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越来越明亮：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中国藏族女性文学
严英秀
从文学复苏的新时期走来，中国当代文学一路潮起潮涌、风光旖旎，而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已经有了平实而丰富的３０多年的发展史，少数民族文学百花园里姹紫嫣红，春华秋实。原本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藏族文学，更是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大批优秀的藏族作家飞扬着藏族文学的缤纷灿烂，将神奇的光芒带给了中国当代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美好广阔的可能性。
在藏族作家的活跃群体里，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女作家队伍，她们以自己沉潜而稳健的方式汇入藏族文学的整体书写，贡献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同时，藏族女性文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坚力量，在完成使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从边缘走向繁华、促进中国女性文学进一步壮大的历史使命时, 以其厚重而亮丽的文学景观为汉语文学创作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另一种体验方式与言说方式，建构了独特的想象空间、思想空间及艺术空间，为中国女性文学增添了瑰丽多姿的画卷。本文仅以汉语写作的代表作家为例，对富有时代特色的几个发展阶段做一简单梳理和总结。
一、新时期的报春之声
上世纪８０年代是许多文学人至今反复慨叹、怀念不已的黄金年代，在欣欣向荣的文艺的春天，文艺思潮风起云涌，老将新人成果似锦。在时代感召下，中国女作家们以崭新的面貌纷纷登上文坛,而第一位在藏族女性文学领域惊艳亮相的是益西卓玛，她是有过革命经历的老作家，早在50年代就发表散文和电影剧本。短篇小说《美与丑》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这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益西卓玛的小说抒情、诗化，境界宏大高远，不凡的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因为时代原因，她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别，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她自然地汲取了本民族的文化营养, 她将藏族语言的活泼绚丽与汉语的纯正规范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藏、汉两种文化的浓郁韵味，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而作为女性，纤细柔敏的感受融会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女性意味无需宣告便水到渠成,不言而喻。
益西卓玛出现在特定的时代，但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她的创作具有超出了具体文本的深远意义，那就是，自此之后，藏族女作家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使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沉默失语状态的藏族女性，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逐渐从民族文化传统巨大幽深的遮蔽处走来，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改写藏族女性的历史，书写新的时代人生。
无独有偶，紧跟着益西卓玛走上文坛的是来自她的家乡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完玛央金，她1982年起发表诗歌，作品入选《她们的抒情诗》、《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藏族当代诗人诗选》等专集，著有诗集《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被称为“第一位出版汉语诗集的藏族女诗人”。完玛央金的创作植根于家乡大地，神性的甘南草原是她留恋不已、反复歌咏的对象,诗歌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诗风细腻、婉约、优美、自然，具有典型的抒情风格。
很早就成名于诗坛的完玛央金至今仍生活在甘南草原，她笔耕不辍，除了继续诗歌创作，另出版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多少年坚持经营编辑着甘南的纯文学刊物《格桑花》，发现、培育、扶持着一批批文学新人。完玛央金是藏族女性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家，也是甘南文学的一面旗帜。
二、九十年代的中坚队伍
上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兴起，以及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提高，中国女性文学走向了潮流更迭、旗帜翻新的繁荣时段。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在女性意识整体觉醒的自觉基础上，也努力从惯常的宏大主流叙事中分离出来，从固有的民族、民俗的文化范式中挣脱出来，叙事内涵由自身而及同类，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于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境界宏阔深远起来，体现了多元民族文化的审美追求。这个阶段在藏族文学领域，60年代前后出生的新时期第二代女性作家应运而生，走进了当代读者的视域。她们大多数人既有在母族文化环境中的成长背景，又有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学院经历，深受各种域外文艺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多元文化背景使她们在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中，理性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而构筑起独特的藏族女性文学世界。
同时，从体式上，90年代的藏族女性文学也和时代主流相呼应，多以小说的方式崛起在文坛。一般认为，藏民族是一个有强大的抒情传统的民族，所以，藏族文学领域中诗歌总是独领风骚，大多数作家的涉足文学不约而同都从诗歌创作起步。但事实上，藏族也是兼具备发达的叙事传统的，不朽史诗《格萨尔传》对此做出了有力论证。诗歌是藏民族神性的翅膀，而小说创作却要求作家必须沉潜于土地和生活深处，特别是当下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处，敏锐地触及、关注本民族在一系列的社会进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蜕变，关注民族文化精神的再造与重生，回答民族特性在时代中的精神走向的大课题。相对而言，小说创作更能见出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检验作家感应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的能力，以及应具备的心灵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应该说，藏族文学在这方面交出的答卷还是令人满意的，扎西达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出了被誉为“藏民族生存的百年孤独”的《西藏，隐秘的岁月》，以及《系在皮扣绳上的魂》、《躁动的香巴拉》等直面民族现实的小说，阿来在《尘埃落定》获茅奖之后又有了揭示藏族乡村的现代性伤痛的长篇巨制《空山》，新世纪以来，次仁罗布等更年轻的一代藏族作家迅速成长，不断刷新着藏族小说创作的成果。而女作家，以喷涌的生命力，以另一种体验方式与言说方式，建构了独特的想象空间、思想空间及艺术空间。
央珍无疑是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藏族女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卍字的边缘》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之后，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出版，获得 “全国少数民族第五届文学创作骏马奖”，并被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这部在藏族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和成长主题展开叙述,通过一个小女孩央吉卓玛的视听见闻，不仅历史性地展现了２０世纪初、中叶西藏贵族家庭、寺院和噶厦政府的种种变迁，而且勾勒了这个重大时代整个西藏地区风云变幻的社会风貌。作品再现了博大的社会历史生活，同时又充满了细腻温情的心灵描写，浓厚的藏民族文化内蕴在故事中自然流露，浑然天成，对民族精神的不懈追寻与建构表现得深沉而凝重。
《无性别的神》除了独特深远的文学价值，更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历史学、民俗学意义：它大量牵涉到２０世纪初到中叶这一特定阶段西藏的社会体制，政治事件，全面展现了贵族的、庄园的、寺院的生活，从贵族到农奴的衣食住行，到防雹咒师的法事活动，到圣湖观像，私塾生活，甚至连私塾生活中特有的宗教仪式，学习内容，习字方式，各种纪律规矩，惩罚措施，也都给予了别具一格的描绘。作者央珍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地写下了一个时代，她深厚的民族文化生活的积累使《无性别的神》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表现那一时期西藏社会的百科全书，西藏特色的“清明上河图”。
正如著名作家马丽华所说，通过《无性别的神》“央珍已显示出她写作重大题材－－‘正剧’－－的趋向。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 事实上，这个开端不仅是她个人的，同时也预示着藏族女性文学一个新的不凡的起跑线。
青海的梅卓是本时期的另一个代表作家，她倾力于阐释魅力无穷的藏族文化，从宗教轮回、生死爱欲的角度表现藏人的命运和精神气质，尤其是草原女性的心灵、情感、遭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里，她凄美的文笔穿过现代，透析了过往岁月两代女性的人生，命运，以及从中突现的爱情景致。梅卓对藏族传统文化对女性人格的塑造有冷静的揭示，对女性自身的软弱与无能表现了透彻骨髓的痛惜之情，她痛苦地寻找着女性生命本体与民族延续之间的关联所在。但总体上，梅卓对藏族女性以及对她们的情感世界的描述是诗意浪漫、理想化的。在《太阳部落》以及之后的长篇《月亮营地》里，女性命运各各不同，但相同的是内心的坚忍顽强，敢于爱己所爱，这些非凡动人的草原女性或歌或哭，都有令世俗震撼的力量。
梅卓擅长表现古老时代的凄美和动人，同时她也创作了许多现实题材的小说，短篇《佳姆萨朵黛》通过一位现代藏族女性的有关寻求的沧桑经历记录了知识女性成长成熟的艰难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潜藏在纷繁生活表象下的永恒价值的不懈追寻。梅卓潇洒飘逸，又深沉老道，是藏族女性文学领域已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的成熟作家。
格央是这个阶段初涉文坛的新人，1996年她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小镇故事》，由此开始，格央表现出了她清新、朴实、内敛、舒张的叙事风格和创作特色：美丽静谧的小镇风景，小镇上寻常人家平淡的喜忧恩怨，时间的流逝中感受着世情落寞的孤单少女。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人物，格央总是用优美的文笔把小说处理成纯静、明丽、恬淡的画面。她摒弃了藏族文学中惯常的关于宗教及传统文化的“民族叙事”的大视角，而是植根于人本生存体验，致力于挖掘旧西藏社会的平凡一隅中挣扎于命运之流的普通人的心性和情感，真实而自然地表现潜藏于底层的更为宏阔淳朴的世俗生存和凡人凡性，一个更蕴涵丰富、宽厚的"民间西藏"。
和大多数女作家一样，女性情感主题也是格央的自觉选择。在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和一些短篇中，她以鲜明的现代情感和审视角度，营构了不同个性和命运的女性人物，深入揭示了普通藏族女性潜藏不露的内在独立品质和生存韧性，并对藏族女性历久沉淀的特定心态和价值观念，做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智的反省。
与小说领域的丰收相呼应，唯色、梅萨、阿卓等藏族女诗人们在这个阶段也次第而出，四川的桑丹从小生长在著名的小城康定，在她的诗歌里，康定是时时用生命感受的生活之地，更是一生挚爱的灵魂的故乡。诗集《边缘积雪》表达了对康定高原至情至性的守望之情。她深沉又悲怆的爱里，有对地缘的归属，血缘的认同，而恪守民族文化品质的同时，她又能整合、重构多元时代的精神需求，在保留本民族人文精神精髓的情况下，吸取现代思想的经验，真正到达文化的深邃处。桑丹的诗，精致，细腻，又沉潜、大气，是融合了藏汉传统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的独特创作，极富艺术精纯性。桑丹是转型期中国汉语诗界的优秀诗人。
三、新世纪的五色风景
自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结束，中国女性文学基本上完成了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领下的女性叙事，那就是解构父权中心主义文化，击穿男性社会的神话面具。问题是，解构和颠覆并非女性写作的终极目标，破坏之后的重建才是亟待面对的，而且往往更为艰难。事实正是如此，新旧世纪交替，越来越进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无法掩盖繁华表面下的更大的焦虑与困境，太多的女作家无论在创作视阈、叙事方式，还是理性思索本身，都无法超越女性一己的自我内心分裂与纠缠。中国女性写作在高唱战歌清算了男权文化之后却无法建构一种双性协作模式，无法提供更有效的范式，更无法寻找到女性叙事新的的生长点，从而陷进了自身难以挣脱的“瓶颈”。于是，以女性为欲望主体的“性话语”、“欲望叙事”、“私人叙事”及“躯体写作”泛滥而起，成为试图突破原有女性叙事的极端的方式。但显然，这种突围方式是无效的，极端的“私人化”和“欲望化”倾向不仅不能成为拯救的力量，反而变成新的囚禁女性的牢狱，严重弱化了女性文学的力度，降低了女性文学的品格。
在中国女性文学走过高潮逐渐陷于疑惑、焦虑和困境时，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却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叙事转身：从外部探索转换成对女性本体的生命与精神的深层叩问，从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挣脱了男性中心文化观照下的社会性话语和“民族寓言”的遮盖，从最初的附着在主流意识话语到建构起自己的女性话语，在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寻找到了自我阐述的可能性，以激越的姿态回应了民族文化的脉动，并凸现了女性自我的身份意识与民族意识，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民族与性别相融一体的新视角，也为突围女性写作困境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为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创作与研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在坚守与突围的新千年，活跃在文坛的藏族女作家有白玛娜珍、尼玛潘多、严英秀、白玛玉珍、德乾旺姆、平卓、白玛曲珍、亮炯•郎萨、永基卓玛、唐亚琼等人，虽然她们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但却质地纯正，品性优良。针对当下女性写作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弱和情感矫饰之不足，尤其是都市女性的欲望写作，这些藏族女作家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起了反拨和正音的作用，她们在当下的物欲红尘世界中执着地寻觅真正的精神归宿，这使人依然愿意相信，健康美好的女性文学，是走进人类灵魂深处的最佳途径，是建构真善美的人文基石的有力脊梁。
白玛娜珍是起步很早、在上个阶段就以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成名于西藏文坛的作家，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除了小说，还写过大量诗歌，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成绩斐然，继《生命的颜色》等书之后，近年又出版散文集《西藏的月光》。《西藏的月光》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了西藏的净土之美，同时，也对今日西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对藏族人赖以生存的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劳动方式在当下所遭遇的阵痛、裂变，表现了深切的忧患意识。
白玛娜珍具有强烈而自觉的女性意识，女性意识中又凸现深切的民族意识，传达出对藏族文化传统内涵的独特感知。她真诚地抒写了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藏族女性在现实生活和精神追求中的困境和突围，记录了自己与时代同步的心路历程。
2008年，西藏文坛上出现了又一个响亮的名字，女作家尼玛潘多完成出版了长篇小说《紫青稞》，这是藏族女性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新成就。《紫青稞》以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村庄普村中一个藏族阿妈曲宗及三个女儿达吉、桑吉、边吉的爱恋情史和成家立业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社会转型时期西藏农村的生活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乡土社会与城市之间的瓜葛，真实反映了当代西藏农村生活境况的原生态。尼玛潘多是一位视界远大、胸怀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看到了现代文明对西藏乡村社会的冲击，感受到了传统习俗对世俗人生的禁锢，并由此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弊端，写出了社会嬗变过程中必然带来的精神情感的变化。小说对普村、森格村、嘎东县城及拉萨生活的描写，呈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阔的世俗社会生活画卷。作为女作家，她尤其致力于表现传统文化对藏族女性生存的规定与制约，女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被动、无奈和抗争，以及当下生活中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加强的过程。
《紫青棵》充满了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有关宗教，血统、仪式、宿命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结构在作品中都有真实的表现。日常起居，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春播秋收，拜神驱鬼，古老淳朴的风貌，四季运转的风俗，别出心裁的道德伦理法则，处处透露出民族文化的浓重浸染，散发着生活的活力和质感。语言质朴，率真，不刻意雕琢，藏族谚语俗话的引用原汁原味，平淡朴素中蕴含着民间苍凉隽永的生命感悟。
严英秀是益西卓玛、完玛央金之后又一个甘肃甘南籍作家，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菂儿”为笔名发表诗歌散文，近年专注于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她的作品擅长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的真实境遇，但又不囿于单一狭小的女性视角，不止于以爱情写女性的生存与生命，而是以此为切入点反映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社会的变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严英秀表现了一代人的成长与疼痛，抗争与坚守，表现了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介入和思考。
严英秀小说中渗透着藏族文化给予的慈悲善良、纯净美好，爱和信仰使飞扬的理想主义充满了伤感、浪漫而又执着的悲悯情怀，正如有论者所说：“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严英秀一方面以写现代女性的感情世界，来思考和揭示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共通人性，另一方面以源于她的藏族文化血统的文化立场，坚守着对爱与美的探寻。这种写法既传统又现代，是严英秀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课题时，以对本民族文化朴素真挚的热爱之情为出发点，投身于当下的生活洪流，深切地感受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异和生长，创造出既具有独特的民族意味和表达、又能融入现代性主流文学格局的作品的努力。严英秀以创作实践对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做出的尝试，所体现出的少数民族文学新的面貌，对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白玛玉珍的创作以散文为主，她的语言明丽澄澈，感情真挚自然，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验往往在哲理感悟中达到信仰的层面，极富藏族文化的本土特色，是一位值得期待的作家。
除上述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小说、诗歌、散文领域还涌现了许多的更年轻有朝气活力的作家作品。可以说，藏族女性文学在30年的发展中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区域走向全方位，已形成了一支整齐有力的队伍，前有先辈，后有新秀。写作目标和主题也得到了内在转换，由宏大主题走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执着于寻求精神个性的发展，民族叙事兼容了多种审美文化诉求，使得藏族女性文学摒弃了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以来的风情展示和神性想象的单一空间，呈现出多种文学景观共存的优势。众多风格鲜明的女作家以以女性独到的包容、通达和敏锐，以更为丰富和柔韧的民族精神，进行着个人与时代，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民族文化传统的凝重沧桑和所处地域特有的宏阔、悲慨、浪漫，赋予她们的写作以大气、刚健的美学风貌和奇异、神性的艺术气质，她们融内在细腻与外在阔达于一体,以极富痛感的心灵的文字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从而建构了藏族女性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立品格。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经过三十多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几代藏族女作家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文学印迹，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文学界高度评价，广泛认可。她们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使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幽暗处，从文化的边缘处一路走来，“从此越来越明亮”。但现有的收获不能遮盖存在的不足，藏族女性文学远未到达丰殷、坚实、轻飏的艺术境界，真正改变自己双重边缘的身份。任重而道远，但愿优秀的藏族女作家们在将后的发展中，会以更诚实坚韧的劳动，以凤凰涅槃般的精神挣脱羁绊，华丽重生，创造新的辉煌篇章。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甘南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发表有大量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 诗歌 作品。小说曾被《小说选刊》等刊多次转载，获多种文学奖励。出版有小说集《纸飞机》（中文、 英译本 ）和《严英秀的小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