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融入”:扎西措的历史想象与文学书写

——读《摇曳的格桑花》

 

向荣

 

一、叙事范型:第一种"融入”

 

        在后殖民文化理论的语境中,藏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对其他族群的读者来说大约都有一种期待视野,即一种想象的异域情调,或日藏地故事的神秘性。过去的一些藏地小说,或多或少也都直接地书写了藏地文化或风土人情的神秘性乃至奇观,并以此吸引了阅读的眼光。即便是《尘埃落定》的历史描写,仍然有一种神秘的命运感笼罩着情节的展开和叙事的推进。而扎西措的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其藏地书写总体上看,是一种去神秘化的自然书写。她把藏地经验放进中国经验的历史语境中,使藏地故事有机地融入中国故事,并且成为中国故事中的一种故事,从而使她笔下的藏地故事与汉民族的中国故事分享了共同的历史语境。比如她写藏地乡村的社会变革,就与汉地乡村变革具有共同的农村改革背景。又如文革的苦难经历在她的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叙事,而她描写的那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人伦关系和痛苦经验,与汉民族同一时期的沉痛经验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没有阻隔,自然也就没有神秘感。扎西措的藏地小说当然也有异域情调和地域色彩,无论风土人情或自然风光,藏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总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便是藏民族内部因地理文化诸多原因,中心与边缘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扎西措在表现藏地、主要是阿坝地区的风情民俗时,她是一种很自然很透明的随性表现,完全没有刻意地做作,或故意神秘化奇观化。村里有人结婚了,她就朴实地写那个结婚的民俗过程,写人物的情感状态。她重点关切和表达的是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及人性人情在历史风雨中的坚守或变异,至于风土人情只是在情节的推进中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毫无刻意雕饰的夸张描写。因其如此,扎西措的藏地书写,从阅读经验来说,基本上没有文化隔阂,阅读能够无障碍地融入文本。这是扎西措小说创作的第一种"融入"。也是她的藏地小说在叙事范型上的一种特点。这种去神秘性去奇观化的藏地书写,放大些说,是对“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期待视野的一种纠偏乃至颠覆,因此还获得了文化反抗的重要意义。尽管作者并没有这种自觉到的反抗理念。

 

二、创作主题:第二种"融入"

 

        《摇曳的格桑花》共收录11篇小说。通观全部小说可以发现,“融入”实际上也是小说的核心主题,几乎每篇小说都涉及到“融入”的意象。“融入”在扎西措的小说文本中是一种人伦关系的理想状态。小到恋人、大至族群,她的文学书写自始至终都在探索和表达人际间“融入”的可能性。在她笔下,“融入”的最高形态是身体与灵魂、文化与信仰的全方位契合。如此完美的“融入”只在小说《启明星》中出现过。更多时候,人际间的“融入”只能是一种历史性地“融入”,是由某种历史情境所规定的“融入”,因而也是局限性地“融入”。扎西措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在探索“融入”的可能性时,坚持把这种可能性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代变化之中,并在历史情境和时代变化之中着力表现人们在相互融入中的艰辛历程和情感体验。在这个“融入”的艰辛历程中,作者为我们呈现了“融入”的三种通道:共同的人生命运、深入内心的情感沟通和感恩式的宽容情怀。《启明星》《王妃的咒语》《摇曳的格桑花》等小说,其人物间的“融入”,特别是汉藏民族间的“融入”主要是基于历史情境中彼此结成的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林中放牧人》则是典型的情感沟通式“融入”;而《云朵上的梦》《野妹》以至《山魂》大体上表现了感恩型的“融入”。作者在描写各种“融入”的个性化故事之时,也书写了“融入”的局限性和缺陷性,也就是非完全“融入”乃至无法融入。这时人际间的“阻隔”便历史地浮现出来了。《野妹》中的野妹为了报恩和守护良心,她无法与情人身心“融入”,而她与丈夫的“融入”却因丈夫生理缺陷而无法完全契合,只是一种有缺陷的“融入”。《责商》书写“融入”,则要复杂得多,男主人公的情爱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寻求“融入”的生活史。他与三个女人之间先后的情爱史,体现出历史与逻辑同构对应的情感形态:最初的失恋是无法“融入”的表征、失望中与袁枚相遇相爱是一种补偿式的“融入”(即有局限的“融入”)、再后来以出轨方式与若月相爱,才实现了身心相契的完全“融入”。所以,面对丈夫的出轨,袁枚临终前竟表现出一种超越个人恩怨的宽容情怀,认同了丈夫的不忠。其根本原因在于,袁枚认同丈夫对那种身心融入式的情爱追求。这一细节自然有些反讽意味,却也传达出作者对“身心相融”的执着和寻求。

        在扎西措关于人伦关系“融入”的想象和书写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叙事原型令人印象深刻,那便是“收养和感恩”的情结。这一原型意象几乎贯穿她的大多数小说、并最终成为“融入”主题的生发背景。那些主人公被收养的历史原因或许多种多样,但收养而后感恩的情结却大致相仿。与养育之情相随而来的感恩之心,使人际之间的“融入”成为可能,或者成为融入的心理动机。但纯粹的感恩也可能导致“融入”的不可能。《新娘馍》《野妹》两篇小说就对“感恩”导致的“阻隔”有深切的反思。这样的艺术反思一方面表现出扎西措具有处理小说复杂主题的反思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生存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复杂性有一种超越性的悲悯情怀。因其如此,她的小说常在不经意的细节深处,悄然渗透出一种艺术魅力和内涵张力。

 

 

       扎西措,女,藏族,曾用笔名阿兰,四川阿坝州人。阿坝州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0期民族班学员。发表有《野妹》《新娘馍》《云朵上的梦》《启明星》《王妃的咒语》《走进中国最美湿地》等小说、散文。著有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现供职于若尔盖县旅游局。

    

        向荣,男,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教授,研究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