎达瓦”的宗教风情。转经，不论是转“囊廓”“帕廓”还是转“林廓”“孜廓”，都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形路径。巧妙处在于，《满溢的月光——拉萨佛诞节笔记》一文竟然也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这的确是一个巧妙的布局。走进文章，似乎走进“萨嘎达瓦”那熙熙攘攘转经的人群中，作者恰似一位熟练的导游，在娓娓讲述着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西藏的月光》出版后，我曾经当面问白玛娜珍《满溢的月光——拉萨佛诞节笔记》一文的结构问题，她有些吃惊地说写得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明白了。白玛娜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处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过程中，她正在从必然王国大踏步地走向自由王国。《假如张爱玲来到西藏》写得很唯美，形式结构上也很有特色。全文三部分， “些许的光，穿过雨丝，在书里逝者的扉页里闪耀，张爱玲从旧上海传来的话语，令周遭变得尖锐起来。”“张爱玲的人生，我每天细细地读着。”“这晚，我接着看张爱玲。” 正是开头用了这样的句子，将全文连接成一个整体,使全文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忧郁，很好地呼应文章的内容。同样的结构组材手法，在《刀光剑影》一文里也使用过的，只是将结构性文字放置在不同位置,其收效同样不凡。
《西藏的月光》足以证明，白玛娜珍在处理“质”与“文”的关系上的确日趋成熟。“质”的内容的真实的选取，突出了藏地自然与文化特色。“文”的形式的巧妙配用，更使其“西藏散文”具有了区别于其他散文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个性的徽标。
三 《西藏的月光》的象与境
象，即物象，是作家主观精神与情感的物质寄托；境，即环境描写，是物象存在的客观前提与条件。在不少人乐于仰西方文论之鼻息，“魔幻现实”、意识解析、建构主义等大行其道的时候，“象”与“境”在文学理论话语中似乎已经被边缘化以至遗弃了。但是，欣赏与批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是绕不开它们的。正是“象”与“境”的存在，才使得文学作品不再苍白与浅薄，而产生了形象的立体纵深感。
白玛娜珍公开发表的第一本作品是诗集《在心灵的天际》，后来又写了一系列散文、小说。无论怎样，她是一位难能的具备诗人气质的作家。诗歌创作中，是强调“象”与“境”的。很自然的，白玛娜珍将自己诗歌创造中的“象”“境”观无意识地自觉地运用于散文创作中，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散文与诗歌的不同点在于，散文的“象”与“境”，都必须取自于现实生活，都必须是真实的，而诗歌并非如此。因此，作家对生活的典型化过程、典型化功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西藏的月光》里，白玛娜珍选取“象”与“境”、典型化“象”与“境”，展示了她独到的艺术感知力。如在《爱欲如虹》中，主体“境”是岗日托嘎，“我”对其作了如此感知：“潮湿的大山格外沉静，草木泛青，野蔷薇枝头冒出了嫩芽，万物恍若沉醉在复苏的狂喜中”。这种感知，契合迷失红尘中的“我”走进自然后那种轻松的心境，契合 “我的上师”“仁波切”对我进行了爱的点化的豁然开朗的觉悟快感。贯穿始终的“象”是上师仁波切，全文五个小节处处可以感觉到到这位尊者的意与形，但文字上的描述却极少正面极少直接，大若“他盘坐在隆钦巴修行洞里面的那扇小窗户旁，窗外纷飞的雪花闪烁着太阳的光焰，把仁波切映照得犹如一尊幻影重现的雕像。”这恰是世俗眼里的出家高僧尊者之“象”，是“幻影重现”的，是神秘的，是若隐若现的，这是一种自然感知，更是一种艺术真实。若正面直接描述，在别处或许不错，但在此情此景中，却无疑是艺术败笔，是大煞风景。白玛娜珍的艺术功夫恰在与她将某种暗示某种迷茫中的苦苦寻觅，寄托于精心选择的“象”与“境”里，又将恰如其分地无痕地组合起来。《百灵鸟，我们的爱》写得很是轻灵，文章的中心“象”竟是几只百灵鸟，“境”则是“自家的园子”。文章开始是由写作《拉萨红尘》时对城市颓败的描述引起了生态话题，直接切入现实，然后对来自家园子选择生存环境的百灵鸟惊醒绘声绘色的描述，然后是百灵鸟筑巢产子，然后是旦那喂鸟、画鸟、护鸟、议鸟、祝福鸟儿。在这里，“象”是生态构成的主客体，“境”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鸟儿生活的家园与我的家园叠放一起），无欲的心灵与伶俐的百灵鸟之间传递着善念传递着美好。《出家的德吉》的主人公是“我的知心朋友”德吉，她很美丽却“性情火爆”，“一双上扬的细长的眼睛，圆润饱满的面容，大大的耳垂，”是“典型的出家人的面相”。她生活的环境在繁华市区的近郊。文中用了不少笔墨描述德吉在红尘外与红尘中的不安与超然，反衬出了为尘事所困为俗情所困的众生的浑浑噩噩。特别是在家宴大段描述中，白玛娜珍写到了前来帮忙的德吉和众尼姑对世俗的无奈与困惑，写出了他们心灵与世俗社会的对接与碰撞。最后两个部分，写到德吉去内地的种种不解与迷茫，将她放置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中，通过其精神与现实的对立，全面地展示出一个出家尼姑的精神世界。《快乐的黛拉》是一篇极品的生活类散文，生活气息极浓，有一种赤裸的美。黛拉是“我的朋友”，在拉萨工作，高原民族豪放的血液似乎要撑破她娇美的躯体，她有着饱满的灵魂，有着“酒神的智慧”，爽朗豁达，生活的很真实也很快乐，黛拉认为“人生短暂像猫打一个哈气，为什么不快乐点儿”。无论是在学生时期的嬉戏，还是工作后在“白拉姆”节里的玩耍，黛拉的言谈举止将其洒脱无忧的精神世界展示无遗。
整体上看，《西藏的月光》里的 “象”主要是作者熟悉的西藏各色人等，“境”主要在西藏。和她的小说透过虚构表现思想与情感不同，白玛娜珍正是透过凝练现实与艺术表达这她对生活的独特的思考与感知。对于读者来说，则是提供了一条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的方便小径。
四 《西藏的月光》的情与理
情与理，是散文的文章精神之双翼。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最为接近的文学艺术形式，散文则更加要求情与理的张扬。情，使得散文与生活实录之类文体有了区别，文章形式更加饱满，文章内容更加具有情感穿透力。理，使得散文由平面走向立体，由文字欣赏进入智慧启悟，文章形式更加衍射，文章内容更加厚重。无情，则不能打动人心，引人共鸣；无理，则不能开智慧，引人领悟。故散文不可无情，更不可无理。
《西藏的月光》里，情与理的呈现方式，整体上是以内敛、含蓄的东方文化状态特征存在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白玛娜珍骨子里东方文化的下意识的自觉表现，也是她的文学艺术观走向成熟的一个体征。藏民族文化的神秘特点，又使得她的散文笼罩上一层“洒脱中的探寻、欢愉中的疑惑”的神秘的晕圈，增加了一种特殊的美感，成为她区别于其他的运用母语之外第二语言创作的作家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藏的月光》是白玛娜珍的一段意味深长的精神之旅。她艰难地行进并努力地探寻着生活的答案。特别是在生活发展变化如此之迅疾的时代，特别是人们价值观变得如泡方便面一样可以速食的时期，特别是精神追求被速度压缩成功利的时候，她的情感的彷徨与无奈，她的思考的迷茫与纠结，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他下车向我们挥手道别，望着他身后孤单的土坯房，突然有把双刃的利剑，插在了我们的心上”。《唯一》中那位为爱情守候20多年的老僧人，作者饱含情感地叙述非常打动人心。这里的叙述妙处在于既有情感的浓烈感染，更有作者纠结的痛苦的思考凝聚。那是发生在春天故事。春有两个，春心不泯只有唯一，那唯一便集中在老僧人这个典型上。“尘世找不到的爱情啊，竟然珍藏在出家人的心里，也许这就是我们来到德冲温泉获得的洗礼”。这种思考与发现是很奇妙很特别的。
《浸润在甘露中爱》写到措加拉措湖边的“我”的内省，“一阵感伤裹来：我这样的尘世女子，我的心，恍若驮满了食盐。我沉沉地怀念这湖的主人”。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对比与感悟，倾注着深沉的感情，也搀杂着心灵的无奈与纠结。
《我的藏獒与藏狮》写了“我”饲养的藏地的一些犬类，有“桑珠”和“顿珠”“嘎玛”“巴珠”“卓玛”和“酋长”，还有那条可怜的“纳日”，娓娓叙述里，作者满怀深情，写尽“我”和它们之间的相识相知相怜与相念。人犬情的背后，却是作者对人性奥秘的探寻，“常常在都市的街上，遇见被人们染得有红有绿的各类宠物狗，我就想，假如我生活在都市的人海中，也可能只有爱狗才是最温暖的选择”。如此无奈的思考，反映的正是在社会巨变中人类美好情感的脆弱以至遗失与毁坏。
值得警惕的是，直至目前，依然有习惯于将任何文艺都与政治挂钩的极左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动辄以“宗教”名义“棒杀”优秀文艺作品，这是很可悲的“文革遗风”，是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是对民族文艺繁荣的一道严重的威胁。西藏文化中，宗教是不小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宗教，西藏便无从写起。或者写了，写得却是“伪西藏”。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里，不少地方写到宗教，但，很明显，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考时的纠结与无奈，写作时候的惶恐与小心翼翼，其中的背景的确值得深思。
不得不提的，是一个语言问题。 “白玛娜珍式”的比喻，太奇妙了，太令人拍案叫绝了。记得有人说，比喻是一半天才。那么，仅以比喻而言，白玛娜珍便是一个奇异的汉语天才了。白玛娜珍是一个纯粹的藏族作家，她用汉语写作。也许是两种文化在她的思维里奇妙地糅合，两种语言在她的思维里奇妙地排列组合，她在汉语写作中的比喻特别新颖奇特，达到了一种母语写作永远难以企及的境界，很多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是很难写出那种比喻的。《西藏的月光》里。奇比妙喻俯拾皆是。譬如，“春天的风沙像金色帷帐，飘扬在直贡梯寺大大小小的殿堂。”“老僧人的故事像山谷深处的岁月之蟒。”“这时，天光柔和下来，月牙像小白帆，浮出白云，远远地竖着，有颗星星像挂在帆顶上的灯。”“这一世你大我小，你老我少，你男我女，下一世也许正好相反，年龄和性别在生命之流中，像一个大骗子。”“晨雨梦一般漂浮着，一点点揭开黎明，慢慢让夜在天边殆尽。”“夜里下过雨的青稞地里，青稞麦芒上挂满了露珠，阳光穿过天上的云朵，像一个个法幢落下来，在微风的轻抚中缓缓旋转着。”“一夜间，宫殿像是换上了冰糖牛奶做的甜甜的、飘散着奶香的新衣裳。”“但是在藏北草原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淋漓的雨遮天盖地，如同积满怨仇的女人。”举不胜举，仿佛随手拈来。
无论现实多么厚重，文学的伟力总能够把它托起，尽管成熟的文学往往是云朵般的轻盈。
《西藏的月光》是白玛娜珍文学成熟期的一部重要的标志性的散文著作，走近她，便走进一个民族的精神密室。
一 《西藏的月光》里的虚与实
优秀的文学作品里，虚与实总是如影随形，虚实相生，相得益彰。散文作品也是如此，既不能过虚，亦不可太实。过虚则妄，太实则僵。
散文作品以实见长，讲究实的人物、实的环境、实的事实、实的情感与思想。实，是散文灵魂，是散文骨骼。实，赋予了散文生命的质感、思想的厚度和历史的纵深感。缺少了实，散文就缺少了生命力，如同昙花一现的电视选秀一样，成了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生活中，人们常常真实不分的。文学创作中，尽管实可以反映真，但真却决不可以等同于实。古今中外优秀散文大家，无不以其特殊功力在实中提炼真，使其作品灵魂凸显，骨骼巍然。
由社会现实而生活真实，而艺术真实，恰是一条艰苦而美妙的真正的艺术创作之途。白玛娜珍在这条旅途上艰苦地行进，痴痴地追求。
《西藏的月光》里，白玛娜珍以她独特的艺术功力在努力地实践着对社会现实的艺术提炼与升华。《拉萨的活路》写了四组人物，如实、如诗地描述了一种记忆中的逃亡。他们从“田野牧歌”里走出。或疾速、或蹒跚、或生活所迫、或利益驱动也许有着深深的留恋，或莫名的沮丧，但更多的则是无奈。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的无奈催促着他们必须飞快地逃离“田野牧歌”，毕竟人是需要“活路”，那是“人类的本能”。“又过了一年，像所有来拉萨的保姆，央拉通过在我家的‘短期俗成培训’，感到自己已经适应了拉萨的城市生活，她要离开了，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拉萨红尘。” “当几年后央拉突然回到我家，她的头发染成了板栗色，行囊里装着以前没有的化妆品、香水，还有牛仔裤”这是对央拉的生命整体发展变化的概括地很真实的很有功力的描述。真实的细节描述更是艺术的基本要求，白玛娜珍把她小说里细节描写的功夫用在了散文写作上，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我披上晨衣（她用的“晨衣”一词很值得玩味），正准备下楼到园子里散步，突然，只见其美蹿到阳台上双手叉腰，站在洛桑和曲珍的面前大吼道:‘你们不要靠那么近！’”其美的形象活灵活现，如在眼前。白玛娜珍很注重散文场景与情感真实，《雨水是甘露》一文中，在描述外婆受到堪布临终关怀的情景时，客观叙述中散发着浓浓的真情，“我外婆去世时，也得到了堪布的临终关怀。”其中的“我”字传递出了一种对外婆的依依不舍的特殊亲情。“那天，外婆知道自己就要临终了。她托人请堪布来。外婆神志清醒，睁着一双变得清澈的眼睛，静静听堪布颂祷《度亡经》。堪布盘坐在她病床旁，手摇法器，清宏的法音在屋里回旋。”
王尔德说过，“艺术即是说谎”。“说谎”其实并非“谎言”，而是专指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虚”的组成部分，其最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审美。散文既不是公文也不是论文，散文是一种“美文”，是文学艺术，属于艺术门类。既为艺术，便绝对离不开审美，自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虚。虚，是作者在散文写作中的想象、联想、引申、推理等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的集合，也是作者艺术思维的挥洒拓展。虚，为实的内容增添了美的魅力。客观地说，不仅散文艺术，几乎所有的艺术一旦弱化以至失却了虚的表现，其艺术的审美大厦便坍塌了一多半。
以其出色的艺术思维和熟练的艺术表达手段，白玛娜珍在《西藏的月光》里绘就了一幅幅令人产生奇妙遐思的多彩画面，将读者引入独特的审美境界。在白玛娜珍的散文作品里，有不少由现实触发的相关文化内容的延伸表述，不经意间拓展开文章内涵，增加了文章的厚度。如《刀光剑影》里作者在描述父亲到自己所住的城市边缘的某山村时，“村庄还被缘故的文明滋养着。比如，帕崩岗曾是藏文字创造者吐米桑布扎向藏王松赞干布传授藏文的圣地；河谷里曾发现远古的石制围棋盘，由此被学术界推断围棋最早来自西藏；另外，四村村长普琼家的水磨糌粑是历代达赖喇嘛的贡品”运用自己艺术思维，对未曾体验过的生活场景进行美妙的联想，勾画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也是白玛娜珍常用的手法之一。如，《光河里的女儿鱼——怀念我的外婆》里，作者写到外公“李簿”初见外婆“卓玛”时，“一抬眼望见湖畔，一女子长袖白茧绸衫随微风飘抖，锦缎无领坎肩上，镶着的云头金丝闪着光，扣在领口的银环散开了，一枚天珠两端缀着红珊瑚和绿松石，在白瓷般的胸口若隐若现，雪白的百褶长裙上粘着树叶和草，五彩线戴系在坎肩外，像横在楚楚的腰和丰满的双乳间的一道彩虹”唯美至极，动人之极。在作品中有机融合民间传说、故事等等艺术资源，既缓解了现实的厚重，又产生了虚实相间的美学效果。《快乐的黛拉》里，白玛娜珍写道，“朝拜女神的日子令人激动不安。传说，白拉白东玛是藏传佛教最高护法神之一班丹拉姆的二女儿。她与贤良的姐姐白拉姆相比各方面都不如，妹妹苏东玛更是懒惰放纵与母亲为敌，姻缘所致以及母亲的诅咒，使白拉白东玛的容貌变成了蛙面”
以实叙事，以虚传美，虚实相映，熠熠生辉，既有生活之实，情感之实，思想之实，又有想象之美，跳跃之美，推理之美。《西藏的月光》里，在实与虚奇妙的变幻中，白玛娜珍尽情展现散文的独特魅力。
四 《西藏的月光》的情与理
情与理，是散文的文章精神之双翼。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最为接近的文学艺术形式，散文则更加要求情与理的张扬。情，使得散文与生活实录之类文体有了区别，文章形式更加饱满，文章内容更加具有情感穿透力。理，使得散文由平面走向立体，由文字欣赏进入智慧启悟，文章形式更加衍射，文章内容更加厚重。无情，则不能打动人心，引人共鸣；无理，则不能开智慧，引人领悟。故散文不可无情，更不可无理。
《西藏的月光》里，情与理的呈现方式，整体上是以内敛、含蓄的东方文化状态特征存在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白玛娜珍骨子里东方文化的下意识的自觉表现，也是她的文学艺术观走向成熟的一个体征。藏民族文化的神秘特点，又使得她的散文笼罩上一层“洒脱中的探寻、欢愉中的疑惑”的神秘的晕圈，增加了一种特殊的美感，成为她区别于其他的运用母语之外第二语言创作的作家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藏的月光》是白玛娜珍的一段意味深长的精神之旅。她艰难地行进并努力地探寻着生活的答案。特别是在生活发展变化如此之迅疾的时代，特别是人们价值观变得如泡方便面一样可以速食的时期，特别是精神追求被速度压缩成功利的时候，她的情感的彷徨与无奈，她的思考的迷茫与纠结，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他下车向我们挥手道别，望着他身后孤单的土坯房，突然有把双刃的利剑，插在了我们的心上”。《唯一》中那位为爱情守候20多年的老僧人，作者饱含情感地叙述非常打动人心。这里的叙述妙处在于既有情感的浓烈感染，更有作者纠结的痛苦的思考凝聚。那是发生在春天故事。春有两个，春心不泯只有唯一，那唯一便集中在老僧人这个典型上。“尘世找不到的爱情啊，竟然珍藏在出家人的心里，也许这就是我们来到德冲温泉获得的洗礼”。这种思考与发现是很奇妙很特别的。
《浸润在甘露中爱》写到措加拉措湖边的“我”的内省，“一阵感伤裹来：我这样的尘世女子，我的心，恍若驮满了食盐。我沉沉地怀念这湖的主人”。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对比与感悟，倾注着深沉的感情，也搀杂着心灵的无奈与纠结。
《我的藏獒与藏狮》写了“我”饲养的藏地的一些犬类，有“桑珠”和“顿珠”“嘎玛”“巴珠”“卓玛”和“酋长”，还有那条可怜的“纳日”，娓娓叙述里，作者满怀深情，写尽“我”和它们之间的相识相知相怜与相念。人犬情的背后，却是作者对人性奥秘的探寻，“常常在都市的街上，遇见被人们染得有红有绿的各类宠物狗，我就想，假如我生活在都市的人海中，也可能只有爱狗才是最温暖的选择”。如此无奈的思考，反映的正是在社会巨变中人类美好情感的脆弱以至遗失与毁坏。
值得警惕的是，直至目前，依然有习惯于将任何文艺都与政治挂钩的极左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动辄以“宗教”名义“棒杀”优秀文艺作品，这是很可悲的“文革遗风”，是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是对民族文艺繁荣的一道严重的威胁。西藏文化中，宗教是不小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宗教，西藏便无从写起。或者写了，写得却是“伪西藏”。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里，不少地方写到宗教，但，很明显，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考时的纠结与无奈，写作时候的惶恐与小心翼翼，其中的背景的确值得深思。
不得不提的，是一个语言问题。 “白玛娜珍式”的比喻，太奇妙了，太令人拍案叫绝了。记得有人说，比喻是一半天才。那么，仅以比喻而言，白玛娜珍便是一个奇异的汉语天才了。白玛娜珍是一个纯粹的藏族作家，她用汉语写作。也许是两种文化在她的思维里奇妙地糅合，两种语言在她的思维里奇妙地排列组合，她在汉语写作中的比喻特别新颖奇特，达到了一种母语写作永远难以企及的境界，很多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是很难写出那种比喻的。《西藏的月光》里。奇比妙喻俯拾皆是。譬如，“春天的风沙像金色帷帐，飘扬在直贡梯寺大大小小的殿堂。”“老僧人的故事像山谷深处的岁月之蟒。”“这时，天光柔和下来，月牙像小白帆，浮出白云，远远地竖着，有颗星星像挂在帆顶上的灯。”“这一世你大我小，你老我少，你男我女，下一世也许正好相反，年龄和性别在生命之流中，像一个大骗子。”“晨雨梦一般漂浮着，一点点揭开黎明，慢慢让夜在天边殆尽。”“夜里下过雨的青稞地里，青稞麦芒上挂满了露珠，阳光穿过天上的云朵，像一个个法幢落下来，在微风的轻抚中缓缓旋转着。”“一夜间，宫殿像是换上了冰糖牛奶做的甜甜的、飘散着奶香的新衣裳。”“但是在藏北草原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淋漓的雨遮天盖地，如同积满怨仇的女人。”举不胜举，仿佛随手拈来。
无论现实多么厚重，文学的伟力总能够把它托起，尽管成熟的文学往往是云朵般的轻盈。
《西藏的月光》是白玛娜珍文学成熟期的一部重要的标志性的散文著作，走近她，便走进一个民族的精神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