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杰·索木东（藏族）：陇原大地的厚重与美丽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里有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7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长期生活着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撒拉族、蒙古族、土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从文学创作上看，甘肃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梯队整齐、创作有力、成果不断。
由点到面，蓬勃发展
20世纪中叶，甘肃涌现出了汪玉良(东乡族)、丹正贡布(藏族)、伊丹才让(藏族)、赵之洵(回族)等作家，他们创作的《水磨坊》《米拉尕黑》《拉依勒和隆木措》《雪山集》《雪域的太阳》《丝路花雨》等一批优秀作品，深深地影响了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到了八九十年代，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从点到面、从少到多的突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同时，甘肃于1982年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奖，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1980年，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的《丑与美》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汪玉良、伊丹才让、丹正贡布、马少青(保安族)、马自祥(东乡族)、贺继新(裕固族)、阿凤(达斡尔族)、铁穆尔(裕固族)、钟翔(东乡族)等先后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青年作家迅速成长。完玛央金(藏族)、李继宗(回族)、娜夜(满族)、沙戈(回族)、向春(蒙古族)、才旺瑙乳(藏族)、旺秀才丹(藏族)、草人儿(满族)、敏彦文(回族)等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作家已经成长起来，成为甘肃文学创作的中坚。其中，诗人娜夜曾获鲁迅文学奖，她的作品对于女性本身的探究纯粹空灵、耐人寻味。与此同时，严英秀(藏族)、扎西才让(藏族)、杜曼·叶儿江(裕固族)、觉乃·云才让(藏族)、敏洮舟(回族)、嘎代才让(藏族)、马亮(回族)等一批“70后”、“80后”作家也开始活跃于文坛，成为一股新的冲击波。
在我看来，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阶梯状、多层次的良好发展态势，从单个作家的出现逐渐转变为以作家群的方式出现，形成了多个特色鲜明的创作队伍。
甘肃的藏族文学创作群体，几代作家同时活跃在文坛，分别用母语和汉语创作，勾勒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史。年轻一代作家以藏人文化网为代表，更善于利用新兴媒体，在网络上通过文学形式不断展示藏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魅力。还有一大批甘肃藏族作家始终坚守母语创作阵地，积极投身藏汉文学翻译，积极推动甘肃文学的发展。
回族作家群也是甘肃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沙戈、李继宗、毛菁文、敏彦文、吴季康、马步斗等作家，近年来都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势头。保安族、东乡族和裕固族的作家也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不仅结束了没有书面文字创作的历史，还出现了代表性的作家。东乡族作家中，汪玉良最早崭露头角，三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东乡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保安族作家中，马少青、马学武创作成果较为突出。裕固族虽然人口较少，但近年来涌现出铁穆尔、贺中、妥清德、苏柯静想、杜曼、达隆东智、玛尔简、贺继新等一大批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一个个生活在边缘地区民族的心灵史。
青年作家在崛起
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甘肃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更是立足现实、面向全国，走出了踏实的一步。在甘肃“小说八骏”中，就有蒙古族女作家向春和藏族女作家严英秀位列其中，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向世界呈现了不一样的风采。
作为大学教授的严英秀，既写评论也写小说。她的《纸飞机》《苦水玫瑰》《沦为朋友》等作品，书写着现代女性的情感世界，执著于对爱与美的精神追求。在其作品中，植根故土的藏族元素被淡化和消化，而藏族传统文化的“慈悲”核质，却在她“洁净创作”的文本里，得到彰显和延伸。评论家马步升这样评价她的小说：“严英秀从无拿什么去证明什么的刻意，在她那里，人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过程，文学也是从血液中流淌而出的人生情怀，她写小说的动机，以及在小说中所表达所张扬的人生理念，所指向的，不外乎生命的存在状态，借此探索和复原生命的本相。”
满族诗人草人儿的写作是近乎悠闲的，没有太多的执著心，这让她的创作心态非常轻松。她缓缓地走在平常的生活中，用女性敏锐的眼睛，捕捉着生活中被遗漏的细节。她笔下的句子，或平缓，或激烈，或淡然，或艳丽，有时候甚至是诡异和另类。这使得她的诗歌在明明灭灭之间散发着闪亮的光芒，也使得她的文字令人感到有点难以捉摸。
生活中随和、谦恭的藏族诗人扎西才让，他的诗歌给人的感觉，却是一只豹子的印象——特立独行、迅捷有力、直抵内心。他的文字，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忧患，基于人文关怀的作家品质，基于亲情爱情的自我提升，始终体现着鲜明的个人特质。他后来的文字，更多地延伸到了小说的创作上，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80后”回族作家敏洮舟的散文，立足西北回族的人文沃土，书写自己脚下熟悉的那片土地，记录自己“跑大车”生涯中的底层人民生活，在当下散文创作中崭露头角。近年来，他的散文作品也多次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回族文学》等刊物亮相，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
裕固族虽然人口较少，但近年来文学创作势头十分迅猛。裕固族作家立足独特的地域和文化优势，彰显出独特的魅力，逐渐成为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象征。阿勒坦托娅等一大批青年作家，也正处在创作的上升势头。他们用自己结实的语言和饱满的感受、清澈的激情与洁净的文字，尽情徜徉在裕固族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空隧道，建构出了瑰丽而神奇的游牧文化。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新时期以来，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放眼世界文学的发展格局，依旧存在诸多困惑，需要作家们不断努力：一是甘肃的少数民族作家中，在全国、世界范围内有大影响的大作家还没有出现，标志性的作品还没有诞生；二是在新媒体时代，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在推介上仍旧做得不够，很多优秀作品缺乏发表和传播的渠道；三是甘肃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个有良好发展态势的作家群，应该是年龄结构合理、创作主题明确、创作体裁多元、团结协同奋进的集体。目前，甘肃少数民族作家根据语言和地域，已经自然形成了藏族作家群、回族作家群、裕固族作家群和东乡族作家群等群体，各个作家群相对而言比较整齐，创作势头良好。但冷静地观察一下，不难发现，甘肃少数民族作家中，“60后”、“70后”作家创作势头良好，“80后”、“90后”作家后继乏力，作家梯队建设堪忧。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惟有不断拓展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的国际视野，引导个人和群体的创作，在守住这片黄土地文化根脉的同时，打好“文学陇军”这张牌，深入推介甘肃少数民族代表作家和优秀作品，才能全面提升甘肃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水平，才能让少数民族作家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放飞自己的文学翅翼，在世界文学的高空下自由翱翔。
严英秀（藏族）：怀念故乡的人，要栖水而居
这3年，我写了中篇小说《雨一直下》《雪候鸟》和长篇小说《归去来》。3部小说的故事源起于一个共同的地方：江城。那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城，落后、单调，黯淡的人群恪守着周而复始的节气和比寒暑交替更坚硬的习俗。事实上，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北方古城的典型形貌因暖温带气候平添了几分水灵和旖旎。它多树，花香果香氤氲在润泽的空气中，弥散不绝。它多水，99眼泉流经城里大小角落，看门护院的大白鹅在水面上游来荡去，隔老远就对着抄近路上学的孩子嘎嘎地叫——没错，江城就是我长大的那个小城。一条激荡的大河，穿城而来，呼啸而去。因为它，我的儿时波光潋滟，四季葳蕤。
多年后，我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已经写了不少故事了，但我还没有写到江城。甚至，我都没想到要写它。从一开始，我就不是那种善于挖掘和利用题材优势的作家。我总在写一些现时态的生活，而江城于我已然成为过去。还不到怀旧的年龄吧，关于江城，将来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供面对，我这样想。我以为江城永远在我的身后，就像我愚蠢地以为那个花开鸟鸣的娘家始终属于我。直到2010年，一场夜雨，一场倾城之殇，江城把承载着我所有成长记忆的物事埋到了泥沙的深处。
《雨一直下》是在灾难的两周年祭日写完的，那是我自己的一个仪式。我终于完成了献给江城的第一部小说，它虽未能有效解决2010年的江城留给我的巨大的空和惑，但由此开始，我一点一点明白着自己和江城之间的许多。我还不清楚这一切预示着什么，但一个故事之后接着是许多个故事，“往事不会逝去，往事甚至不会成为过去”，它必将在文字的镌刻中留下见证。
离开故乡的人，能栖水而居是幸福的。在我生活的城市，有一条更大的河自西向东，日夜奔流着。它常常使我恍若身在江城。事实上，我离开那最初的河流已经很久了。而我之所以走上文学之路，就是因为有那样一条河，横亘在我寂寞的年少。记得人生第一首诗突然涌现的那个午后，风卷着枇杷花的芬芳，吹皱了少不更事的沙滩。命定的出发，就那样开始了。那时候，年事太轻，更多的隔绝和封闭、空无和荒凉，还没来得及展开，我不知道，那些珍重存留的，最后都要像细沙从时间的指缝中散落。
如今，所有的失去落地生根，那条河流却在梦里梦外萦回不已。我分明听到它两岸的蒹葭呼呼地掠过我的耳边。隔着20年浩荡的时光，我依然辨得清那无与伦比的风声。文字的指引使我看清，这么久的踉跄前行中我在抵近着什么。我终于懂得，世间从没有徒劳的开放、兀然的飘零。原来，文学成为我疲惫生活中最后的英雄梦想，是为了以它稀薄的翅羽，为我构筑一角故乡的屋檐。是的，怎么能与一种来自血脉的庇护彻底错失？我可以忍受生活，但我不能放弃仅有。我让自己相信，只要心底有一条回乡路，所有的断肠春色便都在。
暮色温柔，当我又一次踟蹰在河流边，我知道我无力诉说它带走的所有的岸。这是一个写作者永无止境的痛。前方尚未澄明，归途已相失于云水。谁能了解时光背后的东西？流逝与恒久，领受与馈赠，这些都是一辈子的事了，而我还远未收获到与自己曾无数次感受过的那些漫漫长夜相称的广阔，我惟有在一次次的渐行渐远中，重新抵达岁月深处的故事：关于江城，关于蹒跚学步时就远离了的遥远的草原和村庄……
那么，画家达利说过的那句话，我想再次说给自己：我什么都不放弃，我还在继续。
扎西才让（藏族）：我的甘南，我的写作
我生活在甘南。甘南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端，甘、青、川三省交界处，被人称为“小西藏”。甘南有农村，有牧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遍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共存，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处处渗透，这些都影响着甘南人的生活和精神。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地带生活，会令人产生很多感慨。也许正是这片土地上自然风光的大美、万事万物的神性、当地居民的诗意，影响着像我这样的人，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一个“文艺人”。
我爱着我的故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像野草一样静悄悄地成长，又在经历诸多往事后渐渐枯黄。但我们的根还在地里，都在酝酿着来年蓬勃的生机和燎原的力量。在这样的地区生活得久了，我们对身边的万事万物就有了神性的认识，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它们静与动的力量：黄昏，像人一样走远了；山顶积雪被风吹起，然后慢慢落下；伫立河岸，就会感觉时间也像眼前的河水一样流走了；你在草坡上昏睡，突然醒过来，就会恍惚觉得身下的草，是从上头走下来的。这样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借助于音乐、舞蹈、美术和文学，或热切或沉痛地表达着。而我用文字，将这种发现和感受写出来，就是诗歌了。
我是忧郁型的诗人。我笔下的自然景物，就是忧郁心灵的承载物。我笔下的亲情和友情，因为其显而易见的易变性，也带有忧郁的色彩。我笔下的爱情，因为其美丽而短暂、刻骨而易逝，更有着忧郁的特质。这或许正是我的性格以文字方式的外显。在人们眼中，我热情、乐观、进取，面带阳光，笑对生活。而在写作中，我认为人生来就是带着罪孽的，需要修行，需要赎罪。生活的本色也必然是暗淡的，需要改变、创造，需要大悲伤之后的大欢喜。这种人生观，直接影响着我的写作。
影响着我写作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渴望和锐意追寻，藏传佛教对信徒的召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态度，文学艺术本身的真与美的魅力所在，以及文艺家自身固有的对自由意志的彰显。这几方面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多种因素相互左右，致使我一直处在精神的漫游状态，无法停下奔走的脚步。
因此，我习惯于沉思冥想，喜欢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用低沉舒缓的语言描绘出来。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当代藏族诗人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相比，我的作品的“文学族别属性”似乎并不太明显。我这样要求自己，不要做在作品中贴地域符号的诗人，对藏文化的凸显，应该融在文字的暗流中。如果说在作品中写到康巴、博巴、经幡、嘛尼石、风马、雪山、寺院、雪域……就能代表藏文化的话，那我也不能走这条路子。文学作品的地域化、民族化倾向，虽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发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因此，我希望在多层次呈现地域性的情况下，也能兼顾文学的普遍性，即与更多读者产生共识和共鸣。
这样的文学，才是走向大众的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学，当然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
草人儿（满族）：“妈妈，小鸟在照镜子”
我的诗，大约有一小半是女儿赐给我的；说我是诗人，不若说我的女儿更是诗人。这个小女孩和诗歌很近，而且经常会说出令我惭愧的诗句。
小咪上幼儿园，临近大班毕业，老师打来电话，通知小朋友第二天要穿上统一的园服，全班同学拍毕业照。当时小咪咪正坐在高高的琴凳上，听到这个消息，她说：“妈妈，我的心在跳舞！”我得承认，我想不出这样的句子。或许这样的句子不是想的，是从这个小女孩心里“跳”出来的！
这个小女孩站在床边，我给她穿衣服，她会捧起我的脸，仔细地看着我的皱纹说：“花纹！”有谁这样形容过女人的皱纹呢？或许妈妈的皱纹里有温柔的爱，在孩子的心里就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吧。也因为这样的温暖，在我生病的时候，我会写《请给我小手掌大的温暖》：“一阵风在我的骨缝中窜来窜去/一会儿撞痛了我的肌肉/一会儿撞痛了我的骨头/一团火在我的身体里燃烧着/我的体温在一点一点向上攀升”，“这个时候我对小女儿说/请把你的小手放在我的额头”。
从舞蹈班出来，大人小孩快速挤进电梯。拥挤的电梯里，小不点的她淹没了一样，看着电梯里挤满的大人的一条一条长腿，她会悄悄地对我说：“妈妈，电梯吃得太饱了。”
这个经常说出诗歌语言的小女孩，会在学习的时候突然大喊：“妈妈，小鸟在照镜子。”这只小鸟果真在一面镜子前晃来晃去，它照镜子的样子羞涩而矜持。一只会照镜子的小鸟——谁写过或者画过呢？
这个小女孩，走路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摔倒。她摔倒的时候，是在呆呆地望着天，看着天上会出现意外的什么吗？看着她腿上的疤，我心疼地问：“什么时候摔的？”她会说“明天”。这样的回答让我感悟而写下了《为明天准备好伤疤》。
这个小孩子外出旅游的时候会给我打来电话，她要听家里那只鸟的鸣叫。因为天气太热，小鸟似乎也没有了叫的力气，她会说：“妈妈你给小鸟弹《美洲土风舞》。”因为她在练琴的时候，阳台上的小鸟会发出悦耳的鸣叫。而就在这样的鸟叫声中，她快乐的手指弹完了一首又一首曲子。
真的，这个让我从草姑娘荣升为草女士的小女孩，是有点不一般。有时候我是那么的惊喜，可我也是那么的忧心，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这样敏感，长大了会获得太多的幸福吗？
这个小女孩在我蹬着自行车爬坡时奶声奶气地鼓励我说：“妈妈，加油！”有时我问自己，诗歌源于什么？我能够说出的秘密之一，或许就是未曾蒙尘的晶亮透明的内心吧。我曾写下：“有一天我才明白/其实我只是想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始终等着我”。那个地方，或许就是孩子的内心吧！为此，我得尽可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只有无尘的镜子，才能映照这世上的幸福吧。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有这样的诗句：“幸福的人，把他们的欢乐放在微小的事物里，永远也不会剥夺属于每一天的、天然的财富。”
生活中有太多细小的美丽和忧伤，我的心也不时欢乐、不时忧伤。把微小的欢乐和忧伤装在诗歌的小篮子里，提着它，慢慢行走，这是我喜欢的！
敏洮舟（回族）：边缘的诉说
我在人生最为重要的阶段选择了一个行当：跑大车。或许没有这段生活，也就没有现在这样一个我。现在回想，觉得生活的精彩，就是你无法确切地把握以后会发生什么。有些在当时看来是个很糟糕的决定，却给你日后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我很庆幸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糟糕”的生命历程。
跑大车在整个社会的职业链中，处于底层环节。这是一个真正用血汗甚至生命赚取生活的群体。我从18岁开始跑车，跑了整整10年。我时常自豪地感恩着，因为，直至我离开跑车行当的那天为止，我的身体还是完整的。我见到了太多的车毁人亡，相识的，陌生的。或许清晨刚刚和你道别，傍晚你就听到了他出事的消息；或许就行驶在你眼前几公里的路上，可眼睛一眨，他已倾倒在路边的山沟里了。
当这样的生活成为常态，人的心理就会游离在脆弱和坚韧的两极之间。承受这些，需要一种力量。我的力量，就源于我的信仰——那份困苦中给我坚强，危难中使我从容的依靠。
跑大车让我走过了很多地方。每天都目睹或参与着底层人群最普通的生活形态。这其中发生了许多让我感动、愉快的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许多阴暗的事件。风霜雨雪，长途跋涉，离家在外的各种滋味都尝尽了。慢慢的，人生也就有了一些积累、一些感慨。这些积累和感慨满满地装在心里，时间长了，就觉得有话要说。比如找个人倾诉一下，把藏在心里的那些酸甜苦辣全都说出来。
我不跑车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用文字的形式忠实地记录着那段生活。因为，它的意义不但只是表现了某种边缘的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中还有我的心灵成长史。而我的背后，还有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中有我的甘肃老乡，也有其他身份的同行。如果将这个群体做一个总的归纳，比如地域和民族方面的，我想，他们该有一个准确的名属：大西北的回民司机。
开始写作是在2006年以后。当时的我拖着满满的身心疲惫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父母身边。白天与父母亲喝茶、聊天、晒太阳。可一到晚上，整整10年的奔波生涯像一部清晰的电影，随着思绪任意上演。倾诉的欲望也日盛一日地强烈起来，迫切起来。之后，这些话就变成了我的文字。
我是回民，自然脱离不了血脉与信仰对我的浇灌。因此，每每作文，我都会有自己私密的举意。这举意，时时规范着我的文字远离轻薄卖弄、媚俗功利。文学需要端庄。端庄的文字背后大多是对美与和平的向往，对边缘群体的生态表述，以及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当然，事实上有没有做到文字的端庄，则成了自身能力的问题，依然不会影响举意的合理。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还原一些场景。我怕生活的平淡和琐碎会湮没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最终的死亡，作为活着的最大困境，它就像一个无法绕开的盛大的节日，横亘在我们必须经过的地方。我确信彼岸的存在，也肯定今生的价值。或长或短的生命，都需抵达一个共同的终点。如何行走，便成了一个浪漫而严肃的命题。
而我言说的，正是信仰对于困境的意义。
阿勒坦托娅（裕固族）： 深深的遥远的光
沿丝绸之路向西，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和戈壁之间，南望祁连山冷峻的岩峰，许多人心中断然无法想象在这戈壁的一侧，在那泛着金属色的山峰下也有水草丰美的牧地。但那里有美丽的祁连山草原，那里是我的族人——尧熬尔人生息近5个世纪的家园。
传说中，我的族人来自遥远的叫做“西至哈至”的地方，路途中的千辛万苦变成了歌谣的歌词。我沉默寡言的族人们只有在酒酣耳热的时候才会彼此用歌谣诉说那遥远的故乡，而在平时，他们都沉默寡言，甚至显得冷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牧场的生活是无边的寂静，只有牛羊、小草、花朵还有百灵鸟陪伴左右，所以每一个牧人都是在和山川草木、牛羊飞鸟的对话中成长。其实，文学是驻在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女神，只是世事烦扰，我们很多时候无法听到她的呼唤。而牧人，却在无尽的孤独、寂寞中听到了诗意的吟唱，感悟了灵魂的谶语，生为牧人，便是住在了文学圣殿的隔壁。当你发现书写，它就成为你最忠实的伙伴和最专一的倾听者。经年累月，你将所有的思绪都安置在文字里，将你的世界安顿在文字里，这时，你会发现孤独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幼年时，外祖父总是说：“布达斯唐古特昆(尧熬尔语，我们藏族人之意)……”而外祖母则扭头望着远方的群山说：“布达斯尧熬尔昆(尧熬尔语，我们尧熬尔人)……”后面的内容往往是教导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做人的道理。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一点有限的所谓“知识”时，我曾惊异于自己所处的世界，这两个不同的族称竟然从来不曾在认知的世界里产生冲突。即便是在成年之后，清楚地知道并且直接接近母亲的蒙古族家人时，我们姐弟也都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与蒙古族联系起来，并且在遥远的西海牧场上流连忘返。以学术的定义，如此多的族属身份应该是会给一个人的人格制造纷扰甚至分裂了，可是现实的世界里它们却共存于我的世界，彼此相安无事。这大概是出生在小民族牧人中的又一浪漫之处，在这里没有咄咄逼人的霸气，没有目空一切的傲气。对待差异的包容、面对弱小的平视，从人群头顶蔓延出去，伸向群山，伸向万物。这是跨越的浪漫。
近几年突击似的返回故乡，在自己的族人中做些有关民族传统文化的调研。几十年前寂静的小镇惟一的街道上停靠着各种车辆，身边除了青少年们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一辆辆小汽车不时擦身而过。兄弟姐妹们坐下除了谈些牛羊的市场行情、草场的好坏之外便问：“姐姐的微信号是多少？”如若不是窗外清晰的祁连山，牧人居住的小镇已与城市无异了。而在城市，人们的宗教是物质。金钱的多少、宅邸的大小、轿车的高级与否是通行的标准，用来衡量穿梭往来的男男女女。
然而，在祁连山的深处，我那只有万余人口的小小族人中，许多人却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们用笔抚摸群山的轮廓，用词勾勒草原的四季，用语言铺陈对亲人的思念，在他们那里，野兽留下了足迹，飞禽唱出了哀婉，牧人的生活从山涧沟壑凝练，定格在诗歌、散文、小说中。这些作品都诉说着深沉的眷恋，眷恋那遗失在漫漫迁徙路上的过去，眷恋那镌刻心中无法泯灭的尧熬尔……文学成为这个小小族群怀念传统、表达自我的圣殿。
记得日本歌手冈林信康有一首歌叫做《雨淋湿了心》，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出发在雨打的泥泞/迷失在夜里的黑暗/但是那遥远的深深的光/系着这颗心引我上路”。无论失去了什么，只要有这深深的光，我们便能找到自己的家园，地理的、精神的。
严英秀（藏族）：怀念故乡的人，要栖水而居
这3年，我写了中篇小说《雨一直下》《雪候鸟》和长篇小说《归去来》。3部小说的故事源起于一个共同的地方：江城。那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城，落后、单调，黯淡的人群恪守着周而复始的节气和比寒暑交替更坚硬的习俗。事实上，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北方古城的典型形貌因暖温带气候平添了几分水灵和旖旎。它多树，花香果香氤氲在润泽的空气中，弥散不绝。它多水，99眼泉流经城里大小角落，看门护院的大白鹅在水面上游来荡去，隔老远就对着抄近路上学的孩子嘎嘎地叫——没错，江城就是我长大的那个小城。一条激荡的大河，穿城而来，呼啸而去。因为它，我的儿时波光潋滟，四季葳蕤。
多年后，我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已经写了不少故事了，但我还没有写到江城。甚至，我都没想到要写它。从一开始，我就不是那种善于挖掘和利用题材优势的作家。我总在写一些现时态的生活，而江城于我已然成为过去。还不到怀旧的年龄吧，关于江城，将来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供面对，我这样想。我以为江城永远在我的身后，就像我愚蠢地以为那个花开鸟鸣的娘家始终属于我。直到2010年，一场夜雨，一场倾城之殇，江城把承载着我所有成长记忆的物事埋到了泥沙的深处。
《雨一直下》是在灾难的两周年祭日写完的，那是我自己的一个仪式。我终于完成了献给江城的第一部小说，它虽未能有效解决2010年的江城留给我的巨大的空和惑，但由此开始，我一点一点明白着自己和江城之间的许多。我还不清楚这一切预示着什么，但一个故事之后接着是许多个故事，“往事不会逝去，往事甚至不会成为过去”，它必将在文字的镌刻中留下见证。
离开故乡的人，能栖水而居是幸福的。在我生活的城市，有一条更大的河自西向东，日夜奔流着。它常常使我恍若身在江城。事实上，我离开那最初的河流已经很久了。而我之所以走上文学之路，就是因为有那样一条河，横亘在我寂寞的年少。记得人生第一首诗突然涌现的那个午后，风卷着枇杷花的芬芳，吹皱了少不更事的沙滩。命定的出发，就那样开始了。那时候，年事太轻，更多的隔绝和封闭、空无和荒凉，还没来得及展开，我不知道，那些珍重存留的，最后都要像细沙从时间的指缝中散落。
如今，所有的失去落地生根，那条河流却在梦里梦外萦回不已。我分明听到它两岸的蒹葭呼呼地掠过我的耳边。隔着20年浩荡的时光，我依然辨得清那无与伦比的风声。文字的指引使我看清，这么久的踉跄前行中我在抵近着什么。我终于懂得，世间从没有徒劳的开放、兀然的飘零。原来，文学成为我疲惫生活中最后的英雄梦想，是为了以它稀薄的翅羽，为我构筑一角故乡的屋檐。是的，怎么能与一种来自血脉的庇护彻底错失？我可以忍受生活，但我不能放弃仅有。我让自己相信，只要心底有一条回乡路，所有的断肠春色便都在。
暮色温柔，当我又一次踟蹰在河流边，我知道我无力诉说它带走的所有的岸。这是一个写作者永无止境的痛。前方尚未澄明，归途已相失于云水。谁能了解时光背后的东西？流逝与恒久，领受与馈赠，这些都是一辈子的事了，而我还远未收获到与自己曾无数次感受过的那些漫漫长夜相称的广阔，我惟有在一次次的渐行渐远中，重新抵达岁月深处的故事：关于江城，关于蹒跚学步时就远离了的遥远的草原和村庄……
那么，画家达利说过的那句话，我想再次说给自己：我什么都不放弃，我还在继续。
阿勒坦托娅（裕固族）： 深深的遥远的光
沿丝绸之路向西，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和戈壁之间，南望祁连山冷峻的岩峰，许多人心中断然无法想象在这戈壁的一侧，在那泛着金属色的山峰下也有水草丰美的牧地。但那里有美丽的祁连山草原，那里是我的族人——尧熬尔人生息近5个世纪的家园。
传说中，我的族人来自遥远的叫做“西至哈至”的地方，路途中的千辛万苦变成了歌谣的歌词。我沉默寡言的族人们只有在酒酣耳热的时候才会彼此用歌谣诉说那遥远的故乡，而在平时，他们都沉默寡言，甚至显得冷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牧场的生活是无边的寂静，只有牛羊、小草、花朵还有百灵鸟陪伴左右，所以每一个牧人都是在和山川草木、牛羊飞鸟的对话中成长。其实，文学是驻在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女神，只是世事烦扰，我们很多时候无法听到她的呼唤。而牧人，却在无尽的孤独、寂寞中听到了诗意的吟唱，感悟了灵魂的谶语，生为牧人，便是住在了文学圣殿的隔壁。当你发现书写，它就成为你最忠实的伙伴和最专一的倾听者。经年累月，你将所有的思绪都安置在文字里，将你的世界安顿在文字里，这时，你会发现孤独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幼年时，外祖父总是说：“布达斯唐古特昆(尧熬尔语，我们藏族人之意)……”而外祖母则扭头望着远方的群山说：“布达斯尧熬尔昆(尧熬尔语，我们尧熬尔人)……”后面的内容往往是教导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做人的道理。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一点有限的所谓“知识”时，我曾惊异于自己所处的世界，这两个不同的族称竟然从来不曾在认知的世界里产生冲突。即便是在成年之后，清楚地知道并且直接接近母亲的蒙古族家人时，我们姐弟也都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与蒙古族联系起来，并且在遥远的西海牧场上流连忘返。以学术的定义，如此多的族属身份应该是会给一个人的人格制造纷扰甚至分裂了，可是现实的世界里它们却共存于我的世界，彼此相安无事。这大概是出生在小民族牧人中的又一浪漫之处，在这里没有咄咄逼人的霸气，没有目空一切的傲气。对待差异的包容、面对弱小的平视，从人群头顶蔓延出去，伸向群山，伸向万物。这是跨越的浪漫。
近几年突击似的返回故乡，在自己的族人中做些有关民族传统文化的调研。几十年前寂静的小镇惟一的街道上停靠着各种车辆，身边除了青少年们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一辆辆小汽车不时擦身而过。兄弟姐妹们坐下除了谈些牛羊的市场行情、草场的好坏之外便问：“姐姐的微信号是多少？”如若不是窗外清晰的祁连山，牧人居住的小镇已与城市无异了。而在城市，人们的宗教是物质。金钱的多少、宅邸的大小、轿车的高级与否是通行的标准，用来衡量穿梭往来的男男女女。
然而，在祁连山的深处，我那只有万余人口的小小族人中，许多人却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们用笔抚摸群山的轮廓，用词勾勒草原的四季，用语言铺陈对亲人的思念，在他们那里，野兽留下了足迹，飞禽唱出了哀婉，牧人的生活从山涧沟壑凝练，定格在诗歌、散文、小说中。这些作品都诉说着深沉的眷恋，眷恋那遗失在漫漫迁徙路上的过去，眷恋那镌刻心中无法泯灭的尧熬尔……文学成为这个小小族群怀念传统、表达自我的圣殿。
记得日本歌手冈林信康有一首歌叫做《雨淋湿了心》，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出发在雨打的泥泞/迷失在夜里的黑暗/但是那遥远的深深的光/系着这颗心引我上路”。无论失去了什么，只要有这深深的光，我们便能找到自己的家园，地理的、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