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们与自己的民族、国家共同从历史中走来，又创造与累加着历史。因此，历史是通向现实的，文学就是要抵制遗忘，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现实启示提供支撑。时光的推移不断消磨、掩盖甚至泯灭着历史的真实，增加着真相书写的难度。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历经了长期的曲折。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除了宗教人物班禅、达赖，细节与详情被历史烟尘所笼罩者是大量的，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无疑填补了空白。

　　因为在汉与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瞻对”犹如一块未被触碰过的铁疙瘩，长期被幽闭于黑暗之中，散落在档案和小范围自我循环的史志资料中。写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缘于阿来实地考察调研的习惯，更缘于他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在开始动笔写一部涉及当下时代汉藏文化冲突及其表现的现实题材小说时，阿来翻了一些旧书，感慨良多。他发现，现实当中发生许多新事情也都是由旧套路导致的，“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里子里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素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寻着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正如洛夫所说，“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作家是有责任的。瞻对位于康巴藏区，在现今四川甘孜新龙县一带，一问到“瞻对”是什么意思，当地人都会自豪地说是“铁疙瘩”。有位叫喜绕降泽的高僧，曾于公元1253年随八思巴进京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传说他在皇帝面前显示法力，将一把剑徒手挽成了一个铁疙瘩。忽必烈赐他官印，令他回家乡为官。但喜饶降泽回乡后仍入寺修行，由其姐姐行使地方统治权，地面上便兴起一个地位尊贵的家族，藏语名叫“瞻对本冲”，意思就是因挽铁疙瘩而得到官位的家族，其管辖之地从此被叫成了“瞻对”。这个清朝雍正年间只有两三万人的地方，却惹得清朝政府7次对之开战，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万人。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这样的对抗为何竟持续了两百余年？人们颇伤了一些脑筋。这里固然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当地人性格彪悍、难以制服，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落后的时代、落后的社会制度，以及长期形成的盲目“尚武”等习气。民国后实行改土归流，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便将此地解放，瞻对这个“铁疙瘩”轰然融化。阿来对这一素材的触碰，使瞻对及围绕汉藏问题的关键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是一次与遗忘的较量，更是一次对时间的抵抗。

　　阿来试图从人文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现实，他以对某一个地方微观历史的透彻挖掘，见微知著，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补白疑问，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连接点的发现、完整世界图景的搭建，得自扎实的知识储备与史料研读，当然更少不了独特的眼光。《瞻对》呈现的是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作家通过对大量档案、史料的深入挖掘，以生动的笔触、丰富的细节、扎实的内容，还原与再现始于雍正八年、长达两百多年的“瞻对之战”中藏地与清政府方方面面的表现与表演。另一方面，则是阿来的独有发现与解读，这一部分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肌理，是有温度、脉搏与节奏的。

　　这样的写法使得文本不流于对事实的堆砌，更无对写作者本人博学、勤奋的炫耀，而是实实在在地透过历史尘埃，有独特的发现，有从容中的睿智。他对清政府政治、军事等方面作为的感悟，从历史风云中来，有力透纸背的精彩。比如对1746年败于瞻对的那一战，乾隆皇帝在与军机大臣等总结大军欲进不能，退亦不可，以至师老兵疲时候，认为原因有3条：一是轻敌，“以为瞻对蕞尔之地，大军压境，必如沸汤扬雪”。领兵大员并未把雍正年间大军征讨无功而返的前车之鉴当回事情。二是缺少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胆子大，率尔出兵。三是“事有不顺，这些体制中的负有重责的官员便隐瞒事实，谎报事功。谎越扯越大，事越来越烂。”皇帝作为那个社会体制的总管，当几乎所有官员都在撒谎、捏报事功的时候，自己明明什么都清楚，却不能对所有官员都下手，“只好祭出杀鸡儆猴抓典型的官场老把戏”。再看那些参战的兵卒，早已没有了开国之初能征贯战的精锐之气，他们在盛世华服的遮掩下日渐衰败腐朽，要么兵丁病孱，要么“器械锈坏者，不知更换。”这样发展下去，果然到了中日甲午海战，“炮弹里没有火药，而是装满砂子了。”

　　而在历史上，这些事情反复出现，当然应该有更多的原因需要探究，阿来为此同样做了认真分析。比如从全国范围讲，地方豪尊依靠武力与阴谋等争夺人口与地盘，壮大自身实力，而不知兴办教育、改进生产技术、扶持工商等，为此策划于密室，劫财夺命于光天化日，在传统中培植出膺服强梁的风气，不同家族间结仇、复仇，仇仇相报。“有清一代，这些行为都被简单地认为是不听皇命，犯上作乱，而没有人从文化经济的原因上加以过研究梳理，也没有尝试过用军事强力以外的手段对藏区土司地面实施计之长久的治理，惟一的最后的手段就是兴兵征讨。”就川边藏区而言，因为地域辽阔，部族众多，当地豪门各自拥兵割据，中央政府根本无力进剿压服。

　　再比如那个贡布郎加，即“布鲁曼”，当地历来视他为大英雄，他的传说老一点的人都能讲出一些，荤的、素的，人间的、僧界的，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就连体面的酒店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对他抱有巨大希望的阿来，在追寻其故事过程中发现，这个所谓一世英雄的布鲁曼终于也未能超越时代，只不过“他比此前的所有豪酋更蛮横，更顽强，更勇敢，更有计谋，更残酷”，却也更加不识时务、不知天下大势，不曾有半点改变社会面貌的愿望，最终同样要在历史的因循中重蹈覆辙。“阴谋、进攻、对神盟誓然后又违背誓言、杀戮……种种手段都是老而又老的桥段，都在旧框架中习惯性运行。”

　　那么，历史是如何通向现实的呢？恩格斯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阿来的写作没有离开过西藏历史，更密切关注着今天，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写作者，更是一个审视者、发现者，他关注着当下藏区的一切——其社会生活、文化生态，以及在时代风气之下那些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东西。他发现，无论是变动的还是稳定的，无论是表面的还是暗地里的，其实一切都有渊源，现实的一切与与历史都有惊人的连接，要么是现实延续了过去，要么是过去还魂于今天，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历史，也没有无本之木的当下，审视与发现问题，是阿来写作时一种常有的状态，同样是《瞻对》的一个核心。

　　出色的写作应该触及心灵，成为挖掘精神向度的实践。无论对作家，还是对读者，《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的意义不单表现在对真相的揭示与探求，更表现在对民族心态、精神的触摸。阿来通过瞻对旧事寻踪觅迹的考察发现，“诸多陈年旧事，映照今天现实，却让人感到新鲜警醒。看来，文学之新旧，并不像以新的零碎理论包裹的文评家们所说，要以题材划分。”阿来准确把握历史的事实、走向与趋势，体现出他综合把握民族、文化、宗教、军事、历史等多方面问题的能力。

　　文学的目的固然在于抵制遗忘，其职责更在于提醒今人。历史的列车呼啸而过，无数的旧事或被湮灭、或被发掘，阿来在纸页、口头或人们心目中的旧事里发现了大量的“新事”。比如，我们历史上的“铁疙瘩”在今天是不是就没有了？从日常生活表面来看，社会生活在如愿前行，这里修了公路，人员来往、贸易空前便利，建筑上进行了美化处理，环境更现代、更“亮丽”了。被奉为精神殿堂的各种寺庙得到了空前的修缮、提升，人流如织、香火日旺，关于雪山灵兽，关于种种神迹的传说，人们笃信不疑、口口相传，而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金碧辉煌的寺庙里，人们是在那里向佛、向善，还是凑热闹、撞大运？或者，干脆就成了怀着“不可告人的”内心企求者的庇护所？还有，庙很多但僧很少，原因是他们为了利益而云游四方。阿来说，“如果革命是指种种新的变化，那我更期待人心内部的革命。”

　　那么，人心内部的革命，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实际上，无论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民的灵魂中，因循的东西、抱残守缺的东西，瞒与骗、蒙与混等种种劣根性的表现还很多。今天的中国在发展进步中，有很可以炫耀的亮色，也有很多让人无奈的瑕疵。阿来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雪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阿来觉得自己时常在遭遇这些问题的困扰，他带着问题一再追索，走进历史、踏入田野、访在民间，去观察这些情况如何发生，又何以会发生，《瞻对》就是这样来的。

　　他的一些疑问是从探寻中得到的——怀着很强的忧患意识。比如，他觉得当代有知识的人们很善思考，也很有雄心，“今天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眼光经常向外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到底要怎么办？”他觉得，从历史上看，改革一直是个很难破解的课题，“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再比如，历史的巨轮隆隆地开过去，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是什么？其作用的发挥与后人的评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来说，“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惟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 所有这些均发人深省。

　　这是一个异常精彩的文本，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又思考历史、返回现实，深入浅出、稳健多姿，阿来认为写作到紧要之处，宕开一下，着些闲笔，为增强悬念，也为了文本信息的丰富。再有，作者游刃于丰富多歧的民间文化资源里，把握历史脉搏，解密、还原历史真相，力避浮躁、浮泛，让饱满的细节、清澈的思考、灵动的表述、顾盼生姿的语言成为特色，为当今的文坛增添了新的经验。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正如洛夫所说，“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作家是有责任的。瞻对位于康巴藏区，在现今四川甘孜新龙县一带，一问到“瞻对”是什么意思，当地人都会自豪地说是“铁疙瘩”。有位叫喜绕降泽的高僧，曾于公元1253年随八思巴进京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传说他在皇帝面前显示法力，将一把剑徒手挽成了一个铁疙瘩。忽必烈赐他官印，令他回家乡为官。但喜饶降泽回乡后仍入寺修行，由其姐姐行使地方统治权，地面上便兴起一个地位尊贵的家族，藏语名叫“瞻对本冲”，意思就是因挽铁疙瘩而得到官位的家族，其管辖之地从此被叫成了“瞻对”。这个清朝雍正年间只有两三万人的地方，却惹得清朝政府7次对之开战，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万人。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这样的对抗为何竟持续了两百余年？人们颇伤了一些脑筋。这里固然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当地人性格彪悍、难以制服，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落后的时代、落后的社会制度，以及长期形成的盲目“尚武”等习气。民国后实行改土归流，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便将此地解放，瞻对这个“铁疙瘩”轰然融化。阿来对这一素材的触碰，使瞻对及围绕汉藏问题的关键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是一次与遗忘的较量，更是一次对时间的抵抗。

　　阿来试图从人文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现实，他以对某一个地方微观历史的透彻挖掘，见微知著，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补白疑问，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连接点的发现、完整世界图景的搭建，得自扎实的知识储备与史料研读，当然更少不了独特的眼光。《瞻对》呈现的是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作家通过对大量档案、史料的深入挖掘，以生动的笔触、丰富的细节、扎实的内容，还原与再现始于雍正八年、长达两百多年的“瞻对之战”中藏地与清政府方方面面的表现与表演。另一方面，则是阿来的独有发现与解读，这一部分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肌理，是有温度、脉搏与节奏的。

　　这样的写法使得文本不流于对事实的堆砌，更无对写作者本人博学、勤奋的炫耀，而是实实在在地透过历史尘埃，有独特的发现，有从容中的睿智。他对清政府政治、军事等方面作为的感悟，从历史风云中来，有力透纸背的精彩。比如对1746年败于瞻对的那一战，乾隆皇帝在与军机大臣等总结大军欲进不能，退亦不可，以至师老兵疲时候，认为原因有3条：一是轻敌，“以为瞻对蕞尔之地，大军压境，必如沸汤扬雪”。领兵大员并未把雍正年间大军征讨无功而返的前车之鉴当回事情。二是缺少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胆子大，率尔出兵。三是“事有不顺，这些体制中的负有重责的官员便隐瞒事实，谎报事功。谎越扯越大，事越来越烂。”皇帝作为那个社会体制的总管，当几乎所有官员都在撒谎、捏报事功的时候，自己明明什么都清楚，却不能对所有官员都下手，“只好祭出杀鸡儆猴抓典型的官场老把戏”。再看那些参战的兵卒，早已没有了开国之初能征贯战的精锐之气，他们在盛世华服的遮掩下日渐衰败腐朽，要么兵丁病孱，要么“器械锈坏者，不知更换。”这样发展下去，果然到了中日甲午海战，“炮弹里没有火药，而是装满砂子了。”

　　文学的目的固然在于抵制遗忘，其职责更在于提醒今人。历史的列车呼啸而过，无数的旧事或被湮灭、或被发掘，阿来在纸页、口头或人们心目中的旧事里发现了大量的“新事”。比如，我们历史上的“铁疙瘩”在今天是不是就没有了？从日常生活表面来看，社会生活在如愿前行，这里修了公路，人员来往、贸易空前便利，建筑上进行了美化处理，环境更现代、更“亮丽”了。被奉为精神殿堂的各种寺庙得到了空前的修缮、提升，人流如织、香火日旺，关于雪山灵兽，关于种种神迹的传说，人们笃信不疑、口口相传，而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金碧辉煌的寺庙里，人们是在那里向佛、向善，还是凑热闹、撞大运？或者，干脆就成了怀着“不可告人的”内心企求者的庇护所？还有，庙很多但僧很少，原因是他们为了利益而云游四方。阿来说，“如果革命是指种种新的变化，那我更期待人心内部的革命。”

　　那么，人心内部的革命，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实际上，无论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民的灵魂中，因循的东西、抱残守缺的东西，瞒与骗、蒙与混等种种劣根性的表现还很多。今天的中国在发展进步中，有很可以炫耀的亮色，也有很多让人无奈的瑕疵。阿来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雪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阿来觉得自己时常在遭遇这些问题的困扰，他带着问题一再追索，走进历史、踏入田野、访在民间，去观察这些情况如何发生，又何以会发生，《瞻对》就是这样来的。

　　他的一些疑问是从探寻中得到的——怀着很强的忧患意识。比如，他觉得当代有知识的人们很善思考，也很有雄心，“今天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眼光经常向外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到底要怎么办？”他觉得，从历史上看，改革一直是个很难破解的课题，“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再比如，历史的巨轮隆隆地开过去，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是什么？其作用的发挥与后人的评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来说，“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惟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 所有这些均发人深省。

　　这是一个异常精彩的文本，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又思考历史、返回现实，深入浅出、稳健多姿，阿来认为写作到紧要之处，宕开一下，着些闲笔，为增强悬念，也为了文本信息的丰富。再有，作者游刃于丰富多歧的民间文化资源里，把握历史脉搏，解密、还原历史真相，力避浮躁、浮泛，让饱满的细节、清澈的思考、灵动的表述、顾盼生姿的语言成为特色，为当今的文坛增添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