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甘南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发表有大量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诗歌作品。小说曾被《小说选刊》等刊多次转载，获多种文学奖励。出版有小说集《纸飞机》（中文、英译本）和《严英秀的小说》等。
以何驱散生命的感伤
邵宁宁
（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严英秀已是一位名作家了，在当代文坛，她常常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身份定位——女性、藏族、西部。这三个文化标签，拿起哪个似乎都能给她一种界定。看近年来的文坛态度，似乎也正在将她朝这些方向推。然而，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严英秀的独特之处又恰在于，从一开始，她就相当自觉地反抗着这种身份定位。
不错，严英秀是一位女作家，而且对女性生活及其情感世界有着超出常人的关心。作为一个学院派的文学从业者，她不但写过像《中国藏族当代女性文学30年发展简述》这样的官样文章，而且写过许多很不一样的女作家评论。在她的笔下，你可以不断读到对许多中外女作家的堪称独到的理解，从中国古代的薛涛到现代的丁玲、萧红、张爱玲,从俄国的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到英、美、法的伍尔芙、艾米莉•狄金森、杜拉斯，从港台的三毛、李碧华到大陆的张洁、林白、蒋韵、翟永明、赵玫、伊蕾……这些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人物，在她的笔下，仿佛都能得到一种贴心的理解和深刻的发挥。其中虽不乏学理的探讨，但多数情况下，她对她们的言说，与其说是客观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心灵的回应。
在严英秀的小说中，你最常看到的也是她对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命际遇与情感经历的不断书写。从《纸飞机》到《玉碎》，从《苦水玫瑰》到《沦为朋友》，从《一直都很安静》到《夜太黑》，以及《仿佛爱情》、《月光倾城》、《手工时间》等等，女主人公的情感际遇与灵魂困扰，一直是她所有叙事的真正核心。她对她们，的确有着远超男性的钟爱和理解；同时也正是借着她们，在不断思索、突破着自己的人生认识壁障，然而，即便如此，你也不能将她简单地划归什么女性主义。她的写作，的确一度颇受前举一些作家的影响，像伍尔夫，像杜拉斯，一度都曾让她倾慕不已，但倾慕归倾慕，细看其文，却又始终都能见出她与她们之间的一种距离。因为从骨子里，她还不是那种十分“现代”的作家，就想象世界人生的诗性方式而言，她的创作，有些时候或许更让人想起萧红、三毛一类的浪漫女性。她所创造的女性世界也并不隔绝男性，相反，就像她的一篇随笔标题所示，至少在意识层面，她也时时不忘“也给男人一点关怀”。与男性，不是彻底地对抗，不是逐渐地疏离，而是不断的沟通与和解，这才是她更见思想的主题。
严英秀是一名藏族作家，然而同样地，这也不是她想特别突出的东西。她从不隐讳自己的民族身份，但也从不想以这民族身份搏取特别的关注。也许在她看来，特殊关怀本身就隐藏着一种“看”与“被看”，一种歧视甚而区隔。正常的人际交往不仅要有相濡以沫，更要有相忘于江湖。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她从来不去尝试表达属于自己的民族的一些东西，而只是说比之某些寻常的态度，她的民族感情的表达要内敛得多，也深沉得多。她从不掩饰她对自己所属的民族的爱，但对于这种爱的表现，却力避媚俗（kitsch）,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她一向反感那种借“民族的”、“传统的”对抗“世界的”、“现代的”的保守主义立场。她爱她的民族方式之一，就是希望这个民族不仅在历史的意义上、民族学的意义上存在，而且更希望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人类生活群体，充分地享有现代化赋予人类的一切美好和机遇。因而，相比那些突出民族传统的某些方面的创作，你从她的作品，最常读到的倒是她对这个民族在现代化面前迟滞脚步的不满与焦虑。为此，在《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一文中，她甚至明确将批评的锋芒同时指向“少数民族作家褊狭静止的文化守卫立场”，和“主流话语对少数民族文学背离现代性的期待视野”。而这一切，也恰恰与“五四”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长期的、整体性的焦虑颇相一致。
散文《走出巴颜喀拉》在严英秀所有的创作中，或许是最能见出她的这种民族情感的作品之一。这是一篇就嗓音之深沉浑厚而言，足可使当代大多写作者不得不为之低首的诗一般的言说，此文中，她将自己对母亲的爱和对母族的爱完全融会为一体，透过对民族生活史的瞻望和思索，努力表达一个古老民族成员在面对现代化的压力时所感到的巨大的焦灼与隐痛。而围绕着这一篇文章，滋生的不仅有理解与支持、承认与赞誉，也有误读与中伤、委屈与诬枉，细思种种意识错综，更能让人想到当代中国意识的复杂性，以及严英秀写作的一份独到意义。
从生活的地域看，严英秀的确属于“西部”，因而在一般的接受中，也常被划入所谓“西部作家”的序列。但她在这一点上的不认同态度，可谓更加鲜明。在当代中国，所谓“西部”概念的提出，打一开始就混和了多种不同的欲望。一方面是国家开发的要求和东部人略带自我优越感的风情想象，另方面是这些地区人民实际生活的艰辛和分享现代化的渴望。所谓“西部文学”的提倡和尝试，也就一直在这两者的叠合、碰撞、遮覆、错位之中曲折前行。如果说在早期的提倡者和实践者，突出这一概念，表达的还主要是一种被主流文坛接纳承认的渴望的话；到新一代的写作和批评者，从这种被命名中所感到的已更是一种被限定的危险。因而，就如严英秀在《“西部写作”的虚妄》一文中所说，对于这种近乎强制的命名，已有不止一两个的作家表现出一种拒绝的姿态。而她自己也明确宣称，自己写作只是出于“内心的一种热爱，一种情结”，而非什么“问题意识”，什么“主义”。在再一次重申自己“迄今为止不曾在写作中刻意突出过地域和民族的身份”的同时，自认“只是一个书写当代城市生活、表现知识女性的情感命运的普通作家”。
做一名“普通作家”，这对他人看似寻常的定位，对严英秀却有着颇为复杂的意味。说到底，与那些突出集体经验的写作不同，她的写作真正关注的其实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她的写作，就展示的生活面而言，或许也算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女性写作。作品中所涉及的大多除了校园，就是家庭，并不试图触及过分铺展的人生百态，相比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她所关心的其实更是一个人的内心风景。她的小说情节也算不上十分曲折，最常见的故事类型，都是以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为线索，通过往事的回味，逐步展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经历。
读她的作品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一种莫名纠结又回味悠长的感伤。其成名作《纸飞机》，就是一篇深具感伤情味的小说。这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故事，却包含着女主人公的柔肠百结。简括地说，这里所讲述的，无非是一个人的初恋和她的半生痴念，而由之牵系起的一连串有关爱情、婚姻、忠贞、背叛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太阳天天照常升起的世界，原本也不怎么特别地出奇。然而，阳子的精神世界的纯净与她所遭际的世界的驳杂的对立也是明显的，她的感伤也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的。他人看似平常的一切，对某个特定的人，也未尝不可成为她最铭心刻骨的记忆。但这篇小说最为奇警的，还是结尾那《莎乐美》式的“吻”与“死”。也就是在这里，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已为自己的创作打上了一种不变的忧伤与唯美的印记。
此后的写作，如《玉碎》，如《苦水玫瑰》，如《仿佛爱情》、《沦为朋友》、《芳菲歇》等等，虽然具体情节各异，但根本的纠结却仍然不离一个人的为爱受难及其无怨无悔。《玉碎》，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底层叙事，其有关下岗女工生活艰辛和无助境遇的描写，有许多扣人心弦的地方。然而，仔细寻味仍可发现，就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仍然隐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情感主题，而相较具体生活中的苦恼与无助，作品真正所要表现的，或许也更是埋藏主人公心底的那种更为抽象、更为深刻的绝望与破碎。至于《仿佛爱情》、《沦为朋友》、《芳菲歇》等篇，更是只看题目就能感觉出包孕其中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感伤：“没有一种人生不是残缺不全的”；“人生若只如初见，该多好”；“世间大多数的激情邂逅，最终必得走进俗套的男女故事才算修成正果”，“你我都懂得人生的欺骗性，它貌似给了我们很多的选择，其实，我们无从选择，没有选择。……有一些事，尽管无比美好，但却与我无关了。”读完不同故事的主人公们这些意思颇相接近的话，对于她所表现的人生，你还能说什么？
同样的感伤，也表现在严英秀小说之外的那些写作中。众所周知，对时间变化的敏感，原本是所有感伤型作家的共同话题。在严英秀的创作中，我们同样频频看到这样的感叹与描写。且看这些文章标题：《当相思与春天一起老去》、《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鱼对水的绝望》……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表现中，诸如春天、河流、风这一类的意象，似乎从来都很容易与一种感伤的意绪联系在一起，在严英秀的笔下，同样如此。而由此，同样可以推导出一种典型唯美的人生态度。《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中说：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太多的写作的女人都不能坦然面对这极美的过程，笑傲于时间的尽头。……她们像海子的诗句所说‘不能长久地生活，就迅速地生活’。……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将要到来的被剥夺的自我被遗忘的时间的反抗。生命就是生命，但有时它或呈现为诗，或呈现为画，或呈现为世间仅有的一种绝对的爱情——写作的女人需要这些。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证据。
在这里，我们仿佛依稀看到了严英秀的一种人生哲学。在很多时候，生活对于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似乎都是痛苦多于快乐的。而写作也就因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救赎意义。在《怎样的绝望，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一文中，她就曾引杜拉斯的话说：“身处一个洞穴，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但同时又问：“怎样的写作，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在今天，我还能触摸到这样的写作吗？”这样的问题，似乎最能令人洞悉她写作的秘密。但文章结尾仍然是：“我依旧唱不出歌，我惟有等待。久久地等待写作的救赎。一种黑夜一般的写作的救赎。”
在《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一文的前边，严英秀曾引述过张爱玲小说中的一段著名对答。一对旧情人相逢，话及分手后的日子，女人说：“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男人说：“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面对这令人难堪的人生真相，文章只能借萧红一生，做出这样的回应：“她始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就连死了，也是一缕缥荡的孤魂。……但幸亏这一生遇上的不只是男人。幸亏，除了男人，更有文学。”
一般来说，对严英秀小说中的这类感伤，我一向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感伤传统本就源远流长，到现代受西方同类文学的影响，遂使感伤与浪漫几与文人气质密不可分。一个完全没有感伤的人是粗糙的、乏味的，但过度地沉溺于感伤，则不免使人孱弱，甚而失去行动能力。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读得多了，也难免发现，所谓人类情感，其实颇有一些模式化的东西，许多自认独到、深刻的经验，常常不过是我们的类属性的某种重复。就像穆旦诗里所说的, 即使一个人因了某种情感 “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那也可能“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正因如此，在我看来，所谓感伤，既是一个文人最不可缺少的素质，也是他最要克服的素质。而所谓“克服”的常见路径，则也不外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或思想升华。
严英秀对此也是警醒的，在她的小说中，你能看到一种不断变换形式的成长主题。《苦水玫瑰》的结尾，主人公对她的朋友说：“长大了，才知道不管去哪儿，不管在哪儿，人面对的总是自个儿的日子，自个儿的心。”而使她的朋友感到轻松的，也同样是“现在，我们长大了。”《沦为朋友》的主人公说“也许，我这样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心灵的成长”；《一直很安静》的女主人公说：“我要怎样，才算安静地成长？我要如何，才能继续成长？我是想在这里完成一生的成长”。将一个人精神困扰的解决，最终寄托于他的成长；将所谓人生，看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成长过程。这样，是否就可以完全克服生命中所有的感伤，从而坦然面对生命中那些易于丧失的一切，就像普希金的诗所说的：“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换句话说，依凭这一点，是否就能完全克服生命中那一份无法承受的“重”或“轻”？对此，严英秀似乎无意给出一个深思之后的答案，或许，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似乎并没有那么铿锵的相信？
除了创作小说，严英秀也常写散文随笔。老实说，相较严英秀的小说和随笔，我对后者的喜欢常常还要超过了前者。读她的某些小说，偶尔会觉得，虽常隐有沉重的生命叹息，但其对各类人物情感纠葛的描写，总不能全然脱尽受某类唯美文学影响的痕迹。加之由于接触社会不多，在处理一些自己不太熟习的生活内容时，其笔墨多少会留下遗憾。譬如《一直对美丽妥协》处理美容院女工和保姆等社会底层的生活，就有一种隔膜的感觉。还有《夜太黑》，在她的小说中，是一个罕见的主题，其所涉及的一个家庭因老人赡养而起的种种纠葛，原本提供着一次更立体、更全面地反思人性和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机会，如果处理得更冷静一点，从容一点，广阔一点，甚或可能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另一部《寒夜》，然而，由于未能更深地潜入各类人物的内心，其表现最终还是止步于某种情绪的宣泄。
读严英秀的散文、随笔，甚至那些短小的评论，常给人一种不忍释卷的感觉。像《怎样的绝望，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像《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像《走出巴颜喀拉》，无论是直面内心的深沉浑厚，还是纵情言说的酣畅淋漓，都让人感到一种纵然释卷也难释怀的怅惘，萦回。看她那些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一气呵成的唯美文字，常使我在惊羡其笔力之遒劲、表达之深切的同时，不禁暗叹，像她这样的批评，才真够得上与作者对话交流。比起那些板起脸来说话的“论文”，这些随笔，更能表露出她思考的深度和对于文学、对于人生内在的激情。
读严英秀的评论，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在她的意识深处，总有一种对于人生的唯美道德想象。她受不了别人“对他人对生命”缺少“起码的理解和痛惜”，受不了他人“对人性处之漠然随意评说的草率”；也受不了率直如顾彬对她所处身其中的当代文学所做的那样极端的批评；更受不了不去表现人性的良善而去恣意暴露它的恶浊的种种“恶之花”。我不知道这是她的局限，还是她的优点。但作为一种文学的，也是人生的姿态，这一切的确是真率的，唯美的。然而，从另一面看，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以另一形式流露出的生命感伤。
从一种角度看，人类情感中的感伤，其实也是世界不完美性的一种心理折射，《红楼梦》里说“叹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说的是宝玉情事，也是整体的人间生活。从另一角度看，感伤也是一个人生命感觉细腻、敏锐的体现，所谓“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即便是一片顽石、一株小草，一旦“通灵”，也都免不了幻形入世去演绎一段人间真情。因而，即便看清了严英秀创作中全部的感伤特质，即便希望她的创作另辟新境，我仍不能够回答，她究竟该当以何驱散生命中的这一切。世情如斯，生命如斯。或许正如她之所见，唯有文学，唯有写作，才能给这世界的残破以一种艺术意义上的完形，而这对她，或许才是写作的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