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恰似充满诱惑的缤纷盛典，许多认真写作的作家都渴望能够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因此，那些中短篇小说便注定成为写作之路上的一个个驿站，通过它们的给养与磨砺，作家最终走向了长篇，期待着成熟。近年来，一批藏族作家对长篇小说的青睐便表达出了某种蓬勃的讯息，这批长篇小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类型化特征：日常书写视域中的写实小说、诗化氛围中的历史小说、国家认同意识规约下的政治抒情小说。按照拉康的观点，它们表达出了作家创作主体与欲望客体之间的深度联系。理论总是灰色的，鲜活的小说文本表现出既创新又稳健的面貌，表达出作家日趋厚重的创作实力与日渐成熟的创作观，也启发着我们去思考在新世纪的语境中，如何理性开掘并感性表达作为重要写作资源的藏族文化宝库。
一、日常书写与写实小说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各种作家对藏族文化的“神秘化”描写着实令人疲惫而不安，完全由个人化想象而营造的虚幻文化镜像并没有给文学创作带来明显有益的作用，却使本来澄澈的问题显得复杂。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一些藏族作家对此进行了勇敢的回复，他们在创作中，以平实却自信的态度去书写着母族文化，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基调完成了“去神秘化”的任务，回归之后的大地细节显得真实而有力量，包容大气的文化气象令人赞许。这类小说多着力于普通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作品中仍然充盈着与汉族文化迥异的民俗细节与心理变迁，但是，其主旨却更关注藏族人物形象作为普通人的人间情怀，文笔如涓涓细流，书写着平实却温暖的日常生活轨迹，世俗的生活又因为宗教和民俗的注解而带上了强大的心灵力量，既有民族性特征，更有普适性价值，这类作品可谓是以日常书写为主的写实小说。
西藏的女作家尼玛潘多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紫青稞》，这部小说以八九十年代的西藏农村为描写对象，以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为表现主体，从容细致地叙说了新时代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作品既有藏族女性作家的独特叙事气质（如对宗教民俗生活的叙写，如灵动秀丽又含蓄节制的笔力），同时，文风踏实稳健，文脉气韵贯通，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化大气象。作者是一个充满寻秀才气又着意于真实生活的藏族女子，从其主体意识去看，有着表达与传承母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她渴望藏民族文化的普世价值得到关注：“在众多表现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西藏或是神话和玄奥的产生地，或是探险和猎奇的代名词，唯独缺少对西藏现实及普通人的关注，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①]在这种主体意识的支配之下，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藏区，但是，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已经超越了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局限。作品中的几个藏族女性带着对生活的热情渴望，不断游走在农区与牧区、牧区与城市的空间之中，在经济（或优越或贫困）与精神（或自由或压抑）之间寻找并思考着关于人生的真谛，那些普通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思考中逐渐走向了哲学的追问，表达出作者对于爱和恨、生和死、金钱和尊严等问题的深度思考。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经历着情感上的起落，感受着市场经济对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她们不愿意放弃对于幸福生活的执着追寻，其顽韧的生活态度与生命意识正如尼玛潘多赋予紫色青稞的最重要象征意义： “紫青稞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是，品种不是太好，但它的生命力旺盛，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所以，我用紫青稞来比喻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紫青稞的品质就是我书中描写的那些自强不息的人的精神。”[②]
而另外一个西藏本土的女作家白玛娜珍则以非常自觉的女性意识进行着藏区城市生活的原生态描写，是藏族城市写实小说的典型代表。在她的《拉萨红尘》与《复活的度母》等作品中，都表达出了作者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藏族知识女性生活细节与心理变迁的关注，这类多少有一些“自叙传”意味的城市书写方式无疑是藏族小说中值得关注的新品种。
总而言之，无论以农村、牧区还是城市为书写的空间对象，上述作家所呈现出的对藏族文化的“祛神秘化”描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写作动向，因为，日常书写是表达文化真谛最朴素的一种方式，如何以最真切的方式精描出普通人的生活本质，是小说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二、诗化氛围与历史小说
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历史叙事从来就不曾淡出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近年来，藏族长篇小说关注历史的倾向愈发明显，但是，它们多已不同于关注宏大而静态的母族历史的传统小说，大部分作家以个人的方式进入了历史展开大规模书写，对历史进行了从容想象与虚拟建构，从而试图达到从历史出发而抵达哲学的书写深度。也许，从这一视角去看，《尘埃落定》是一个短时期内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甘肃、青海等藏区作家对藏族地方史的专题关注，也将有可能成为历史书写的有益补充与局部拓展。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比较明显的对诗化氛围的营造与构建，面对着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作家放弃了以往求全求真的全貌式描写的企图，而是从文化具象出发走向了内涵丰富的空灵诗性，以之来淡化甚至消解久已存在的、厚重而具体的宗教文化事象和日渐远去的、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这样的书写路径，其根本目的是抽取事象和事件中的哲学意味，提炼藏族文化独特的精髓气质，从而让文本在人类视域和世界平台上获得某种长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甘肃甘南的作家李城尽管是汉族身份，但从其多年的创作倾向、文化取向来看，他的小说应归入准藏族小说。2012年1月份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小说以日记体的方式来结构，讲述了汉人“拉杰”和妹妹逃难到了“木道那”这一专门收留流浪汉的藏区民间机构的故事，他们在“木道那”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空间里的诸种新奇感受与心灵体验成为主要的叙事内容。“马胡子军”、政治斗争、部族械斗、宗教神迹、异族恋爱等主要的叙事元素叠合在一起，使得文本呈现出比较复合的面貌，容历史、宗教、政治、爱情描写为一体，表达出多元叙事的主体追求。但是，此类主题均被收纳于作家精心建构的诗化氛围之中，这种氛围不仅出现在关于浪漫爱情的书写之中，而且经常性地出现在庄严肃穆的宗教活动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血腥杀戮的历史事件之中。于是，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试想，人们张开双臂，上身前倾，衣裙在风中啪啦啦招展，成群结队升天而去；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渐渐融化在乔木冈日山顶的蓝天中了----那是一幅多么奇妙的景象啊。”而此种诗化氛围最终要表达的精神象征意义，则是“我”---拉杰这一在战乱中逃到藏区避难的汉人的内心体验与精神成长，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我”成为那一段历史的见证者，而作为一个获救的难民，“我”则在现实乱离与文化撞击中逐渐成熟，并对藏族文化做出了属于历史的判断与认同。至此，作品中关于战争与个人、文化与交流、宗教与世俗等问题的思考便得到了相对清晰的思考与表达。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文本也害上了头绪繁多的毛病，影响了主题的集中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性。
青海的藏族作家江洋才让创作的《康巴方式》因为入围茅盾文学奖而引人注目，其创作也非常注意诗化氛围的营造，尽管他本人曾明确表达要淡化人们关于康巴的神秘想象：“文化是我的信仰，是我的宗教，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写《康巴方式》的初衷就是想在当今传奇化康巴化大行其道之时，淡化康巴传奇，还原一个真实的康巴。”[③]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我们仍然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太多的神秘氛围，开头对于“铊珈”这一神物的描写便显出了某种神秘的诗意：“爷爷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将那枚得自神秘年月的铊珈给丢失了。当那种失去铊珈的忧伤、遗憾弥漫在内心，继而完完全全地写在他脸上的时候，我竟然在我阿妈的子宫里蠕动了一下。”这种神奇的“穿越”式描写明显来自于藏族信仰文化的轮回观念，但此后铊珈这一神秘的东西便没有再出现，直到作品中的人物斡玛-----“我”，这个心思细密、善于思考的藏族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时，神秘的铊珈才被我找到，“我”的阿妈坚信是由爷爷安排让铊珈主动回来找“我”的。与遁地而去的铊珈一样充满了神奇的预言性质的智慧，“我”如一个历经沧桑的智者一般目睹村子里人们的各类生活事象：打猎、护山、仇杀、信仰、恋爱等等，神枪手哥哥尼玛、唠叨的阿妈白拉姆、美女娜拉、画匠桑周、理智的村长惹索瓦等人则成为“我”具体观察的对象，通过他们奔波于世俗红尘的凡俗身影，“我”在苦苦思考着人---时间---空间之间的恒久而隐秘的关系。这种全知视角的手法使作品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浓浓气息，而“我”这一“文眼”则在这种气息中被充满了具有神性意识的诗化特征，日子在流逝，历史就由这些普通的凡人在书写着，在诗化氛围的调和之下，他们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我”在山顶独自喊出的无意义音节便象征了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真相：“我跑到山顶，对着一个旱獭洞大声地叫喊。我喊，阿勒萨伊如瓦咔咔咔！旱獭洞里充满了我的呐喊声。这样一句没有实际意思只是由音节组成的话语，被我重复了多遍，……多遍之后,嗓子眼里便有了一种通畅的感觉”。应该说，诗化的氛围让作品带上了举重若轻的美学效应，迷离而空灵。但是，也由此带来了人物形象单薄、故事细节被稀释等问题，因而，整个文本的核心表达离作者想要达到的哲学主题尚有一定的距离。
三、国家认同与政治抒情小说
国家认同是藏族作家近年来长篇小说中的一种比较明显的主体精神，在淡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的主体平台上，产生了一批典型的政治抒情小说的类型。“认同”(identity)这一词汇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后来为心理学所借用。之后，随着学科的交叉研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有侧重的解释与应用，比如希尔多逊把认同解释为“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张春兴将“认同”具体化为“一个人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观念态度、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群体趋予一致的心理历程”，费孝通认为认同就是“感觉是自己人的心理态度”[④]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创作了一些明显体现国家认同意识的小说，它们虽然以宗教或者历史的外形出现，但其内核均以表达中华认同为主，自觉将藏族的历史文化收纳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并对其进行了正面积极的注解与阐释，通篇高扬着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甘肃的藏族作家尕藏才旦是一个用笔颇勤、认真写作的作家，短短几年就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首席金座活佛》和《红色土司》，两部作品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叙事意味，表达了作者主体意识中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首席金座活佛》以宗教人物为对象主体，尕藏才旦也曾这样总结过自己的创作目的：首先他想把历史小说、叙事小说和文化小说的创作合而为一，《首席金座活佛》是初次尝试；其次，他认为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寺院、活佛等的叙述描写，张扬藏族文化的个性；第三是想探索安多地区的民族关系；第四是希望通过《首席金座活佛》反映安多地区藏人的历史生活，向读者展示藏族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万事万物感恩的心理，从而让更多的人热爱藏民族和他们生活的土地。[⑤]应该说，作品也达到了作家的上述目的，对藏族风俗的精细描写尤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从作品的主要脉络去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吉塘仓活佛承载着作家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作者的笔下，这个人物既是藏区德高望重的活佛，同是，又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商人。这种三位合一的身份使得人物已经超越了宗教生活的范围而跃上了政治平台：“吉塘仓交际广泛，来的客人很多，有内地请来观光旅游做买卖的汉、回、蒙各界人士，更有草地各部落的土官头人，还有吉塘仓所属神部拉德的教民，前来朝香拜佛、供经供饭或到金鹏镇出售土特产的农牧民朋友。”因此，人物的政治属性已经远远地大于宗教属性，或者说，宗教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表达政治生活的一个载体。政治斗争裹挟着宗教人物内部开始产生了矛盾与斗争，而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的指导下，吉祥右旋寺“抗击马麒的活动终于有了好结局”。《红色土司》则是名符其实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者以细腻深情的笔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甘南藏族人民在土司的带领下，全力支持红军革命的历史场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视同仁爱护人民的政策，也表达了藏汉团结的民族深情，作家的国家认同意识溢于言表。
另外，四川的藏族作家达真的创作也属于此类小说，如他的小说《命定》就铺陈了藏族抗日远征军战士抗日的英雄故事。
四、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写作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类型化特征，日常书写视域中的写实小说是对新世纪以来藏族当代生活的理性梳理与从容表达，经过历练之后的淡定平和的写作姿态其实是一种风格上的成熟与态度上的自信，它表达出藏族当代作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紧密贴合意识与主体创新意识，这应该是近年来藏族长篇小说最令人注目的写作动态与最有生机的绿色生长点。历史小说中的诗化氛围可能更多地从《尘埃落定》获得了艺术精神的启示，它的最终旨归无疑是对时间---空间---文化---历史坐标中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国家认同意识规约下的政治抒情小说则在文化叙事的外表下深蕴着比较明确的政治叙事指向，其文本面貌便相对清晰，文本主题相对确定。
小说体现了作家主体的整体分化与自我调整，齐泽克这样阐述了拉康的主体与小客体之间的关系理论，“在拉康的理论中，幻象指主体与小客体的‘不可能的’关系，主体与欲望的客体-----成因的‘不可能的’关系。幻象通常被设想为可以实现主体的欲望的场景。这一基本定义是相当恰当的。但这样说，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我们要在字面意义上谈论它。幻象所展示的，并非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我们的欲望得到了实现，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恰恰相反，幻象所实现的，所展示的，只是欲望本身。精神分析的基本要义在于，欲望并非是事先赋予的，而是后来建构起来的。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如何去欲望。[⑥]日常书写视域中的写实小说、诗化氛围中的历史小说、国家认同意识规约下的政治抒情小说均表达出主体精神与内在书写欲望之间的关系状态，无论成败，都传递出了藏族作家寻找对现实生活进行最恰切的文学表达方式的积极态度，其中既有着保存民族性特征、挖掘民族文化普适价值、寻找母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版图中的合理位置等深层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使命意识，同时，也传递出了某种隐秘的文化焦虑。
注释
[①]李佳俊《李佳俊评《紫青稞》：一部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小说》，见中国西藏网。
[②]《西藏农民生活状态的原生态小说“紫青稞”熟了》，见新华网。
[③]见中国西藏新闻网
[④]参见何博《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⑤] 见藏人文化网。
[⑥]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一、日常书写与写实小说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各种作家对藏族文化的“神秘化”描写着实令人疲惫而不安，完全由个人化想象而营造的虚幻文化镜像并没有给文学创作带来明显有益的作用，却使本来澄澈的问题显得复杂。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一些藏族作家对此进行了勇敢的回复，他们在创作中，以平实却自信的态度去书写着母族文化，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基调完成了“去神秘化”的任务，回归之后的大地细节显得真实而有力量，包容大气的文化气象令人赞许。这类小说多着力于普通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作品中仍然充盈着与汉族文化迥异的民俗细节与心理变迁，但是，其主旨却更关注藏族人物形象作为普通人的人间情怀，文笔如涓涓细流，书写着平实却温暖的日常生活轨迹，世俗的生活又因为宗教和民俗的注解而带上了强大的心灵力量，既有民族性特征，更有普适性价值，这类作品可谓是以日常书写为主的写实小说。
西藏的女作家尼玛潘多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紫青稞》，这部小说以八九十年代的西藏农村为描写对象，以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为表现主体，从容细致地叙说了新时代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作品既有藏族女性作家的独特叙事气质（如对宗教民俗生活的叙写，如灵动秀丽又含蓄节制的笔力），同时，文风踏实稳健，文脉气韵贯通，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化大气象。作者是一个充满寻秀才气又着意于真实生活的藏族女子，从其主体意识去看，有着表达与传承母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她渴望藏民族文化的普世价值得到关注：“在众多表现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西藏或是神话和玄奥的产生地，或是探险和猎奇的代名词，唯独缺少对西藏现实及普通人的关注，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①]在这种主体意识的支配之下，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藏区，但是，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已经超越了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局限。作品中的几个藏族女性带着对生活的热情渴望，不断游走在农区与牧区、牧区与城市的空间之中，在经济（或优越或贫困）与精神（或自由或压抑）之间寻找并思考着关于人生的真谛，那些普通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思考中逐渐走向了哲学的追问，表达出作者对于爱和恨、生和死、金钱和尊严等问题的深度思考。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经历着情感上的起落，感受着市场经济对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她们不愿意放弃对于幸福生活的执着追寻，其顽韧的生活态度与生命意识正如尼玛潘多赋予紫色青稞的最重要象征意义： “紫青稞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是，品种不是太好，但它的生命力旺盛，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所以，我用紫青稞来比喻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紫青稞的品质就是我书中描写的那些自强不息的人的精神。”[②]
而另外一个西藏本土的女作家白玛娜珍则以非常自觉的女性意识进行着藏区城市生活的原生态描写，是藏族城市写实小说的典型代表。在她的《拉萨红尘》与《复活的度母》等作品中，都表达出了作者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藏族知识女性生活细节与心理变迁的关注，这类多少有一些“自叙传”意味的城市书写方式无疑是藏族小说中值得关注的新品种。
总而言之，无论以农村、牧区还是城市为书写的空间对象，上述作家所呈现出的对藏族文化的“祛神秘化”描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写作动向，因为，日常书写是表达文化真谛最朴素的一种方式，如何以最真切的方式精描出普通人的生活本质，是小说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注释
[①]李佳俊《李佳俊评《紫青稞》：一部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小说》，见中国西藏网。
[②]《西藏农民生活状态的原生态小说“紫青稞”熟了》，见新华网。
[③]见中国西藏新闻网
[④]参见何博《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⑤] 见藏人文化网。
[⑥]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