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和他正在消失的故乡

韦尔斯、刘匪思

      万玛才旦，生在青海贵德县的昨那村。尽管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但他拍的电影总是离不开藏地，最近一部作品《塔洛》便是在自己的故乡取景。对于自己正在消失的故乡，他说：“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

1、世界

        “晚上带你们吃藏餐。”导演万玛才旦在微信上说。

        要回他的家乡昨那村，西宁是必经之处。刚从北京回青海的万玛，却并不急着回去。他初中、中专、大学的老同学，除了远走他乡的，不少待在了西宁。 

        我们赶到餐厅的时候，壁灯还没有全部打开。而老板已经醉了。 

        “万玛是我们班上的小说家，我呢，则是诗人。”他上前揽住万玛的肩膀，用迷离的眼神与打结的舌头招呼大家。

        诗人老板和万玛是大学同学。他把我们让进藏式围桌，大块的羊肉和各式的血肠肉肠被端了上来，酸奶和啤酒也端了上来。 

        后来万玛告诉我们，吃藏餐是有讲究的。围坐在一张方桌上，大家吃肉喝酒谈话，好客的藏族人会用最短的时间判断客人间的身份关系和喜好。比如为了迁就我们，血肠就煮得老了一些，是凝固的。

        龙仁青用消毒纸巾擦干净手，提起小刀为我们切分血肠。同为作家和翻译者的他是万玛的中学同窗，来自青海湖畔，如今定居西宁。少时伙伴，如今依然亲密。“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里，到最后总是只剩下我们俩。”龙仁青说。

        朋友们开始聊起万玛刚刚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塔洛》。“塔洛对姑娘唱的歌好听吧？这是拉伊，藏族的情歌，是绝不能一家人同时坐在一起听的。如果哥哥妹妹在一个地方听到拉伊，做哥哥的会把那个放音乐的小伙给打了。”龙仁青和北京来的藏语歌手完玛三智向我们解释，讨论起在藏地放映时或许应该写个说明；转头，两人又开始聊起仓央嘉措的诗如何更贴切地翻译成汉语。 

        两杯酒下去，来的人多起来，我们的一张大方桌上已经坐满了人——龙仁青、完玛三智、电影《塔洛》的化妆师、诗人老板、驻唱女歌手、万玛的表弟兼助手阿康。万玛还在这里碰上了前两部电影的制作人。每个人的到来都带来一阵猛力拥抱，男人们互相亲吻脸颊。一连串的藏语冒出来，一杯杯的酒灌下去。就连始终端一杯白开水灌自己的万玛，也露出微醺的笑。

        这样的场景，我很容易想起万玛的汉人朋友、《塔洛》的媒体总监王磊，听说我们跟随万玛还乡时的评论，“他不会有汉人还乡的那种别扭，他会觉得本来就应该在此地生活。”或者更直接地说，他有自己的世界。

2、读书人

        这个世界是从万玛在昨那村出生就开始的，如果算上转世，那就更加久远。

        万玛告诉我们。后来，万玛也真的有了很多的书——他从小体弱，喜欢看书。

        回到昨那村拍《塔洛》的时候，村民们知道这个读书人回来拍电影，都围在旁边看，还给剧组送来各种补给。“拍别的戏，拍完人都瘦一圈。拍完《塔洛》，所有的人都胖了一圈。” 

        昨那村有一座年头不小的寺庙。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万玛就在寺院的二楼露台上露天上课。

        还有一件事让万玛印象深刻。

        也是夏天，有放映员在寺院前的广场放露天电影。小万玛骑在爷爷的脖子上，“就那样看”。电影很美，万玛甚至觉得那可以算是“最美的瞬间”。

        “据说我很小的时候说了一些跟爷爷的舅舅有关的事情，所以爷爷认定我就是他的舅舅的转世。我爷爷那时候在家里掌握着大权，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决定。爷爷的舅舅是个宁玛巴僧人，有很多经书，算是有学识的人。”

        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了。不仅仅是电影和星星。万玛上学的时候，因为师资不够，授课的老师中有一些僧人。突然有一天，他就读的师范学校来了个年轻老师，他不要求学生们脱帽行礼，一边上课一边抽烟。这个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个作家，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藏语文学期刊上。他的课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听，有些学生就只能站着听，万玛和龙仁青是站着听的学生中的两个人。“这些站着听的学生里出了好些人，坐着的学生里一个也没有出来。”龙仁青说。这个带着传奇色彩的老师，后来因为情感上的不顺利而自杀身亡，时年32岁。这件事情在当地很轰动，你更没法评估的是，在一个16岁的少年心中因此而产生的蝴蝶效应。

        几年以后，万玛也做了一件在当地颇为轰动的事情。从州上的师范中专毕业，万玛回到家乡做了三年小学老师，突然就不想再当小学老师了。他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为了考大学，他辞去了公职。“我这件事在当时还是挺轰动的，都说我不考虑后果，做事轻率。”

        那个时候，万玛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然而就是想走，破釜沉舟。

        “就像《塔洛》里一样，把羊都卖了，就算做个坏人我也要走。是那种心态么？”我问。 

        “差不多吧。”万玛说。

3、归来

        万玛走了。先去了兰州，又到了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十来年。

        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写，电影一部接着一部拍。那些故事却无一不是关于藏区——那个魔幻和现实交织缠绕、不断改变着的藏区。

        昨那村，用万玛的话来说，也“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村里的寺庙还在，庙里的神像在文革时候被捣毁，如今又重新立了起来。村里的藏民还是不喜欢存钱——牧民的羊是流动的财产，传统上就没有银行的概念。但是曾经习惯把所有财产穿戴在身上的藏民，如今在身上挂的珊瑚串有限，钱都用来买车，买好车。村里的唯一一所小学藏课也教得少了，万玛的表弟阿康的孩子曾经跟着爷爷奶奶在昨那生活，待到上学的年纪就已经呆不住，“没有办法，一到学校回来就说汉语，我爸妈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村子旁边造起了水电站，有年轻人去里面工作，放羊的人少了，羊也少了。

        “山上的人变少了，以前山上有很多人家，大家都有草场，草场都是分开的，现在就很少了，都不喜欢放羊了。”

        拍《塔洛》是万玛离开后，在昨那村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他花了十几万把废弃了的原村政府办公的院子买了下来，改造成了片中的理发店和公安局，工作人员和演员也住在里面。这是他拍的第五部藏语电影，讲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

        留着一根小辫子的塔洛是孤儿，也是最好的牧羊人。他记得羊的数目，认得每一只羊。知道怎样为小羊羔喂奶，也知道怎样放炮仗防狼。为了取得一张“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的身份证，他第一次下山进城去拍照，在理发店里遇到了美丽奔放的杨措，生平第一次遭遇诱惑。影片的最终，这个牧羊人卖了羊，丢了自己的辫子，然而也并未得到向往的爱情。

        万玛把自己辞去公职去上大学的心理过程和塔洛卖掉羊群相比，“放弃公职，就像塔洛放弃他的羊群一样。”

        “可是上大学是一件好事啊。”我问。

        “爱情也是一件好事啊，”万玛说。“（如果我像）当时那样待着也挺好的啊。”

        “可是你得到了很多，我的意思是你喜欢的电影，生活，各种。”我问。

        “失落的地方是？”我问。

        “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不是过去的我了。”万玛说。

        “创作这回事，你想得越多就想没了。在这里安静，不忙，有时间做事情。”

        万玛承认自己是一个总体悲观的人。他提起自己的处女作，大学时候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小说《人与狗》：山上有一只狗，有三户牧羊人家。这天晚上，一家人娶亲，一家人有人生病，另一家人有孩子降生。这时候狼来了，狗大叫赶跑了一些狼，跑去通知这三户人家，可是他们都没有发现狼。最后，狗受伤了，叫声就变得特别哀痛和凄惨。“他们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就出来打狗。早晨他们起来的时候下了雪，狗死了，很多羊也死在雪地里。”万玛说。   

        作为敏感的观察者和警示者的狗，在这个小说里结局悲惨，并且用尽全力也未能改变简单的事实：狼来了，羊少了。故事发生在藏区，不仅仅是说藏区。

        那个曾是村办，后是片场的院子，未来将会变成万玛在昨那的家。“北京太大了，空气不好，还有心累。这里空气多好。大白天的都很安静。”

        虽然，他还没有想好这座房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