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琴，女，汉族。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化、文学研究。
浅论西藏当代汉语小说的发展
徐 琴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在六十余年的时间里，西藏当代汉语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从五六十年代的对内地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到八十年代借助域外文学的影响实现民族意识的复归，到九十年代民族文化内蕴的自然呈现，再到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民族本体性的强势彰显与创作面貌多元化倾向的呈现，西藏当代汉语小说的创作从总体上来说经历了一个从一元走向多元、由翘首借鉴到民族文化自信展现、由汉族作家为主到藏族作家为主的转变过程。笔者试图以此篇论文对西藏当代汉语小说的发展做一梳理。
一
从西藏和平解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西藏文学 的创作主力是进藏部队中的一批部队文艺工作者，以及来西藏工作的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这些作家运用汉语进行西藏现实题材的创作，反映西藏新旧社会的变化，以亢昂的激情歌唱党、歌唱领袖、歌唱民族团结。在小说创作方面，以徐怀中和刘克最具代表性。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抒写了青年人建设新西藏的豪情壮志和他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社会变革；刘克的小说《央金》、《曲嘎波人》、《嘎拉渡口》等，歌颂了党和人民解放军与西藏人民的血肉关系。徐明旭在一篇文章中说:“由于历史的限制，‘文化大革命’前的西藏小说几乎都是汉族作者写的，数量也很少。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和刘克的《央金》(小说集)，就是其主要成绩。”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事业遭到了重创，西藏和内地一样，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西藏文学真正的崛起与辉煌时期，这时期的西藏文坛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首先是民族作家走向文学创作的前台，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具有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如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西单增的《 幸存的人》、《 迷茫的大地》等，写出了旧西藏的暗无天日，农奴的悲惨生活，以及解放西藏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作品以宏大的政治叙事方式遵循现实主义美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内地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追求，其审美理想和寄托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特定时期国家主体对文学的规范，但与此同时，也显现了西藏文学特有的民族风貌，在语言的运用和藏族生活的描写方面与内地文学有着不同的特征。
其次，这一时期一批深受内地文化影响的年轻的藏族作家如扎西达娃、色波等成长起来。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在内地，多种文学思潮在叠变，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等，让西藏作家应接不暇，而且，此期国门洞开，西藏作家得以与内地作家同时去面对纷繁的国外的文艺思潮，由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西藏成了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最理想的文化土壤。扎西达娃、色波等的探索性创作使藏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特别是扎西达娃的一系列创作被贴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风行于八十年代的文坛，加之进藏汉人马原等的推波助澜，引起了人们对西藏文学的极大关注，西藏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的神话。
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体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精彩亮相，使西藏文学开始摆脱了主流汉语文学的约束和对内地文学的借鉴，拉开了与主流文学圈的距离，借助域外文化的影响，西藏文学开始对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进行突破，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雪域高原，彰显出独特的风貌。
扎西达娃无疑是西藏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以前关于扎西达娃创作的评论主要关注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和他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但从西藏文学发展史来看，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扎西达娃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在心灵层次上使西藏文学走向真实的心灵抒写，对五六十年代来的宏大叙事进行了反叛，开始一种个人化的抒写，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他的写作开始往之后的西藏文学来看，宏大叙事渐弱，个人化的呈现越来越显著。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扎西达娃的这种个人化的抒写是与民族情怀的抒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将民族前行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灵魂的冲击和真实的痛苦诉之于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冲击力。《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至今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塔贝对香巴拉的以生命交付的真挚与琼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里有着一种内心的纠结与深沉的痛苦，由此呈现出民族精英知识分子深沉的忧郁与孤独的面影。在桑烟萦绕的雪域高原，现代文明与古老宗教信仰的冲突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必然面临的精神困惑。在现代物质文明的侵袭之下，一个民族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的信仰，去面对滚滚红尘的诱惑，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作家在写作时难以绕过的堡垒。民族之根在哪里，理性与感性的纠葛，让扎西达娃的创作充满一种难言的悲凄。重回八十年代，可以看到，扎西达娃比当时其他的西藏作家觉醒的更早，站的更高，走的更远。他的小说在精神维度和艺术维度上进行了探索。其对民族之魂的探寻使其作品具有厚重之美，而他对拉美文学的借鉴和艺术手法的创新，又使得西藏新小说显得勃勃生机，扎西达娃无疑是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中最突出的一位。
色波同扎西达娃一起，是较早开始借鉴域外经验，进行新小说实验的一位作家。色波的作品既着眼于西藏的宗教和日常生活，又出离于西藏，表现了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色波的创作从不去迎合读者，他只忠实于文学和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在内容上，他执著地对人类困境进行探讨；在艺术上，他不断地创新图变。对人生存本相的探讨是色波作品的中心意旨，对孤独和圆形意义的关注是经常出现在色波作品中的两个命题，他的创作重在挖掘生存的困境及人生的悖论，具有卡夫卡式的追问和博尔赫斯的哲理探寻，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实现了精神上的联系和沟通。
在汉族作家中，最成功的则是马原。关于马原，评述的已经太多，我只想就西藏新小说来谈谈马原，毕竟，马原是在谈到西藏新小说时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的创作最大限度上解放了传统的小说观念，使得中国小说实现了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中，马原是在形式方面最具冲击力的一位作家。西藏给了马原天马行空的机会，马原小说中种种虚幻矛盾的叙事，大概只有在远离内地，大家都很陌异的环境中才能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在西藏，马原才能最大程度上自由地进行他的小说试验。借助于这个笼罩着宗教神秘的西藏，马原得以在创作中将真实与虚构相揉，并实验各种叙事手法，由此成为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领头羊。如尼玛扎西所言“也许是西藏在地理和文学意义上相对整个中国的某种边缘性、广阔性和异质性，赋予了他颠覆现代汉语正统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 马原的创作在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中具有典型的意义，他与扎西达娃等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互动，使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学摇曳多姿，共同构筑了西藏新小说的辉煌。
八十年代的西藏，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有着磅礴激情的藏汉青年作家展现出了对文学的一片炽烈之情。在以扎西达娃、色波、马原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作家群的努力之下，西藏文学显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在色波主编的《西藏新小说》中共收有18位作家的33篇短篇小说。这十八位作家是：扎西达娃、色波、马原、金志国、刘伟、李启达、蔡椿芳、夏明、皮皮、张中、李双焰、佘学先、嫣然，央珍、索琼、通嘎、嘎玛维色和吉胡什妮。此外，还有朱伟富、冯良、冯少华、杜培华、金伟等作家，也都有较好的作品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他们的创作共同构筑了西藏新小说的辉煌。
但八十年代西藏文学在辉煌的同时也呈现着一定的困境，回顾八十年代西藏文学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此期西藏文学存在的问题。从作家构成上来看，本土作家较为缺乏，最重要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和色波从小在内地长大，在一定程度上对西藏是隔膜的，藏文化底蕴的缺乏必然制约了他们的民族书写；区外作家在八十年代蜂拥而至，但往往是援藏大学生，援藏结束后，要回到内地，而且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融入雪域，只能以过客的眼光去看待雪域大地，他们的作品显然缺乏一种深厚的土壤精神。而令人痛惜的是一些显示了良好创作前景的本土作家如索琼、通嘎等却没能继续坚持创作下去。最值得一提的是通嘎，他的代表之作《天葬生涯》写天葬师冬觉与痴情姑娘康珠玛之间的爱情悲剧，深入地表现藏族社会中不可缺少然而又被忽略的灵魂，以一种真诚平等的现代意识对西藏传统进行了叩问。作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和笔法的老练，在八十年代的西藏新小说中是很突出的。他的《你在呓语，那不是歌谣——关于色仁的三个故事》也是一篇优秀之作，写一个藏族青年在尼泊尔对一个臆想中的美丽的藏族姑娘似真似幻的情感纠葛，充满神奇浪漫的异域色彩，新颖的写作手法使这部作品焕发着独特的魅力。通嘎是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中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充满藏民族生活的内蕴，叙事老道，但很奇怪，通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与批评的失职有关，与当时人们一窝蜂地以魔幻为新为荣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
人们在谈到西藏文学的时候，往往会认为九十年代是西藏文学的衰落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马原、刘伟、李启达、蔡椿芳、夏明、皮皮、张中、佘学先、刘志华，朱惟夫，冯少华，杨金花等先后淡出西藏文坛，回到了内地。扎西达娃、色波等八十年代活跃的藏族作家在九十年代中期后则逐渐停止了写作，西藏文学看似由原来的喧哗变得平静无漪。
表面上看来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坛与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代相比显得波平浪静，然而认真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向本体回归，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展现自我的时期。尼玛扎西在《浮面歌吟——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断想》中曾经很深刻地指出八十年代西藏文学存在的问题：“西藏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如果仅仅依靠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不求对于传铣文化表达思路和发展前景的理性的、现实化的、反神秘的清晰思辩恐怕难以为续。”西藏文学要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自我反叛，自我沉潜的阶段。现在回顾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学，可以看到在喧嚣和繁荣之后，西藏文学开始自觉地走向自我的反思与沉淀，自觉地走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反神秘亦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质。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本体回归是西藏文学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犹如老叶褪掉，新芽必然勃发。换句话说，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坛更像是一个急于展现自己的孩子，需要别人的认可，而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坛，他已经开始长大成人，开始有了自信。
在这一时期，西藏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本土作家的茁壮成长。与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坛相比，作家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十年代，汉族作家的创作占了大多数，而藏族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扎西达娃和色波，从小在内地长大，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他们的藏民族文化身份是在八十年代逐渐建构起来的，一方面是对本民族的回归，另一方面作为有一定距离的他者，不自觉地审视着自己的民族，然而难以深融其中的困境又制约了他们的写作
九十年代，央珍、格央、白玛娜珍、次仁罗布、班丹等青年藏族作家开始走上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这些作家都成长在本民族的怀抱中，藏民族文化元素天然地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之中，成为他们创作的根基。而且这些年轻的藏族作家都受过高等教育，文学素养与八十年代作家相比要显得深厚，他们的视野也更为开阔。
在九十年代，西藏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可谓是央珍。她的短篇小说《卍字的边缘》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获得 “全国少数民族第五届文学创作骏马奖”，并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无性别的神》是九十年代西藏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去展现西藏的历史风云，小说以描写贵族德康庄园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在家庭中特殊的命运、经历为线索，通过央吉卓玛美丽的眼睛和善良的心灵，从侧面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嘎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种种状况，再现了西藏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风貌。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心灵抒写上的细腻和毫不张扬而充满内蕴的藏文化特色，以及对西藏噶厦政府、上层家庭、贵族庄园、宗教寺院等的细致描写，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为我们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无性别的神》在历史风云的展现和人物心灵的细腻刻画方面，堪称当代西藏文学的典范，同时独特的视角以及从中所传达的深厚的文化内蕴亦使这部作品成为当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和当代藏族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央珍很熟悉西藏的生活，在她笔下，西藏的风情风俗是自然而然的呈现，而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她的创作天然地成为西藏文化的载体，与那些一味以西藏的神秘渲染来吸引读者眼光的作品有着天壤之别。在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文学创作中，民族特色表现为一些外在的特色，如雪域雄景，如经幡、玛尼堆、转经筒等物化的描写。而在八九十年代民族意识逐渐崛起的时代，我们能看到藏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与追寻，但这种建构和追寻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在央珍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藏民族文化内蕴的流露，对心灵的细致抒写与对时代风云变幻的勾勒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那样的浑然天成。
与此同时，格央、白玛娜珍、次仁罗布、班丹等也初显文学创作的才华。格央在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相继有《一个老尼的自述》、《灵魂穿洞》、《让爱慢慢永恒》 等小说发表，1997年获西藏作协颁发的首届“新世纪文学奖”，1998年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新人奖”。 作为一名女性，格央从创作伊始就执着于自己对女性生存的独特体验，将自己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融注在她的创作之中，重在通过日常生活去展现女性的生存困境，不渲染，不猎奇，自然地呈现了民族文化的风貌。次仁罗布在九十年代已经发表《罗孜的船夫》、《传说在延续》、《情归何处》等小说，其叙事风范已经初露端倪，特别是《传说在延续》，在语言和内蕴上均展现出独特的气质。白玛娜珍在这时期已经出版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并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显现出文学创作上多方面的才华，她的细腻、敏感，对文字的敏锐让读者惊叹。班丹这时期已经有小说《酒馆里我们闲聊》、《死狗，寻夫者》、《蓄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等，班丹此期的创作也已经显现出他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和他对叙事艺术的不懈追求。从总体上看，虽然这一时期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显得稚嫩，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他们的作品有着独特的藏文化内蕴，不管是在作品的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与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不同特色。正如次仁罗布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罗孜的船夫》发表后，时任《西藏文学》主编的李佳俊对他的评价是：“唯其稚嫩，更具希望。”
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学已经开始显现出了年轻的藏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这一点与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遥望西藏之神秘殊美中的域外人以及被漫天的赞美和歌颂所迷醉的域内人，都无法真正展现出西藏这一极地广原之上深潜着的生命歌哭起舞、撕扭悸动的大痛与至喜，无法以切身的血肉来领悟、参与一个民族苦苦挣扎于自然劣境和人文困顿，不断向前挺进的艰难卓绝的历程，在他们轻飘浮摇、空灵精致的作品中找不到真正能与人类灵魂达成对话的东西，唤不出一个真正滚烫和疼痛的活生生的西藏。” 对西藏的神秘化渲染是八十年代西藏文学致命的弊端，可贵的是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学在默默耕耘中酝酿着一个新的崛起，作家以真实的心灵抒写呈现着真实的西藏。
返观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沉淀和准备，是一个地区文学发展必然要走的道路，也证明了在雪域高原，在繁华的喧嚣后面有着对文学的忠诚，这些年轻的藏族作家在默默地实践着文学创作的积淀。经过九十年代的酝酿、积淀、转化，终于形成了新世纪西藏文学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
新世纪以来，西藏当代文学蓬勃发展，显现了强劲的势头。首先是本土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民族气质和丰厚的文化意蕴，其次是汉族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一个稳定的力量，藏汉作家共铸了西藏文学的繁荣。
1、本土作家群的创作势头很猛
考察新世纪之后的西藏文学，可以看到，经过九十年代的酝酿，当前西藏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本土作家群。代表作家有次仁罗布、白玛娜珍、格央、尼玛潘多、班丹、罗布次仁、次旦央珍等。这些作家有着共同的特点，生于西藏长于西藏，都受过高等教育，也都正处在创作的最佳年华，且对文学都有着赤子之情。他们以一种更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去面对民族生存现实，显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他们拥抱着这个世界，呈现着积极挺进的姿态。
次仁罗布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文学酝酿之后，焕发出极强的创作生命力。在2000年之后相继有《前方有人等她》、《雨季》、《杀手》、《界》、《奔丧》、《放生羊》、《阿米日嘎》、《传说》、《曲郭山上的雪》、《神授》、《叹息灵魂》等，2015年又有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这些作品以其不菲的成就，奠定了次仁罗布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他的《界》获得了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放生羊》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次仁罗布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代藏族作家以很大的启示。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接通了与西藏传统文学的渊源，有着宗教的内涵和普世的价值，藏文化的精髓自然而然地渗透在他的作品之中，成为人物活动的灵魂，在精神层次上凸显了藏文化的特色，这是他作品独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次仁罗布的创作显现了对文学创作的多维度思考与追求。刘再复曾经谈到中国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但缺少三个维度，一个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第二个是缺乏超验的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要有神秘感和死亡象征，第三个是自然的维度，即外向自然和生命自然。 可喜的是在次仁罗布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责任感的藏族作家对民族、对文学的执着精神以及在灵魂深处对永恒的一些东西的担当意识，他的创作一直在文学的多维度建构上竭力而行。对民族、文学、生命的担当精神以及多维度的追求与抒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厚度。此外，次仁罗布十分注重作品的艺术创新。谢有顺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道路，唯有在二十世纪的叙事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继续寻找新的讲故事的方式，它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理由。” 在次仁罗布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在精神探索的同时，在叙事艺术上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总是在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似乎从来不安于现状。他的作品风格是多变的，既有沉郁悲美的现实之作，又有充满生命质感的象征之作，他的创作总能接通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之间的平衡，而正是因为有这种具有精神底蕴的大气象，使得他的创作显示出了一些不同反响的气质。次仁罗布的创作在精神的多维度建构和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显然能为西藏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当前西藏文学需要的不是一些轻轻飘飘，只流于生活经验发泄一己之私的作品，也不是仅仅只一味抽象、玄之又玄的创作，而是能够将创作与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的空间连接起来的接通地气、接通天地人心的心灵抒写。当前的西藏文学需要的也不是一些中规中矩，在艺术追求上裹足不前的创作，而是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艺术革新、并将艺术革新与作品内容完美结合起来的创作。虽然在生活的宏阔面和艺术底蕴的深厚上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在人性的丰富性上还需继续开拓，在人物塑造上还需再下功夫，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次仁罗布孜孜不倦的努力将会为我们带来别样的艺术审美，一切都值得我们期待！
白玛娜珍是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中成就卓著的一位。作为一名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藏族知识女性，白玛娜珍能够站在高处，以知识女性的敏感细腻，在滚滚红尘的顶端，探看芸芸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探讨，展露了对高原现代女性精神的痛彻洞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她的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突围，以及最终迷失自我的困顿与无奈。在白玛娜珍笔下，女性的天空是狭窄与拥挤的，所有的悲欢都围绕男人展开，女性缺乏自我的体认与追寻，其存在的幸福是建立在男性体认的基础之上的，她们综其一生不过是在男人的泥淖中打转，情欲与生命相始终，然而现实是如此的冰冷和琐碎，欲望却时时充斥内心，难以熄灭，让人战栗与疯狂。白玛娜珍写出了女性强烈的欲望，以及对自我、对男人、对整个世界的无望。然而正是人物身上的这种强烈的情欲追求，让我们看到女性身上炽烈的生命力，所以，白玛娜珍笔下的女性并没有因为生活和情感的压抑而扁伏在地，而是站立起来，内心充满张力，是有力量的，她们的力量在于追寻，在于对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美好的追求，在于对这个充满尘俗气息的绝望世界的不妥协。虽然这个无望的追寻也许带有破坏性，但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向往与追求在这个现世中是那样难得，她们都在寻爱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陷入痛苦的绝地，所以白玛娜珍的作品又总是充满着一种透彻心骨的绝望之感，有种锐利的刺痛，然而正是这种绝望的痛苦体现了一定的精神性力量，因清醒而绝望，因绝望而透彻，因透彻而探索，因探索而催生希望。白玛娜珍对西藏文学的意义在于她以大胆而直露的抒写刻画了在现代文明洗礼下女性的焦灼、痛苦，为我们呈现了高原女性幽闭的灵魂，透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此外，白玛娜珍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是相互纠缠互现的，在女性意识中凸现民族意识，女性自觉地加入民族化过程，展现着对民族现代化过程中深切的忧思。
格央是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她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走上文坛，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002年获“全国第二届春天文学奖”入围奖，主要作品有散文、小说集《西藏的女儿》、《雪域的女儿》，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格央的创作因其对女性心理的敏锐把握以及对藏域风情的描写而使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她的作品主要从女性视角出发，抒写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境遇，具有浓厚的女性关怀意识与民族文化反思意味。格央的创作起点较高，作为一名雪域高原的女儿，格央的创作立足于藏文化土壤，具有浓郁的藏地文化民俗色彩和强烈的宗教意味。但十分令人惋惜的是，格央的创作虽然起点很高，但随后的作品却没能在艺术上进行新的突破，也没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创作活力。
十分可喜的是年轻作家尼玛潘多的崛起。尼玛潘多是一位善于思考的，视野开阔的，有着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的长篇小说《紫青稞》是一部描写广阔社会生活面，对本民族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探寻和思考，充满历史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的优秀之作。这部作品关注民族生存的现实，反映藏族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时代风雨，展现了传统文化对藏族女性生存的规定与制约，写出了在历史嬗变过程中藏族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加强的过程。尼玛潘多看到了现代文明对西藏乡村社会的冲击，感受到了传统习俗对世俗人生的禁锢，并由此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弊端，写出了社会嬗变过程中必然带来的精神情感的变化，并因为对普村、森格村、嘎东县城及拉萨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阔的世俗生活画卷。虽然这部作品还存在一些缺点，如在整体把握上还欠敏锐性，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还欠充分，但瑕不掩瑜，毫无疑问，《紫青稞》是当代西藏文学的一个重大收获，西藏文学很需要像她这样埋头耕耘的作家，相信她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班丹也是西藏文学创作的重要一员，班丹精通藏汉文，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后他有小说《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走进荒原》、《阳光背后是月光》、《星辰不知为谁陨灭》、《阳光下的低吟》、《面对死亡，你还要歌唱吗》、《寻找龙宝》等。班丹是一位不断寻求艺术创新的作家，他的创作擅长于对人物心灵的刻画，在语言和文学意境上寻找新的着力点。班丹将自己对文学的忠诚诉之于笔下，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学前进的坚实步伐。
此外，罗布次仁是近些年来较有潜力的一位作家，他有《夏日无痕》、《转经路上》、《清晨》、《西藏的山》、《远村》等短篇小说。他的《远村》在传统和现代的对抗中，在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的两难困境中展示了某种寓言性的言说。从罗布次仁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对历史和现实有着独特的思考，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使得他的创作显现出强大的后劲。
八零后作家次旦央珍也很值得期待，她的《笑看拉萨》以青春女子如丝的情怀去抒写拉萨，抒写生活的点滴，显示了较好的艺术触觉，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2、丰厚西藏文坛的汉族作家
“当代藏族地区文学是藏族作家和在藏族地区生活和写作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组成的整体，离不开汉族作家的参与和合作。” 当前西藏汉族作家的队伍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态势。首先是一些在西藏工作，扎根西藏的汉族作家，他们对西藏能有一个深入其中的了解，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真实的人文关怀，较有代表性的有敖超、张祖文等。此外，还有一些藏漂作家，如张羽芊等，用他们的创作丰厚了西藏文坛，使得西藏文坛异彩纷呈，更具活力。
敖超有小说集《假装没感觉》，他的小说为我们阅读西藏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笔下的人物与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在西藏的汉人，或者是对西藏有着强烈的朝圣般情感的内地汉人。敖超自己说，他的创作是想表现西藏汉人真实的生活。敖超的小说能够沉入人物的心灵，去抒写人物内心潜存的精神困境以及生命中难言的情感悲欢。他的作品轻盈而带着理性，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去体会这个世界的残酷与温暖。敖超总是冷静地仿佛如智者一般，看着他笔下人物为情而困，发出轻轻的微笑，投射出一份理解与怜悯。敖超的作品重在心灵的挖掘，在对琐碎情感的真实描绘中凸显了对普通人生的关怀，语言的精致和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把握是敖超小说的长处，但在抒写生活的深度和宽广度方面还需要作更深更广的探查。
张祖文有长篇小说《拉萨，别来无恙》等，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如《西藏如影随形》、《像翅膀一样飞翔》、《拉萨热度》、《低原反应》、《拉萨河的经幡》、《远去的镜子》、《洁白的哈达》等。张祖文创作数量丰厚，他的创作呈现出了多样的风格，显现出文学创作的多方面的才华。张祖文敏感而细腻，特殊的农村生活经历使他的创作天然地带有一种平民底层关怀意识，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悯使其作品有着一种厚重之感。他的作品能够贴紧真实的当下底层生活，这一点在当前的整个文学创作中显得难能可贵。虽然他的创作较多受市场化的推动，有时失之于缺乏沉淀，还需要打磨，在但从总体上来说，他的创作显现了他驾驭复杂生活的能力，他还年轻，还有的是继续前行的资本，是一位很值得期待的作家。
张羽芊（藏名多吉卓嘎）也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位作家，她来西藏十余年，以文化考古学的方式去深入西藏，爱情和婚姻是她作品的中心主题，她擅长通过西藏社会的民俗尤其是婚俗来表达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她的《藏婚》、《玛尼石上》、《西藏生死恋》、《金城公主》等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张羽芊以女性的眼光去关照她笔下的人物，有着一种对现实的理解和宽容，她以深入西藏的自我体验来构筑她的小说，显得真实而充满质感。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藏漂作家如陈桂芝、张萍等，她们也在尝试着用小说的形式为我们展现别样的西藏生活。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西藏当代汉语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世纪的西藏文坛，小说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个文学投身消费潮流越来越强烈的时代，如何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对文学的精神性追求，这也是西藏作家所要面对的一个考验。毋庸置疑，作家应该具有精英意识，他们需要直面时代，直面民族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在对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民族的整体思考中，去揭示普遍的人性和进行哲理的思考。这就要求作家从狭小的自我的天地中走出，去接通更广大的物质视野和灵魂视野，展示广阔的人生和高远的想象。此外，对艺术手法的无尽探索是文学永葆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但当代文学在叙事和虚构、语言和形式探索上的可能性并未穷尽，这是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也是西藏作家在创作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在接触当前活跃在西藏文坛的一些作家时，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文学的执着和对雪域大地强烈的责任感，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批执着于文学的圣徒会以他们的青春与激情让雪域文化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