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出版浪潮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道别致的风景。回顾2016年，少数民族文学可谓在积淀中有延展，既沉静又突出。一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扶持下，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陆续出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作家群像；另一方面，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时代浮华，坚守着文学信仰，以对现实的多方面开掘书写着立体的时代光影。
群体的亮相
2016年，少数民族文学界推出了一系列丛书。“丛书”的出版，是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时段文学创作的总结和展示，也为一大批作家们提供了集中亮相的机会。例如，鲁迅文学院组织推出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一共收入30位不同民族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等多种体裁，可以说是对当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多样化景观的呈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康巴作家群书系”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三辑，本年度的第四辑中包括了12部作品，加上前三辑的22本作品，可谓是对康巴作家的全面整理。这一书系的持续推出，不但打造了“康巴作家群”这一文学品牌，而且对于这一地域性作家群体的逐渐成熟有着引领作用。北京出版集团集中推出的“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由55个少数民族的年轻作家来讲述各具民族特色的故事，可谓是一次关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全景式书写。一方面，这些故事在展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韵的同时更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照；另一方面，作者大都为当下文坛的年轻作家或中坚力量，这一鲜活的创作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架连接着儿童世界与民族传统的重要桥梁，这一丛书的意义不言而喻。当然，在这些群像之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些对某一族别文学创作的集中整理，如维吾尔族青年先锋诗人诗选《燃烧的麦穗》，收入了33位“60后”到“90后”维吾尔族先锋诗人的代表作，是对当代维吾尔族先锋诗歌的集中展示。由楚雄师范学院编辑的《彝诗鉴》第一辑（2014年卷）以及收入“中国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的《中国当代100名彝族女诗人诗选》都着力于对活跃在当代的彝族诗人进行关注、追踪，这也可谓是一次对文学现场的呈现。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民间文学刊物在静默地坚守着，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
对现实的关注
少数民族作家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其意义越来越得到凸显。施战军曾在《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扫描》一文中谈到：“21世纪中国小说出现的两大创作与研究的热点，一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指向现代性的状况与后果；二是对边地生态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审美观照，都指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构。”的确如此，这些创作热点或者说主题深嵌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变形。“农民工进城”的叙事实际上隐喻着作为一种独特的乡土存在的“边地”在现代化进程中与现代文明交会乃至是交锋时呈现出的多重运命；而另一热点“边地风景”的审美观照则在以生态视角重新发现这一片风景的同时又指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探寻，这其中体现的则是一种纵向的幽深。
藏族作家阿来在“山珍三部曲”中，用温情的目光打量着当下的浮躁。从“虫草”到“蘑菇”，再到“岷江柏”，阿来选取了极具边地色彩的三种“山珍”来作为小说的主题，萦绕着这些山珍展开的一面是对自然生命多姿多彩的镌刻，一面则是在这些色彩背后潜藏着的阴影。《三只虫草》中，桑吉原本计划用来为奶奶买药、为姐姐买T恤以及为多布杰和娜姆两位老师送礼物的三只虫草最后并没有能够如愿，反倒最终要么落入了官员的腹中，要么再次辗转流落到了市场之上。而在《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中，不管是阿妈斯炯悉心守护的蘑菇圈，又或是王泽周默默追索的岷江柏，最终都成为他人的财富来源，或消失或死亡……这些象征着自然界生命圈的“山珍”最终在人的过度求索中都成为不可追回的过去，可以说那些潜藏在自然界色彩背后的阴影正是来自无穷尽的人心欲望，这些贪婪与罪过正在以它惨烈的方式蚕食着自然与人心。如果说阿来的笔触到这里就停下的话，那么这几部小说或许只不过又是一次生态主义的复刻，但阿来显然还有更幽深的挖掘，正如他所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既看到多彩背后的阴影，又继续触摸到这阴影之下的温暖，阿来并没有用廉价的温情来做无力的抚慰，反而是带着厚重的悲悯看到了黑暗处幽微却深邃的那抹光亮。
如果说阿来是从极具藏地韵味的描写中来冷静凝视现实的话，那么彝族作家吕翼的《寒门》则是重新拾起了一个“老套”的话题：寒门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为了能够改变看似命定了的人生轨迹，试图通过高考来获得“重生”的机遇，就在这一奋斗之路上，一个小家庭的命运折射出了千千万万如冯家兄妹一般的“寒门”故事。《寒门》写出的是一种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生命温度，同时还不乏对于苦难的悲悯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多年来尽管为了生计疲于奔命，但是内心中却始终保持着对一个看似虚幻实则厚重的理想的坚守。不管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之上，是苦涩、是污浊、是癫狂又或是繁华，他们心中的这份坚守始终都是神圣之所在。这是这部《寒门》最为深切的地方，也是最具有现实温度的地方。
这些作家们对于现实的关注显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维度，如藏族作家严英秀的小说集《芳菲歇》、回族作家杨贵峰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绿洲》、蒙古族作家杭图德·乌顺包都嘎的长篇小说《一生有多长》、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塔洛》、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的小说集《沙沟行》、维吾尔族作家艾克拜尔·依马木的小说集《百万朵玫瑰》、苗族作家蒲钰的长篇小说《天歌》、土家族作家田耳的小说集《独证菩提》《金刚四拿》与《长寿碑》、蒙古族作家陈晓兰的报告文学《高原之子》等，不同的作家都在自己所深切凝视着的地方发现着不同的生命温度与感悟。他们有的关注羁绊于生活情网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展示托起了“奔跑的绿洲”的高大身影，有的关注尽管生活在底层阴影中却始终心怀光明的蒙古族少女，有的用电影镜头式的语言讲述“阿甘”式的放羊人塔洛，有的在对古典小说人物的现代式重塑中诠释着另一种“奇迹”，又或是关注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山区教育的“会泽七子”。可见，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囿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而是立足于自身的“边地”色彩，以另一种现实眼光来审视时代的方方面面，会聚出的是作家们对现实的多维度书写。
离去与回望
诗人内瓦尔曾经这样写道：“当你达到生命的一半旅程时，童年的回忆开始复苏。”对故乡的咏叹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之一，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故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居所，还增加了在时间维度之上人类由之所来的“过去”，有着世代的“时间积淀”，即它昭示着人的诞生之源。而不管以何种维度、何种形式呈现，安全感的提供始终是“故乡”的独特之所在。少数民族作家们面对的故乡是与中原大地相比更为繁茂的高原大山、草原林海抑或雪岭荒漠，因此他们的抒情也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用一种别致的语言方式在《故乡的候鸟》中抒发着对于故土的深沉眷恋，在他的笔下，“我”是故乡的“老水磨”、手风琴、童话、飞毯、歌剧院……当然，更是一位纵情歌唱的歌手。在这些不同的故事中，作家写出了沉积于时光之河中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光影，这些与人有关，与风景有关，更与大地有关。白族作家郑吉平的《嗄呦寨》通过少年的视角还原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间贵州农村的生活变迁，伴随着这一变迁的则是少年的自我成长，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互相映衬，在这样的年代记录以及小说中富有韵味的民情风俗的背后，作家完成了“村庄志”的书写。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我们的村庄》写出了那个尽管回不去但始终珍藏在心中的“我们的村庄”：花屋场，在浓情叙述的背后，作家更多的是在思考着作为“城市之源”的村庄在当下的命运。满族作家夏雨的诗集《同一种生活》、王开的散文集《众神的河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守望着东北大地，回溯着凝聚于土地之中的厚重历史，并为之“铸魂”。
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诗人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的诗集《阿丽玛的草原》、藏族诗人梅萨的诗集《半枝莲》、傣族作家禾素的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畲族作家朝颜的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彝族诗人巴莫沙沙的诗集《羞涩的果子》、彝族诗人贝史根尔的诗集《大山彝人》、蒙古族作家白涛的散文集《追寻神马》、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的诗集《大夏河畔》等也都在以不同的讲述方式或轻逸或笃实、或灵动或思辨地倾诉着对于“故乡”的眷恋。而土家族作家向迅的《斯卡布罗集市》和佤族作家张伟锋的《迁徙之辞》又以或质朴或厚重的色调展现着年轻一代对“故乡”的理解。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普遍存在着建构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努力。不管是“嗄呦寨”还是“花屋场”又或者是“麦菜岭”，这些地名一方面意指的是作家自我的故乡所在，也是生命的溯源地，另一方面也同样具有着普遍性，地名的背后也折射着许许多多与之相似的故土村庄。
人由于自身的时空局限性，总是对于把握时间、反抗流逝充满了期待，因此对往昔时光或是业已消逝的事物的怀恋与不舍之情，成为人类内心深处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这即是“怀旧”，或者也可以称为“乡愁”。它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的一种情绪状态，更体现为一种原型意识，一种大时代背景之下的时代情绪。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对故乡的回溯一方面基于生态的视角，或哀悼或激愤地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激烈冲撞以及乡土最后的落寞身影；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身上特殊的民族身份，使得这样对“故乡”的回溯也意味着是对民族传统的追溯。从这一意义而言，这样的书写中自然包蕴着作家们极强的责任担当，同样也是我们所提及的别样“风景”的发现。
另一种青春
“年代”，在这里指的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标签，或者说是代际身份。在当下的多民族文学版图之上，“80后”少数民族作家在双语创作中具备的天然的“双重视界”，这给他们自己的创作带来了不一样的内蕴，也使得他们的创作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格外亮丽的一块。因此，在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笔者阅读到的就有马金莲（回族）、向迅（土家族）、李达伟（白族）、包倬（彝族）、秋古墨（哈尼族）、张伟锋（佤族）、朝颜（畲族）、羌人六（羌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马海子秋（彝族）、晶达（达斡尔族）、加撒古浪（彝族）等十余位“80后”作家推出的新作。
尽管在整个文学场域之中，这群作家们看上去似乎还是文学新军，但在创作中却又呈现出极强的生长力。以自己对“年代”的敏感来书写不一样的年代，对此，“80后”回族作家马金莲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马金莲在自己的文字中历来专注于日常的生活，在细密的话语中勾勒出温情与厚重。在《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一书中，她连续用几个年份写出了《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和《1992年的春乏》这样几个有着专属性、同时又有着广博情怀的年份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乡邻生活里司空见惯的，在马金莲的悉心勾勒下却又透出别样的韵味。如围绕着自家的一辆自行车出借与否的问题，一面写舒尔布借车始末，一面又穿插着家长里短，这样的明线、暗线交错，在一辆自行车的背后，深蕴着的却是家事的种种艰辛与不易。她的写作并没有被那些看似无聊的生活细节所淹没，相反，通过对这些时时刻刻存在于自己本乡本土之上的生活场景的悉心描摹，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那被生活充盈得饱满的精神世界。她始终都在用一种黄土地之上特有的温情目光来观照着与自己一同生活的“地之子”们，轻盈却又笃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金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身上浓郁的“土气”，当然，这种“土气”并不和所谓的时髦与流行相关，指向的是周作人所强调的“土气息、泥滋味”，这样的乡土本色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具有共通性，而在这群“80后”作家身上则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乡土出发，或是以“生活在别处”的姿态来回望乡土，映衬的是这群年轻作家们直视现实的文学态度。
同样是关切现实，包倬的写作姿态又与马金莲不同。如果说马金莲在凝视中透出的更多的是温情和坚守，那么在包倬的笔下，则完完全全是一副对世界的冷眼旁观。在他的《春风颤栗》里，我们读到的是种种看似荒诞却又真切地存在着的生活景象。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老总张先生看似人生美满、春风得意，但是却苦恼于情人因怀孕而与自己发生的小别扭，最后这场婚姻中的小波澜在一次对张先生儿子的乌龙绑架案中烟消云散；都市中的忧郁青年和妻子之间莫名的争执，最后“我”又在莫名的“喘不过气来”的状态中实现了“想杀人”的莫名意愿……包倬笔下的人物都很普通，身上都披着来自生活的灰色的外衣，这些小人物无一不是深陷在琐碎又荒诞的生活之中，而故事最后又总是会有不经意间的“反转”，让人出乎意料却又尽在生活情理之中，这其中包倬写出的是生活的真实，一种荒诞、惨烈却又接“地气”的生活真实。
艾多斯·阿曼泰的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比较独特的，身为哈萨克族，却又在远离哈萨克故乡的北京长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窥见文化多元性的别样呈现。《失败者》就着力讲述这样一位在母体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痛苦寻觅的“失败者”的迷惘与反省，在这样深情的倾诉中又带着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传统、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
不论是以“背叛泥土”的决绝姿态闯出了鄂西大地的“带刀少年”向迅，还是一直偏居于滇西小城中并执著地用诗语捕捉风的温度的佤族诗人张伟锋，关于“故乡”的书写从未停止过。向迅在《斯卡布罗集市》中历数那些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各个时空，镇街、双土地、向家大院……这些熟悉又遥远的名字随着他温情的倾诉渐渐在纸面上凝结成形，蕴含于其中的还有对厚重历史的思考；张伟锋的《迁徙之辞》则把诗的思考抛向了渐渐遥远的佤寨，回荡在耳边的是“魂兮，回来。魄兮，回来”那长久不息的“叫魂经”。迁徙是对迁出地的逃避，也是对迁入地的向往，这一迁徙在诗人那里却又呈现为循环式的矛盾，与常人相异，诗人要迁入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遗落在岁月的悠远尘埃中的故乡山寨，这样挣扎中的“迁徙”无疑显得格外沉郁。
他们抒写的是另一种不同的“青春”。李达伟的《暗世界》在回溯曾经客居的“潞江坝”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怀恋，反倒用近乎偏执的真挚思考书写着这个堪称自己精神故乡的“潞江坝”或隐秘或明亮的各个角落。借助着文字，他重新抚摸着这块充盈着神秘光影的滇西一隅，看到的是足以吞没自我的“辽阔”，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则是思考，无处不在的思考。传统与现代、族群与历史、个体与神巫、存在与消失……这是作者在世界的另一面所遇见的，在这些驳杂却又厚重的背后，他给我们展示的是回归大地之后的生命丰盈。同样是对精神故乡的雕镂，羌人六的《食鼠之家》展现的是他面朝“断裂带”的呼喊，以及对那些似水年华中或苦涩或甜蜜的时光片段的打捞。
他们的这种书写显然是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青春怀旧风的，从这些“80后”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凸显着“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上的思考，如秋古墨的《锦上花》、马海子秋的《环山的星》、晶达的《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朝颜的《天空下的麦菜岭》以及加撒古浪的《把月亮种在村庄》，有的在尝试追寻传统所在，在极具边疆风情的风俗描绘中展示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风貌；有的把目光投向故乡，写出的是泥土滋味与草木情缘。这些“80后”年轻作家思考内心的同时又关切外在，既有着民族性的独到，又同时在努力实现着更为广阔的跨越。
总之，面对这众声喧哗，2016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了对当下时代进行立体书写的努力。特别是“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涌现，他们的成熟与对文学的坚守，都可谓是最为亮眼之处，也是未来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少数民族文学新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