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才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才旦
非常感谢省作家协会和青海师范大学为我召开今天的作品研讨会，非常感谢省作协领导和学校领导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感谢评论家和作家们在会上的精彩发言，也感谢各位作家、诗人朋友、以及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我的同事光临今天的会议，为会议捧场。
为我的作品召开一次专门的研讨会，说心里话，我很感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年较少为一个作家召开一次专门的作品研讨会，所以在感动之余，再次为我召开这次作品研讨会的我们学校和青海省作家协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老实话，自己从事文学创作多年，也发表和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为自己的作品召开一次专门的研讨会，是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和心愿，因为通过研讨，可以总结自己创作中的成败得失，以利今后的创作。今天，在省作协和我们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研讨会终于如愿召开，圆了我多年的梦想。
为一个作家召开一次专门的作品研讨会，意在研讨这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成败得失，肯定成绩，批评不足。今天的研讨会，无论是领导的讲话，还是评论家和作家朋友的发言，对我的创作肯定的多，褒奖的多，批评的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爱护，但为了我今后的创作，我还是希望听到更多的批评的声音，以便写出好的作品。
几位评论家的专题发言稿，我们已经做为一个研讨会的作品专辑，刊发在了我们学校的学报上。此前，我已经认真地拜读了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他们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分析和评判了我的作品，评得很深刻，也很有深度，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里再次对他们表示感谢！
另外，为这次研讨会的召开，省作协的有关同志和我们学校党委宣传部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真实的幻象与幻象的真实
——才旦小说创作散论
刘晓林
在青海的藏族作家群体中，才旦无疑是一位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辛勤而又极具坚守精神的劳作者。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才旦已有了30余年的写作履历，创作了4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堆垒了一个极为繁复、丰饶的小说世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个清晨，当才旦决意走上小说创作这条终将为他赢得骄傲又注定是艰辛的道路的时候，或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写作将要贯穿一个相对完整的藏族文学蜕变、转型、并呈现出百舸争流，艺术追求多样化倾向的历史时期。而且，当时他也不会想到，自己将伴随着80年代文化寻根的潮流，在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与生活习俗的自觉体认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才情与气质的题材界域，确立个性独具的文学立场与叙述方式，从而实现化蛹成蝶的风格转变。
在藏族文学的大系统内，藏族作家运用现代汉语及现代文学形式表现本民族生活的文学创作出现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以丹正贡布、伊丹才让、饶介巴桑为代表的藏域诗人，着意表现藏民族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体验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从心底由衷吟诵出了对新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前景的憧憬，这些诗歌作品重视对民族风情的描述，在诗歌体式和意象运用上也从藏族传统诗歌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然而因对时代文学主题的热衷和对文学中心话语的追逐，在挖掘、呈现民族文化与精神方面非常微弱，缺少将创作与民族文化血脉贯通的自觉意识，而凸显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才能显示民族文学的独立特色。同时，这个时期，藏族作家殊少小说创作，似乎将史诗“格萨尔”的世代传唱所显示的伟大叙事传统衍变为现代小说文体的叙事还需要更多时间的磨砺与经验的积累。直至文革结束的新时期，藏族文学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降边加措、益西丹增、扎西达娃等人建立在本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和现代汉语小说经验基础之上的小说写作，或描述藏民族命运的历史变迁，或在现代文明意识的烛照下反思民族文化，通过对生活的整体把握、人物形象的精心刻划和对边地场景的精细描摹，显示了驾驭小说文体的娴熟，使得这些作品毫无愧色的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才旦的创作正是开始于藏族汉语小说的滥觞时期，他和比他年长、稍早出道的多杰才旦一起成为青海藏族汉语小说写作的开山辟路之人。
如影随影般与新时期的藏族文学形成共振关系的才旦，最初以艺术学徒的姿态努力追踪着时代的主流文学，基本沿袭了藏族汉语写作一些既成的套路、卯榫进行实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现代化的想象与追逐作为一种集体价值取向成为判断一切事物存在合理与否的重要尺度，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深刻影响到当时的文学书写，藏族文学在表现民族生活时也难以脱离这种群体思维的窠臼，这自然也在才旦早期的创作烙印上了明显徽记，比如他的《草原回旋曲》、《耕牛风波》等作品，无一例外以新与旧、保守与开放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作为构思的原点和组织情节的依据。此时的才旦工作、生活在果洛草原，雪域腹地的生存境遇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实际上映射的正是藏民族本真的生命状态，由此原生性情景介入有可能抵达藏民族精神的深处，然而，才旦虽出身于藏语专业具备进入本民族心灵世界的优越条件，并且怀着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切，有着小说写作者留心生活的职业素养，但却囿于流行的文化理念，选择了“他者”的视角观察生活，因而无法获得穿透生活表象，勘探民族精神赖以生成的文化之根的眼光，更无从塑造自我的艺术个性。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藏族汉语小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裂变，在民族寻根的自觉意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融合中，出现了表现藏域神秘、魔幻气象的极具探索意味的小说写作。藏族作家之所以倾心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乃是拉美作家对于生活的现实与幻象的理解，给予他们的重要启示。马尔克斯曾解释拉美人理解的“魔幻”与“现实”，“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是每天的现实。我们还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由衷地相信存在着这种现实，它同理性主义者们所理解的现实相去甚远”[1]，显然，马尔克斯依据自己民族的观念，拒绝承认西方理性话语所裁定的现实与魔幻的界限，在他看来，魔幻即现实。而广袤藏区同样也是一个现实与幻象难解难分的场域，这里高寒酷烈，自然环境恶劣，生存境遇艰难，人们虽不屈从自然，但更愿意与自然建立一种彼此精神相契的关系，面对自然所显现的超凡力量，他们认为这是神灵意志的体现。他们在想象中将山川湖泊视作神灵的居所，视作神灵的化身，相信自己生活的地域是一个人神共处的所在，相信有一个真实的神灵世界存在，因此，在迢遥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有一定仪轨形式的自然崇拜信仰，这种民间信仰传统又与宗教意识相互渗透，使之成为深刻影响藏民族人生观念与生活形态的重要因素。藏域以外人们看来不可解释的或不可能解释的神奇事物，在藏民族眼中却是神灵的显影，是自己经验之内的现实。这种观念恰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真实的认识不谋而合，所以，力图表现本民族生活和精神的本相的藏族文学与拉美文学相遇并迅速结缘，显得自然贴切，顺理成章。
才旦正是在这以文学氛围中，他的艺术自觉被唤醒了，他似乎找到了长期苦苦寻觅的进入本民族隐秘精神世界的路径，他开始调整叙事策略、重新确立表现藏民族生活的书写方式。此前他的写法大体是质朴本色的写实手法，这是则对写实手段能否更准确传神凸显带有神秘气息的藏民族生活形态和惯于静默内省注重精神性体验的民族性格产生了犹疑。才旦曾谈及多杰才旦、以及用母语创作的德本加的小说，认为他们的缺点是“过于强调对生活真实的理解，而忽视对小说虚的把握”，缺少一种“轻灵”或“空灵”的艺术感染力[2]，虽然才旦一再表示，选择何种表现手法要视题材而定，而这里所透露的信息则是在他的心目中，写作手法实际上是分层级的。依据我的理解，才旦并不是要区分写作手法本身的优劣高低，而是以是否更有效传达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生活的本真状态作为判断标准，在他看来，那种空灵的艺术格调与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本质更加匹配和谐。在这种艺术观念的支配下，才旦实现了自己小说风格的蜕变，自1989年，第一篇表现藏地神秘性的小说《枯叶两片》问世之后，他以蓬勃的激情营构着在幻像与现实的穿越中捕捉民族精神真实的小说世界，他终于找到了能够自如驰骋想象力、灵感和性情的艺术领地。在他迄今为止结集出版的两部小说集中，在他大量的作品中精选的19篇小说，大多是表现藏地神秘、魔幻形态的作品，这无异于向读者表示，这是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与品质的作品。
阅读的才旦小说，会发现他对一个主题情有独钟，那就是他在许多作品中共同书写的寻找主题。历来涉及“寻找”题旨的小说，大体上都是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主题表达，一是在情节上呈现艰辛寻找的过程并以此作为叙事线索，一是在作品的意义指向传达寻找的哲理蕴含。寻找意味着发现，所以寻找的过程就是一次发现之旅。才旦的中篇小说《去卡日冈》中丫丫为唤醒已成植物人的丈夫贝贝，千里迢迢去丈夫的家乡卡日冈寻找蛇髓药，然而旧日的村落已经塌陷，移址别处的卡日冈村一充斥现代气息，再也不是牛来畜往，帐篷连帐篷的景象了，蛇髓药已随村庄的陷落无从寻觅了。离开家乡的贝贝在都市成为长睡不醒的植物人，是在现代社会迷失的象征，而丫丫回乡寻药，则意味的是贝贝的精神还乡，寻药的旅程便是回到生命的原生之地寻找精神救赎的过程，然而寻找却无果而终，这实际上暗示在强势的“现代”的冲击下，可以安顿心灵的家园已不复存在。中篇小说《蛇塔》有两条叙事线索，其中一条是年轻女孩美娘进入草原腹地寻找母亲，而母亲瓶儿多年前离家则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两代人前赴后继式的寻找，是对失落的亲情的期盼。而短篇小说《香巴拉的诱惑》在对一个藏族部落向西方迁徙秘密的探究中，表达了一个有着确固信仰的民族九死不悔的对于“香巴拉”所代表的理想世界的追逐。才旦关涉寻找主题的小说各有具体的寻找的动机与目标，但这一主题在其创作中的不断复现，则曲折透露出才旦本人的一个心理秘密。《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中，儿子“寻找父亲也是一种修行，修行的结果是找到父亲”，那么，是否可以理解，才旦在漫长的创作探索中逐渐接近民族文化的本源也是一种修行的过程，结果是他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写作的方式，通过对民族生活中亦真亦幻景象的把握去破解民族精神的密码，而且找到了自我精神可以栖息之所，灵魂可以皈依之所，并且由此明确了写作的意义。
风格转变之后才旦小说写作，着意去呈现那掩映在藏民族神性思维所创造的灵性世界幻象背后的真实，即心灵的真实。藏民族万物有灵的观念，赋予眼光所及的所有事物以神性的品质，河流湖泊、山石草木，在他们看来，绝非是无生命无意志的纯粹物质存在，而是充满了喜怒哀乐与人类的生活休戚相关。藏民族所理解的动物世界也是如此，因为动物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早期便建构了动物图腾崇拜的信仰传统，形成了动物神灵即可给人们带来幸福，也可以招来祸端的观念，这种信仰的力量无处不在，渗透在藏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左右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元素。才旦小说《蛇塔》中，老光棍郎布偶遇一个令人惊异的奇观，百余条蛇盘成一座蛇塔，郎布相信蛇会给属蛇的人带来好运，而自己恰恰属蛇，欣喜的郎布情不自已地俯身膜拜神蛇，果然，不久他便遇到了年轻貌美的姑娘美娘喜结姻缘，相反，同样属蛇的杰日布，为了钱财杀蛇而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对藏民族动物与人的祸福忧乐关系的形象化诠释，当然，神灵给人带来不同的命运，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人的行为与选择，敬畏神灵与亵渎神灵实际上是人性善恶表现，因此，在才旦关于神灵崇拜的书写中测试的乃是人性的温度。
佛教讲“诸法由因缘而起”，本质上描述的是世间万物的互存关系，即一切现象是在相互之间的联系中存在的。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民族“因果联系”的观念根深蒂固，成为他们判断一切的重要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才旦的小说中也有形象化的投射。上面提到的《蛇塔》便涉及了因果报应的现象，而对异时的互存关系更深入的表现则是中篇小说《菩提》，塔拉部落王的转世真身应是坎布多杰，而阴错阳差，贡巴达杰被错误认定为部落王转世成为新的部落王，此后，贡巴达杰一系列荒谬的违背教规祖法的行为让人们无法解释其缘由，而坎布多杰则在一位云游喇嘛的启发下，瞬间学会了画画，领悟了“非无则有，非有则无”的认识论，真相大白之后，一切都可以在因果的链条上得到解释，贡巴达杰荒唐悖谬的行为乃是其根性中不具备成为一个王者应有的理智与修养，而坎布多杰在顷刻间的觉悟乃是出自天性慧根。小说中说，“世上的事，有缘必有故，有故必有缘”，那么这件错认部落王的严重事件缘何而起，其因便是按规矩，前世部落王的证物标志应在寻访新部落王时才能看，而主持部落政务的扎登王爷却提前偷看了证物，天机不可泄露，而泄露了天机这一因最后导致错认部落王这一混乱之果。依据佛教的观念，世界就是无数的时间和空间的因果相续连接起来的网络组织，藏民或许正是通过生活中的因果报应彻悟了这一观念，从而产生了获得善果必须创造善因的内心守持的律令。
才旦有多篇涉及生死轮回题材的小说，这更直接地触及到了藏民族的精神向度中关于前生、今世、来生的转世观念。转世观是人类原始思维中灵魂不灭的意识与佛教中六道轮回说法结合的产物，深刻影响到了藏民族人生态度，一方面，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的认识使他们能够达观地面对生死问题，另一方面，今生为前世之果，为来世之因，如何求得来世的幸福，便是要看今生的修行，于是促成了他们对当下负责的生活态度。灵魂不灭、轮回转世是藏民族确信不疑的生命形式，因而成为他们生活形态中重要的因素，才旦对此不遗余力地书写，是基于对藏民族生死观念的深度体察的考虑，他用小说的形式探究着本民族的独特的生命意识。短篇小说《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开明头人琼布夏在文革时期，被造反的红卫兵迫害身亡，转世托生在一户牧人家中，名为边巴加央，十年后边巴加央被接回了琼布夏大院，与前世的妻子再次结为夫妻生活在一起。这个奇异的故事可以视作对转世轮回观念的一次展演，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设计了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按照琼布夏头人模样雕刻而成的一个类似陀螺的“头人”，当年红卫兵用鞭子赶“头人”，是对他精神同时也是对肉体的折磨，而今，“头人”成了边巴加央的玩具，每天炫技式地抽打“头人”。“头人”是真实的琼布夏头人的化身，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世”或“转世”，红卫兵鞭打“头人”，是利用固有的灵魂附体的观念对琼布夏身心的摧残，而边巴加央的鞭打则有着更多戏谑与嘲弄的意味，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对灵魂不灭意识的亵渎，而这或许正是轮回转世观念在科学理性或实用理性盛行的现实中的遭遇，在此，才旦流露出对民族文化的可能陷落的忧患与悲怆。
才旦的小说凸显藏域的神秘并不仅仅以此表现藏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精神气质，同时还寄予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与忧思。短篇小说《一对夫妻在阴世和阳世关于一个城市的对话》，从“有意味的形式”的纯粹艺术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并不完美，人鬼对话的表现形式和生活内容之间存在裂隙，然而这确是才旦小说极具现实批判意识的作品，对当下官场的潜规则、腐败现象以及为了政绩而置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愤怒。《阴阳之界》则是一篇具有文化反思色彩的小说，以两条线索叙述了一个年轻牧人在草原和都市中的经历，在草原时他叫巴，他的奇特想法是“沿着太阳和月亮行走的轨迹去寻找自己的根与源”，最后却没有走出草原，出走的后果是恋人珠疯了。在城市他的名字叫兹，长年不脱的袍子长在了身上变成了一层皮，因为眉毛是抿着的，被认作是童男子而倍受宠爱，但他必须接受手术除去那层皮才能被城里人接纳，而手术之后发现他并非童男子而被宠爱他的人弃如敝屣。两条线索并无交织，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巴和兹是不是同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和兹是一个精神合体，是草原人的象征，反映的是现实中草原人浓重的孤独意识，巴不满草原闭塞与保守，却寻找不到走出草原的道路，兹在都市的经历无疑是精神异化的过程，他被城市的利益原则和浇漓世风所奚落嘲弄，这个奇异故事触及到了一个有着自身悠久传统和文明历史的族群在现代社会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对民族出路的深度关切与忧患意识使才旦的小说因此获得了某种厚重感。
才旦是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小说家，他在写作实践中不懈地探索着与所表现题材的神秘气象相适应的文本形式，大多结构繁复，多条线索或交叉或并行，叙述角度自由转换，剥茧抽丝般推进，建构了一个个具有复合性质的文本，与藏地场景中奇幻、诡异的氛围构成神契。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是敲开坚果的硬壳，然后一点点拆解其内部构件，最后获得了果核，自有一种揭秘的快感。《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是一篇在文本形式上力求极致的作品，综合了多种叙事元素，现实层面上藏地事务研究所副所长波接到一封让自己啼笑皆非的来信，一个名叫桑的孩子称波为父亲，而波事实上既未结婚而且天生患有阳痿症，而在幻象层面上，波的前世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他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女人羊子生有一子，作者让波的前生今世的经历在同一时空中碰撞交织，叙述者的客观叙事与作品中几个人物各自的叙述交替进行，多种声音交响混合，而文中又穿插了波所写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波在无意识状态下写作的，却透露了他前世的秘密，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架构繁巧，迷离复杂的文本结构。才旦小说还有一种互文性文本，也就是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品中复现，比如《蛇塔》与《蚀了的太阳和月亮没什么两样》，比如《香巴拉的诱惑》与《红色袈裟》，这些作品之间存在一种“重写”的关系。关于“重写”，荷兰学者佛克马认为是文学写作中一种常见的复述与变更的技巧，即对旧有的典型和故事一种创造性的重新叙述[3]。才旦本人则认为“重写”可以起到一种“同一素材不同版本”的对照和比较的作用[4]。这些可以对照比较的文本，或相互补充内容的空白，或是题旨在不同的叙述观点中呈现差异，或是主题的延伸拓展，作品在相互链接的关系中生成了异于孤立文本的新的意义。凡此种种，表明才旦小说是极具创新意识与探索意味。
在30余年的写作历程中，才旦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活力，始终不停顿地摸索着新的表现领域和书写方式，使其创作的风格处于流动不居的变化之中。或许，已年届花甲的才旦还会延续自己的这一创作姿态，他未来的写作依然存在变数，那么，就让我们等待，等待这个像魔术师一样的写作者给我们新的惊异。
注释
[1]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才旦：《论青海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载《文坛瞭望》2003年第5期。
[3]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新方式》，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4]才旦：《香巴拉的诱惑·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魔幻与现实的双重诱惑
——才旦短篇小说简论
毕艳君
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许多植根于本民族文化沃土上的创作，因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一种独立的思考方式以及具有探索性的创作方法，而被广大读者所推崇和认可。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藏族作家所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曾经风靡文坛，出现了像扎西达娃这样优秀的藏族作家代表。而作为青海藏地上的言说者，才旦也是禀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游弋于现实与虚幻中的创作代表。
一
魔幻现实主义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中一个最重要的流派。它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基础上，吸收或运用来自民间或古代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幻想、幻景、夸张、梦魇等特点，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焦虑等观念，折射出制造一种超自然而又不脱离自然的神奇气氛，它并不是回避现实生活去臆造一个幻想的世界，而是面对现实、深入现实去发现人类生活中的奥秘，充分体现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独特风格。
由于藏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以及其丰厚而独特的宗教文化中神秘因子的大量存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展示藏族独特而神秘的文化可谓相得益彰。宗教强烈地构成了藏族人的生活，与他们的生命水乳交融。无处不在的宗教，也给藏族传统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传统文化的神秘与深沉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下得到了充分地展示和挖掘，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民风民俗作为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频频出现。而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衬托下，魔幻现实主义也因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得到了完美应用，在艺术特征上呈现出神秘、魔幻、荒诞的特色和风格。二者既相互依托又相互渲染，这种内容与形式上的完美统一，在才旦独立的思考方式下创造了一种似真似幻而又略显神秘却又真实的藏民族生活图景。
翻阅《香巴拉的诱惑》这本短篇集，我们不难发现才旦对本民族神秘文化的一种运用可谓是得心应手，俯拾皆是。无论什么故事、什么事件，我们处处可见才旦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铺展。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他擅长于将藏民族神秘的神话和现实、宗教传说和风土习俗交汇在一起，使作品在一种浓郁的藏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氛围中缓缓展开，既而在神秘的宗教生活、古老的历史传说、传统的风俗习惯、怪异的自然现象中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而这思考，就不仅仅是对故事本身的思考，更多的是对这种文化形成背景的认知与思考。同时，它也是作者本身对藏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强烈的宗教意识、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及独特生活的着力表现。
在《世纪人的风景》中,怀孕的女人“吉”是在天空桔红的云飘到自己头顶时,在一阵剧烈的腹痛中生下了儿子“皮”,而这个不同寻常的场景注定了儿子皮将来的非同一般。果不其然,儿子皮竟然是尼家族大老爷子的转世，就在那片橘红色的云在天空流动时,注定了两个生命在前世今生的一来一回。而在《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 中,边巴加央作为琼布夏大头人的转世,也是在母亲超月份的怀胎中在一片吉祥红云的笼罩下出生的。只有他,敢玩赶头人的游戏,也只有他,即使是个孩子也在享受着头人能享受的一切。生命的轮回在藏民族的信仰中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一个生命的消失与重现却又是有迹可寻的。于是，我们在才旦的描述中，看到了皮脖子上吊的小葫芦般地肉铃铛和边巴加央眉心里的红胎记，在看似迷离的渲染中用真实显现的东西印证了轮回的存在。
《香巴拉的诱惑》和《红色袈裟》两个故事历史背景虽然不同，但故事内容同出一辙。讲述的是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几十年乐此不疲绝不动摇地西行之路，带出了这个家族神话传说一样的一段历史。无论是索玛尔家族还是太阳家族，无论是没有结局的遗憾，还是70多岁的“我”和128岁族长爷孙式相依为命的离奇结局，才旦都在他熟悉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用了然于心的别样叙述给我们展示了藏民族深厚的一种文化底蕴。他们是在一种不容撼动也不可能被撼动的信仰下坚持着他们的生命，生命不止，信仰不息。于是族长生病，所有族人都不可能健康，他们要与族长同呼吸共命运，却从未想过要背弃族长。也许，这是神奇而荒诞的，也许这是扑朔而迷离的，但在才旦的文字中，我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背景的挖掘下看到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坚持与执著，从而加深了对藏民族的认识。明白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信念，这片从古海崛起的高原，这块中国西部的巨大高地在历史星光的照耀和雪域光芒的照耀下散发着它无可比拟的魅惑。
《藏獒》中，四岁的阿甲从不吃母乳却一直在吃藏獒的奶，而到四岁还不会走路的他却因为藏獒的假死而开始了奔跑，似乎他今生的到来就是为了等待与藏獒和某人的相遇，直到遇到前世做部落王时的管家华烈，大家才明白他就是部落王的转世。然而造化弄人世事难料，阿甲又因为屁股上那个公章印上的一点错误又失而复得回了家，却不知，这一回，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因为突然而降的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生灵都不复存在继而整个部落都悄然消失了。本以为是圆满结局，谁料才旦笔锋一转却让人长久回味。似乎阿甲的降临于世，就是为了完成转世的使命，一旦这个使命破碎，阿甲的生命也即结束，甚至于这片草原的一切也必将结束。也许“死亡不过是生命之旅中的一个驿站或一道门，推开它，开始了另一段生命。”在《蚀了的太阳和月亮没什么两样》中，36岁的老光棍瘸郎布因为在六月十六这天看见了神奇的蛇塔后，结束了自己的光棍生涯娶了漂亮的汉家姑娘美丽。属蛇的人遇见蛇就是遇见了自己的保护神，于是郎布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而同样属蛇的达拉却因为自己与蛇塔更准确的说是因为与美丽的失之交臂而耿耿于怀，结果生出邪念，想用这些蛇来赚钱，却不曾想到一切自有天意，命丧他地，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这种种看似神秘与离奇的故事叙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生活在青海藏地上的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强烈的宗教意识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才旦离奇的叙述中真切感受着藏民族的生存历史和生活体验。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才旦作品中涉及转世、保护神以及前世今生等等看似虚幻却又不得不让人感觉真实存在的种种言说。因为他给我们叙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在用不同的内容和情节浓缩着藏民族深厚的传统与宗教文化，荒诞、夸张、神秘、魔幻都只不过是他艺术的表达。它们打破了生与死、人与神的境界，把现实的事物与非现实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体现魔幻现实主义“将神奇的描写与现实的反映奇妙的结合起来，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这一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其作品在创造具有民族性特质的文学方面所做出的有益的探索。
二
因为深谙本民族的一切，因此在表达方式上，才旦做到了现实与虚幻中的自由穿越。而这种熟稔的驾驭，不仅仅是他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与魔幻题材的不同表达，即使是在同一篇小说里，他也做到了现实与虚幻的自由穿越。
在《阴阳之界》中，才旦描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巴”和虚幻世界里的“兹”，同一个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命运。现实生活中的巴是个“穷得连阿爸阿妈这起码的家产都没有”的放羊娃，因为穷，就连相恋的恋人也不能朝夕相处为他而疯。而在虚幻的世界里，他来到了阳光灿烂的城市，受到了许多女人的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是这个城市难得一见的童子。两个世界，一个真实，一个虚幻，但他却在不同的世界有了不同的享受。现实世界里，他穷得一无所有，穷得被人看不起，为了爱，最终只能携已经疯了的恋人远走他乡。虚幻的世界里，他走到娜里都是受人欢迎的童子，带着他的丫走到哪里都会因为他而骄傲，可最终因为他不是童子而被抛弃。看上去这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也在传统与现代的文明交错中折射出了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尴尬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带给人们的思想变化和冲击。
《一对夫妻在阴世和阳世关于城市的对话》同样在看似荒诞离奇的故事对话中引出了一段真实的故事，现实与虚幻的交错中现显了才旦对现实的一些思考与诘问。主人公妲一出场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漂亮女人，而她的死却又与这个小城的市长自己的丈夫紧密相关。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没有几个人是能抵挡诱惑的，即使是她优秀的丈夫，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宰这个城市命运的人也未能幸免。在他特批修建城中心河坎里的娱乐城并顺带修了属于自己和对手的别墅时，他的结局似乎就早已注定。因为在这同时，他还为了政绩特批修建了一座水库，如果他知道，正是这座水库将来会吞噬他和六百三十多个无辜的生命，也许他会停手，然而，当他正在仕途之路顺风而上出政绩的时候，他是无法预料如此悲惨的结局的，更何况这里还带着他对情人的爱意。只可惜，事与愿违，政绩是出了，随后却遭了大难。一对夫妻在阴间与阳间的对话，带出了人们对现实最深刻的反思。
《皈依》的故事更是扑朔迷离，主人公“公羊”因为卡嘉颇章寺的活佛在梦里给领导打过招呼而被请去写《佛典》，报酬竟然是兑现他20年前的一个祈愿。不管公羊愿意不愿意，佛的意愿不可违背，于是公羊一走就走了大半年的时间。而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不在家的时候。20年前他祈愿的无论10年、20年、50年、100年都希望离开自己与人私奔的恋人蛾儿回来的愿望实现了。蛾儿回来了，虽然她不是以蛾儿的身份回来的，但她毕竟是真的回来了，回到了公羊居住的冈巴拉的皮尔布拉巷，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可是这个心里早已装着别人的女人，像谜一样的要了另外3个女人的命，最后在公羊戳穿了她的真实身份后自杀身亡。谜一样的故事，谜一样的案件。才旦在他流畅的表述中给了读者并不流畅的思维，荒诞、离奇中隐约让我们看到了佛前的某个祈愿。《从此走向无奈》中的作家强嘎因为对酒无法控制的迷恋，而导致深爱自己的妻子自杀，这是个悲剧，但故事中穿插出现的假喇嘛以及朋友娶朋友遗孀的事件却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为了一个嘱托，在这个民族生活的这片大地上，人们可以完全不顾及年龄和身份，心中长久地只存感念。也是为了一个嘱托，《妻母的故事》中段波成为了比边巴小两岁的丈人。才旦不仅在虚幻和荒诞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了铺展，而且在现实的描述中也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与现代社会的某种冲突。故事看似离奇，但在这个民族充满神性和幻想的文化背景下展开，一切又显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红色袈裟》中，当七十岁的“我”和我一百二十八岁的爷历经一段神奇历史之后相依为命生活时，爷企图越过沼泽地的愿望只因他看见了河对岸如隐如现的一个现代化都市，一个既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又有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与现代人在广场上休闲的场景。现实与虚幻交错展现，神奇与真实并肩存在，一百二十八岁的爷甚至还想做个载人风筝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飞到现代都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犹如梦中。但这就是作为现代藏族人所要面临的抉择，保持传统一成不变还是寻找出路与现代文明接轨，古老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故事的演进中闪现着它的光芒。
作为青海高原这片雪域藏地上的言说者，才旦虽然现居城市，但从小耳濡目染浸透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他却是站在藏文化圈内,切切实实以一个藏人身份进行言说的作家,因而在他无限的眷恋和热爱中，也有着对这个民族深刻的反思与期盼。他既反思本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不能和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同步前进的现实与冲突，也期盼着古老传统的藏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转型。因而在作品中，无论是插入神奇、怪诞的幻景,还是具体描述现实的故事，他都通过描写同胞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情结和心理状态,在似真非真、似明似暗、虚幻相间、难辨真假之中让人长久回味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文化。
三
一说起藏地，人们眼前就会浮现出寺院、经堂、佛像、转经、磕等身长头的佛教徒、顶礼膜拜的苦修者、色彩斑斓的玛尼堆、连天蔽日的猎猎经幡以及虔诚专修的红衣或黄衣喇嘛等等这些每天每时都有的景象，这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天笼罩在如此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即使不是当地的信徒也常常会被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著所深深打动，内心常会被一种强大的神圣感所充盈。因此，凡是走过藏地、深切感受过藏民族生活的人，都说每走过一次藏地，心灵就等于有过一次净化。“在藏地，纵使我见过万千座经幡，也不能不为下一座而感动”。这里有所有人期待的庄严场面，也有热情奔放勇敢豪迈的民族性格和优雅端庄高贵虔诚的宗教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藏地寺院，与那些虔诚的、善良的、五体投地磕着长头的信徒相遇时，无一不会为他们时刻在为众生祈祷祝福之心所触动和感染。
因为有着这种文化底蕴的浸润，也因为20世纪30年代欧洲最初的魔幻现实主义来自于绘画的评介，因此才旦在他富有特色的故事表述中也处处展现了一种大写意式的描绘。在他的笔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我”和“他（或她）”的对话，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而不是故事中人物之间你我分明的单纯对话，也许是我也许又不是我，人称变换交插，对话却又不用引号，有时又穿插进人物的内心独白。这种看似陌生化的叙述不仅渲染了整个故事的审美效果，而且大大增强了故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景物的描述上也是如此，没有细腻的刻画，只有写意的涂染。在《世纪人的风景》中，尼家族大老爷的转世“皮”出生的时候，“起初，东天上出现了苍蝇似的一个桔红的小点，后来，那小点开始渐渐地洇大------再后来，那渐渐变大的桔红的云就循着白天太阳所走的轨迹，横渡中天，朝西的天际飘来，飘时，愈加地在放大。”《阴阳之界》中又这样描写：“草原被野季里没有色光的太阳涂染成了一幅色彩含混的拙劣画，无限朦胧，无限辽远。”当某种预兆出现时，景物的隐喻也是有着几多的蕴含。在《世纪人的风景》中，当知道尼家族大老爷的转世是“皮”之后，草原下了一场大雪，整个草原被覆盖了。而在《藏獒》中，阿甲死去的夜晚，“草原也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雪，大雪像一床厚重的棉被，把部落的草原捂了个严严实实”。藏族人对天空、湖泊、大山都是赋予了灵性的，在他们看来，青藏高原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宝贵家园，雪域高原上的一切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而雪的降落与否，也与他们心中某些隐秘之事是密切关联的。又如《皈依》中：“下雪的夜夕是靓丽而纯净的，猛乍间给人一种没有太阳的白天的感觉，这使人的心情不由地从沉夜的压抑中变得轻松起来。”《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中，“午后的太阳依旧像一张失血过多的产妇的脸，白惨惨地从阴空里鸟视着空寂寂、冷飕飕的琼布夏大院。”在着墨不多近于写意的描绘中，往往暗含故事发展的趋向与结局，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尤其是在他描写一些离奇事件或重大事件时，那种大写意式的挥毫泼墨与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他的一气呵成与酣畅淋漓。
作为熟悉本民族文化的才旦，作为青海藏地藏族生活的再现者和言说者，像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才旦在语言上也广泛地借鉴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大量使用本民族的方言俗语,使表达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像故事中一曲忧伤情歌的反复出现，就在以歌传情的曲调中让人感受了藏民族的民族特色。例如《阴阳之界》中“天上的云彩黑下了，地上的雨点儿大了，想起心上人哭下了，说起了你走时说的话了”。除了情歌，还有许多藏族同胞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与谚语都在不同故事的演绎中频频出现，熟悉的就像一个家里的俩兄弟在日常对话。这种表述，即使是作品中出场的人物恍若是梦中人，他们来之蹊跷，去之迷离，或者是作品中常常出现似死犹活，鬼魂与世人对话等等一类的荒诞怪异的情节，整个故事也不会存在任何阅读上的障碍。
从《香巴拉的诱惑》这本集子来看，才旦的创作是成功的，他做到了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再现独特的民族生活画卷,在夸张、象征、荒诞、意识流等的艺术表达中使作品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众所周知，以《危地马拉的传说》《玉米人》《这个世界的王国》《深沉的河流》《百年孤独》为代表的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普遍弥漫着孤独、消极、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而我们在才旦的的作品中欣喜地看到，作家的思考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乐观的。
在很多次的读了藏族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身处同一片土地上的藏族作家的作品后，不得不再次感慨当代藏族作家确实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很有才华的创作群体。千百年来，雪域大地上斗转星移、春夏秋冬的生活提炼出了他们仁慈、神性的光芒。在这样一种弥漫着神话、传奇、宗教层层尽染的神秘而深沉的文化背景中，相信才旦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与凝重的历史感的作品将会走的更高更远。
参考文献：
1. 陈众议 ：《南美的辉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世界文学评议丛书:2012年电子版
2.陈众议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才旦 ：《香巴拉的诱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4.陈庆：《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 徐琴：《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评扎西达娃及其小说创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6. 蒙丽静：《西藏魔幻之魂——略谈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大同高专学报1996年第4期
才旦中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之我见
雪归
【摘要】才旦是用汉语从事藏地文学创作的藏族作家中颇受注目的一位。才旦的中短篇小说，借助具有“拉美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其鲜明的表现藏域神秘的写作风格，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以及行为心态。本文通过对才旦部分中短篇小说文本的解读，对才旦中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才旦；中短篇小说；艺术特色；叙写方式；表现手法；魔幻现实主义
一个人成长记忆中的磨难，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人今后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这是我在阅读《菩提》和《香巴拉的诱惑》两部小说集的间隙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两部小说集的作者才旦是我的家乡人，他从民族学院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我还不到一岁。很难想象经历过父亲早逝以及家庭困顿被迫辍学的才旦，这种成长磨难曾经带给他怎样的辛酸与苦痛。但我相信，正是这种直观与真切的苦难体认，更有利于一个创作者灵魂深刻，精神坚挺。
我们的家乡是一个有着驿站之称的小县城，湟水河终日川流不息，洋芋、油菜、小麦等农作物与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共同丰富着我们的视野，汉、藏、回、土等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具有1600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院——夏宗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削发皈依之所——就在这个小城。“部分少数民族作者的确定优势，就在于他们有可能以一种与汉族作者不同的思维定势、心态结构和传情达意方式观照世界。”著名评论家、作家、研究员胡平如是说。出生在卓仓藏区自然村落的才旦，在由佛塔、玛尼经院等等卓仓文化的因子所构建起的地域内，对于藏家生活自小就十分熟悉，加之又有着多年在藏地工作和生活的经验，这些阅历，使才旦的文学创作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中短篇小说集《菩提》和《香巴拉的诱惑》所收录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藏地——无论的农区的还是牧区的——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其中大量的篇幅，更是充满了藏地所独有的神秘与奇幻色彩。
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质朴清新的藏区生活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这是才旦这两部小说集的艺术特色之一。才旦小说中常见的经幡、佛塔、僧侣、牦牛、羊群、修行洞、玛尼石刻、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信徒等等，这些由牧区草原意象群落构成的原始淳朴的地域风物，与汉族聚居地的日常所见迥然不同，是藏地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不仅仅停留在满足阅读者浅层次的猎奇之中，他借助小说中人物及其与民族性相统一的独特精神气质，通过人物语言、结构形态、描写对象等多方面的综合展示，来还原一个民族本来的面貌。
《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中出现的孩子桑，胸前挨肉别着佛像，他用自己窄小的身宽，却不是像寻常磕长头的朝圣者一样用身长来丈量漫长的转经道，年幼的桑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虔诚形象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菩提》中，那拥有大智慧的嘉木央格西，以及那有着神奇的出身后来顿悟的第七世塔拉部落王坎布多杰，这两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沉着、睿智、达观、通透、冷静等等禀赋让人叹服；在《蛇塔》中还有暗中帮助瓶儿却不愿公布真相的郎布……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这个民族独特的气质和精神，给读者以新鲜感的同时让人顿生感佩之情。透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嘉木央格西等人，除却自身在小说中扮演作家所赋予的特定角色的同时，在现实的藏民族中，也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在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古朴的、信仰的力量烛照大地的地方，有许多闪烁异样光芒的人物，信仰的力量所迸发的能量让他们执着又坚强，内敛而深沉，支撑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正如才旦在《菩提》的后记里所坦言的，叙写方式和表现手法“学习和借鉴具有‘拉美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种将藏地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结合起来的创作，使才旦的作品有了一种异常浓厚的玄幻色彩和神秘气氛。而这些荒诞离奇、光怪陆离的现象，恰恰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以及行为心态，也使才旦的藏地小说有了别样的气质。
以佛教的轮回之说为例，才旦将藏民族转世轮回之说，几乎演绎到了极致，《世纪人的风景》《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藏獒》《菩提》等等篇什，都与轮回之说密切相关，甚至有的篇章里，作家还有意识地采取了放大的表现方式。比如《世纪人的风景》中，在一片红光里生产的吉，生产下的孩子皮的脖子里吊着一颗小葫芦般的肉铃铛。前来给大姐提亲的尼家族的人，看到五岁的皮，就惊乍乍地叫了起来：“原来他们家族的大老爷尼竟投生成为皮。”而尼死前所在见的橘红色的云朵正如皮的母亲生产时的红云，尼的死亡时间恰恰和皮出生的时间一致。“这些情节或许出于偶合，或许半真半假，然而却透出西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转世观念。”（胡平：神秘色彩从何而来——读少数民族新人佳作）
玄幻色彩更是比比皆是。《香巴拉的诱惑》中，当族长生病时，索尔玛家族的人甚至没病找病，花一年多时间最终迁徙到千里迢迢之外，只为拯救一个濒临灭亡家族，以至于最终习惯了无明确方向无明确目的的不断行进。而小说中胡教授的著作里所记述的藏人村西行与藏人村里老人不断重复着的否定的话，以及老人始终不说他所知道的事等等怪异的行为，让人倍感神秘。《阴阳之界》中随意穿行于两个世界的巴和兹，原本就是同一个人——睡着了的巴变成了兹。而兹的袍子居然长在身上，让人以为他拥有童子之身，童子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了抢手货。《红色袈裟》中，年逾古稀的“我”的爷爷，有一百二十八岁的年纪不说，身体健朗得就像一个年轻猎手，而“我”却已然老态龙钟。小说中，河水不但透明，甚至还可以隔着河水看到河对岸的景致。类似这些怪诞与奇异的现象，在才旦的小说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作者的精明之处，乃是巧妙地利用它改造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胡平：神秘色彩从何而来——读少数民族新人佳作）正是这种特殊的艺术魅力，让才旦的小说的独特性所在。
凭借神奇魔幻、荒诞不经的掩体，作家向我们展示藏域文明的同时，也揭示出城市文明对藏地古老生活方式的冲击。《去卡日冈》中，主人公贝贝曾经生活的卡日冈村，原来是一个帐篷连帐篷，牛来畜往的草原深处的牧村，无论是贝贝的情人德吉卓玛梦到贝贝坐冰车滑下去，还是大家亲眼目睹了贝贝在大山突然塌陷后不见人影，总之在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的贝贝身上，总是带着一抹离奇和不可思议的色彩。而之后贝贝的女友丫丫在去寻找为贝贝治病的“蛇髓”时，所看见的卡日冈村由一个牧村变为一个砖墙瓦房的，家家有摩托车、手扶拖拉机、自行车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村落的变迁，正是当前藏地的无数牧村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经历的由牧转农甚至由牧转城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牧区草原部落中原始淳朴的风情与民情，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侵袭。当越来越多的牧民群众放弃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当城市文明渐渐渗入藏地牧歌式的质朴生活，随着进城定居农牧民群众人数的不断增加，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模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虽然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写出贝贝的父母亲、朋友、情人等人在向着这个方向行进时的心路历程，但是从贝贝的朋友乌布及贝贝的父母等人对这种生活的适应程度中，我们可以略微揣摩一二。如果说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是一种残酷而无奈的进程，其间的摩擦、碰撞、以及替代与消弥无可避免，那么，当作家采取将存活与死亡、现实与神话、可能与不可能、幻觉与真实等等之间的界限打破的表现方式，实际上就是真实的现实和历史的另一个版本。在《菩提》中那个随意穿换便服、戴眼镜、摇扇子，不习课文，游山玩水，不以佛身要求自己的部落王贡巴达杰，甚至还从内地买回一辆汽车，因为没有路无法开进草原，最后雇了十八头牦牛驮回来，均是现实中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蛇塔》等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和本土文化研究的何光渝曾这样说：文学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仅止于谋求那种背离历史和时代前进方向的“自由”，你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是不是具有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走向的整体性把握能力，当你面对现实时，自己的原创能力是否得到宝贵的提升，是否由此而做出了真正文学性的思考和表达。不论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还是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或是寻常的写实，才旦的小说创作，在放马任思绪在想象的空间里纵情驰骋之时，他不仅仅只停留在讲述那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渲染藏地神秘气氛之上，他的小说还用了许多诸如隐喻、象征等手法，通过对人物繁复曲折的命运演绎，寄托出作者的一番深意来。譬如《蛇塔》中，牧羊人郎布在把自己所有的家产给了瓶儿之后，对想探究事情真相的边巴说：“人是没有罪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谁也没办法掌握自己，是神在操纵着人的命运， 要怪就怪神，神才是罪人。”这“神才是罪人之说”，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效，虽然作者借郎布酒醉说出这些话，但是在藏地，这种对神灵大为不敬甚至可以说是冒犯的态度，相对于寻常藏家人对神灵的敬畏和恭敬，作者显然对寻常的平凡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有着深深的不满和不平以及极大的同情。在《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中，波因为写不出小说而无比苦恼，这时他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他居然在遥远的皮尔布拉草原有了一个孩子桑，正在波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修女柔说：“世间的事皆有因果，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结果。”这顺其自然的身心疗愈观，以及因果轮回观，是无数佛家修行大师的体悟。这说来十分容易的话，作者用在这里，虽然也有出于推进情节、刻画人物的目的，但也更有着耐人咀嚼的深韵。在这篇小说中，修女柔还说，我们有时候就生活在无法调配和掌控自己意识和行为的状态之中。波也终于悟出：每个人都在苦修人生。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苦修，不是要你一定要如苦行僧一样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修行，它其实是一种人生的历练，那些磨难、挫折以及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苦修的一种。如果参透这些，以平常心面对，相信每个人收获的就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所得了。
始终坚持直面现实，沉入现实，然后发现一个民族生活中的奥秘与意义，才旦的这两部小说集，通过对藏域独特的民族文化的核的深度探索与挖掘，充分体现了才旦“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参考文献：
【1】何光渝. 文学担当,说还是不说? N.贵州，贵州日报，2009-8-28
【2】才旦.菩提.Z.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3】才旦.香巴拉的诱惑. Z.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胡平.理论之树常青.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7，221-225
散淡、辽远的牧歌情怀
——才旦小说创作谈
孔占芳
(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
【摘 要】 才旦小说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散淡、辽远的牧歌情调。这种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才旦生活的藏域、生活经历有关，也与才旦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有关。
【关键词】才旦小说 文学风格 文学评论
西方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说：“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整体的观察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创作和研究获得了历久弥新的价值。作为长期工作、生活、创作于安多地区的作家才旦，他的创作鲜明地烙上了安多藏区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独特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俗民风。作家才旦生活的地域、体验和经历，小说创作的机缘，以及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形成其小说风格的缘由。
才旦小说的审美特征
才旦的小说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散淡、辽远的牧歌情调。即使是叙写当下的现实，格调上依然是一种叙述久远了的故事的气定神闲。节奏舒缓，主题集中，情感内敛，使才旦小说带上了纯净、辽远的独特的审美特征，给人一种倾听闲庭信步的舒适感。才旦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特定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特定的审美思维密切关联。
才旦是青海平安的藏族，从小受汉文化的浸染，有很好的汉文功底。后在青海民族学院少语言系研修藏文。毕业后在果洛民师执教14年。这里是才旦文学创作的发源地。在辽阔的草原上，除了教学，就是听藏族老人们、同事们讲故事。草原上人们的生活单调而绵长，白天在几起几落的牧歌声里谢幕，夜晚在爷爷奶奶的故事中迎来星辉斑斓。日子惊人地重复，时间恍如隔世。这种时间上的久远感和空间上的辽阔感，形成了草原文化特有的审美思维和审美关照，深深地影响了才旦的创作风格。草原成为才旦小说故事的生长地，草原的辽远绵长浸入了才旦的小说，在才旦不断的言说中绵延成独具藏域特色的地域文化。
而且，正因为草原地广人稀，人与人的交流匮乏，这就为想象力的丰富和神秘事象的产生插上了翅膀。而且全民信教的藏族所濡染的藏传佛教本身带有神秘的宗教文化，佛教的轮回转世也成为小说中故事衍生的一部分。这些都为才旦小说的魔幻色彩做好的思维和材料上的准备。一旦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相结合，才旦小说便产生了质的飞跃。
才旦的小说，故事发生的环境多在安多藏区，间接地体现了安多藏区的地域风貌、山川地理、物产经济等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变迁。故事的主题体现了安多藏区的文化、民族信仰（关于活佛转世佛教转世）、民族融合、文化浸染、经济交流、民俗民风流变、生态环境恶化、对现代文明的排斥与接纳等等。故事情节的特色是双线条叙述，现实与历史交汇，新旧思想碰撞，情节推进很快，引人入胜。环境和细节描写从大处着笔，不拘小节，似安多藏区那广阔的大草原，如高原那碧空的云卷云舒，一气呵成，自然天成，不事雕琢。大部分故事开始时举重若轻，格调明朗、清新，随着情节的推进，“格调沉重，旋律低逥———与幽微洞察之中反映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①语言清新、粗放、干练，交杂着地域各民族方言、俚语、民歌、格言，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人物性格虽各具特色，但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依然带有藏族人为人处世的思维模式和风格。一类人物受到现代文明和科学知识文化的熏陶，质疑佛教教义，甚至追逐金钱，成为金钱至上主义者；一类笃行佛教教义，守护着心灵家园。一类徘徊在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夹缝中，痛苦着、思考着、生活着，这类人是藏区接受了跨文化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作家求真、向善、趋美的人性追求。对人性本质的塑造，在主题上显现出单纯明净的审美风格。
作为一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在笔耕不辍的坚持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特色。在写作中面对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作家饱含着深沉的情感，这种深情流注于笔端，一方面是对藏域生活的不遗余力的书写，以400万字的实绩和多次的获奖作为故土的回馈；一方面是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写作水平。勤奋和执着是作家获取文艺女神央金玛的眷顾的理由。
才旦对文学的执着追求
才旦视文学为信仰，对文学带着一种深深的宗教情结。他自己说：“1980年初的一个夜梦初醒的早晨，我突发了写小说的念头，从此文学成了我心目中神圣的精神信仰，而这个信仰左右了我三十年的人生。”②他甚至曾经偏执地认为对文学一心二用的人是对文学的亵渎。这里通过才旦的评论文章，来认识才旦对提高自己文学创作水平的渴望和努力，以及文学理论对写作的指导作用。
1982年，第一篇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才旦就写了评论《必须重视我省藏族文学的发展》，显示了他对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前瞻性研究和眼界。而直到21世纪，本土文化随着非物质文化的兴起才逐渐受到重视。时隔两年的1985年，他又写了题为《关于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把研究的视野从本民族投向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问题的理论探讨。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和视野，他的文学创作在立意上更加突出民族文学的特色，自觉地书写藏域民族生活，表现了青藏高原藏民族的草原情怀、展现时代演进轨迹和风貌。1987年发表的评论《应当重视我省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将评论的焦点锁定在藏族文学的藏汉翻译上。这位用汉语创作反映藏民族生活的民族作家已经意识到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的重要意义，开始呼吁文学界的翻译工作。近年青海文学界的藏汉翻译家队伍已然壮大，翻译文学作品的工作蔚然成风，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时隔25年后的2012年夏天，在贵德举行的青海省第四届藏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我省翻译家久美多杰先生获得首届藏语文学“野牦牛”奖文学翻译奖，从侧面说明了文学界藏汉文学翻译的被重视和取得的成就，也说明了作为文学家和理论研究家的才旦在这个领域的高瞻远瞩。540多万人口的藏族族群被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华语界全面认知、接纳、研究，仅靠用汉语创作的作家群的努力是不够的，藏族文学翻译队伍的加入，才能展现藏族族群整体的风貌。用汉语书写藏民族族群生存和精神状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评论，在扩大接受群体的同时，也发展、传播了独特的族群文化，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繁荣了中华民族文化，提高了文化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此后六年，即1993年，才旦发表了题为《藏族文学创作中的神秘色彩》一文，此时，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井喷式的创作高峰期，这是他的创作艺术手法从写实到魔幻色彩的成功转向的结果。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到文艺界的表现首先是欧美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以及由其所带来的思想的大解放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著名作家阿来曾感慨地形容当时在大学读书的盛况——如饥似渴，白天读世界名著，晚上在宿舍讨论，几乎能读到的名著都读完了，几乎所有的文艺思潮都热烈研讨过。我们从《尘埃落定》中不难看出福克纳的乡土写作倾向，从土司的傻子二少爷不难看出《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的形象。而《百年孤独》中浓郁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对《尘埃落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如此活跃的文艺界盛事，挚爱文学的才旦，即使身处高原边城小镇，也沐浴春风。在各种文艺思潮和表现手法中，才旦邂逅的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在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青藏高原地区，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生活中难以用科学解释的事象大量存在，佛教的轮回观念等宗教事象所形成的神秘色彩至今依然是藏地重要的特色之一。善于汲取民间精神和特色的才旦在创作中已经收集到很多这样的素材，并且尝试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枯叶两片》发表后，受到评论界关注。成功运用此种手法的作品当属中篇小说《蛇塔》。评论《藏族文学创作中的神秘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是思想与创作方法的成功嬗变。作家自己戏称“阵痛”。自此，这位钟情于文学的作家受到文学女神央金玛的眷顾，文学创作频频获奖，成为青海省内外的知名作家。1998年的评论《西藏神秘在藏族文学中的表现》延续了作家关注的藏族文学中的神秘色彩问题，从整体转向地域研究，趋向于具体化和精细化的个案研究。2003年的《青海当代藏族文学现状》以作家亲历的创作历程为线索，梳理了青海当代用汉语书写藏族生活变迁和精神风貌的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现状。反映了作家一贯的心系藏族文学创作事业，弘扬民族精神的热忱和赤子之心以及开放的胸襟和开阔的眼界。
文学评论伴随着文学的追求，文学创作成就了文学评论，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教授与作家的结合。理论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与创作实践中总结文学规律，是才旦文学创作的特色，在笔者看来，也是作家成功的原因之一。笔者依然敬佩才旦孜孜不倦的创作态度和对文学矢志不渝的忠诚和执着。
才旦就这样在自己无悔的选择中默默耕耘三十余年，以1部长篇、50多部中篇、100多篇短篇，500多万字的实绩诉说着他的民间情怀。而采用荒诞、变形多角度叙述的手法使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带上了魔幻、神秘的色彩，透出现代意蕴。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民俗文化建构民族精神的时代，才旦们的创作势必使藏族文学的风景优美动人。正如梅风所言：“尽管民族的寻求之旅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充满苦难艰辛，但藏区这一片沃土终究要走向文明，进入评论界的视野,走向世界。也正因为有才旦这么一批藏族作家正在无悔地致力于民族文学的培植，我们终将看到世界屋脊升起一面醒目的旗帜”。③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
(1)(3).梅风.浪漫的归途与苦难之旅——才旦小说寻根(J).广西：《三月三》，1993 （6）.
(2).才旦.菩提·后记(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收稿日期：2013-03-17
作者简介：孔占芳（1971——），女，藏族，青海兴海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教授。
真实的幻象与幻象的真实
——才旦小说创作散论
刘晓林
在青海的藏族作家群体中，才旦无疑是一位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辛勤而又极具坚守精神的劳作者。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才旦已有了30余年的写作履历，创作了4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堆垒了一个极为繁复、丰饶的小说世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个清晨，当才旦决意走上小说创作这条终将为他赢得骄傲又注定是艰辛的道路的时候，或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写作将要贯穿一个相对完整的藏族文学蜕变、转型、并呈现出百舸争流，艺术追求多样化倾向的历史时期。而且，当时他也不会想到，自己将伴随着80年代文化寻根的潮流，在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与生活习俗的自觉体认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才情与气质的题材界域，确立个性独具的文学立场与叙述方式，从而实现化蛹成蝶的风格转变。
在藏族文学的大系统内，藏族作家运用现代汉语及现代文学形式表现本民族生活的文学创作出现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以丹正贡布、伊丹才让、饶介巴桑为代表的藏域诗人，着意表现藏民族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体验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从心底由衷吟诵出了对新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前景的憧憬，这些诗歌作品重视对民族风情的描述，在诗歌体式和意象运用上也从藏族传统诗歌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然而因对时代文学主题的热衷和对文学中心话语的追逐，在挖掘、呈现民族文化与精神方面非常微弱，缺少将创作与民族文化血脉贯通的自觉意识，而凸显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才能显示民族文学的独立特色。同时，这个时期，藏族作家殊少小说创作，似乎将史诗“格萨尔”的世代传唱所显示的伟大叙事传统衍变为现代小说文体的叙事还需要更多时间的磨砺与经验的积累。直至文革结束的新时期，藏族文学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降边加措、益西丹增、扎西达娃等人建立在本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和现代汉语小说经验基础之上的小说写作，或描述藏民族命运的历史变迁，或在现代文明意识的烛照下反思民族文化，通过对生活的整体把握、人物形象的精心刻划和对边地场景的精细描摹，显示了驾驭小说文体的娴熟，使得这些作品毫无愧色的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才旦的创作正是开始于藏族汉语小说的滥觞时期，他和比他年长、稍早出道的多杰才旦一起成为青海藏族汉语小说写作的开山辟路之人。
如影随影般与新时期的藏族文学形成共振关系的才旦，最初以艺术学徒的姿态努力追踪着时代的主流文学，基本沿袭了藏族汉语写作一些既成的套路、卯榫进行实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现代化的想象与追逐作为一种集体价值取向成为判断一切事物存在合理与否的重要尺度，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深刻影响到当时的文学书写，藏族文学在表现民族生活时也难以脱离这种群体思维的窠臼，这自然也在才旦早期的创作烙印上了明显徽记，比如他的《草原回旋曲》、《耕牛风波》等作品，无一例外以新与旧、保守与开放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作为构思的原点和组织情节的依据。此时的才旦工作、生活在果洛草原，雪域腹地的生存境遇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实际上映射的正是藏民族本真的生命状态，由此原生性情景介入有可能抵达藏民族精神的深处，然而，才旦虽出身于藏语专业具备进入本民族心灵世界的优越条件，并且怀着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切，有着小说写作者留心生活的职业素养，但却囿于流行的文化理念，选择了“他者”的视角观察生活，因而无法获得穿透生活表象，勘探民族精神赖以生成的文化之根的眼光，更无从塑造自我的艺术个性。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藏族汉语小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裂变，在民族寻根的自觉意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融合中，出现了表现藏域神秘、魔幻气象的极具探索意味的小说写作。藏族作家之所以倾心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乃是拉美作家对于生活的现实与幻象的理解，给予他们的重要启示。马尔克斯曾解释拉美人理解的“魔幻”与“现实”，“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是每天的现实。我们还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由衷地相信存在着这种现实，它同理性主义者们所理解的现实相去甚远”[1]，显然，马尔克斯依据自己民族的观念，拒绝承认西方理性话语所裁定的现实与魔幻的界限，在他看来，魔幻即现实。而广袤藏区同样也是一个现实与幻象难解难分的场域，这里高寒酷烈，自然环境恶劣，生存境遇艰难，人们虽不屈从自然，但更愿意与自然建立一种彼此精神相契的关系，面对自然所显现的超凡力量，他们认为这是神灵意志的体现。他们在想象中将山川湖泊视作神灵的居所，视作神灵的化身，相信自己生活的地域是一个人神共处的所在，相信有一个真实的神灵世界存在，因此，在迢遥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有一定仪轨形式的自然崇拜信仰，这种民间信仰传统又与宗教意识相互渗透，使之成为深刻影响藏民族人生观念与生活形态的重要因素。藏域以外人们看来不可解释的或不可能解释的神奇事物，在藏民族眼中却是神灵的显影，是自己经验之内的现实。这种观念恰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真实的认识不谋而合，所以，力图表现本民族生活和精神的本相的藏族文学与拉美文学相遇并迅速结缘，显得自然贴切，顺理成章。
才旦正是在这以文学氛围中，他的艺术自觉被唤醒了，他似乎找到了长期苦苦寻觅的进入本民族隐秘精神世界的路径，他开始调整叙事策略、重新确立表现藏民族生活的书写方式。此前他的写法大体是质朴本色的写实手法，这是则对写实手段能否更准确传神凸显带有神秘气息的藏民族生活形态和惯于静默内省注重精神性体验的民族性格产生了犹疑。才旦曾谈及多杰才旦、以及用母语创作的德本加的小说，认为他们的缺点是“过于强调对生活真实的理解，而忽视对小说虚的把握”，缺少一种“轻灵”或“空灵”的艺术感染力[2]，虽然才旦一再表示，选择何种表现手法要视题材而定，而这里所透露的信息则是在他的心目中，写作手法实际上是分层级的。依据我的理解，才旦并不是要区分写作手法本身的优劣高低，而是以是否更有效传达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生活的本真状态作为判断标准，在他看来，那种空灵的艺术格调与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本质更加匹配和谐。在这种艺术观念的支配下，才旦实现了自己小说风格的蜕变，自1989年，第一篇表现藏地神秘性的小说《枯叶两片》问世之后，他以蓬勃的激情营构着在幻像与现实的穿越中捕捉民族精神真实的小说世界，他终于找到了能够自如驰骋想象力、灵感和性情的艺术领地。在他迄今为止结集出版的两部小说集中，在他大量的作品中精选的19篇小说，大多是表现藏地神秘、魔幻形态的作品，这无异于向读者表示，这是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与品质的作品。
阅读的才旦小说，会发现他对一个主题情有独钟，那就是他在许多作品中共同书写的寻找主题。历来涉及“寻找”题旨的小说，大体上都是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主题表达，一是在情节上呈现艰辛寻找的过程并以此作为叙事线索，一是在作品的意义指向传达寻找的哲理蕴含。寻找意味着发现，所以寻找的过程就是一次发现之旅。才旦的中篇小说《去卡日冈》中丫丫为唤醒已成植物人的丈夫贝贝，千里迢迢去丈夫的家乡卡日冈寻找蛇髓药，然而旧日的村落已经塌陷，移址别处的卡日冈村一充斥现代气息，再也不是牛来畜往，帐篷连帐篷的景象了，蛇髓药已随村庄的陷落无从寻觅了。离开家乡的贝贝在都市成为长睡不醒的植物人，是在现代社会迷失的象征，而丫丫回乡寻药，则意味的是贝贝的精神还乡，寻药的旅程便是回到生命的原生之地寻找精神救赎的过程，然而寻找却无果而终，这实际上暗示在强势的“现代”的冲击下，可以安顿心灵的家园已不复存在。中篇小说《蛇塔》有两条叙事线索，其中一条是年轻女孩美娘进入草原腹地寻找母亲，而母亲瓶儿多年前离家则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两代人前赴后继式的寻找，是对失落的亲情的期盼。而短篇小说《香巴拉的诱惑》在对一个藏族部落向西方迁徙秘密的探究中，表达了一个有着确固信仰的民族九死不悔的对于“香巴拉”所代表的理想世界的追逐。才旦关涉寻找主题的小说各有具体的寻找的动机与目标，但这一主题在其创作中的不断复现，则曲折透露出才旦本人的一个心理秘密。《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中，儿子“寻找父亲也是一种修行，修行的结果是找到父亲”，那么，是否可以理解，才旦在漫长的创作探索中逐渐接近民族文化的本源也是一种修行的过程，结果是他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写作的方式，通过对民族生活中亦真亦幻景象的把握去破解民族精神的密码，而且找到了自我精神可以栖息之所，灵魂可以皈依之所，并且由此明确了写作的意义。
风格转变之后才旦小说写作，着意去呈现那掩映在藏民族神性思维所创造的灵性世界幻象背后的真实，即心灵的真实。藏民族万物有灵的观念，赋予眼光所及的所有事物以神性的品质，河流湖泊、山石草木，在他们看来，绝非是无生命无意志的纯粹物质存在，而是充满了喜怒哀乐与人类的生活休戚相关。藏民族所理解的动物世界也是如此，因为动物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早期便建构了动物图腾崇拜的信仰传统，形成了动物神灵即可给人们带来幸福，也可以招来祸端的观念，这种信仰的力量无处不在，渗透在藏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左右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元素。才旦小说《蛇塔》中，老光棍郎布偶遇一个令人惊异的奇观，百余条蛇盘成一座蛇塔，郎布相信蛇会给属蛇的人带来好运，而自己恰恰属蛇，欣喜的郎布情不自已地俯身膜拜神蛇，果然，不久他便遇到了年轻貌美的姑娘美娘喜结姻缘，相反，同样属蛇的杰日布，为了钱财杀蛇而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对藏民族动物与人的祸福忧乐关系的形象化诠释，当然，神灵给人带来不同的命运，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人的行为与选择，敬畏神灵与亵渎神灵实际上是人性善恶表现，因此，在才旦关于神灵崇拜的书写中测试的乃是人性的温度。
佛教讲“诸法由因缘而起”，本质上描述的是世间万物的互存关系，即一切现象是在相互之间的联系中存在的。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民族“因果联系”的观念根深蒂固，成为他们判断一切的重要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才旦的小说中也有形象化的投射。上面提到的《蛇塔》便涉及了因果报应的现象，而对异时的互存关系更深入的表现则是中篇小说《菩提》，塔拉部落王的转世真身应是坎布多杰，而阴错阳差，贡巴达杰被错误认定为部落王转世成为新的部落王，此后，贡巴达杰一系列荒谬的违背教规祖法的行为让人们无法解释其缘由，而坎布多杰则在一位云游喇嘛的启发下，瞬间学会了画画，领悟了“非无则有，非有则无”的认识论，真相大白之后，一切都可以在因果的链条上得到解释，贡巴达杰荒唐悖谬的行为乃是其根性中不具备成为一个王者应有的理智与修养，而坎布多杰在顷刻间的觉悟乃是出自天性慧根。小说中说，“世上的事，有缘必有故，有故必有缘”，那么这件错认部落王的严重事件缘何而起，其因便是按规矩，前世部落王的证物标志应在寻访新部落王时才能看，而主持部落政务的扎登王爷却提前偷看了证物，天机不可泄露，而泄露了天机这一因最后导致错认部落王这一混乱之果。依据佛教的观念，世界就是无数的时间和空间的因果相续连接起来的网络组织，藏民或许正是通过生活中的因果报应彻悟了这一观念，从而产生了获得善果必须创造善因的内心守持的律令。
才旦有多篇涉及生死轮回题材的小说，这更直接地触及到了藏民族的精神向度中关于前生、今世、来生的转世观念。转世观是人类原始思维中灵魂不灭的意识与佛教中六道轮回说法结合的产物，深刻影响到了藏民族人生态度，一方面，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的认识使他们能够达观地面对生死问题，另一方面，今生为前世之果，为来世之因，如何求得来世的幸福，便是要看今生的修行，于是促成了他们对当下负责的生活态度。灵魂不灭、轮回转世是藏民族确信不疑的生命形式，因而成为他们生活形态中重要的因素，才旦对此不遗余力地书写，是基于对藏民族生死观念的深度体察的考虑，他用小说的形式探究着本民族的独特的生命意识。短篇小说《飞过琼布夏大院上空的世纪》，开明头人琼布夏在文革时期，被造反的红卫兵迫害身亡，转世托生在一户牧人家中，名为边巴加央，十年后边巴加央被接回了琼布夏大院，与前世的妻子再次结为夫妻生活在一起。这个奇异的故事可以视作对转世轮回观念的一次展演，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设计了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按照琼布夏头人模样雕刻而成的一个类似陀螺的“头人”，当年红卫兵用鞭子赶“头人”，是对他精神同时也是对肉体的折磨，而今，“头人”成了边巴加央的玩具，每天炫技式地抽打“头人”。“头人”是真实的琼布夏头人的化身，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世”或“转世”，红卫兵鞭打“头人”，是利用固有的灵魂附体的观念对琼布夏身心的摧残，而边巴加央的鞭打则有着更多戏谑与嘲弄的意味，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对灵魂不灭意识的亵渎，而这或许正是轮回转世观念在科学理性或实用理性盛行的现实中的遭遇，在此，才旦流露出对民族文化的可能陷落的忧患与悲怆。
才旦的小说凸显藏域的神秘并不仅仅以此表现藏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精神气质，同时还寄予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与忧思。短篇小说《一对夫妻在阴世和阳世关于一个城市的对话》，从“有意味的形式”的纯粹艺术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并不完美，人鬼对话的表现形式和生活内容之间存在裂隙，然而这确是才旦小说极具现实批判意识的作品，对当下官场的潜规则、腐败现象以及为了政绩而置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愤怒。《阴阳之界》则是一篇具有文化反思色彩的小说，以两条线索叙述了一个年轻牧人在草原和都市中的经历，在草原时他叫巴，他的奇特想法是“沿着太阳和月亮行走的轨迹去寻找自己的根与源”，最后却没有走出草原，出走的后果是恋人珠疯了。在城市他的名字叫兹，长年不脱的袍子长在了身上变成了一层皮，因为眉毛是抿着的，被认作是童男子而倍受宠爱，但他必须接受手术除去那层皮才能被城里人接纳，而手术之后发现他并非童男子而被宠爱他的人弃如敝屣。两条线索并无交织，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巴和兹是不是同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和兹是一个精神合体，是草原人的象征，反映的是现实中草原人浓重的孤独意识，巴不满草原闭塞与保守，却寻找不到走出草原的道路，兹在都市的经历无疑是精神异化的过程，他被城市的利益原则和浇漓世风所奚落嘲弄，这个奇异故事触及到了一个有着自身悠久传统和文明历史的族群在现代社会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对民族出路的深度关切与忧患意识使才旦的小说因此获得了某种厚重感。
才旦是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小说家，他在写作实践中不懈地探索着与所表现题材的神秘气象相适应的文本形式，大多结构繁复，多条线索或交叉或并行，叙述角度自由转换，剥茧抽丝般推进，建构了一个个具有复合性质的文本，与藏地场景中奇幻、诡异的氛围构成神契。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是敲开坚果的硬壳，然后一点点拆解其内部构件，最后获得了果核，自有一种揭秘的快感。《寻找父亲的孩子和被孩子寻找的父亲》是一篇在文本形式上力求极致的作品，综合了多种叙事元素，现实层面上藏地事务研究所副所长波接到一封让自己啼笑皆非的来信，一个名叫桑的孩子称波为父亲，而波事实上既未结婚而且天生患有阳痿症，而在幻象层面上，波的前世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他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女人羊子生有一子，作者让波的前生今世的经历在同一时空中碰撞交织，叙述者的客观叙事与作品中几个人物各自的叙述交替进行，多种声音交响混合，而文中又穿插了波所写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波在无意识状态下写作的，却透露了他前世的秘密，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架构繁巧，迷离复杂的文本结构。才旦小说还有一种互文性文本，也就是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品中复现，比如《蛇塔》与《蚀了的太阳和月亮没什么两样》，比如《香巴拉的诱惑》与《红色袈裟》，这些作品之间存在一种“重写”的关系。关于“重写”，荷兰学者佛克马认为是文学写作中一种常见的复述与变更的技巧，即对旧有的典型和故事一种创造性的重新叙述[3]。才旦本人则认为“重写”可以起到一种“同一素材不同版本”的对照和比较的作用[4]。这些可以对照比较的文本，或相互补充内容的空白，或是题旨在不同的叙述观点中呈现差异，或是主题的延伸拓展，作品在相互链接的关系中生成了异于孤立文本的新的意义。凡此种种，表明才旦小说是极具创新意识与探索意味。
在30余年的写作历程中，才旦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活力，始终不停顿地摸索着新的表现领域和书写方式，使其创作的风格处于流动不居的变化之中。或许，已年届花甲的才旦还会延续自己的这一创作姿态，他未来的写作依然存在变数，那么，就让我们等待，等待这个像魔术师一样的写作者给我们新的惊异。
注释
[1]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才旦：《论青海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载《文坛瞭望》2003年第5期。
[3]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新方式》，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4]才旦：《香巴拉的诱惑·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散淡、辽远的牧歌情怀
——才旦小说创作谈
孔占芳
(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
【摘 要】 才旦小说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散淡、辽远的牧歌情调。这种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才旦生活的藏域、生活经历有关，也与才旦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有关。
【关键词】才旦小说 文学风格 文学评论
西方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说：“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整体的观察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创作和研究获得了历久弥新的价值。作为长期工作、生活、创作于安多地区的作家才旦，他的创作鲜明地烙上了安多藏区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独特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俗民风。作家才旦生活的地域、体验和经历，小说创作的机缘，以及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形成其小说风格的缘由。
才旦小说的审美特征
才旦的小说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散淡、辽远的牧歌情调。即使是叙写当下的现实，格调上依然是一种叙述久远了的故事的气定神闲。节奏舒缓，主题集中，情感内敛，使才旦小说带上了纯净、辽远的独特的审美特征，给人一种倾听闲庭信步的舒适感。才旦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特定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特定的审美思维密切关联。
才旦是青海平安的藏族，从小受汉文化的浸染，有很好的汉文功底。后在青海民族学院少语言系研修藏文。毕业后在果洛民师执教14年。这里是才旦文学创作的发源地。在辽阔的草原上，除了教学，就是听藏族老人们、同事们讲故事。草原上人们的生活单调而绵长，白天在几起几落的牧歌声里谢幕，夜晚在爷爷奶奶的故事中迎来星辉斑斓。日子惊人地重复，时间恍如隔世。这种时间上的久远感和空间上的辽阔感，形成了草原文化特有的审美思维和审美关照，深深地影响了才旦的创作风格。草原成为才旦小说故事的生长地，草原的辽远绵长浸入了才旦的小说，在才旦不断的言说中绵延成独具藏域特色的地域文化。
而且，正因为草原地广人稀，人与人的交流匮乏，这就为想象力的丰富和神秘事象的产生插上了翅膀。而且全民信教的藏族所濡染的藏传佛教本身带有神秘的宗教文化，佛教的轮回转世也成为小说中故事衍生的一部分。这些都为才旦小说的魔幻色彩做好的思维和材料上的准备。一旦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相结合，才旦小说便产生了质的飞跃。
才旦的小说，故事发生的环境多在安多藏区，间接地体现了安多藏区的地域风貌、山川地理、物产经济等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变迁。故事的主题体现了安多藏区的文化、民族信仰（关于活佛转世佛教转世）、民族融合、文化浸染、经济交流、民俗民风流变、生态环境恶化、对现代文明的排斥与接纳等等。故事情节的特色是双线条叙述，现实与历史交汇，新旧思想碰撞，情节推进很快，引人入胜。环境和细节描写从大处着笔，不拘小节，似安多藏区那广阔的大草原，如高原那碧空的云卷云舒，一气呵成，自然天成，不事雕琢。大部分故事开始时举重若轻，格调明朗、清新，随着情节的推进，“格调沉重，旋律低逥———与幽微洞察之中反映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①语言清新、粗放、干练，交杂着地域各民族方言、俚语、民歌、格言，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人物性格虽各具特色，但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依然带有藏族人为人处世的思维模式和风格。一类人物受到现代文明和科学知识文化的熏陶，质疑佛教教义，甚至追逐金钱，成为金钱至上主义者；一类笃行佛教教义，守护着心灵家园。一类徘徊在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夹缝中，痛苦着、思考着、生活着，这类人是藏区接受了跨文化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作家求真、向善、趋美的人性追求。对人性本质的塑造，在主题上显现出单纯明净的审美风格。
作为一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在笔耕不辍的坚持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特色。在写作中面对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作家饱含着深沉的情感，这种深情流注于笔端，一方面是对藏域生活的不遗余力的书写，以400万字的实绩和多次的获奖作为故土的回馈；一方面是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写作水平。勤奋和执着是作家获取文艺女神央金玛的眷顾的理由。
才旦对文学的执着追求
才旦视文学为信仰，对文学带着一种深深的宗教情结。他自己说：“1980年初的一个夜梦初醒的早晨，我突发了写小说的念头，从此文学成了我心目中神圣的精神信仰，而这个信仰左右了我三十年的人生。”②他甚至曾经偏执地认为对文学一心二用的人是对文学的亵渎。这里通过才旦的评论文章，来认识才旦对提高自己文学创作水平的渴望和努力，以及文学理论对写作的指导作用。
1982年，第一篇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才旦就写了评论《必须重视我省藏族文学的发展》，显示了他对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前瞻性研究和眼界。而直到21世纪，本土文化随着非物质文化的兴起才逐渐受到重视。时隔两年的1985年，他又写了题为《关于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把研究的视野从本民族投向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问题的理论探讨。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和视野，他的文学创作在立意上更加突出民族文学的特色，自觉地书写藏域民族生活，表现了青藏高原藏民族的草原情怀、展现时代演进轨迹和风貌。1987年发表的评论《应当重视我省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将评论的焦点锁定在藏族文学的藏汉翻译上。这位用汉语创作反映藏民族生活的民族作家已经意识到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的重要意义，开始呼吁文学界的翻译工作。近年青海文学界的藏汉翻译家队伍已然壮大，翻译文学作品的工作蔚然成风，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时隔25年后的2012年夏天，在贵德举行的青海省第四届藏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我省翻译家久美多杰先生获得首届藏语文学“野牦牛”奖文学翻译奖，从侧面说明了文学界藏汉文学翻译的被重视和取得的成就，也说明了作为文学家和理论研究家的才旦在这个领域的高瞻远瞩。540多万人口的藏族族群被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华语界全面认知、接纳、研究，仅靠用汉语创作的作家群的努力是不够的，藏族文学翻译队伍的加入，才能展现藏族族群整体的风貌。用汉语书写藏民族族群生存和精神状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评论，在扩大接受群体的同时，也发展、传播了独特的族群文化，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繁荣了中华民族文化，提高了文化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此后六年，即1993年，才旦发表了题为《藏族文学创作中的神秘色彩》一文，此时，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井喷式的创作高峰期，这是他的创作艺术手法从写实到魔幻色彩的成功转向的结果。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到文艺界的表现首先是欧美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以及由其所带来的思想的大解放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著名作家阿来曾感慨地形容当时在大学读书的盛况——如饥似渴，白天读世界名著，晚上在宿舍讨论，几乎能读到的名著都读完了，几乎所有的文艺思潮都热烈研讨过。我们从《尘埃落定》中不难看出福克纳的乡土写作倾向，从土司的傻子二少爷不难看出《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的形象。而《百年孤独》中浓郁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对《尘埃落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如此活跃的文艺界盛事，挚爱文学的才旦，即使身处高原边城小镇，也沐浴春风。在各种文艺思潮和表现手法中，才旦邂逅的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在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青藏高原地区，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生活中难以用科学解释的事象大量存在，佛教的轮回观念等宗教事象所形成的神秘色彩至今依然是藏地重要的特色之一。善于汲取民间精神和特色的才旦在创作中已经收集到很多这样的素材，并且尝试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枯叶两片》发表后，受到评论界关注。成功运用此种手法的作品当属中篇小说《蛇塔》。评论《藏族文学创作中的神秘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是思想与创作方法的成功嬗变。作家自己戏称“阵痛”。自此，这位钟情于文学的作家受到文学女神央金玛的眷顾，文学创作频频获奖，成为青海省内外的知名作家。1998年的评论《西藏神秘在藏族文学中的表现》延续了作家关注的藏族文学中的神秘色彩问题，从整体转向地域研究，趋向于具体化和精细化的个案研究。2003年的《青海当代藏族文学现状》以作家亲历的创作历程为线索，梳理了青海当代用汉语书写藏族生活变迁和精神风貌的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现状。反映了作家一贯的心系藏族文学创作事业，弘扬民族精神的热忱和赤子之心以及开放的胸襟和开阔的眼界。
文学评论伴随着文学的追求，文学创作成就了文学评论，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教授与作家的结合。理论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与创作实践中总结文学规律，是才旦文学创作的特色，在笔者看来，也是作家成功的原因之一。笔者依然敬佩才旦孜孜不倦的创作态度和对文学矢志不渝的忠诚和执着。
才旦就这样在自己无悔的选择中默默耕耘三十余年，以1部长篇、50多部中篇、100多篇短篇，500多万字的实绩诉说着他的民间情怀。而采用荒诞、变形多角度叙述的手法使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带上了魔幻、神秘的色彩，透出现代意蕴。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民俗文化建构民族精神的时代，才旦们的创作势必使藏族文学的风景优美动人。正如梅风所言：“尽管民族的寻求之旅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充满苦难艰辛，但藏区这一片沃土终究要走向文明，进入评论界的视野,走向世界。也正因为有才旦这么一批藏族作家正在无悔地致力于民族文学的培植，我们终将看到世界屋脊升起一面醒目的旗帜”。③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
(1)(3).梅风.浪漫的归途与苦难之旅——才旦小说寻根(J).广西：《三月三》，1993 （6）.
(2).才旦.菩提·后记(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收稿日期：2013-03-17
作者简介：孔占芳（1971——），女，藏族，青海兴海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