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担当意识与多重维度的抒写
——论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
徐琴
（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藏族文学史上, 小说出现较晚，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小说开始于18 世纪，目前所知存世的藏族古典长篇小说只有才仁旺阶的《勋努达美》和罗卓嘉措的《郑宛达瓦》，这两部作品在艺术形式和民族意味上已是藏族文学的经典。而在此之后的两百余年间，再也没有较好的作品问世。直到 20 世纪80年代，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才又呈现了一派看似欣欣向荣的景象，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大反响的作家和作品，如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班觉的《璁玉》等。但回溯此时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作家的民族身份意识淡薄，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寄托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其创作精神和审美追求与汉族作家没有太多的不同，表面繁荣的背后掩藏着主题精神追求的千篇一律。80年代中期，在拉美“爆炸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扎西达娃、色波等的探索性创作使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加之进藏汉人马原等的推波助澜，引起了人们对西藏文学的极大关注。但随着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衰落，西藏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缓慢探索阶段。我并不认同一些评论认为在九十年代之后西藏文学走向了衰落，事实上只是一批先锋作家的消隐与转化角色，西藏文坛表面上沉寂了，但一批本土藏族作家却成长起来。在先锋的喧嚣过后，他们开始沉下心来，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去汲取营养，自觉地反思本民族的命运，将自己的思考融注在创作之中，远离浮华与喧嚣，在雪域大地上默默前行。在当前，一批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次仁罗布、白玛娜珍、格央、央珍、班丹、罗布次仁等构成了藏族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带着对文学的献身精神，以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直在执着地进行着小说艺术的探索，他们的努力显示了西藏文学未来的璀璨前景。
次仁罗布是这一创作群体中的一位重要作家，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本土作家身上的潜力，看到他们对文学的忠诚，以及他们基于精神层次上的追求与探索。次仁罗布认为，当代藏族文学最需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力度和对叙事艺术的追寻。他的作品一方面致力于精神维度的思考，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关注心灵世界中的一些永恒的东西，以一位藏人独特的心灵感受去抒写民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充满着博大的悲悯情怀。此外，可贵的是次仁罗布不是一位仅仅靠讲故事来吸引读者的作家，他的作品在精神维度的层次上不断地追求艺术形式的创新，具有极强的文学担当精神。
一
次仁罗布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说：“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很快，快得不会有人静下心来慢慢去读一篇篇幅较长的文章，但精短而内涵丰富的作品却日益受到欢迎，可以说时代让文学作品成了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的文化快餐。但我觉得，我们在创作这些精短文学作品时不能用制作快餐的方式去做，我们一定要用心去打磨，不然不会有人去读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的作品虽不多，但我尽量不会发粗制滥造的作品，我要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文学负责。” 正是这种极强的对文学负责的担当精神，使次仁罗布的创作显示出了一种精神的力度，他的作品体现出藏族知识分子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和追溯、对民族未来发展的忧思，以及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对人生、永恒、宗教等终极问题的探询。
刘再复曾经谈到中国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但缺少三个维度，一个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第二个是缺乏超验的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要有神秘感和死亡象征，第三个是自然的维度，即外向自然和生命自然。 谢有顺认为，“只有这四种维度都健全的作家，才是具有文学整体观的作家，在当代，我觉得大多数作家的文学观念都是不健全的。从这种不健全的文学观念出发，他们的作品气象自然也是有限的，很难获得可进入伟大文学行列的博大品格。” 然而可喜的是我们在次仁罗布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藏族作家对民族、对文学的执着精神以及在灵魂深处对永恒的一些东西的担当意识，他的创作一直在文学多维度建构上竭力而行。
在这个物质泛滥，灵魂萎缩的年代，雪域大地也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次仁罗布的创作执着于从灵魂的深处去展现藏民的精神世界，叩问存在的意义和终极目标，他以藏民族博大的宗教情怀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灵魂安妥的方式，在神秘感和死亡体验等超验的维度上，次仁罗布也是一个有理想追问的作家。在《放生羊》中，年扎去世十二年的老伴突然出现在年扎老人的梦境中，她憔悴不堪，备受折磨，祈求年扎为她救赎罪孽，尽早让她从地狱的煎熬中摆脱出来。为了让老伴尽早转世，天不亮他就转经祈祷，到寺庙拜佛。在回家时，看见一名肉贩，牵着四只绵羊，其中的一只向老人咩咩地叫喊，声音里充满哀戚。一种怜悯使老人决定买下这头绵羊放生。在相依相伴的转经路上，老人和绵羊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仅黎明时刻去转经，还到寺庙义务劳动、捐钱等，以此救赎老伴的罪孽。年扎老人因有了绵羊，不再酗酒烂醉，不再感到孤寂。老人最终得了绝症，感到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为了使绵羊来世也有个好的去处，带它去朝佛、听活佛讲法、买鱼放生，尽一切努力去做善事。为了能多活些日子，他带着放生羊一路叩拜，祈求上苍让他在人间多陪陪放生羊……对生命的怜悯与敬仰，与永恒存在的对话，对罪的自省，一种与天地相通的宗教救赎精神，让我们这颗在滚滚红尘中缺乏信仰的心灵似乎有了安置的欣慰。面对绵长的生命、面对死亡，在困顿的现世中如何将我们的灵魂闪现出微弱的光辉，如何去救赎我们曾经的贪念与罪恶，如何去保持我们灵魂中一隅永恒的纯洁，也许一些优秀的的文学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的力量，而《放生羊》正是这样的作品。
在《雨季》中，旺拉一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磨难，首先是旺拉的儿子，12岁的格来在上学的路上被一辆汽车给压死，他是是全家人的希望，然而就这样死了，但善良的一家人却不愿意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旺拉的妻子潘多自从嫁给旺拉便开始承受苦难，生活的穷困，没日没夜的操劳，承受生育的艰辛，“潘多为我们家怀了六次孕，一个在胎中死掉，三个因麻疹死掉，活下来的只有格来和岗祖。”在山洪爆发时，一生受尽苦难的旺拉的妻子潘多为了抢救耕牛而死去。而从小就开始承受家庭重担的岗祖在母亲死后，为了养家，生性忠厚的他与人争抢一棵能卖八块多钱的虫草，被捅死。在最后，一生承受了许多苦难的旺拉的父亲强巴老爹也死去了，一大家子人只剩下了旺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旺拉在背着死去的父亲返回家中，为了不让父亲寂寞而对着死去的父亲慢慢的述说中展开的。“想想咱们的家，经历了多少次的磨难，可活着的人依然坚强地活着，从没有产生过厌世、消沉的思想。我知道人既然投胎了，就是经千年万年积善，终于修来的福报，哪能轻易放弃生命哪？爹，我说的是吧。这一世无论经历多少次的劫难，只要挺住，你不就是超脱了吗，是对苦难的一种超脱。”故事让人心痛，既有着家庭中亲人之间浓浓的情意，又有着浓厚的悲伤，藏民族对生活的坚韧态度让我们感动。旺拉在所有的亲人都离开自己之后，心中留下更多的是亲人温馨生活的点滴，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的苦难，对生命的尊重与坦然让我们的灵魂为之触动。次仁罗布的《雨季》与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有许多相似之处，写了生的苦难与艰辛及对苦难的坦然，然而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论富贵是个被生活压扁的人、麻木的人，他对苦难是一种被动的承受，在苦难面前是顺从屈服的，缺乏的是一种承担精神，但旺拉、强巴老爹却是有着强烈生命信仰的人，面对苦难，他们扬起的是一种韧性的生命之帆，展现的是一种底层人心的美好，苦难因此而有一种民族的寓意，生存在苦难的映照下显得悲壮，对苦难的承担显示的是一种韧性的精神的力量。
次仁罗布的作品有种内在的底蕴，展现的是一种叩问人心的探索与追寻。在《杀手》中，前去报仇的康巴汉子历经十余年的艰辛，只为找到杀父的仇人为父报仇，但见到杀父的仇人后，杀手最终却放弃了复仇，只是因为仇人的虔诚祈祷悔过以及他苍老的面容，这是怎样的一种悲悯情怀，杀手的执着、艰辛、落魄与面对仇人时的放弃，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抗，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宽恕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同样是写杀手，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突出的是在新的时代精神面前，一种新的观念战胜传统观念，最终杀手的行为得到消解，而在次仁罗布这里，没有新与旧的观念的冲突，只是一种人性内在的冲突，是一种永恒的美好人性的闪现，因此更具冲击力。在《阿米日嘎》中，贡布家花了近万元钱购买了一头外国种牛,希望以此发家致富，然而种牛意外猝死。贡布怀疑是噶玛多吉出于嫉妒毒死了自己的种牛。公安“我”最终的调查结果是种牛误食毒草而死。这个结果使得贡布嚎啕大哭，然而在这个时候。为了减少贡布家的损失，噶玛多吉第一个站出来，要买种牛的肉，村民们蜂拥来买，“我”也被感动，用五百块钱买了一个牛头。看似带着悬案的侦破故事显示的却是一种普通藏民宽广无边的人格力量。对永恒人性的关照与抒写，显现出一种宽广的力量，这使得次仁罗布的作品有种诗意的温暖，让我们相信世间还有很多美好，值得我们用心灵去体会。
在《2012年》中，作者似乎是在用一种看来是调侃的态度去写美国电影《2012》传入偏僻藏区之后对藏民日常生活的侵扰，他们认为地球末日就要到了，所以地也不种了，要把牲畜送到寺庙放生，一心想着要如何去饮酒狂欢。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次仁罗布对细节的真实细致描摹，让我们觉得在这偏僻的藏域山村，一切皆有可能。在灾难面前，一种人类的终极忧患意识呈现在我们面前，藏民心灵深处的乐天知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狂欢。贡觉大爷说：“没有末日哪有重生！别对死亡心存恐惧，要感谢死亡阴影的笼罩，它使我们放弃了迷乱世界的诱惑，看到了我们内心真实的呼唤。”这是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一种生死观，在面对生命的苦难与未知时，呈现的是通达与坦诚。同时，这部作品在表面上是写美国强势文化对古老臧域的精神侵袭，然而它内在显露的却是对民族生命中的一些深层次思考以及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正是因为次仁罗布作品中这种对民族精神、永恒人性及终极关怀方面的深层次思考，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精神的力度，在边缘的异域文化中为我们提供了灵魂救赎的方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一天地球沦陷，西藏也许真会是人类最后的精神救赎地。
在自然的维度上，次仁罗布悲悯所有的一切生物，在《放生羊》中，人与动物息息相通，他们的交流是那样的温馨与柔软。在《阿米日嘎》中，贡布对种牛如孩子般的呵护，不仅仅因为是种牛能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还与藏族人虔信的宗教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充满脉脉深情，在面对喧嚣浮尘中由水泥框架搭建成的冷漠世界，这一切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柔软和感动。在《2012年》中，面对环境恶化，贡觉大爷说“看现在的世界多灾多难，你就足可以体会这世道怎么样了。人心跟自然是有感应的，人与自然和谐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贡觉大爷之所以会认为地球会毁灭，并不是因为美国电影《2012》，而是因为曲郭山上的雪，随着气候的变暖，很快就会消融殆尽。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弥漫在作品之中，而这种忧患意识与对生命的尊重和宗教的救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充满着一种潜在的焦灼痛楚之感。对人之生存世界的悲悯、关怀、同情是次仁罗布创作的底色，他的创作视野是宽广厚重的，是具有精神底蕴的。他没有用异域风光来吸引读者，也没有用新奇变异的方式来赢得读者的青睐，而以一种庄重的生命意识在感染着读者。
次仁罗布是一位具有整体文学观的作家，其作品中对民族、文学、生命的担当精神以及多维度的追求与抒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厚度，当前西藏文学需要的不是一些轻轻飘飘，只流于生活经验发泄一己之私的作品，也不是仅仅只一味抽象、玄之又玄的创作，而是能够将创作与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的空间连接起来的接通地气、接通天地人心的心灵抒写。次仁罗布在创作上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西藏文学应该走的道路。
二
综观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我们看到它经历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革命政治叙事，这是一种单一的叙事模式，它编排的是一种符合革命政治需要，有利于塑造国家大一统形象的时间的概念，叙述也不单纯是文学叙述，而是关于革命的“叙述”。降边嘉措、益西单增、班觉等的创作体现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就象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在革命性叙事中为革命和共和国建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历史探寻和建构一样，他们的创作将民族的历史纳入革命正统轨道里，从而显示少数民族的历史诉求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诉求的一致性。在叙事策略上，苦难与解放成为革命叙事话语，肉体摧残、生活贫困与奴隶地位构成了苦难，阶级压迫与斗争成叙事的基本主题，并由此过渡到对翻身解放的渴望和诉求这一个叙事层面。八十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藏族作家也在这场叙事革命中找到了西藏文学的突破点，扎西达娃、色波等藏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进行了叙事革命的探索，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色波对孤独的形而上的思索以及他作品中对圆形意味的探索，使得西藏文学脱离了过去亦步亦趋模仿汉地文学的路子，从而向世人展现了独特的风貌。然而，随着先锋文学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趋于世俗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日渐成为一种消费品，这种叙事革命很快被大众叙事、消费话语所消解，文学接通了现实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但文学的内在品质，尤其是在叙事空间的拓展上，经受着消费主义的考验，叙事艺术的探索日趋萎缩。然而在雪域大地执着前行的一代藏族作家，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在文学创作上的艰辛求索。在次仁罗布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在精神探索的同时，在叙事艺术上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次仁罗布注重叙事形式的探索，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多，但我们已经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总是在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似乎从来不安于现状。他的作品风格是多变的，既有沉郁悲美的现实之作，又有充满生命质感的象征之作，他的创作总能接通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之间的平衡，而正是因为有这种具有精神底蕴的大气象，使得次仁罗布的创作显示出了一些不同反响的气质。
在叙事上，次仁罗布采用了多种叙事方式，连贯叙事、倒装叙事、交错叙事等多种叙事时间。如《2012年》、《界》、《雨季》、《阿米日嘎》等作品服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精神的深入，小说在叙事角度上采用了第一、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等叙事角度，综合运用多种叙述次序，顺序、倒叙、插叙，以及这几种叙述方式的变换组接，时间、事件、人物交错反复，通过叙述人物的转换或者对所叙事件的拆解和重组，取消叙事时间的线性发展顺序，使主要故事进程产生中断和跌宕，有意造成小说阅读的难度，从而小说不再是平面的单层叙述，而是空间维度的多层呈现。通过空间形式的组接，信息的多维显现，建立起一种复杂而更具凝聚力的叙述话语结构，充分表达出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从而使文本意义呈现出多重性特征。
在叙事语言方面，次仁罗布具有极强的艺术敏感力和独到的观察能力，他的语言是一种置于生活中的原汁原味的语言，是一种贴近大地具有惊人表现力的语言，在当前的藏族作家中，次仁罗布可以说是最具有语言天赋的。在其小说《2012年》中写道：
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边喝糌粑粥边看电视。突然电视里的那个男人抱住那个女的亲嘴，还传来吸舌头的噗噗声。我女儿的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她搁下碗往门外冲，老婆把脑袋夹在了两腿间。我跳过去把电视给关了。这世道就是不讲廉耻，什么都要暴露在人的眼皮底下。我老婆撞开我，也逃离了屋子。我那两个儿子却盯着黑黑的屏幕看。
“粥在碗里，不在电视里。”我吼了一声。
两个儿子才把脑袋移到了碗上。我呼噜噜地把粥喝完，不敢呆在这里。怕这两个儿子又打开电视看，怕又来一个噗噗，到时连跑都来不及呢。当着儿女们的面，那叫人羞啊。现在的电视里播得内容不是欲望就是贪婪和妒忌，这世道能好嘛。
其语言能力在这个窄小的空间表现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的原生态的叙事将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次仁罗布的作品中不乏这样一些充满情趣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就次仁罗布这种对现实生活事象的表现力而言，其掌控文字的能力不亚于当代文坛的一些大家。
同时，次仁罗布的语言也充满灵感，显示了一种与灵魂相连的语言天赋。在《界》中描写查斯被带到谿卡庄园时，这样写道“我的头发黑亮亮，我的皮肤绷绷紧紧，我的牙齿像一串珍珠之时，查斯被龙扎谿卡的老太太带到了谿卡里。”写管家对时光的感慨时，写“走的也是这一条路，三十年来一点都没有变，变了得就是人。三十年前我从这里过时，穿着绸缎的管家服装，腰上别了个胁刀，扬鞭策马而去，留下一路的尘埃飘荡；如今，却穿着氆氇藏装，悠悠晃晃，经不起颠簸了。”这样一种语言是一种植根在雪域具有生命活力的语言，是一种带有灵性的语言，是一种充盈的能飞起来的语言。
西藏的雪域高原、驿站山道、贵族庄园、八廓街头等都是次仁罗布小说诞生的土壤，正是这块独特的土地造就了次仁罗布进行艺术想象的空间，在这个艺术空间里，次仁罗布在探求着一些关于命运、人性与生命价值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具有精神的力度。深沉的内容与原生态的描写以及蕴藏的精神意象使他的作品能够站立起来，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叙事艺术上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以深厚的写实功底为基础的叙事魅力强烈地吸引了读者。他的作品是贴伏在这片大地，但精神却能够舞动起来，这正是次仁罗布写作的意义之所在。
次仁罗布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是一位有担当意识的有追求的作家，其创作在精神的多维度建构和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显然能为西藏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虽然在生活的宏阔面和艺术底蕴的深厚上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在人性的丰富性上还需继续开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会为我们带来西藏文学辉煌的明天，一切都值得我们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