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星》是扎西措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篇目排序第一的短篇，不足一万三千字。从相关介绍文字看，《启明星》写作于2004年，在建国六十周年时，以《民族文学》“特别推荐”作品发表，后又获阿坝州首届“丰谷杯”文学奖并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藏族卷》。这一系列成就光芒说明，《启明星》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小说，笔者读后，亦深以为然。

        客观地说，《启明星》从结构上并无神奇之处。大年三十之际，风烛残年的老人旦真去寺庙“还愿”，以及吃“团圆饭”在内的诸多过程，都是司空见惯之情节，甚至，借助老人与自己妻子卓尕带来的人物与事件之回忆，虽有新意，却也是常见的叙事场景。好在这时读者终于明白了这个故事的线索：旦真原来是长征时期流落在阿坝（若尔盖）地区的“少年红军”，在即将冻饿而死时，发生了一系列偶然而神奇的事件，从“身穿黑色长袍的巨人”开始，包括活佛、土司、头人、管家、“仆人样的中年妇女”等在内的高原众生，有如接力一般，将这位因参加革命而被失落在革命道路上的汉人少年救活、养大，并进而上门到卓尕家，结婚、成家、生育子女、传承，再后来又与诸多藏汉僧俗人物结下师徒之谊或友邻之谊的因果。由此，亦可以看出作者对《启明星》这个故事的精心铺陈。而故事中的红色元素、民族团结元素以满满的正能量被诸多文学内行注意，亦为顺理成章之事。

        不过，笔者以为短篇小说《启明星》之价值，并不局限于红色或民族团结之意义，它呈现出了更高级更深邃的美学意味。

        首先，它是人性的善的合力。一个明显外地汉人的孩子，流落到高原，而且大家也知道高原上刚刚过了一支汉人的队伍，这失落的孩子，身上还穿着那支队伍破旧的军衣，而这支队伍与地方的关系，也未必就如书上写的那们融合，至少它的主张与活佛、土司、头人、管家这些高原上层人物的利益并不合拍，甚至与“黑衣道士”的信仰也未必合拍。但是，高原众生，特别是高原上层众生，却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这只手，可以被称为人性，也可以被称为善。人性最基本的内涵，便是“同类相怜”，对同为人类的他人，无分种族、血统、信仰、文化，充满着同情与悲悯。善，善良、善意、善待，是个人对他人应持的基本态度，而真正的善，必须跨越血缘、信仰、敌我，包括善待自己的对手与敌人。在小说里，人性与善，既是真实之人生，又是勇敢、勇气之人生。因为，救助敌人是有一定风险的。但高原众生却可以放下分歧，无视风险，义无反顾。所以，《启明星》中所呈现的善，也是一种“义”，一种超越任何偏见的人间“大义”。

        其次，它是众生的自我救赎。一个流落高原、生活无着，随时可能死于饥寒的红色少年，有如一道人品考题，又有如一面正冠铜镜。救不救，怎么救，救到何种程度？不要说那个大多数人都处于饥饿的年代，就是在早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今天，都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与严肃的考题。现代社会中从公众媒体、影视作品对弱者有意无意的冷漠、歧视、无厘头嘲讽，到各类社会机构、普通民众对弱者的躲避、厌弃、落井下石式欺凌，不但数不胜数，且多发生在自以为正确的不知不觉之间。可以说，现代社会无论机构或个人，在面对绝对弱者的红色少年所需要的救助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现都可能不合格。这就是人性沉沦！西方传统讲的“人性恶”，正是讲的这种人性沉沦！因此，哪怕最理性甚至最怪异的西方哲学家，都主张人性“救赎”与人的“自我救赎”。貌似为了弥补或挽救人类人性沉沦的宿命，我们的这个世界也诞生了各式各样的宗教，以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持守。阿坝高原是一个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藏传佛教的“利他”特性与主张，在这块土地上深入人心。且不说长征时代，只说当下，在我省藏传佛教盛行的阿坝、甘孜地区，在各式门店或大街上乞讨的人就特别多，以笔者的观察，哪怕这些乞讨者进入一家小面馆，至少也能在一桌客人那里讨到一元钱。初时，笔者以为这些乞讨的人是本地人，细探之才发现很多人都是来自内地平原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他们之所以来高原乞讨，正是看中了高原人的善良习性与“利他”传统。藏传佛教中的这种“利他”特性与主张，原本在各民族文化中也有相应的传承，但很不幸地是在内地大多数场合，人性早已沉沦，“利他”踪迹全无，所呈现的，不过是权力、金钱、欲望之间的博弈乱象。也因为如此，笔者以为，旦真的被救，以其说是对旦真个体生命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不同信仰的人，不同血缘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身份与地位的人之“自我救赎”。

        再次，主角集人性与善于一身。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旦真老人托寺院老主持也是他的老朋友昂旺穷迫办几件事，一是用一百元为死去的父母做一道善事，二是用两百元给同为流落藏区且“走得孤单”的汉人彭措念个超度的经，三是留五百元在老主持处作为老妻后事的应急之用；四是用最后剩下的八百元替牺牲了的战友们捐献给寺院。很明显，这是主角旦真老人在交待后世。用那些人性沉沦之人的眼光看待这个情节，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甚至还有无信仰者斥之为迷信。但是，只要是善之人和相信善还存在于人心之人，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不是迷信，这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一生受到善报的人以自己全部的能力对自己人生中所受到的恩典的倾情回报。此外，主角及妻子卓尕对那个有如母亲的“仆人样的中年妇女”的长年念经祈福，以及在主角心灵与记忆之中，对生养之父母的怀念，对经常照顾他的战友罗铭之怀念，无不是主角内心之善的外在呈现。善，起源于善念，传承于善行，表象于善果；衡量善，是先有心，再有行，至于善的能力有多大，能给他人带去多大的改变，已经变得相当次要。

        最后，是“启明星”的美好寓意。小说结尾时，旦真老人弥留之际看见了有如亲人熟悉的眼睛一般的漫天星光以及启明星，这是小说的诗化或升华。这从任何意义上理解都没问题。但笔者以为，作家在此还是有所暗示，那就是只有汇聚起漫天星光，天空才会升起最壮观的启明星。而每个人要汇聚起这漫天星光，无不是以一生的善良心愿与福报之力方能成功。非善良之人，弥留之际一定只会看见黑暗。或许，《启明星》更大的寓意在于，随着时空的流逝，不同信仰的人，不同民族与血缘的人，不同身份与地位的人，都会由最初的疏离、陌生，甚至争战，而最终走向熟悉、融合与同一，并最终拥有共同的黎明。在这个大趋势上，人性与善是它的力量，而时空则是它的舞台。

        扎西措，女，藏族，曾用笔名阿兰，四川阿坝州人。阿坝州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0期民族班学员。发表有《野妹》《新娘馍》《云朵上的梦》《启明星》《王妃的咒语》《走进中国最美湿地》等小说、散文。著有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现供职于若尔盖县旅游局。

           欧阳美书，1963年出生于四川中江县，四川省甘孜卫生学校教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甘孜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诗集《诗歌练习簿》《青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