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呢石，静静地敲

严英秀

《嘛呢石，静静地敲》这部小说集，我是在飞机上读完的。从兰州到杭州，到北京，到上海，到大连，整个六到七月的行程中，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它。这并非出自勤勉，而是因为，我那时忙着想要为它写点什么。但终究，我什么也未能写出来。事实证明，这部书的秉性之一，就是拒斥那种急功近利的浅阅读。

尽管如此，我还是收获了一个别样的发现：在飞翔的静止形式中，在一万二千米的高度上，读《嘛呢石，静静地敲》实在是一种适宜的时机。在偶尔的气流颠簸中，将目光从书页上投向舷窗外时，看到的永远是云。它们或浓，或淡，或密密地堆积，或慢慢地游走。它们千姿百态，却无一例外地从容着，淡定着，好像从不急于赶往某个方向，好像唯此刻是永世安好。天高地远，它们生来就天长地久——这多么像万玛才旦笔下的小说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活形态：那些遥远的草原和村庄，那些混沌无名的时间，那些随日光流年渐次隐退的爱恨情仇，那些闲云成雨的人生，那些百转千回的溪流，在大地的皱褶里无声地流淌，像是遗忘般诉说着关于一个民族的铭记。

行云流水，是的，这就是万玛才旦的小说给我的感受。纵观《嘛呢石，静静地敲》中的十个短篇，每一个故事都是平常存在，所有的篇章都是自然叙述。简单，平淡，从容，自然，已然构建了万玛才旦小说基本风格的是这些朴素的形容词。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作为一个以青藏为创作题材的西部小说家，万玛才旦摒弃了一度盛行至今方兴未艾的那种写作模式：迎合东部期待视野的边地风情展示，民族宗教、文化炫美心态下的传奇追述，以及，貌似深刻神秘的时髦而冷漠的“原生态”纪事。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以当下的，普通的，日常的藏人生活为自己的书写内容。究其深里，这样的选择不仅仅关乎到小说的取材方向，更是一种严肃的自觉的文化立场。毋庸置疑，如此立场在万玛才旦的写作中肯定是必要的。

《午后》实在是一部饶有兴味的短篇佳构。少年昂本一觉醒来，记起自己和情人卓玛今晚有约，便心急火燎地走到了田间小路上。路上亮晃晃，如白昼一般，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说：“今晚的月亮真亮啊，刺得我都睁不开眼睛。”但他还是觉得舒服，因为“今晚的风很好”。接下来，昂本依次遇到一条蛇，听说他要去约会便莫名其妙地嘲笑他是傻瓜的少年贾巴，想嫁给他的二十岁小寡妇周措，一只黑猫，一辆手扶拖拉机，一只黄狗，想招他做上门女婿的东巴大叔，最后，他来到了卓玛家门前，却猝不及防地撞到了卓玛的父母兄弟所有人。“跟情人约会时被她家人看见是最令人尴尬的事”，“平常这个时候，卓玛家的大门都是紧紧闭着的，人都睡了，今晚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小说的最后，卓玛涨红着脸说，“傻瓜，现在才是午后，太阳还在头顶呢。”少年昂本懵了，他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我回去再睡一觉。”

就是这样，《午后》讲述了一个“几乎无事的喜剧”。我之所以最先评述这个短篇，是因为它简单却集中地体现了万玛才旦小说最炫目的特质之一：轻盈，洒脱，足够的善意，有节制的魔幻。日光之下无新鲜事，但有一个少年却将太阳当成了月亮，小说的卖关子给予读者的不是嘲弄（我们竟然也随着懵懂的昂本走了一路的月亮地），而是充溢的温情，只有胸怀太阳一样炽烈的赤子之心的青春少年，才会犯下如此“美丽的错误”。而写下这样故事的人，他的心里，定然也撒播着月光般的明亮和纯净吧。

正如《午后》所呈现出来的，万玛才旦的小说世界是简单的，但这样的简单绝不是一览无余的粗陋，场光地净的直白，而是幽深无边的青山捧出的那一声鸟鸣，是满园春色偶露峥嵘的那一枝红杏，是苍茫大海上驶来的八分之一的冰山，是历尽千山万水的朝圣之路在佛光下无语匍匐的那一拜。万玛才旦深谙简约之于短篇小说艺术的重要性，他披荆斩棘，将婆娑缠杂的叙事藤蔓一一归顺，修理，删繁就简成精干利落的白描枝干。篇幅短小了，故事简洁了，但回味更悠长了，寓意更丰厚了。《嘛呢石，静静地敲》《八只羊》《脑海中的两个人》《一块红布》都是如此，看上去极为平实简练，却又充满了多重隐喻，是经得起深度阐释的小说文本。

《陌生人》的故事，看似波澜不兴，却激流暗涌，意味深长。一个“陌生人”从遥远的大地方来到村庄，寻找叫卓玛的女人。他认定这是二十一个卓玛的故乡。藏语“卓玛”，即“度母”的意思，二十一度母，是雪域大地的慈悲之神。陌生人为什么来找卓玛，他是谁，有着怎样的过往？为什么，他说“你们这里的阳光比我们那里的好”？为什么，他口袋里有大把大把的钱，脸上却是“一副疲倦和哀伤的神情”？虽然小说始终未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寻找卓玛”这条主线的象征意味是含蓄的，潜隐的，但也是能指的，欲藏还露的。问题是，卓玛的“故乡”并不能给予这个执着寻找的陌生人他期待中的回应和交集，这个小小的村庄，满街游荡着无所事事被廉价酒灌得摇摇晃晃的年轻人，一棵挂着许多哈达的歪脖子树，“人们相信它是一棵神树”，但它“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蔫不拉唧的”。小卖部里那个叫卓玛的女孩把“瓜子皮吐到前面的水泥地上，地上白花花一片。”为了挣到陌生人承诺的一百元钱，更多的卓玛纷纭而来——她们都不是他要找的卓玛。最后，一心想要离开这里的售货员卓玛跟着他走了，当然，她也不是他要找的卓玛。陌生人离去时“有点失望，也有点失落”，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村人用他留下的三瓶酒继续热闹下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几次读《陌生人》，心都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忧伤牵扯着。也许，众生皆有神性，安宁趋善的生活就是佛境，但茫然和无知，浮躁和喧嚣，使得我们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神迹永在远方。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种传统的有效延续，到底需要怎样的内里的支撑，怎样的精神的交接，才不至于在变异中遭遇坍塌，在“形式”中走向沦丧？

万玛才旦精通汉、藏双语，除了写小说，他还从事翻译。他曾将广泛流传于藏区大地的一个经典民间故事翻译为汉语的《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出版。这本“说不完的故事”是一个大故事套二十余个小故事的叙述框架，而众多故事的源发是因为赎罪之人德觉桑布受大师旨意，要将如意宝尸背回人间，造福世人。完成任务必须遵循一个规则，背宝尸过程中他不能开口说话，一旦说话，背上的宝尸就会飞回去，他又得重新去背。但如意宝尸是个太会讲故事的精灵，它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故事引诱德觉桑布，使其无论怎么克制小心最终都情不自禁地发问或感叹，从而前功尽弃，一次次从头再来。德觉桑布背宝尸的故事让我自然地联想起推石头上山顶的西西弗斯，但显然，它比后者多一份藏人智慧的轻松，有趣，少一份西方哲学的悲剧宿命感。这里，之所以提起这部民间故事集，并不是我想插进来对万玛才旦翻译才华的赞扬，而是因为在他的短篇《第九个男人》中，我欣喜地看到“说不完的故事”传统对万玛才旦小说叙事的渗透和影响。万玛才旦深刻了解藏民族叙事故事的精髓，他成功的化用使作品浑然天成地拥有了一钟蕴藉的民族性，在汉语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异质性，散发着一种迷幻而又亲切的气息。

《第九个男人》中的第九个男人，是作品中着墨不多但却属精心打造的“男一号”，这个人物猛一看，像极了尸语故事中背宝尸的德觉桑布，在女主人公雍措每讲完与一个男人的情史后，他都要情不自禁地插话，给予评价，偶或表示理解，认同，但更多的是鄙夷不屑和愤恨。他的话往往只有寥寥一言半句，却有居高临下的优越，置身事外的敏锐，颇见见多识广，才德俱全。这“第九个男人”以他的插话串起了小说中的九个故事，同时也塑造了卓然不群的自我形象，使得读者眼前亮了心头热了，随同雍措一起对她将要开始的第九段生活，充满了幸福的期许。但幸福就像那个狡猾的宝尸，“噗哒”一声又飞回去了：这第九个男人其实质和雍措所经历的前八个男人一样丑陋，他言行不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如果说前面的八个男人分别代表了八种不同的人性之恶，那么这第九个男人则是那种最让人不堪忍受的阴暗。

应该说，这第九个男人算得上是万玛才旦笔下一个极富性格的典型形象，值得玩味再三。但我掩卷而思，意绪却总是缠绕到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雍措，这是个怎样的女人啊，她正当年华，脑子和欲念一样简单，一不小心就陷进了狭促险恶的环境。男人们要掳掠她的身体，女人们则妒嫉她的美貌。她先后遭遇了破戒的僧人、始乱终弃者、奸商、卡车司机、骗子、性亢奋的放羊娃、性无能的村霸、视女人为生育工具的独生子，饱经欺骗、凌辱、暴力和抛弃。小说开头第一句便说：“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雍措对所有的男人都失去了信心。这个男人是雍措的第九个男人。”然而，正是这个男人，使雍措重新焕发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幸福感的男人，却成为伤害雍措最致命的人。作品结尾处，雍措不知去向，留给第九个男人的是雍措的两根长长的发辫。雍措万念俱灰，削发为尼了吗？或者，斩断情丝，流落他乡，又去遭遇不可知的厄运？甚至，一死了之？故事在这里戛然终止，设置了无穷悬念。

这实在是一个浸泡在苦水中的悲惨的女性，她命运多舛，令人唏嘘不已。但让我惊异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女性，这样一个极尽繁复的苦难文本，万玛才旦的笔调也是平静的，淡定的，从容的。他不渲染苦难，似乎苦难原本就是生活的本相；他不夸大同情，因为同情于残缺的生活无补；他不煽情人物的承受，甚至，他让雍措在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时，脸上挂着的一度是茫然的、混沌的、麻木的表情——这真实的笔触令人心颤。其实，世界上从无可量化的痛苦，痛苦的大小轻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感受力。雍措面对自身的痛苦遭遇，是后知后觉的。她没有哭天喊地，没有悲痛欲绝，她几乎没有选择过人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着命运。当世界以“男人”的面目露出狰狞之相时，她无力抗争，只是做着一点本能的挣脱。这是一个蒙昧而坚忍，懵懂却宽厚的女性形象，她不同于那些熠熠生辉的完美女性，但却是代表着最民间的另一种“地母”。万玛才旦以冷静克制的叙事风格，塑造了泥沙俱下的当下环境中一个极为独特的藏族女子，更关键的是，他写出了她泥淖中的成长。是的，雍措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全然定型的人物，尽管成长的代价太过沉重，但她还是艰难地成长着，警醒着，觉悟着。生活在给了她那么多不应该的打击后，终究还是赐予了一点应该的礼物：雍措终于对自身的处境、需求，对自己与男人的关系有了清醒的认识，她最后离开了第九个男人。实际上，如果仅仅从生活的外部形态看，她至少可以在第九个男人身边衣食有保障地活下去。然而，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这个女人，终于懂得，孤独比饥寒更难忍受，心灵的流离失所比身体的风餐露宿更让人绝望。

这才发现，万玛才旦是个极会写孤独的作家。他的小说里，遍布着孤独之人。雍措是个孤独的女人，那个前来寻找卓玛的“陌生人”是个孤独的男人，用“一块红布”蒙住眼睛感受这个世界的乌金是个孤独的小孩，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阿妈冷措是个孤独的老人；看见了“死亡的颜色”的小伙子尼玛感受着深深的孤独，长到十八岁突然成了转世活佛，从俗世生活中被连根拔起置放到佛界高地的乌金，何尝不刻骨孤独着？因为孤独，放羊娃甲洛对着听不懂藏话的老外，自说自话，泪流满面；因为孤独，洛桑一个月里几乎有二十天藏在酒醉里；因为孤独，没有“身份”被人遗忘了的孤儿塔洛，以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讶异方式寻找着与他人的对话，对自我的确认和“命名”……孤独遍地，但这不是图穷匕现寒光闪闪的孤独，不是长空裂帛凄绝悲歌的孤独，也不是暗夜无边噬人心骨的孤独，万玛才旦的小说世界独有的孤独，是举重若轻落地生根的孤独，是高风徐来月挂经幡的孤独，它笼罩着一种优雅的、幽暗的、迷人的光晕，从容地，笃定地，平实地，甚至是幽默地，从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每一段字句中浸满出来，氤氲开去，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沉湎于一种清冷、淡远而悠长的感伤中。因着这样的特性，万玛才旦的小说以其温和的立场，简约的叙述，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却得天独厚地拥有了诗一般的光华质地。

我想，写出这些故事的万玛才旦，又是小说家又是翻译家又是电影导演的万玛才旦，也该是一个孤独的人吧？正是因为有着一颗柔软而高贵的孤独之心，这个高原之子，在一次次的渐行渐远之后，完成着一次次别无选择的回归，执着不懈地记录着苍茫的青藏母族大地上那亘古不息的欢乐与忧愁，消逝与生长；正是因为在孤独中守望着最本真的信仰，他才以笔为旗，在猎猎风中，引领读者抵达月亮之下，孤绝之地，一起聆听嘛呢石，静静地敲……

                                         2014年秋于兰州黄河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