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小说创作，一定程度深陷在至少两个文化误区之中。一是独尊个人私密化经验，并以个人主义叙事为荣耀，反复撰写关于“内在性”的童话故事；另一个是无限放大身份危机，乃至于不断分解分化宏观视野，在“民族”“地方”“偏僻”“仪式”等话语范围讲述关于文化自觉自信的“中国经验”。前者的思想诉求直接指向“去政治化”的个体意识和潜意识深渊，后者的审美期待经常受文化产业思维的蛊惑，因而多数也就慢慢走向了消费民族、消费地方、消费偏僻、消费仪式，甚至消费苦难的文化趣味主义窄路。无论哪一种，在更高的思想水平来看，当前中国小说创作，都相当严重地缺乏对普遍现实和普遍意识的书写努力，小说这个自古以来的“无用之学”，也就轻而易举地卸下了“启蒙”重担。在圈子化、小市民趣味和个人私密意识的交织中，似乎正在经历着彻底的堕落。
研究藏族作家严英秀的小说创作，需要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框架。因为她小说中突出的思想努力，总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当前学院制度的批判和对当前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危机的体察。
一
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似乎反而是一件不刻意为之的荣光，倒成了一些打着“反抗现代性”“现代性危机”“过剩的现代性”论者的现实依据，于是便顺理成章推导出了一些奇奇怪怪逻辑结果。认为在中国的西部，在西部的西北，在西北的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的宗教群体，是“道”的寄存者，这是近年来我看到和感知到的可谓最振奋人心的说法。有了这样一个前提，西北这个地理概念一下子变成了精神文化概念。在众多精神文化概念中，“现代性危机”或“过剩的现代化”等变成了作家文人们争相书写和梳理的突出命题。他们认为，正因为经济的相对欠发达，西北才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人类意义生活的所在；也正因为现代化工业发展的迟滞，西北才侥幸变成了现代化的后花园。言外之意，我们应该反思发达地区已经出现的“现代性危机”。更有甚者，由西北历史的特殊性推而广之，一批关于“现代性”的词汇不胫而走，大有改变现代哲学方向的雄心。说什么宗法秩序本来就是理想的中国式现代化，说什么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了现代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安贫乐道等等，远高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现代性，我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总之，一句话，有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我们发现了西北；有了这个被发现的西北，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而易见，这其中的逻辑充满了悖谬和混乱，只能导致投鼠忌器的后果。且不说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早就提出过“主客互渗律”不是人真正的自觉，而是人对自身的麻醉的说法，单就我们的现实而言，经济主义价值观有问题，该在这个价值导向中寻找答案，总不能自外于这个价值导向，把人打回原始原形吧！不消说，不加反思，一味求证，一味图解西北现世人生的小说，占有绝大多数版面，而致力于反思和批判的普遍性叙事，则少之又少。
这时候，严英秀的小说思想，显示出了很不一般的识力，她的视角也显得是那么独到和微观。在这一方面最突出者，大概属于《一直很安静》一类篇章。
《一直很安静》的确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消费娱乐价值，因为它涉及到诗人一直以来的人文形象，刚直不阿、气节犹存；也涉及到小技术官僚的官场形象，曲眉折腰、飞黄腾达。更涉及到现今女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具体表现，逢场作戏、左右逢源，甚至以消费身体为荣耀的新的身体美学兴趣；亦涉及到女知识分子遭遇科层化挤压不能自已丢盔弃甲的出逃，传统文化给予她的“寂静主义”，在现代科层管理体制中不堪一击。如此等等，这些二元因素非常适合镜头化，也十分适合各类读者的消费娱乐欲望，在各得其需的满足中，伦理的眼泪有了，道德的眼泪也有了，把小说叙事直接变成一副副关于突破伦理底线和越过道德红线的人格理想主义故事，似乎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思想了。当然，崇高而失败，卑俗而得逞，不妨也是一种审美的感染。
然而，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严英秀娴熟运用叙事手法所得的一种双重批判。一般层面来看，之所以当今高校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精神危机和价值错位感，无非是体制机制的原因，严英秀恰到好处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但一般的社会认识，不能直接进入小说世界，即便强行进入小说世界，必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处理。严英秀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有着自觉的思想眼光的。这便是我要重点指出的特殊层面，即她对自身民族身份和地域文化身份的省思。也就是说，她小说中的学院及其体制机制，首先需要离开西北这个精神文化概念才能被清晰看到。而离开，在严英秀意味着对一套或几套既定文化话语系统的重新审视，甚至颠覆、重估。
在这部小说中，“一直很安静”的传统女知识分子田园，极富隐喻地逃离了高校，给了自己和她赖以存身的传统文化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注意到，有些严英秀小说的研究者，恰好把这一逃离，解读成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恕我直言，这不仅是流俗的价值观，而且可能还是中国式广场大妈、瑜伽会馆、美容院等地二次贩卖传统美学的产物，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或“快乐着我的快乐”“幸福着我的幸福”的具体反映。读该小说，我为什么老想起三个经典细节——《西游记》里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孙悟空，《三毛从军记》中喝醉酒后说出“再研究研究、再议论议论、再想想、再看看……”的小人物言，《阿Q正传》中落魄土谷祠的阿Q对众多女性的挑剔，原因盖在此。
我们总是急于给困境中的人物找到出路，总是急于给不堪的现实一个就近的答案，结果是药方开了一大堆，真正该引起深度反思的思想却一再被迫流失。《一直很安静》正是如此。田园身上系着两个警铃，一个是西北传统文化的，一个是功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科层制的。向后看，西北文献学意义的传统文化，遭遇经济主义知识评价机制，失去了提供意义机制的可能；后前看，小市民趣味浸润而成的小技术主义“现代化”，本来就是从根基上颠覆意义及意义持续可能性的天敌。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学院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学院该怎么办？恐怕才是《一直很安静》的思想韵味。然而，要体味这种况味，需要回到小说叙事的逻辑，而不是向现今流行的各种主义乞怜。由此可见，严英秀能在旧故事中，甚至旧题材中，开掘出思想的新意，得益于她对自我的超脱，对自我既定知识、价值和观念的超脱，特别是她对她作为藏族身份和她被认为一定是藏族身份的代言的超越。两边都不着边际、靠不住，这问题本身当然也就高于多数所见小说中知识分子一般危机和具体道德伦理危机了，它属于形而上学追问。这种追问显然是继古代屈原的“天问”，现代鲁迅的“娜拉出走怎么办”，当代韦君宜或戴厚英“人文之陨落”之后的“接着说”，当然，更是无处不在的“归宿”和满篇民族地方“特色”的西北怎么办的叙事。
二
严英秀另一类堪称普遍性叙事的小说，则属于对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危机的体察和对女性知识分子身处世俗家庭环境的观照。表现最为典型的也许是《仿佛爱情》《纸飞机》《芳菲歇》等小说篇什。
一涉及女性知识分子及其情感危机，读者可能很自然会想到张爱玲、张洁等作家的小说世界，那里面似乎有如许多关于女性知识人的格言警句和醒世名言，也好像已经有个什么关于女性知识人的情感、家庭的处世蓝本等在那里，你只要用心去挖掘，就会有很多故事模式被生产出来。也仿佛一提到女性知识分子、提到学院高墙，便必然是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那个世界里，女性知识人个个奇装异服、神色怪诞，甚至嘴叼烟卷、不近人间烟火，说话也机关枪一般，势如破竹。严英秀显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她的小说世界里，特别是在她这一类叙写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危机的小说世界里，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使女性知识分子情感变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而不单是女性本身。可见，她在这方面的思想用力，要远远高于一般的道德伦理观照和一般的人道理想主义眼光。
《仿佛爱情》在这一表现上既显典型又颇多奇特。典型是说女博导朱棉显然属于上一辈知识人，也许是传统型知识分子吧。故而，在她的眼里看过去，自己的女博士娜果应该像自己或自己的父辈一样理所当然地、按部就班地获得家庭和爱情，即便结果不怎么体面，那也比娜果为了求得城市生活的一切保障嫁给一个丧偶老男人要强得多。事实当然不尽如朱棉所想，娜果还真这么干了。尽管中间隔着物质和经济及道德伦理、社会身份的诸多想象余地，但叙事到这一层，应该说还比较平庸。因为这类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故事，无论是对他者内心的体会和推测，还是自我的确认，都比较多，几乎到了泛滥的程度。不平凡之处在于，严英秀通过叙事隐喻处理，比如对猫的直感到通过猫终于打通上下两代人历史，这篇小说的精神便马上立起来了，这是小说奇特的地方。
奇特不是拧着现实逻辑的穿越，也不是中国式先锋派小说几成叙述符号的不按常理出牌，表达什么现实的荒诞之类技法。严英秀的奇特实则是实证的现实主义态度，上辈知识分子深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塑造，无法认可娜果的选择，朱棉这一辈则又多受女性主义浸染，觉得娜果的这种情感归宿，无异于对“独立之精神”的亵渎，三项力量在这里构成了思索张力。读者不得不重新回到自己的现实来思考问题。当父辈表面看起来心平气和的情感生活，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时，那种基于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平等”婚姻，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独立”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有其社会机制支持。当朱棉颇用心思的情感启蒙濒临瓦解之时，人们不禁要问，朱棉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显然，朱棉的过程充满了悖论和错位，她的那个“独立”或者说她对娜果选择的怀疑，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当前文化的确认基础。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娜果应该由谁来确认？她自己吗？抑或是她的价值共同体？肯定都不是，是当今占强势地位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如此一来，“仿佛爱情”便成了关于爱情的借口，毫无含糊，这恐怕才是今天每一知识女性所处的实际情感环境。它华丽漂亮，但处处陷阱；它理由充足，但内里的谎言不言自明；它假独立之名，实则卖依附之实；它被经济社会大包大揽支持，然而主体性其实早已被所谓城市化所抽空。传统经典知识赋予女性知识人的和现代哲学反复灌输给女性知识人的那点意义感，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落花流水，真正成了“空洞的能指”。
这一层来看，严英秀的叙事探索，着实让人震惊。看起来只不过是高校四堵墙内的事，也只不过是占知识分子人数不过半的女性私人风暴，可是，当它成为叙事，成为不断放大的认知，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到底是如何从里面开始慢慢掏空每一知识人硕果仅存的那么点主体性的，想一想，都不油然觉得心寒彻骨。深层的情感危机，必然连缀着一个社会提供给你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政治经济导向背后的称坨，却不见得是被我们念叨成顺口溜的道德滑坡、人心不古、情感冷漠，是文化政治危机。严英秀这类小说，实际上最终的思想指向，便是我们的机制本身。
三
当然，严英秀的情感危机类小说，绝不止这一种，有时候她的视角关注点在纯然的爱情叙事，比如《纸飞机》等。有时候似乎情驻理想主义，尽量突出和放大女性知识分子在事业上、情感上和社会贡献上，乃至道德上的楷模作用，谓之为“给人们一缕光亮”，比如《芳菲歇》等。
女性作家及其研究者，好像格外喜欢“安放灵魂”（这个词当然不是女性作家和研究者首先所用）一词的文学性。我未曾深度追究，但直觉告诉我，“安放”而“灵魂”，好像有使活动之物、激情之物处于寂静乃至死寂的意思。与世无争还是轻的，与世隔绝或者自绝于世界，才是目的。当然，“灵魂”云者，不是空穴来风，属于宗教类灵异之学。通过个人修持，达至寂静主义的程度。据考证，寂静主义指17世纪的一种神秘灵修运动，其主要倡导者为西班牙神父米盖尔•莫利诺斯和法国修女盖恩夫人。寂静主义者试图通过从日常世界隐退而创造一种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关系，因而自身的思维和意志则完全被动。他们拒绝传统的祷告和其他教会礼拜活动，而将时间用于默想。1687年，罗马天主教会宣布寂静主义为异端，原因是这种东西首先是对生命本身的虐待，其次也不符合任何以真善美为终极目的的宗教诉求。现在寂静主义仿佛又回潮了，表达的究竟是逃避现实还是想皈依宗教？文学与当下活人世界无半毛钱的关系，这不知道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不过，从现有的论述不难把握，寂静主义至少与“国学热”和 “传统文化热”密切相关，它限制并约束思维向现代社会蔓延，因而它不主张人有主体性，它鼓励的是民粹主义，即关起门来大谈理想主义，打开门便是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唯独没有主体性的余地。我想，文学特别是叙事类文学之所以在自媒体时代还有价值，这个价值不止在自持和自修，更重要的在于它能通过它的手段，打破已经或即将形成的圈子化趣味、圈子化经验和圈子化思维观念，迎着一切的躲避，勾连事象背后的普遍性，并形成叙事逻辑，让其所包蕴的思想力量被绝大多数读者所感知到。也就是说，文学应该成为另一种思想言说，这是今天时代规定性推到文学面前的一个义务，惟其如此，文学的棱角才有理由突破到处弥漫着的自媒体封锁线。否则，如果把文学及其创作视为一桩无关紧要的生活装点，或道德情操的自我写照以及消费自我的另一种形式，那么，不用宣判，文学的死期也就快了。
为什么呢？当文学编辑、文学刊物、文学机关、文学奖项、文学项目和文学教学等庞大复杂的生产程序，最后所生产之物仅仅是自我消费品、自我陶醉品，部分事实已经证明，影视叙事和娱乐公司，其实早已有了其独立创意制作法人，而且他们的商业逻辑和资本运行法则，也早已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了。与之相比，文学如果还是那个向内的自持和自我指认的状态，虽然看上去仿佛还比较蒙人，但毕竟无法改变其本身笨手笨脚的总体面貌。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写作和研究，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强调的用地方知识“深描”普遍共识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广为人知的“地方”与“话语权力”理论，如果文学紧贴着文献学和宗教原典意义的宗旨循环往复，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就仍不属于“原创性”，更遑论在“文学边缘化”总体语境，提炼并适当放大少数民族经验了。
四
严英秀既是一个创作者，也是一个优秀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她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如果窥斑见豹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仅以上两点论，她小说创作的思想能量也便可见端倪了。在如此之多的同质化小说家中，能突出一点者都不多，何况她突出了两点或者更多，这已经预示了她在这方面的前景。正如她曾写批评文章强调指出的那样，西部乃至西北，确实有那么一种“特色”标签。自致角色也罢，他者赋形也罢，总愿意舒舒服服背对现实，大家都不愿从惯性思维中逃离，认定那个飘飘忽忽的“道”仿佛就应该属于经济相对滞后，就应该与欠发达的工业化相匹配，紧接着西北似乎真成了“过剩的现代化”的现实依据，也好像真成了佐证“现代性危机”的理论口食。其实不然，大多数打“特色”牌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非但长时间无法突出出来，而且基本存在迅速被遗忘的尴尬。诸多事实一再表明，只有熟谙“普遍性”的终极追求，才能具有自觉的“特色”构建思想，反过来，如果没有“普遍性”思想基石，“特色”也将不保。严英秀无疑是一个跳出本土审视本土的研究型小说家，相信她一定会沿着思想言说的方向，继续走下去的。
原刊于《飞天》2017年7月
牛学智（1973—），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副研究员。
