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湖北黄州人，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及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有多卷本小说集《刘醒龙文集》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次仁罗布，1981 年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获藏文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 先后在西藏日报社和 《西藏文学》 杂志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2004 年和 2012 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四届、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先后获得过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等。
上师正在
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放生羊》获鲁迅文学奖后，一直没有新作出现。几年里，不时能见到他那不紧不慢的模样。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最近在写什么。这话的意思并不是催稿什么的。一般作家获鲁迅文学奖后，突如其来强加到身上的文债着实够任何快枪手劳累得够呛。我问他，完全是对青藏之人闲云野鹤性子的着急。想不到次仁罗布回答说，他在写一部长篇。不久后的一天深夜，忽然收到他的电邮，在信中说，长篇写了一大半，先发来看看。第二天，一得空，就将这名叫《祭语风中》的半截子长篇小说读过，随即回电邮，请他将余下文字写完后再发来，会在杂志上一字不落地刊发。又过了两个月，《祭语风中》成稿了，又过了两个月，《芳草》文学杂志全文刊发了这部小说。
青藏之地是一部天生的文学宝典。《芳草》改版初期曾刊发过老作家朗诺·班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用藏语写作，二十一世纪初才翻译成汉语的长篇小说《绿松石》，那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一改流行青藏文韵的重要作品。如果将《绿松石》与《祭语风中》连起来，前者终篇之处，恰恰是后者的开篇，一前一后地将青藏之地整个二十世纪天地翻覆人事怀觞作了完整历史书写。还有两位作家，扎西达娃和阿来，同样是青藏大地之子，他们的写作是活生生的天马行空，即便他俩深谙“尘埃落定”之道，也还是从树梢、屋脊与人的头顶这类俯瞰众生层面中亦生亦死地悟出悟进。
《祭语风中》的章法，则是彻头彻尾的人世生灵。就像格桑花和红柳，黑牦牛和雪豹，不可以有丝毫脱离雪山上的雪，草原上的草，不可以脱离被雪覆盖的牦牛粪，不可以脱离被草根养大的草原鼠。比如这句话：“你天天看尸体被天葬，余生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如果不是次仁罗布，不知还要等多久才会有人这么写。被神化的天葬刚刚还原得如同别处的某座火葬炉，次仁罗布又更加惊世骇俗的写了一个驾驶红色小轿车的男人，希惟贡嘎尼玛，向另一个虽然回到社会生活中，却一心为佛的晋美旺扎介绍自己说，我是希惟土登却吉坚参的转世。听到介绍的晋美旺扎一声惊叹，用重逢的喜悦泪水，浇湿自己衰老的面庞，说“是仁波齐的转世呀”。被尊称为希惟仁波齐的男人则平静地请跪下来的老人起身，说我们又重逢了，一同坐一坐。这重逢刚发生，就让晋美旺扎感觉到自己这两天就会躺到那个做天葬用的石台上去的。转世后才三十来岁，连同前世共经历了六十年风雨的希惟仁波齐问，死亡向您昭示了？他坦然回应说，昭示得清晰无比。转世的人劝导他，把一切都放下，用平静的心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他很有把握地回答了三个字：“我会的。”转世回来的希惟仁波齐终于驾驶红色小轿车走向村庄后，天葬台变得漆黑一片时，有小僧问，刚才那人是谁？晋美旺扎回答说，是我的上师。到这里，次仁罗布格外轻描淡写了一句：“呵呵——小僧的笑声荡开过去，被夜色吞噬掉。”次仁罗布写了上面这句话后，又用更轻的笔触写道：“上师会引我走过这黑夜的。小僧又爆发出更加清脆的笑声，黑暗被震动了。”
“西藏旧的体制几百年来没有进行过重大的改革，它与时代的快速发展相比，是如此落后与腐朽，只能注定要消亡。”由希惟仁波齐转世的希惟贡嘎尼玛说出来的话，在别的文本里要么无法看到，要么觉得生硬无比，看到了也当没看到，在次仁罗布的笔下，令人惊讶地表现得如此流畅，如此自然，没有丁点对这部华美文本的损耗。“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起，拉萨的形势急转直下，那段时间里，西藏各地都很不安宁，不时听到四水六岗的卫教军袭击解放军的消息。”次仁罗布如此叙述时，另有一种文字在背后潜行。像是很随意，他马上写到晋美旺扎的父亲来看希惟仁波齐，“希惟仁波齐于是表示，局势这样动荡的时候，你还能过来看我们，让我感激不已，要是有今后的话，再别这样带东西过来。”这潜行的不想让人一眼看见的正是现在小说文本被大量忽略的抒情叙事。不是装腔作势，也不是矫揉造作，是从平常生活里带出来的油盐柴菜米那样的叙事，加上从心底冒出来的抒情。
上师不会直接去说西藏旧体制在消亡。上师要说的是那些关于人心、人性和人情的话。即便上师非要说旧体制要消亡，也只会放在人心、人性和人情中作为互动。《祭语风中》的拉萨动荡战事一触即发之际，色拉寺的活佛希惟仁波齐向护法神祈求后，被示谕需逃离拉萨，于是仁波齐带着年幼的弟子晋美旺扎等三人踏上了出逃印度的征途，一路向南地逃亡。危难之际他们得到了贵族与奴隶的帮助，一次次遭遇生死无常后，希惟仁波齐放弃逃离故土，选择在山南闭关修行。闭关修行的希惟仁波齐还没有被称为上师，因为上师必须共存在于人心、人性和人情之中。晋美旺扎与师兄在返回拉萨的途中被共产党的部队俘获，送往纳金电厂劳动改造。五个月后，晋美旺扎从纳金电厂回到拉萨，却已物是人非。回不去寺庙的晋美旺扎，不愿还俗，一心期盼着希惟仁波齐归来后继续跟随其修习佛法。他在支前战争胜利重返山南时，获知希惟仁波齐圆寂的噩耗，痛苦万分，不能自拔。最终通过希惟仁波齐的逝去，晋美旺扎参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与佛法的阔大无边，受指引在俗世中习法。人活到这里，也可以说，只要心里发现谁是上师，自己也基本上与上师无异了。
这场逃亡之初，希惟仁波齐曾站在大殿顶上望着黑暗一片的拉萨城，训导晋美旺扎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碰武器。你们曾经在我和神像面前发誓要接受戒律，这就表明了一生不会杀生。一旦拿起了武器，你们的心里就拥有了仇恨，潜意识里烙上夺人生命的念头，夺取别人生存权利是最大的罪孽。仁波齐说这些训导的话时，有比晋美旺扎更小的僧人问，仁波齐，师兄经常踢我屁股，我想快点长大，长大了我也可以踢他。我的想法是不是违背了教义？
小说中的僧与佛，不是用来表示人世间的肮脏。
如果小说真的是在写人对佛的执着那就失败了，对阅读与分析来说，这样的理解同样是一种失败。次仁罗布的小说是因为对世间万物心怀敬畏而源起，读到后来，也只会做自己内心的信徒，而不可以是其他。次仁罗布的笔，无一不是落在佛法之上，又无一不是以对佛法踢股屁那样的超然。在小说生活中，大家都明白武器其实就是针对生命的反义词。在小说文本中，众所周知的武器相对少年之间相互踢屁股的意义，可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将大到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武器，用一段踢了少年屁股的细节作为诠释，次仁罗布写来可能是信手为之，一旦成为不变的文本，就会成为人所怅惘的莫大来源。前活佛希惟仁波齐转世回来成为希惟贡嘎尼玛后，小心翼翼地问：“您一直都没有碰过武器吗？”晋美旺扎说：“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朗达玛以前那么自以为是，还说身上有避刀枪的护身符，后来却听说他被击毙在一个臭水沟旁。玩武器的人都没有落个好下场。”
我一向认为，所谓敏感题材往往是作家写作能力的不达标。《祭语风中》是为青藏之地众多小说中，第一次正面描写被许多人视为禁区的“文革”的。写世俗生活中的晋美旺扎，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经历了情爱的欢愉与痛苦，友情的疏离与背叛，亲情的期盼与绝望，在见证了那些菩萨心肠的农奴主的种种冤屈与凄惨境遇的同时，目睹了急于变革而导致矫枉过正的诸多社会乱象，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接踵而来的极端的盲目。作为还俗僧人的晋美旺扎，最终于俗世的历练中参透、得道，在与上师重逢之际，也使自己体备了上师境界。
西部才子叶舟写过，他在西宁街头碰到一个人，从早到晚一直跟在身后，眼看天黑了，终于忍不住转身发问。那人对他说，尽管你是个汉人，但我还是认得出来，你是我的前世。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想起叶舟的这文字，就免不了毫毛倒竖，后脑麻木。
自打读到次仁罗布这同为转世的文字之后，再想叶舟的那些文字，心中忽然释然了。也不是找到治心病的心药，而是转世对不同人的不同意义的重新认识。一样转世，一样不期而遇，不同之处在于，有的是被强加的转世，有的是命中注定的转世。有的转世是不可知之，有的转世是成为上师。那个驾驶红色小轿车的男人更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条街道上，但他说自己是转世而来时，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种东西在揉着发硬的膝盖，抚摸滞闷的第四根肋骨，掐捏和推拿下边的尾骨，上边的锁骨。
次仁罗布早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杀人》，一心要报仇的人，一心要杀掉那个杀人的人，最终发现自己历尽劫难终于找到那个杀人的仇人，却是为了使自己彻底放下杀死仇人的恶念。单单放下恶念，还只是对上师的最初膜拜与仿效。经过《放生羊》，又有了《祭语风中》，次仁罗布给我们说明白了一条路径，雪一定是白色的，白色的雪总在干净地方留下，只有最荒凉的高原上才存在最洁白的雪。
人对上师的怀念与寻找，最好的结局是使内心在内心中转世，成为自己的上师。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日于C1002/G1277延吉至长春至武汉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