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索木东）
浮面歌吟
——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断想
尼玛扎西
忐忑不安地铺展开这样一篇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的断想之前，我想起山西作家李锐在谈'现代汉语自觉'问题时，曾表达过的这样一种心情：'谦虚本是一个人在内心深处与天地万物独身相对时的敬畏，我是在这个无比巨大又无比重大的问题面前，感到自己深深的无能和淹没.'站在西藏现代文化艰难挺进的流程之中，用心灵审视 透过当代西藏文学之镜迷乱驳杂的踵踵人影，触摸那些从飞扬的风尘深处飘过来的充满质感的，经过无数次的散射、折射，最终灿然凝聚在历史仿真的眼帘后的光辉，我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西藏生存意境的后来探询者和文学创作界外人的深刻局限。但'雪域大地'这位我生命中挚恋不诲之沉默不朽的情人，她的梦想和挣 扎让人感动,关于她的描述和表达更深深牵动着我的心弦，我只有握紧手中稚嫩的笔，去鼓足勇气面对这个其实蕴意重大而深远的问题。要由衷地感谢西藏文联的一群文学人，是他们悉心呵护和惨淡经营着这块尚不算丰饶的园地，他们的努力，使关于这块世界高大陆幻想的柔弱或坚硬的语言有了一个渲泄的出口，给西藏跨越时代的进程留下了心灵目击的重要见证，也给了我这样一个应该珍惜的发言的机会。
请原谅我把在更多的人眼中斑斓多姿、独具魅力的西藏文学说成'浮面歌吟'。今天；默默笔耕的诸多创作者实际正在告别历史的误区，将真正日趋多元的笔触逐渐深入雪域大地，但囿于有限的认识能力，出于对所感所见的总体把握和使之更加鲜明一些的初衷，我还是坚持这样一个肯定不算准确的概括。个体视域的狭小和某种潜在的偏颇无法完全避免，因而这里所呈现的仅仅是西藏文学之镜某个侧面的某些光影在本人 幼稚的瞳仁中折成的不完全的印象，只构成一些断想。
断想之一：燃烧的诗醇年代 西藏文学的'现代创作'步人误区
无法否认，八十年代--这个如春天般燃烧的诗醇年代，是多数文学人如今反复慨叹、昙花一现般难再复现的黄金时光。那时，益西单增正在《迷茫的大地》中总结着西藏社会历史的旧时代终结后，中国文艺的新时期刚刚开始之时的纷乱心绪，也寓言式地拉开了又一段复归探索的序幕；那时，马丽华为代表的一群追逐太阳的歌者，摇动翩翩的心旌，踏着《五冬六夏》的节律，怀着'已将终身许给苦难之旅＼ 就这样走吧，直往前走＼路旁有五色花儿怒放正如火如荼'的蓝色憧憬欣欣然奔赴高原，在她(他)们中间，龚巧明和田文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生命诗情与青春悲患燃烧交织的象征；那时，还不知'魔幻' 为何物的扎西达娃刚刚从《沉跃》中觉醒， 走出《白杨树、花环、梦境》中《沉寂的正午》到《江那边》、《朝佛》路上《没有星光的夜》，发出了要去'寻找没有脚印的前路'的宣言；那时，马原们也还没在《虚构》中找到《叠纸鹤的三种方法》，徘徊在始终没有进入的西藏的门前，酝酿着完全植根于不同语境的叛离现代汉语叙事套路的阴谋；那时，秦文玉也在《绿守》中舒张着自己飘飞如春雪般的清丽文思；蔡椿芳、张中们也正在写着越来越独语化的诗歌……
只是，既往的历史无法选择与重新设定，那簇曾经激燃的火焰确实催生了西藏第一批真正具有某种'现代意味'的文学探索，但由于其借以燃绕的薪质中近乎宿命的局限，没有能真正持续地照亮整个雪域文坛，很快就凝缩而沉淀了下来。
今天回头审视，'理想主义'(这个并不确切的称呼源于今天整个中国文坛对那段时光充满了浪漫情愫的黯然回首)之焰的激情，不能不同当时整个中国文学叙事摆脱了曾过于偏执的时代政治话语，回归文学本身的大势相联系；也不能不同整个西藏试图弥补时代的巨大跨越中对于传统的某种表层割裂，建构起现代与历史的对话空间的努力相关。更直接的意义上，那个玫瑰色的年代，是在一大群充满了青春激情，而又敏悟到时代巨变，焕发浪漫人文气息的文人们的煽情歌舞中燃烧起来的。
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和激烈的斗争背后，表层触动之下的旧的文化形态的潜存被曾经宏大的'革命叙事'所覆盖,人们在反思'过激'，试图加以弥补和衔接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在社会意识深层体系中的某种顽固和强韧，忽略了来自异域的人物和作品之中那些没有为人注意、没有经过理性消化的并不植根于雪域的各种潜在心态和观念的影响。当时的西藏文学还没能面对人本复兴的历史方向,真正植根民族历史的沉痛反思，在朴实的传统文学范式中形成自己沉甸有力的实践结晶和创新资源，就已经积极响应了全中国汉语文学领域这一实际的异质语境下对'经典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拨乱反正式'的思潮。面对那个年代曾经凸现和热涨的宗教气氛，一部分人异常复杂地在思路上顺承传统民族文化忽略实际生存层面、直接上升追索的形而上学，在方式上却多少以现代诗性的、个体化的虚构手法展开了趋向神秘化和所谓'多元化'的探索。他们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深入西藏的生存意境，但进入之后却发生了深刻的迷失，一定意义上没有能再次清醒地走出来，没有实现文学创作上真正的超越。如扎西达娃的'魔幻系列'(至今他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实际上已经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脚印的'前路')，色波的'圆形意识'等(马原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是游离于西藏的深层存在的，下文将专门论及这一点)。这些探索，在最初的时光中，由于其对现代汉语创作革新的主动贴近，由于其第一次尝试摆脱'单纯政治话语'而主动展露和呈现自身，带给世人的新鲜激动和暖昧，给实际上先天不足和过早迷失的西藏文学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光彩和荣誉，被称为'缩短了与内地文学创作的差距'。但是今天站在更远的历史视角回顾，难以说清那究竞是幸还是不幸。
理想的火焰沉淀而没有熄灭，西藏文 学的现代探索在某种前提和深层的失误中 拉开了帷幕。为了更清楚地看清一些问题，这里不能不简要地回顾和品评一下已经归于沉寂的'西藏现代小说'(一说是'西藏 新小说'，作为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我更愿意还是将他们的努力归并到举步维艰的西藏现代文学创作之河中来)。
'西藏现代小说'最集中的呈现在一本1989年出版的《西藏好小说》中,关于这一小说群体的有价值和有份量的评论，一篇是张军的《如魔的世界》，还有两篇是后来的李双焰的《我们是何人》和刘振洲的 《西藏新小说为什么走向衰落》，可惜由于评论者们特有的'客气'和滞后，由于作家们在'诗醇年代'被空前焕发出来的义无反顾的'创作激情'，这些声音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时的张军已经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西藏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在受到'来自大洋之外的现代主义文化意识' 和'传统汉文化意识(如儒家、老庄等)' 冲击的同时，却对西藏地域及民族文化的理解呈现表面化的、'皮相'式的肤浅倾向;刘振洲和李双焰同时更尖锐地指出了'西藏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一定意义上被自己创造的技巧和意识上的'魔术圈套' 所套住，'洋花'在西藏土壤上的生存由于现实触摸和精神理性磨砺的匮乏而特具的无根性、艰难性。应该说，这样清醒的声音在当时是弥足珍贵的，可惜没有在西藏部分'现代作家'的心中留下它应有的思考。
'西藏现代小说'在今天更进一步来看，除了扶起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写作者，以及给西藏吹进了文学创作可能性方面的某种新鲜空气以外，还留下了今天西藏现代文学创作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今天西藏文学自觉所必需的一些资源。 这些'西藏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一是缺乏立足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审视西藏文化历史的高度，缺乏对现代化艰难进程之中藏族传统生存内蕴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二是缺之对外来文化意识、心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性消化和认识;三是缺乏广阔 厚实的现代人文视野和知识储集;四是没有真正植根于现代进程和西藏本位的深刻尖锐的反思。这导致了'西藏现代小说' 在'等待和寻找(马丽华语) '之中缺乏必要的清醒和自觉，进而也没有形成真正鲜明的现代立场。
扎西达娃在'西藏现代小说'创作队伍中，确实有一种主动贴近西藏本土氛围的倾向，但这中间也悄悄酝酿着一种基于西藏而又出离西藏的企图。更直接地来说，对于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聪慧而敏感的 '魔幻式'作家而言，文学技巧与形式的创新意味着一种不得不进行的，但确实并不漂亮的出逃和取巧。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一个这样的认识：即西藏文学在当时乃至现在，从整体上言局而尚未到必须以技巧及形式创新来寻找出路的地步，同时西藏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如果仅仅依靠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不求对于传铣文化表达思路和发展前景的理性的、现实化的、反神秘的清晰思辩恐怕难以为续。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现在的'扎西达娃模式'仅具有个体创体方式的价值， '魔幻'在更广泛的、更有希望的西藏文学创作领域不得不逐渐收场。西藏自然景观和传统人文表达所具有的浓郁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以及在历史认识领域打破时间空间进行总体一揽式把握的观念，都可以在'魔幻'文本中找到对应点，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出于某种文学技巧'创新'和更深入地表现冲撞之中民族魂魄的动机，以一种锐意反思的表面态势，实际却不由自主地遵循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在缺乏界标的历史空间和神秘主义氛围中追寻臆想中的意义。这既没有独创性，也未能如马尔克斯重构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的斑斓图景，且就西藏传统语境自身而言还是毫不新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对于西藏意境的理性把握，更多地渲染和强化了同传统文化没有质的差异的不可言说的神秘与某种暖昧(虽然这种神秘和暖味被不少人认为是西藏之殊异、西藏文学的魅力所在)，并无意识地带动起一股迷失更深的刻意强化神秘色彩的文学热。这种创作方式实质降低了文学创作深入西藏生存竞境所特具的艰难性，回避了现实西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直接一点说，当年翻版的'魔幻'只是作家个人试图贴近整个中国文坛并与世界文坛达成某种交流，实现单纯文学飞跃，对现实生存层面'出逃'和取巧的写作策略。它至多可以成为所谓纯粹文学中的诱惑风景，却与真正的西藏社会历史进程中优秀文学所应承担的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与现代建构不相干，它从另一面反映了作家自身的先天不足和过早定型，他们有勇气试着钻进去，却因为方向的迷失，多少有些钻不出来的意味。
作家色波，兼有多种民族血统，多个民族文化为背景，以汉语作为写作载体，使他的'圆形意识'，更多地让人感到了一种基于泛义的人自身的生存悖论和处境，从作为一名本源意义上的作家的角度来看(而非再贴上'西藏'抑或其它地区以及民族的标签)，可能更具文学 精神的价值。这是色波一定层面上超越和疏离西藏的本质所在。但是，执著于一种精神意象和生存悖论的较为单纯而有深度的探询(而非 '魔幻小说'试图总揽全局式的把握)，使他的作品，如《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 等反而具备了深入西藏某个生存层面的锐利性，即在超越中把握到了'西藏生存' 与'人类生存'的某种共鸣。他所呈现的无处不在的'圆形意识'(限于其对故事叙述的某种沉迷，更多的是呈现，而非揭示抑或其它)，某种程度上，既是西藏生存的悖论，也不幸成了迷失中'西藏现代小说'矛盾境遇的缩影和概括。
最后，谈一谈马原。这个作家在中国文艺新时期中后阶段的所作所为，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大陆文学叙事某种新的可能。但是，西藏只是他手中用以增加作品吸引力和虚构力度的工具和背景，有人曾说，'西藏给了马原一切，而马原却没有给西藏留下什么。'的确，无论是《拉萨河女神》，还是《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鹤的三种方法)，以及名躁一时的《虚构》，都不同程度地是在西藏以及其它可供肄意虚构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文学叙事狂欢。关于马原，内地的评论家已经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详细的评说，本处不想再重复，但是指出他在实质上与西藏的疏离，却是必须的。他给人的深刻教益是，多少具有一些真正现代意义的单纯叙事革命于西藏文学生存现实和文学发展的深度疏离，他可以让更多的作家开始考虎在西藏'怎么写'这一问题与中原内地的某种深刻不同。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已经远离了西藏的九十年代的马原的一次文学讲座，在终于谈到西藏时，他掩面而泣，联系他曾多次在不同的文学场合流露的心态，即'离开西藏以后，再也写不出小说了'，联系那本他最近出版的实际是对西藏那群'异乡文学客'的生活状态的进行回忆与描摹的作品集《拉萨的小男人》，首先能够感到西藏在这个从未试图深入其间的外域作家眼中特殊的意义(也许是西藏在地理和文学意义上相对整个中国的某种边缘性、广阔性和异质性，赋予了他颠覆现代汉语正统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再者也更深地体 察到了西藏之于他，他之于西藏的陌生和不相干。
当然，'西藏新小说'群落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面目不一的作家和作品，但限于篇幅，也限于行文立意所需的代表性和对其他作家、作品的了解和领悟程度，对这一批初次探索的'现代文学创作'极其肤浅、潦草的断想只能暂时到此打住了。
断想之二：荒芜，文学评论的单薄乏力
对照西藏文学的创作数量和质量，西藏的文学评论：不能简单地在数量上归结为稀少，据1985年出版的《西藏文艺评论选》的序言中透露：1985年前三十余载， '西藏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作者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评论文章'。鉴于文学评论在文艺评论体系中特殊重要的地位，上述数字具有一定的参照和考察意义。但是，不管1985年后又有多少评论文章面世，总体而言，西藏文学评论是单薄乏力的，这造成西藏文学创作缺乏来自本土的清醒、有益的点拨、品评以及真正有长远价值的扶持。
这表现在：文学评论主体意识的薄弱，敏锐性、尖锐性的匮乏以及评论相对于创作的滞后性。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就与整个中国文坛的共性而言， 健康的独立的批评风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而且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造成文艺评论(当然包括文学评论)与特定时期的作品形成一种依附关系，加之对主流话语的几乎一丝不苟地图解、遵循和贯彻，使文学评论始终没有获得她自身在一个地区现代文化建构的历史长河中'立意恒久、新异敏锐、反思批判'的独立主体地位，总体上滞后于现实发展中良莠并存的创作实践。
再者，西藏文学评论者自身并不宽阔的文化和知识视野，以及他们更多的作为来自区外的评论者，自身面对西藏各个时期'进行时态'的社会现实的较高层次的领悟、理解和概括能力的不同程度缺失，抱着对文学创作的某种含混暖味的'扶持' 心态，没有对既有作品的大胆品评和深入剖析，没有对现在创作的有力批评和正确引导，没有对将来发展的理性前瞻和敏锐预见，这决定了西藏文学评论的软弱乏力，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对评论的评论和争鸣了。
缺乏有力反馈和评论的创作环境相当意义上是荒芜的，'西藏文学'在品咀时代大背景下'边缘化'文学生存所特具的寂寞况味的同时，也不得不无奈地面对自己孤单、尴尬而脆弱的生存境遇。
比起断断续续不少发表过文章的评论者，李佳俊对西藏文学的意义和局限都是鲜明的。他能够在总体上评论不景气的西藏文坛，比较久地坚持他独具一定特色和广度、深度的评论值得我们尊重，很多至今仍活跃在西藏文坛的作家没有在文学创作的苦役中当逃兵，不能不感谢他曾经真诚的'扶持'；他带有总体概括和阐发性质 的几篇论文，如《论新时期十年的藏族地区文学》、《在改革和开放中更新文学观念》、《论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色》以及《从高原走向世界--西藏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今天看来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意义(我建议某些今天的西藏作家可以看看这些似乎已经过时了的文章，它们所提供的思考和回眸是有其独特份量的，因为那些曾经困扰过一代西藏文学人的问题在今天也并没有完全圆满地得到解决)。但是，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李佳俊文字中存在的那些明显的缺憾，有人说他的评论有'一味捧人'之嫌，虽然这种说法基于他的评论中确实少了些尖锐的气质，但今天从他的一系列过去评论的结集中，我还是看到了某种勇气和眼光，从而并不相信他真的只是惯于迎合和赞美。但他的评论中确实透露出的'钝气'和短处，可能既出于已如前述的评论者自身文化储备和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眼光的局限，也出于对刚刚举步的西藏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有意识的宽容和扶持的心态。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西藏包括文学在内的很多方西都在这种类似的'宽容'和扶持里，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无意识的趋于消极的扶持，实际上体现了评论家的某种失职，它只能导致扶持对象的反思、醒悟和自觉的珊珊迟来。这种基于善意的过失所带来的潜在的缺憾和不利，已经逐渐在缺乏后劲的西藏文学中呈现出来了。
断想之三：创作与反馈的边缘状态-促进与局限
这里所概括的'边缘状态'，主要是指西藏文学在创作心态和方式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反馈(包括专门的评论和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反响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某种边缘状态。
勿庸置疑，首先，文学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整体上恢复了其较为正常的面貌和状态，即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前特定的崇高'政治教化'功能的迷信和光环下退居'社会生活言说体系'的二线，而更多地回溯追寻文学自身意义和价值，逐渐演化成为商品社会中诸多并立的整体上已复杂多元并高度扩散渗透和被广泛利用的(如在大众广告传媒和流行文化、商业文化产业中的潜在生存)谋生介世的一种方式。但本处所言的西藏文学的'边缘状态'，还有其它的内涵。
总体上看，'西藏文学'创作领域自和平解放以来，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以汉语叙事的作品居多，这一方面根源于西藏社会进入的历史新时代，是一个汉语叙事逐渐占据主导的空间，同时，藏语文学本身因负荷过于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而不得不在叛离传统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逐步衰退和渐趋失语的境况(这种衰退和失语，既表现为藏语创作本身整体上缺乏进取革新，也表现在纯粹藏语文学读者面的日趋缩小之中)；另一方面，汉语文学创作自身蕴储丰厚，而且整体上从未真正断裂过的连续绵延的传统资源，以及根植其上、由来巳久、艰难卓绝地与时代同步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创作表达的日趋灵活、自由、多样和现当代信息的高负载量，客观上形成了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忽视的'比较优势'，与西藏现当代文化创建中的时代指向契合，加之当前汉语自身在世界文化圈中越来越广泛而强劲的影响，使创作者的汉语取向和阅读者的汉语取向都成为一种自然而然中的必然。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取向和态势，结合西藏社会整体现代文化层次的局限，一定意义上，使西藏文学呈现某种边缘化的状态。
汉语叙事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自身蕴含的文化语境的特有殊异和在西藏普及掌握的深度差异，以及文学语言更加独具其源自不同民族历史生存体验的差异性与丰富性等原因，总体而言，相当长时间内遭到了本土人群比较广泛的冷落(这种冷漠与隔绝在早期比较明晰的经典现实主义创作阶段还是浅层的，到后来面对西藏部 分新小说创作则表现得更深一些，这也暗示了'西藏新小说'出现对于西藏现实发 展层次而言的某种无根性的突兀)，实际上至今相当多的在内地文坛获得影响和声誊，试图逐步走出新路的西藏文学作品(包括马丽华的散文、央珍的小说等)，由于在西藏被阅读的狭小范围和稀少的反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远隔西藏的风光和喧嚣，也许有的'西藏现代作家'本身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他们的作品在西藏获得理解和意义，也许有的正期盼在逐步到来的'未来时'中，他们被真正的西藏的读者们慢慢认识和领悟吧!
实质上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偏颇、狭隘地归纠于'创作的汉语取向'，汉语创作 优势地位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某种必然，片面强调'藏族作家以藏族文化心态和价 值观用藏语进行创作'才是'真正的西藏文学'，不仅仅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封闭观念，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肯面对实际的'精神撒娇'。就文学'鉴证生存历史、抒 发深层人性'的独立价值和创作自由而言，单语、双语，乃至多语化，一方面体现了创作者主体创作方式的选择和借重(不论其出于无奈还是主动)；另一方面，一种或多种新的叙事语言和方式对西藏生存的介入，在创作主体高度自觉和深入反思的前提下，反而有可能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思考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所表达、剖析的主题并对包括藏语文学在内的西藏文学创作的发展、创新，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和推动。诚如才旺瑙乳和旺秀才丹在谈论藏族新诗创作的文章《藏诗：追寻和回归》 中指出的，'……是指使用汉文字可以更直接、更轻松地从汉文诗歌成就中'拿来' 也更快地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汉文化互相 交流、融合和浸润，从而挖掘、提高和拓展藏民族新文学的品位，使藏族文学作为 中华民族文学不可缺的一个部分，能更宏大、更完整地走向世界。'在历史上，至少唐代就有个别藏族能写深亮的汉语古体诗，并在以后的西藏文学创作发展中留下了它一定的印迹；在今天，也有港澳台的作家借鉴英语文学形式和经验的创造对现代汉语叙事的丰富和发展，这方面，余光中是个代表。既然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我们就必须做更深入的考察。
西藏文学的边缘状态，真正实质地表现在创作方式上对汉语创作未经理性认识、消化的表面消极依赖，创作心态上的某种复杂的外域化，而导致的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语深层叙事重大变迁'和开放交流中'地域文学本位自觉'的疏失上农现在对创作的反馈和共鸣更大程度上并不在西藏，而是来自域外的实际中；表现在文学创新中对于'可操作和不可操作'之缺乏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语言的选择并不象人们通常认识得那样简单，它至少在文学领域不仅仅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语言的海洋里沉淀翻腾着大量不同民族、不同阶段生存感性和理智关照所交织凝结的复杂因素，语言及其表达方式的变迁，深刻地反映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内地现代汉语文学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中走出来，从经典现实主义到虚构到随着对'现实本质'(商业社会符号体系中难以'完全无误'地再现的现实， '现实神话'的坍塌)的深入认识而出现某种'仿真'(后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 幻象化现实主义等等)式创作的态势，充分表明了现代汉语文学叙事的复杂性，这些并不都是靠表面化的消极依赖和技巧措鉴所能清楚、深刻地认识到的。上述重大而微妙的变迁有整个内地社会经济、文化'进行时'的发展(发展的基质及其深度、广度和速度)作背景，而起步迟缓的西藏现代文学在'跟风'式学习前进的同时，由于本土一批年青创作者(总体上都出生在和平解放以后，所受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充满了不同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冲击，更多的是作为西藏历史深刻变迁之后的审视者和继续发展的见证人)和部分来自区外的各族作家、文学人，严重缺乏对于西藏本土所提供的现实土壤在这种发展大背景下潜在差距的深层敏感；缺乏植根于西藏生存的充分自觉和现代反省；缺乏对可操作变换的语言和技巧背后，不可完全操作的西藏精神气质和生存维度的认识；缺乏在以汉语创作为主的定式中主动借鉴、弥补和深化本土生活体验及文化叙事内涵的有效尝试，不同程度上有用汉文化及其它民族文化心态和价值观进行创作和审视的倾向。并且期望提前在高山峻岭的地貌上'空中楼阁'式的、没有反思和批判地构筑起通向现代文学空间的高速捷径。这就不能不造成西藏的现当代文学创作上与本土表面的贴近和实质的疏离；造成创作中'外域化'和盲目预支'现代主义'的趋向；造成直接的反馈和共鸡(更多的反馈和共鸣的是臆想虚构图景背后，西藏在热切的'被看'的过程中异域文化心态的悸动)难以从域中寻觅；造成西藏当代文学整体在本土语境中始终悬浮其上的状态。可以说，这种缺乏理智自觉的创作，客观 上确实推动和缩短了西藏文学的近现代化进程，但也极大地局限了西藏文学本应具有的对于本土社会生活的意义，使西藏文学在缺乏本土理解的过程中倾向于边缘生 存的状态。
断想之四：缺乏'痛苦之钙'的文学创作
文学这一古老的人类精神生活形式和生存维度，恰似黑奴在重压之下的呻吟所锻造的歌谣，自其诞生的一刹那，就辉耀着粗砺冷峻的现实世界里温暖柔弱的生命艰难契进和竭力摩擦出的凝血的梦想之光。文学的史册上，这纯蓝的光照亮了无数双后来者最初凝望探询的眼眸，并最终如黑铁沉淀而下，筑成汪洋巨澜深处宽阔 起伏的海床。这乌暗的坚硬的滚烫的黑铁之床，是每段历史的回廊中那些最具潜在 张力和价值意蕴的文学最核心的部分。但是今天这个崇尚变化的时代里，某些创作者所供奉的'缪斯女神'在濯洗身上曾被玷污和扭曲的累累伤痕，抒展曾经呆板僵硬的容颜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奢谈甚至回避直面人性疼痛和生存处境的使命和理想了。其实，生命介入存在与发展的历程而结晶的痛苦作为一种独特的来自人类母体的钙质，是标志一个地区文学健康和希望之所在，是筑造和维系一个民族灵魂与梦想的脊梁必不可少的养料。
可是，今天静呈面前的西藏文学的整体面貌之中，我们触摸不到凹凸之间粗糙、厚实的质感，看不到置于现代中国锐进的时代风尘里，雪域社会浃于骨髓、润于四体、磨合于发展嬗变的沉甸而现实的疼痛，感受不到那些令人引泣和震撼的大气磅礴的力量，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袅袅婷婷、纤细柔弱的抒情和自白、浅浅淡淡、隐隐约约的磕碰和擦蹭， 自欺欺人、沉迷不醒的怀旧和呻吟，轻飘浮摇、空灵精致的幻梦和臆想……
西藏文学今天的乏痛之患的症结，首先可能源于其赖以根植的基础之一-西藏社会历史的巨大传统遗存。在以苯教为代表的悍厉的原生文化被佛教逐渐笼盖和渗透的充满反复激烈斗争的过程之中，西藏民族暴烈刚阳之气日减，安详、阴柔、顺 随与平和之气日盛，精神上的轮回无为与生存现实中的封闭、被动和排斥异见新态 的保守交相辉映，历史的这种潜势影响波及至今，深埋在后来者的心灵深处。对现实矛盾和生存疼痛刻意回避，陶醉在对过往辉煌的依恋和沉迷之中，平和安详、顺随隐忍地面对此生境遇(也必然地推卸掉了此生此世作为一个文学意义世界的捍卫者和言说者，对自己生存内涵的拓宽和整体生存境界的升华所负有的更为沉重的责任)，跳跃式地直接上溯追寻生命在轮回往复中的'未来时'的意义。这种已经在表面上被否定了的消极精神理念的强势遗存，实际上还在不少以本民族为主的创作者的抒写中发挥着它未尽的余热。
其次，乏痛之患，还因为不少后来加入创作者队伍的青年人，面对相当程度上与现代发展疏离隔绝，并且处于颓势、难以深入承递的传统文明，却又恰拾遭逢物 质时代使人焦躁、诱人沉沦的五彩迷离，始终没有形成与上述两者保持距离的有深度的审视和探询，没有树立义无反顾地执着于民族生存、发展、拓进的意志与理念，浮躁的灵魂飘动在陷落的两极之间，创作的笔触只是在传统与现实尖锐对峙、又谋求相融同进的断面上，轻拂而过，无法将'浅浅淡淡、隐隐约约的磕碰与擦蹭'沉淀升华为剧烈撞击、深刻震颤后促人惊醒、催人奋进的疼痛，无法将'凄凄艾艾、自欺欺人的怀旧与呻吟'催生酿造成急迫煎熬、理智拷打的焦灼。
再者，乏痛之患，与诸多本民族创作者站在西藏处于发展劣势的情境之中，错误而狭隘地理解和守护所谓自卑，深心中惧怕遭到传统社会的抵制和疏远，缺乏大胆地揭示历史绵亘中凝血的民族创疤的勇气，缺乏有力地剖析发展历程中沉渣激涌 的民族人性及文化的劣根、误区与弱点的能力紧紧相系。可以说，自古及今，在西藏文学的创作之中，揭丑审恶、批判自省的哲学与美学关照一直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树立起来。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恶，作为一种文化表达范式，一直从反面有力地拷打和锻造着越来坚强镇定和自觉完善的人类理性品格，真善美的塑造与实现， 假、恶、丑的辨识与摒弃，都建立在揭开安宁祥和的表象，凝力从剖析自身开始到剖折民族整体灵魂的颤栗的疼痛之上。没有真正因反思和批判而生的深刻尖锐的痛苦，就不会孕育出文学创作中理性与情感交响共鸣的大美大智。
还有，乏痛之患，更肇始于大量的沉迷于文字幻象、远隔生存与发展实境的外来者和被这些外来目光所左右的域内人，审视西藏永远如幻似真，极尽诗情的铺张和虚拟之中，发展差距导致的审美心态和精神需求指向的差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赁借以人类为体的理智和良知所清醒认识的，只是满足于浮表朦胧而不得要领的。'遥望西藏之神秘殊美'中的域外人以及被漫天的赞美和歌颂所迷醉的域内人，都无法真正展现出西藏这一极地广原之上深潜着的'生命歌哭起舞、撕扭悸动'的大痛与至喜，无法以切身的血肉来领悟、参与一个民族苦苦挣扎于自然劣境和人文困顿，不断向前挺进的艰难卓绝的历程，在他们轻飘浮摇、空灵精致的作品中找不到真正能与人类灵魂达成对话的东西，唤不出一个真正滚烫和疼痛的活生生的西藏。
近代历史上，中原内地有鲁迅的悲愤、孤独和激越的庞然背影，西藏本土也曾有昙花一现，却同样孑孑而行、峥峥而立的根敦群培，是他们，烹煮自己的血肉，给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源流注入了独立高贵、沉雄冷峻的气质，奏响了真正的行进中的自尊与自强的嘹亮号角!
当今文坛，更有倍起争议，置身复杂的理解与误解之中，置身激烈的褒奖和同样激烈的指斥中，依然故我、挚诚激扬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以相对主流语境而言的边缘化立场，怀炽热情感和弥天大勇来书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更有承受残疾，在宗教、哲学与美学的迂回幽境中，在灵魂与肉体旷日持久的交织煎熬中，执着探询 生命意蕴的史铁生……那尖锐恣肆、沉雄深执、苦苦挣扎、扪心追问的磅礴大气， 恰恰是西藏文学柔靡绮丽、精致空灵的创作群体和诸多'看客'中深深匮乏的。
无主动揭示创痕的沉着勇毅，就凝练不出浩然氤氲的大气；无披展吟咏疼疯的坚强锐利，就浇铸不出刚硬厚实的文学青铜。在文学探索者卓越的光辉和他们那些未能穷尽的遗憾之中，我们唯有将目光投向西藏文学当前和未来的探索和实践。
断想之五：浮面歌吟之中已有的深潜迹象--对未来突破的期待和瞩目
其实，西藏文学发展到今天，整体上的浮面歌吟以外，还是有诸多创作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伴随着整个中国文坛涉入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存现实，越来越冷静清醒的理智反思和深入拓展的风气，进行着自己艰难执着的探索和挖掘，其间不断涌现出一些独具特色和潜力，不断致力于超越既往的作品。
这支已逐渐引人注目，以马丽华、央珍等人为代表的创作队伍，正不断扩大其 规模，新人新作的无声涌现酿生出不可轻视的深潜迹象，也带来了西藏文学整体某种上升发展的势头。其中，平措扎西、格央凸现在笔者的视域中，凝缩着一种特别的意义。
平措扎西在西藏本土(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在拉萨等城镇人群中)取得一定影响，主要肇始于他的一系列小品和相声创作通过现场演出、电视播放等形式在普通群众中引起的共鸣和思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部分小说创作)。也许在部分自诩为严肃文学创作者的眼里，由于他的影响借助了文学本身与其他艺术形式交叉的'边缘效应'，以及他的创作方式中趋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因素，又面对着广大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从而是不登'高雅之堂'，不够严肃，不入现代纯文学视域的。但是，站在西藏的土地上，我却从那些最初的无愧为文学创作的小品、相声的台本中，希到了一种勇敢涉入当前现实，真正为以往诸多西藏文学作品所匮乏的'严肃'的气质和努力。
平措扎西之涉入当前现实，有二。其一，冷静地重新认识和定位西藏广义上的 文学受众的接受能力的审美潜势，彻底地摒弃故作高深姿态，只能由文化人读解破 译的个人呓语、神秘空幻的力图'深刻'的表现手法，俯下身来，以贴近当前的实 际语言(生动传神、尖锐凝炼的世俗僻喻，令人忍俊不止的现代藏汉双语交错运用)， 凭敏感细腻之审视来夸张凸现生活细节，直面正在逐渐发展壮大的城镇'市井平民' 阶层，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二，勇敢指涉当前嬗变转型之中的社会．后面涌现出的诸多不良现象，在洗牌声和劝酒声中，实际深藏着一种传统社会面临现代冲击和抉择，逐渐趋向解构重建之时、传统社会人特有的举足无措、惶惑不安、隐隐疼痛之后的自我逃避和灵魂麻醉。很遗憾，这种并不难体察的丑陋和疼痛(哪怕还只是更多地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却很少获得我们精致空幻的严肃西藏文学系统真切的发掘和再现。
平措扎西可贵的严肃，也有二。其一，通过他的努力，西藏文学创作获得了某种将反思与疼痛化为幽默的品质。常有人说整个中国文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幽默品质，有的更多的是无聊的噱头和哗众取宠的'空虚之笑'。真正将尖锐反思和生存之痛融汇而升化了的'幽默实际是一种智性飞跃、灵气横溢的现代创作，在其看似轻巧的形式中，能使人爆发出真正的笑，牵绕着一种可供咀嚼的严肃意味。能将可笑的现象用文学之笔再现，并进一步深化为盘恒灵魂深处的幽默，这里体现着平措扎西匠心独具的努力。内地已逝作家王小波在其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和国外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之中，也有品味更深、蕴意更深的这种幽默。其二，他的严肃还体现在他具备从事所谓'正统纯粹文学'的创作实力(甚至一定意义上比相当多的单语创作者更具这种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创作潜质(他的藏语小说《斯曲和她的五个孩子的父亲》、《果热巴热院中的悲曲》等都提炼开掘出了当代藏族作家思考阐发现实的独特深度和藏语文学表达所具的殊美灵气)，却也同时进行着这种'处于边缘'的大众化创作探索，这里的某种取舍，清楚地呈现出作为一名并未丧失责任感的作家的理性品格。整体上缺乏现实主义传 统的藏族文学，也缺乏一种由智识文人创作而具现实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市民文学'。沟通精英文化与世俗大众文化'中介'(其中市民文学中介具有独特的价值和 作用)的缺失，将导致西藏现代文化(当然包括西藏文学)建构的艰难和不完整。平措扎西有心无心的创作实践，不能不说已经呈现出一种对其进行主动弥补的意图。
但是，平措扎西的局限也是明显的，至少在那些小品和相声的创作之中，还没 有完全从现象层面中走出来，还没有在散点透视的同时做到一种有高度的全局把握，还没有更深入大胆地挖掘和揭示出其背后潜在的更广大、普遍和深远的社会意蕴。沟通现代藏族知识分子的理智思索与世俗民众的感性生活，沟通藏语文学创作与汉语文学创作在当代的无形鸿沟，是一件很不轻松的工作。同时保持文学面对大众的通俗性和思想追索升华的锐利性；保持藏语文学创作独异的魅力和特色，却又开放式地接受现代汉语文学有益的形式、技巧和创作经验，更要求作家有着开阔、坚定、深入和毫不松懈的理性思考和探索精神，以及常变常新、不断突破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是平措扎西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我们期待他更高层次的超越。
格央公开发表的作品不算很多(本人读到的就仅三篇小说)，担从这'才露尖尖角'的作品之中，能够着到一种以普通藏族女性的人格视角潜入西藏生活的清新尝 试。 格央相较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有三。其一，她之切入西藏生活，是立足旧西藏社会的平凡一隅，致力于挖掘和展现传统空间里沉浮和跌宕于命运之流的普通人的心 性和情感。由于刻意避开了对宗教及传统存在的直接静态渲染和描摩，让凡人凡性执着于潜藏民间底层的更为宏阔的世俗生存(不仅仅只燃腾宗教冥冥超越的烟火，更承纳无数因活的生命挣扎而倍显丰盈宽厚的积淀)，动态地袒露其真实而自然的面 貌，反而获得了某种较之其他创作者更本源、更趋于感性真实的深透性和不事张量扬的淳朴之美。其二，格央本身恰逢青春初绽、心绪飞扬；情敏如丝的年龄，自然而有灵性地承递了西藏女性部分源自传统生存际遇，历久沉淀的特定心态和价值观念，并进而在创作中结合现代情感和理智，形成自己独特的审视角度，从而比较鲜明地营构出作品中不断挣扎的女性人物的个性和灵魂，有深度和力度地揭示出普通藏族女性那种潜藏不露的内在独立品质和生存韧性(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让爱慢慢永恒》中的姬姆措和《小镇故事》中的卓玉的身上)。这在当今西戴文学领域可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深潜之中的发现和突破。其三，格央小说的某种成功，还部分地源于其清新、朴实、内敛，近似于'写意'的浑然一体的叙事风格和创作特色。作为一个藏族文学新人，首先在驾驭汉语文字上就做到了这样干净而朴实，清新而富于灵性，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做到娓娓叙述之间，尽量不犯部分女作家琐碎、娇情、拖沓的毛病，将现代情感与理智的反省'审视与传统心态与价值观的平静再现浑然融为一体，描写刻画之中留下足够的'空白'形成一种'写意性'的舒张和余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她小说内容展现的基调与其文字写 作的风格相得益彰，在整体上也更具其个人创作的鲜明特色。
格央突出的意义在于她寻找和选取到了一个常被忽视了的视角。即植根人本的生存体验，透过固定眼光和心态中僵死的表象，去深入触及藏族民间世俗人群中的动态的'传统空间'。在那样一个'传统空间'之中，发现已经沉浮在人情凡性的领悟和实践中的感性化了 的'宗教'，发现传统本身蕴涵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和情态，发现'民间西藏'的某种出人意料的宽厚。一定意义上，这将深化我们对西藏的理解，深化我们面对传统和现代之抉择时的思考。
格央创作已经呈现出来的优势和特色是显而易见的，但潜在的短处和弱点也同样鲜明。
首先，体会她那些刚刚萌芽出土的作品中某种已呈定式趋向的恬淡而内敛的叙事风格(后来的《让爱慢慢永恒》中虽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冲突气息，有了进一步拓宽写作视野，给作品人物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活动空间的尝试，但总体上还停留其两年前处女作的熟悉面貌之中)，不能不指出文学创作过早趋于某种定式而潜具 的危险，固定的叙事风格实质反映出某种停滞的创作心态和陷入因循的创作体验。 文学创作是在拓展、深掘和超越的进程中逐步提升的，缺乏思变求新的男气和承受 不断突破过程中必有痛苦的坚强，作品难有质的飞跃，早早呈现的灵气容易夭折于 某种程式化的僵固之中。
再者，诚如唐近中在评论《寻找生活》中所说的，艺术创作'需要发自内心的强有力冲击，一种充分体验到的爱和恨的强度和深度'，实质上在《让爱慢慢永恒》中格央已经有了这种尝试，但总体上，每到人物面对跌宕命运而情感煎熬、理智冲撞的高潮，进一步的深入开掘和表现就往往功亏一篑，被淹没在不断发展变化、构思渐趋繁复的故事情节之中。在我看来、格央应该在'同情、理解和宽容'的同时，加大作品中理性审视生活的力度，不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生活形态的'感性接纳'与'情感冲撞'的触摸上，更要进一步开掘出传统覆盖下动态拓展的人性理智的张扬和深层对峙冲突，揭示出'韧性抗争'的藏族女性独有的更为强劲厚实的张力和面对未来的价值意蕴。
其次，除了对传统社会背景下的藏族人的刻画之外，我们还希望格央将笔触同时伸向当前，伸向正在激烈冲撞着的现实的行进中的西藏，伸向正在其间挣扎和蜕变的人群。由于其不同于'过去时空'的'进行状态'，创作者本身就在其中共同沉浮，失去了可以轻易获得'传奇和虚构性'的沉淀回眸的稳定余地，因而这是一个更 具挑战性，更难把握和抒写的领域，需要在更深入的思考和领悟中去寻找和架构起更新的写作支点。
一个正在展现磨合于现代时的社会百态，一个初次探询传统绵延中的凡性人性，平措扎西和格央为代表(还有吉米平阶、才旦、仁钦加央、达娃次仁等等)的新创 作群体的凸现，预示着西藏文学伴随某种隐隐的躁动和纷纭，在一种朴实、沉潜的气质中稳步上升的未来。
站在这航标林立的千年纪的流程之中，怀着无限的期待与憧憬，让我们将目光投注向未知的远方，来共同瞩目西藏创作生命的'文本生存'应该而且能够获得的， 真正无愧于雪域极地之峻伟雄奇。
面对时代，感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深层触动，将创作灵魂系上社会变迁的张力之弦。藏族学者丹珠昂奔在《＜藏族文化发展史＞导论》中站在宏观民族文化史 的角度，将西藏文化受到的三次冲击概括为：'以袄教为代表的'二元论'的冲击；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的冲击；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汉文化的冲击'。站在更微 观的角度，包含在第三次冲击之中的当前现代市场经济更为全面和迅猛的扑临，正在更深层的意蕴上，直接触及西藏传统文化和生存的内核。这场以社会经济运行方式'转型复位'为表象的运动，已经从最基本的交往模式开始；刮起了广及全社会， 深及每个人生存体验和灵魂中心的风暴，它正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将异样的 事物和崭新的观念源源不断地进行散射和轰炸，极大地缩短着西藏社会自身面对现代纵向进化，与整个中国内地社会有序衔接的横向演变发展的历程。直面这种挑战和冲击是整个西藏社会无法回避的选择，那么在文学创作之中，触摸激变震荡中向往；憧憬、不安、惶惑、留恋、矛盾、徘徊、消沉和奋起之世态人情，再现冲击中还没站稳脚跟的现代与尚不甘心退出的传统之尖锐对峙、磨合乃至衍生出的诸多 '四不象'之怪胎；感受一个后进的民族地区置身现代流程取舍之间特有的艰难和疼痛，体悟生存方式的迁移之中民族底蕴的深层流露-这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一切， 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宏阔空间，给我们的诸多创作者摆出了一张张 充满疑惑和难度的试卷，能不能在这场社会历史艰难整合的宽大舞台上有所表现， 将在一定意义上真正检验出西藏文学的生命质量。
——拓宽创作视野，全面深入地检视西藏生存状态，给创作注入理性反思的强心剂。今天的西藏，无数本地人与外地人共同在编织着生存之网，燃腾着各式各样的梦想和希冀。在这种纷纭驳杂之中，文学之眼将真正再一次体察到人本创造更新的巨大力量，展示出藏民族真正强悍的适应生存力在现代进程中应有的卓绝表现， 架设起人类情感沟通与联系的桥梁，首先这要求我们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西藏文学应该彻底走出狭隘'地方民族情结'，毫不迟疑地担负起反映呈现所有'在西藏'的人们'生活和梦想'的责任，担负起时代大背景下铺展一个后进民族跨越历史局限溶入现代世界之图景的责任；再者，突破一切定见陈识，全面深入地检视传统， 在心灵和理智中过滤我们的'习惯视野'，深潜到纷纭、流动的生活中心去，鼓起勇气大胆揭示各种民族肌瘤和文化劣根，批判各种封闭保守和丑恶现象，凝聚力量来再现一个变迁中动态的雪域，复活一个人本的民间的世俗的西藏；其次，植根于对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深刻理解；结合对现实的真切关注，以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有鉴别和有远见地从内地、从国外吸收各种新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方式，从根本上繁荣和丰富文学创作的表达叙事，完成整个西藏文学品位的提升。上述实践将必然伴随越来越强劲的现代理性精神的投注，充满批判和反思的理性精神将真正构筑起西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的基础，有效地捍卫和加强文学生命的独立、持久和强韧，使文学想象和度构获得透视出生活本质的力量，实现未来西藏文学以迥异于传统面貌的姿态脱颖而出的梦想。
——立足人本实践，重新思考文学视域中的民族宗教。有人说，宗教是西藏文学无法完全绕开的暗礁。的确，宗教在西藏社会生活中的深度浸润是每一个致力于现实描写的文学创作者所必须面对的，但由于长期肤浅的静态定型化的理解，西藏民族宗教对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代人的不同影响，及其在民间人群中复 杂而丰富的感性存在方式和其中某些积淀丰富、意义深长的人文精神价值，都还没有真正被我们的文学所开掘和认识。同时：对宗教在西藏社会发展进步中明显的消极阻滞影响也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检讨和清醒反思。今天沉痛回顾历史上藏民族自佛教盛行以来日渐衰微的既成事实，面对西藏当今及以后迈向现代的发展趋势，逐步淡化宗教的消极影响势在必行。就文学创作而言，首先要有意识地避免浮于表面的宗教神秘主义渲染倾向；其次要善于发现和揭示人们感性生活实践中宗教存在(不仅包括藏传佛教，还有原生文化观念、苯教遣存，以及被直观信仰、接受和利用并已发生变化了的'民间宗教')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目，彻底打破对宗教影响'铁板一块 式'的僵硬理解，挖掘出宗教的巨大身影后人性情感的律动和理智的煎熬，提炼出 总体趋于消极的宗教信仰中某些对于人本物质生活的'矫正、补充和后援性的潜在价值'；再者，要勇于对缺乏理智的泛滥的宗教情感和其造成的巨大精神桎梏进行有力批判，重新在文学领域恢复和端正树立在物欲渴求和超越理想之间挣扎向上的人的形象，按照马丽华的话说，就是进行一次'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
——直面社会政治，将表面的掣肘与限定转化为创新发展的动力。文学与现实，尤其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个敏感的问题，更多的创作者经常感到来 自于社会主流政治话语的巨大限定，从而甘愿转入安全的'怀旧'、虚构与传奇的 '个人呓语'中去。其实，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量经常通过文学共同体自觉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或者说，完全脱离政治；而具生存质量的'纯粹文学'只是理想主义情境中虚构出来的'乌托邦'。如何应对这种必然与政治相逢的处境，做到总体上一定的'游刃有余'，是每个不想遁入美丽而脆弱的'象牙塔'中的现当代创作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文学与政治涉入社会生活的思维文式和建构途径在本质上是相异的，要谋求在每个细节上都一致合拍，要么导致文学独立性的丧失，要么形成政治的空想无力。但是，文学创体者正确理解健康拓进的时代中代表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主流政治话语的中心题旨，来取得与其在深层意向上的共契却是必须而且可能的。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共进同荣，当前西藏也正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发展取向作为最大的中心'政治'，西藏的文学创作者作为理性建构现代西藏文化的生力军、作为感性体悟民族历史进程的见证人，及时把握和理解这个最大的政治主题，真正在一定意义上负起文学在西藏本土尚未过时的'提供思想指南、理智引导和精神抚慰'，促进民族自觉和文化沟通的责任，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西藏文学自身成熟发展的必须。抓住了'发展'这一主题，才能真正获得深入动态中活生生的雪域社会的视角，找到属于自己的恰当位置和起飞点，也才能真正实现西藏文学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中应有的价值。
——沟通藏汉文创作，促进藏文化与汉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双向理解融通，促 进西藏文学整体的创新发展。现在一定程度上，藏语文学创作与汉语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流阻滞。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的语言及其创作蕴储着不同的生存体验和文化结晶，西藏文学的整体上升。不能不建立在藏汉语创作的充分交流和共同繁荣上。由于文学创作植根于人类深层感性与理智，沟通藏汉文创作，就在更为重大深运的意蕴上，对促进整个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汇，对促进传统与现代的相遇磨合都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这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来参与配合， 目前《西藏文学》汉文版的'藏话小说选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初步的尝试，但'美文不可译'，我们更瞩目那些具备双语创作能力的作者，以他们丰富的实践来逐渐架静设起理解、沟通和借鉴的桥梁。
——置身商业大潮。在躁动纷纭中清醒冷静地寻觅方位。九十年代，整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和生存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商业运作背景下的文学实践严重削弱着传统的理想主义，也使文学无形中增强了某种大众平民化的倾向。有的内地评论家断言，文学不再是引导民众的精神火炬，而是适应大众趣味的消费品。在惶惑躁动之中，透过纷纭的表象，西藏文学创作者面对时代的同时，还要再次保持一份清醒冷静。也许是历史的误会，当西藏文化信息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内地文学理想主义正在盛行；当我们终于通过市场机制的营运，开始广泛地了解和认知外域之时，商业主义的浪潮却汹涌而来。西藏的文学创作者没能全面真切地与当年内地的文学理想主义之黄金时期真正遭逢，现在却已经被身不由己卷入了对文学'消费式选择'的时代境遇之中。在艰难地寻找生机、谋求出路，面对大众市场需求，部分进入现代市场文化运作体系的同时，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西藏文学的不景气与内地之某种不同，思考在西藏放弃责任、奢谈理想是否太早了一些，思考货币金钱越来强大的诱惑和冲击，对文学生存的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更大的限定--已经来临的商业浪潮中，西藏极地也无法保持其'纤尘不染'的'圣地'之纯洁，我们呼唤独立、坚定和清醒的文学创作者在与整个社会共同沉浮的过程中，坚持留有一定距离的生存和写作，坚持关于西藏最瑰丽和磅礴的文学之梦!在沉静的感悟和深入的探询中，寻觅自己的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