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记忆与混血诗学

——重读刚杰•索木东的早期诗作

 

邱    婧

 

【摘  要】刚杰•索木东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诗人。文章从地理空间、族群记忆及日常生活等三个角度出发,解读刚杰•索木东的早期诗歌作品,其汉语诗歌既表述了甘南藏族地区的群体记忆,又饱含了私人的日常经验,对其诗歌的讨论有益于观察中国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一般特征与话语空间。

【关键词】甘南藏族,汉语诗歌,多民族

 

        刘大先在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时,曾将萧乾的自述当作一个重要的案例进行讨论。萧乾早年曾隐藏自己的族裔身份,而在成年后的旅行与游学生涯中,他却对自己的民族身份重新认知,并且认为丢掉民族文化是现代文明不能补偿的损失。刘大先从而得出结论:“少数族裔身份在这个现代自我中如何获得其生发的空间,与对于地域、空间的再认识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观察新时期藏族汉语诗歌创作的时候,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载体和粘合因素。藏族诗人们将其精妙的汉语表述方式和宗教文化传统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姚新勇将藏族诗歌创作大潮称之为“一种浩荡的‘朝圣之旅’的态势”。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也不例外,他的诗歌作品丰富,其早期诗作多为抒情诗,创作风格较为一致,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较有代表性。本文试图从诗歌地理学、族裔记忆、私人经验等角度出发,解读早期诗歌的创作。

 

一 、诗歌地理:关于“甘南”的话语空间

 

        藏族学者丹珍草曾针对藏族汉语文学的边界写作问题做出研究,提出不同藏区之间创作的差异性。同样,新时期以来藏族诗歌作品极为丰富,诗歌地理学可以用来更加细致地区分和指认诗人的创作品质和话语特征。

        古代藏族按照其山河地形等地理特征划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在这三个方位词后分别加地名阿里、卫藏、多康,以及表示数量的名称“三围”、“四如”、“六冈”,并成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和下多康六冈。文学与地理空间紧密相连,如果就藏族诗歌群而言,可分为康巴创作群体、安多创作群体等等,由于地理、语言、习俗的差异性,其创作风格又有所区别。刚杰•索木东是安多卓尼人,擅长写抒情诗,并且他的诗歌写作始终指向“甘南”这一地理空间。

        正如他的《故乡在甘南》组诗,“一条悠长的路通向甘南/亘古的风雪塞满我的温暖/故乡啊,甘南/一堆篝火燃起一匹马的寂寞/贴紧热身子是你痛心的贫穷/不敢正对那黑色的大地/同胞的弟弟坐守马背/鹰飞起的村庄年年失火/夕阳下天穹开阔得苍苍凉凉”。

        行走是藏族诗歌中较为常见的主题,而刚杰•索木东的“行走”直指甘南的地理空间,从而绘制了一幅远观的幻像:篝火、马匹、鹰、村庄。这样的图像看上去是非真实的虚拟空间,然而隐喻是和现实相联通的,在刚杰•索木东的个人经验里,黑色的大地既是藏文化的母体所在,又喻示了遭受现代性冲击的乡村现状。

        在诗歌《甘南屋檐下》,他写道:“甘南屋檐下/已经不能,继续写下/雪山,鹰隼,经幡和桑烟/甚至不能,写下祈祷/写下一盏吉祥的酥油灯/——那么多的欲望/挤满信仰,甚至写不出/双手加额的迷茫”,在刚杰•索木东的笔下,经历了先构建一个神圣化的地理空间,而后又在迷茫中反思的过程。“雪山”是藏地诗人们常常使用的意象,如知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就曾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雪山集》,在刚杰•索木东的这首诗中,好像关于藏地的空间被延展,连续的带有否定的词汇缓慢流淌。诗人突破了主流藏族诗歌创作中“重述历史记忆”的范式,而是力求将“记忆”的神性地理空间与现实社会状况发生对话。

        他在《青稞点头的地方》也重述了关于甘南的记忆:“我知道穿越雪山需要勇气/我直待雪光漫起/然后站在一段无人能解的谜语里头/让一个又一个故事盛开得美丽无比/而谁又能给我最后的安慰/白发的尽头并排站着苍老的母亲/在梦开始增多的夜晚/我无法放牧/自己日渐减少的羊群”。

        在这一节中,最后一句值得注意,“我”无法“放牧自己日渐减少的羊群”,这种迷茫与阵痛在诗人的笔下与对甘南草原的想象几乎是平行的。“雪山”的穿越应和了藏族文学中关于行走的主题,作为一位从草原走向现代都市的藏族青年,不管是“母亲”,还是“我”,都意味着代言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刚杰•索木东的诗歌结合了更多的汉语抒情诗的元素,其诗作中表述出的关于对本族、对故乡的礼赞,与十七年诗歌中对“家国——民族”的歌颂与咏唱十分相似。

 

二、 “行走”与“折返”:族群记忆与文化返乡

 

        正如通常在藏族诗歌中,将日常生活隐喻化的书写特质直指族群共同体的记忆。比如刚杰•索木东的《甘南: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一诗:“一些汉子开始醉酒/一些故事开始流传/一些月光开始骚动/一些苏鲁梅朵/开始茫无目的地绽开”。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似乎是在描写一幅日常的场景,而隐喻化及族群的象征物集体涌现。接下来,他写道:“这个季节的怀念十分丰满/这个季节/绿色的草地十分丰满/女人的腰身十分丰满/白牦牛路过的地方/佛的预言十分丰满”,这其中出现了几个意象:“草地”、“女人”、“白牦牛”、“佛的预言”,这样,生活场景和意象就开始了主体化的过程。

        刚杰•索木东生于甘南卓尼的藏族地区,后长期在兰州求学工作,卓尼与兰州,即便在行政区域划分中属于同一省份,然而,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文化传统的角度而言,两地的差异性造就了诗人的离乡知识分子写作,因此文化原乡成为刚杰•索木东写作中极其重要的主体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文化流散”时代,身处都市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重述本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几乎是诗歌书写中最为重要的维度。 “闪烁着智慧光泽的/那块桦木经板/已经丢失多年了!/而一片片/沾满灰尘的叶子/却仍旧有人捡拾/奶奶在幼年就告诉我们:/“杨家土司十八代。”/“香巴佛爷富外国。”/高僧大德远去的路口/——我知道/这不是宿命/这是预言的最初印证!”

        按照诗后的注释,那块闪光的“桦木经板”就是诗人的故乡卓尼禅定寺所遗失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这是大藏经最著名的版本之一,而“奶奶”的口述史又丰富了这一认知。对家园、宗教、文化传统的追忆与感伤,成为了诗人抒情的主要基调,“怀古”是具有人类共通性的,而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这又与民族身份、“文化流散”相联通。

        当然,刚杰•索木东的抒情诗所展示的温暖和乐观的情绪,可谓藏族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温和与真实的代言。他曾在访谈中提及自己“不遗余力地努力诠释和传播着优秀的母族文化和个人情感”,在诗歌创作中也是身体力行。在《守望名叫甘南的那片草原》里,他写道:“从一顶黑帐篷开始/所有的记忆都无法忘记/一阵风吹走大草原的牛羊/一轮洁白的月亮里/坐着我以泪洗面的新娘/用烈酒和热血燃起堆堆篝火/我亲亲的牧人兄弟/你用烈酒和热血/点燃我孤居城市的每一个黑夜”。

        诗中,“孤居城市”与“大草原”的“牧人兄弟”显而易见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话关系。诗人偏爱使用都市与原乡的双重地理意象,从而构成了“离乡”与“折返”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文化原乡中,有“黑帐篷”、“牛羊”、“洁白的月亮”、“烈酒和热血”等包含强烈对比色的词汇,开放性的对于牧人同胞的问候与抒情,既喻示了诗人的身份认同,又将文化流散背后的身份撕裂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 、日常生活与混血诗学

 

        学者罗庆春曾提出“文化混血”与“文学混血”的概念,并以此来探讨用母语思维和汉语书写能力混杂写作的少数民族写作者们如何去呈现多民族汉语文学现象。实际上,刚杰•索木东也是混血书写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用母语思维和汉语进行创作,然而他并未用藏文的书面语言写作,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是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的负责人,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在网站更新和收集藏族文学作品,为藏族文学在当代主流文学场域中的传播作出努力。

        除了抒情诗之外,刚杰•索木东也时常书写日常生活。“那十个来自高原的蝈蝈/在水泥铸就的窗台边/叫了整整一夜/那十个远离潮湿的泥土/和阴凉洞穴的蝈蝈/在尾气和闷热充溢的阳台上/叫了整整一夜/这些远离高原的生命啊/我知道,此刻/在这座不夜的喧嚣的城市/你们和我一样/无法享受/真实的黑夜”。

        比起隐喻,我更加相信这是日常发生的一幕。诗人将“远离高原的生命”,与“水泥”的“闷热”的城市相对比,蝈蝈作为离乡的象征物,其面对受到的惊扰,未知的命运与离开高原故地的痛楚,事实上也是诗人的自我招魂。“真实”的黑夜在城市中是喧嚣的,这与诗人具有民俗意味的高原“原乡”构成了对应关系,“你们”和“我”,蝈蝈与人的通感,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却因诗人的原乡想象而充满了文学的混血意味。

        如果说上一节是在讨论“返乡”的话,实际上诗人关于日常生活的表述是与“返乡”殊途同归的。比如“不能拒绝黄昏的来临/一如不能拒绝/水一样的日子/偶尔也结一些冰凌/窗外,有飞鸟掠过/临河而居,有时候/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老人们急匆匆赶回高原了/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后的自己——/谁又能真正葬身异地呢?”

        诗歌从黄昏的体验出发,写到身处“临河而居”的城市兰州,而下一句“老人们急匆匆赶回高原了”,类似口语化的句式又一次开启了对“原乡”守望的基调。生活的城市与现代性不过是“异地”,而对于一个藏族诗人而言,高原才意味着故乡。在这样的类型叙事中,“我”始终代表了双重身份,作为依然身处高原的族人们,“我”是回不去的外来者,只能看到“老人”和“高原”这样的固化对应物,而对于现代化的都市而言,“我”又永远是异乡人。文化的撕裂与混血的诗学由此结合。

        行文至此,再回到刚杰•索木东曾谈及自己创作的体验:“近乡情怯的幸福和悲怆,横亘在和故土有关的每一缕空气中,弥漫在和甘南有关的每一缕血脉里,就形成了我诗歌的原本……惟有如此,我才能在这座旅居的城市,在每一个惊梦的夜半,找到回家的路。”诗人自身对于写作的言说,充分体现了“文学混血”与“文化混血”在当代话语场中生长的可能性,对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话语参照。

 

参考文献:

1.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 .藏人文化网:https://www.tibetcul.com/

4.邱婧:《抒情主体与共同体书写——论刚杰•索木东对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传承与超越》,《飞天》,2012(2)。

 

 

Abstract: Gangcan•Gsomsdong is a Chinese Tibet poet with Chinese writing. This thesis analysis his early poems based on the prospect of Geographic Space、ethnic memories and daily life, his Chinese writing formulate the ethnic memories of Gannan area and private dailylife,this analysis can take advantage to the observation of general features and discourse space in Chinese multi-nationality poem writing.

Keywords: Gannan Tibet people, Chinese poem, Multi-nationality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流变研究”(15CZW058)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期

 

        邱婧,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曾多次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国外社会科学》《扬子江评论》《民族文学》等期刊发表学术文章。

 

        刚杰•索木东,藏族,又名来鑫华,甘肃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有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散见各类报刊,部分作品收入各种选本,译成多种文字。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